但最终，由于第二代人的生育率仍将低于替代率，人口状况的现实最终会水落石出。人口会逐渐下降，正如在西班牙或保加利亚等地区，已经在下降了。整个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为0.2%，它的人口也很快会出现下降。

不过比利时还能喘息一阵。从今天（1120万）到2060年（1140万），比利时的人口预计将保持稳定，甚至可能出现小幅增长。这是有原因的。事情可以追溯到1964年西奥多尔·勒费弗尔（theolefevre）和哈桑二世（hassanii）达成的协议。

由于法语区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之间的苦涩分歧，出任比利时的总理，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工作之一。在比利时的大部分历史中，瓦隆区拥有煤矿和各种支柱产业，发展得更加繁荣，这让弗拉芒人感到受了打压，抬不起头来。但近年来，风水轮流转——在一个全身满是跳蚤的国家，这无非是另一处鼓起来的疙瘩罢了。选举后建立联合政府要花上几个月，而且联合起来的政府说不定还很不稳定。所以，当西奥多尔·勒费弗尔1961年上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有一件任务是迫切需要完成的：比利时当时正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工人太少，脏乱臭甚至偶尔还很危险的工作没人干，而这些工作，又是支撑比利时工业的动力。怎么办呢？

摩洛哥的哈桑二世也有自己要操心的问题。继位3年后，摩洛哥对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主张激怒了邻国，而本国北部的部落又发动了叛乱。哈桑二世需要外援和西方政府的支持。但安全和财富与出口密切相关，摩洛哥除了自己的人口外几乎没有东西可供出口。好在人口正是比利时所需要的。1964年，比利时和摩洛哥签署了一项协议，将数万名摩洛哥人（主要是麻烦的里夫山地部落人）送到比利时作为外来劳工。其他欧洲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引入土耳其人、阿尔及利亚人以及其他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人。按理说，外来劳工的逗留只是暂时性的，可惜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愿。引入的外来劳工生了孩子，而孩子一出生就成为比利时公民。

20世纪70年代，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到比利时的瓦隆区，传统工业开始走下坡路，面对来自从前叫作“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发达国家数百万最边缘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在比利时，这类没了工作的工人里，有许多都是摩洛哥人。他们寻找新的就业途径，却碰上了比利时传奇的官僚机构；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却发现学校走向衰败，因为莫伦贝克等社区陷入贫困，教师们纷纷逃离。许多比利时人担心，隔离的贫困摩洛哥下层阶级正在脱离比利时社会，顽固地拒绝整合。加拿大记者和城市理论家道格·桑德斯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些移民并没有退回到返祖的摩洛哥式生活中；他们只是在得不到周围城市的帮助下努力求生，哪怕这意味着灰色市场经济和犯罪。”他写道。最终，比利时政府采取了改善措施，提供更好的培训和教育机会。一些令人鼓舞的整合迹象出现，阿拉伯裔比利时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府办公室和教室里。布鲁塞尔已成为全世界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但对许多人来说，隔离依然存在。比利时这个小国有着数百万人口，它拥有迷人的村庄、风光如画的农田和绵延起伏的山丘，它不是一棵随意生长的树，而是若干隔离社群的集合。

参加我们晚宴的年轻弗拉芒艺术家和专业人士，没有任何穆斯林朋友。（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瓦隆区朋友。）他们意识到，比利时人必须更好地将这些非常不同的全新人口融入比利时社会。“我们愿意更好地了解他们。我们都必须学会更多地相互理解。”朱迪斯说。但这很难。

出生率低于替代率的先进社会，可以依靠移民来维持人口，或至少减少人口数的下降。但移民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问题：隔离，拒绝，种族冲突，紧张局势升级。虽然引入移民可以弥补出生率的下降，但移民（包括穆斯林移民）迅速跟本国生育率接轨。新来人口只需要一代人，就适应了21世纪城市生活的基本现实：孩子少，值得珍惜。

随着社会的苍老，欧洲注定会变得越来越白发苍苍，移民填补了因生育率下跌而减少的对工人的需求缺口。这种压力已经非常明显：2015年和2016年，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以及伊斯兰国的崛起，超过100万中东难民涌入欧洲，一度欢迎他们的各国政府关闭了边境，还竖起了栅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难民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爱琴海或地中海到达欧洲，而不是简单地穿过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国境线？原因之一是保加利亚边防卫队早就严阵以待，竖好了栅栏，加强巡逻，据说对难民还很残酷。东欧国家本可以将涌入的移民妥加利用，但他们比西欧诸国更不愿意接纳难民。“保加利亚不需要没受过教育的难民。”副总理瓦列里·西梅诺夫告诉bbc。即使是熟练移民也不受欢迎。“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甚至日常习惯也不同……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保加利亚对欧洲移民潮是戒备得最好的国家之一。”

保加利亚人口已经从1989年的近900万，缩减到今天的700多万。由于出生率低（1.5），几乎完全没有移民，外加保加利亚人逐渐迁移到欧洲其他地区，到2050年，它的人口有可能会再降低30%。保加利亚人需要新人。但他们不乐意。他们宁肯消失，也不愿跟陌生人共同生活。

为什么这么多欧洲国家，哪怕明知道本国人口正在减少，或者即将减少，仍然不愿意接受移民呢？为什么有些移民群体难以融入呢？这些问题引发了一股黑暗的争论漩涡：歇斯底里而近乎种族主义者的作者，如布鲁斯·巴尔（brucebawer，著有《当欧洲沉睡：激进伊斯兰教怎样从内部摧毁西方》）和马克·斯坦恩（marksteyn，著有《熄灯：伊斯兰教、自由言论和西方的暮光》）警告说，伊斯兰将从文化和政治上接管欧洲，用伊斯兰教法和新的哈里发王权取代西方的宪政民主。事实上，到2050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不会超过整个欧洲人口的1/10——创造不出“欧拉伯”或者“伦敦斯坦”。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穆斯林人口数量还会比这个数字低得多，因为来源国的生育率也在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斯林的生育率接近其所住（欧洲）国家大多数人口的生育率。”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0年，欧洲穆斯林的生育率将降至2.0，低于替代率，比非穆斯林人口生育率1.6仅高不到半个孩子。然而，2016年6月23日，反移民（来自非洲、中东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情绪令52%的英国人投票选择脱离欧盟，对移民的恐惧引发了从法国到波兰右翼政党的崛起。但是，群众受到高调恐怖袭击的惊吓，要求关闭边境，让社区更安全，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所有意识形态、各种肤色的欧洲人都在挣扎着寻找出路以解决这个悖论：欧洲需要移民，可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论中又满满都是怨气。

当然，解答非欧洲移民难题的一个答案是，生育更多的欧洲人，提高自然出生率，让人口增长，并逐渐变得年轻化。增加儿童抚养费，扩大日托，以法律形式保障育儿假——当然还可以给予一些激励措施，说服欧洲夫妇生二胎或者三胎。事实上，部分政府已经尝试过，但所得结果，充其量只能说是好坏参半。

20世纪20年代初，日后成为瑞典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贡纳尔·默达尔（gunnarmyrdal），尚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读，却已有些恃才傲物了。实际上，一位教授甚至警告他要对长辈更加尊重，“因为决定你晋升之途的将是我们。”“好的，”默达尔回答说，“但您的讣告可是我们来写。”一天晚上，这位铁路工人的儿子在一家农舍小憩，他此时正在骑自行车旅行，他在这里碰到了农夫的女儿阿尔瓦，而这成了20世纪一桩最伟大婚姻的缘起（听起来像是个蹩脚笑话）。两人将分别获得诺贝尔奖：贡纳尔于1974年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获经济学奖；而阿尔瓦，将在1982年与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分享和平奖。在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引用了贡纳尔论述美国种族不平等的里程碑作品《美国的困境》（anamericandilemma）——《纽约时报》说它“可以说是自托克维尔以来……关于美国最重要的一本书”，该案件废除了美国学校内的种族隔离制度。阿尔瓦领导了全球核裁军运动。他们也是一对生活精彩、相互扶持、偶尔也吵吵闹闹的夫妻，两人的婚姻持续了60年。“人们没有意识到，生活中的巨大幸福是，和所爱之人一起慢慢变老。”贡纳尔曾说。

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都为瑞典惨淡的生育率问题担忧。生育率从1900年的4.0暴跌至1935年的1.7。和每个西方国家一样，当时瑞典正在大萧条中挣扎。贡纳尔夫妇担心，除了其他不利的直接后果，大萧条还会抑制出生率，危及瑞典的人口稳定。此前，为大家庭辩护的“多生育政策”由政治和宗教势力把持，天主教会还鼓吹要反对避孕和堕胎。贡纳尔夫妇从左翼的视角来理解这个问题，认为只有当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成为完全平等的伴侣（这是阿尔瓦热心的环节），人口水平才能维持下去（这是贡纳尔着迷的地方）。

1934年，他们发表了《人口问题中的危机》（thecrisisinthepopulationquestion），使瑞典与人口政策相关的政府机构受到震撼。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根深蒂固的团结传统，令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掌权，政府大规模举债，以庞大的开支应对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根据贡纳尔夫妇书中的建议，斯德哥尔摩政府实施了改革，为孕妇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并提供慷慨的家庭补贴。由于妇女怀孕或是为人之母而将之解雇，从此成为违法行为。瑞典女性越来越习惯于“事业与家庭相结合”的概念。一番努力之后，出生率提高，经济得到改善。是瑞典的社会政策带来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带来了出生率提升呢？几十年来，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困扰着经济学家，但迄今仍未得出共识。我们只能说，这三件事一起发生了。瑞典的出生率逐渐上升至2.5左右。

但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上市，10年后，按需堕胎合法化。瑞典的男士们很高兴妻子去工作，也同样乐于仍由妻子打理家务，这让女士们压力倍增，分外不满。20世纪70年代，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瑞典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但跟欧洲及北美的其他政府不同，瑞典政府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持高生育率。政府扩大了日托，发起了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运动。到1989年，产假已经延长到一整年，期间仍可领取90%的收入，生育率又回升到2.1。

但这些项目代价极高，到了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和银行业泡沫破裂，瑞典经济陷入混乱，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随着政府挣扎着应对衰退，孕产妇支持项目（当然还有其他的一切）遭到削减。不管是因为福利举措的缩水，还是因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最大的可能是两者皆有），瑞典的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到20世纪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推出了新的项目来提高出生率。如今的育儿假延长至480天，在假期中的大部分时段可保持80%的收入。夫妻双方都必须（是的，必须！）休两个月的假，要不然就会丧失部分福利。除了慷慨的基本家庭津贴福利外，每多生一个孩子，还可以获得额外数目的津贴；多生孩子，每名孩子享受到的津贴总额也随之提升。在斯德哥尔摩，父母推着婴儿车，可免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孩子生病，家长需要待在家里陪同，大多数雇主都提供带薪休假。今天，瑞典的生育率是1.9，高于很多发达国家，但仍不足以让人口维持长期稳定。瑞典越来越多地依靠移民来巩固人口——不过，本国公民对新移民的抵制情绪越来越浓。

瑞典的例子似乎为希望提高生育率的国家提供了两点基本的经验教训。旨在鼓励父母生孩子的大范围支持项目的确会产生影响。它们可以把指针往上拉，但拉动幅度并不太多。而且，这些项目极为昂贵，在经济低迷时期难以维持。一旦出现经济低迷，家长就不乐意生孩子了。担心遭遇可怕的未来，说不定也是日本出生率持续低迷的幕后推手之一。经济不确定性是一种强有力的节育形式。

俄罗斯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柏林墙倒塌时，俄罗斯的生育率是每名妇女生下2.2个健康的孩子。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的走低，出生率急剧下降，90年代末就降到了1.2。再加上酗酒导致的预期寿命缩短，俄罗斯总人口开始下降，从1993年的1.48亿减少到2009年的1.42亿。但弗拉基米尔·普京成功扭转了这一趋势。反酗酒项目取得了成效，该国的经济在石油和天然气的推动下实现反弹，人口也依靠移民回升至1.44亿，生育率提高到1.7。

兴许，你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暗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创造的条件，让女性做出少生孩子的选择。但过上一段时间，经济衰退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经济好转，人们也随之爱上生孩子。好年景导致婴儿减少，坏年景令婴儿更少。

在那天的晚宴之前，朱迪斯和纳撒尼尔，还有他们的朋友们，并没有想过这个话题。他们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忙于寻找一套体面的公寓，操心着找工作，接着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尽情享受美好的二人世界。是的，双方的亲密关系足够稳固；我们一起住吧。我们结婚好吗？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该要个孩子吗？好吧，也是时候了。我们再生一个？不，现在我们的年纪都太大了。

而整个欧洲，就这样走向了衰落。

[1]commonlawrelationship，是在英美习惯法体系下认可的一种非婚同居关系，双方未进行结婚登记，此外也并无配偶，习惯法体系下认可双方的财产等相应权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