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宦官成天陪在皇帝身边，很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而禁军的最高统帅只有有限的几个人，他们拥有控制军队的全部权力。皇帝只要一时高兴，把这几个职位都交给了宦官，宦官就可以随意控制禁军，没人能制衡他们了。

所以，宦官专政的本质原因也在于军权过于集中。其实，跟宦官不宦官的关系都不大。不管皇帝任命谁统帅禁军，只要那个人手中的军权过大，都会威胁到皇权。皇帝不可能保证自己从来不看走眼，不会委任阴谋家当将军；也不可能保证将军一辈子不会野心膨胀。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分散军权，不把军权交到一两个人的手里。

三

宋朝的制度和前朝相比，就是朝这个方向改进的：

首先是解决地方军阀割据的问题。宋朝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由中央直接控制规模庞大的禁军。禁军原本是皇帝个人的卫戍部队，只用来保卫首都和皇帝的安全，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宋朝的禁军多达几十万人，这些禁军实际上就是中央军。

宋朝的禁军不仅人数众多，战斗力也是最强的。朝廷要求各地向中央选拔最优秀的军人加入禁军，禁军的装备、训练、给养也都是最好的，保证禁军能干得过地方军队。北宋前期还要求中央军定期轮换到各地驻军。这样既加强了边疆的防守力量，也起到了监视地方的作用。而且派到各地去的中央军，将领都是临时任命的，将领和士兵并不熟悉，这就是著名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有效避免了士兵只忠于将领，不忠于朝廷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安禄山那样的军阀。

在中央，宋朝进行了分权的改革。唐朝不是有几个宰相统筹所有政府部门的事务吗？赵匡胤认为宰相的权力太大了，他保留了宰相这个职位，但是宰相的权力缩小了，财政权和军权都被剥离出去。原来的宰相，现在变成了三个平行的机构：一个是“中书门下”，就是原来宰相府，原来是什么都管，现在只能管行政事务了；一个是“枢密院”，这是管军事的；在北宋前期，还有一个“三司”，这是管财政的。

三个部门，三个领导，互相独立，谁也管不了谁，都直接向皇帝汇报，听皇帝的命令。这样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可能一人独大：甭管是有钱没军队，还是有军队没钱，总之单独一个部门什么事都干不了。

对于中央军的处理，宋朝统治者也是处心积虑。我们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在一次酒席上把几名大将的军权给剥夺了。其实这几名大将统帅的并不是全国的军队，他们是中央军的领导人。赵匡胤把中央军的军权拿到手以后，也采用类似的办法，把中央军分成三个部分，上面不设更大的领导，三个部队的将军都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三支部队互相制衡，武将想发动政变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了。

光这样还是不放心。赵匡胤又把调兵的权力给了枢密院，而管理枢密院的，都是一群文官。这么一来，要调动军队就得经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得有皇帝的命令，这个命令先到枢密院，通过枢密院的文官下达调动令，军队才能从驻地开拔。而负责指挥军队的，不是枢密院，而是另外指派的武将。军队还得花钱吃粮啊，在军队开拔前还要动用国库，还得通过三司。

你看一个军队的开拔，中间要牵扯很多部门，这些部门又互相独立，都单独向皇帝一个人负责。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指挥军队，政变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宋朝避免军人政变的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但武将如果要在枢密院当官，就会受到文官的层层阻挠。

北宋的时候，有一员名将叫作狄青，他出身十分低贱，是因为犯法被发配充军的。但他作战勇猛，从底层小兵干起，一路靠军功爬到将军的位置。宋朝的配军为了防止逃跑，要在脸上刺字。狄青为了遮掩刺字，在打仗时戴着青铜面具，还披头散发，样子十分骇人。狄青在和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收复了不少失地。这么一个军事奇才，皇帝打算重用他，任命他当枢密院的长官。这一下舆论哗然，文官们都不干了，上书说让一个配军出身的武人进枢密院，皇帝你这是乱政，咱们大宋没这规矩。皇帝执意要用狄青，这些文官们就成天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天天挑他的刺儿，鸡毛蒜皮的事也要拿出来攻击一番。甚至胡说狄青家的狗长角，这是不祥之兆啊皇上！最后，皇帝只能屈从舆论，不得不把狄青撤职下放，狄青在郁闷中病故。

从宋朝官员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宋人对五代军人政变的极端警惕。为了宋朝的长治久安，官员的这种反应是对的。狄青很可能是被冤枉的，但冤枉了他一个，能保证宋朝再也没有武将兵变的危险，用一个武将的冤屈换来国家的安定，这买卖是划算的。

大规模的分散权力，保证了宋朝再也没有武人、宦官干政的可能。试想，假设皇帝昏庸，非要让身边的官宦执掌兵权，那他把这宦官往哪里派呢？往哪里派都只能拥有一小部分权力。就算让宦官去执掌权力最大的枢密院，可枢密院里管事的还不止一个人。宋代吸取唐朝的教训，不允许宦官学习文化。你说一个没文化的宦官跑枢密院里面对一大堆瞧不起他的文官，他又没有绝对的权力，他还不得被文官们活活喷死？

仅仅分散官员的权力还不够，宋朝还要限制皇帝本人的权力。道理很简单，所谓权臣、宦官专权，很多时候其实是皇帝本人犯糊涂，自己把大权交到了某个野心家的手里。假如皇权太大，皇帝犯糊涂的时候就没人能管得了他。所以赵匡胤还提高了文官集团的地位，规定皇帝必须尊重文官集团的意见，不能独断专行，而是要“与士大夫治天下”。

有这么一段故事。说宋仁宗有一位特别宠爱的贵妃，想让自己的伯父当“宣徽使”，这是一个掌管宫廷内务的官儿，有点类似于清代的内务府总管。这个贵妃就成天跟仁宗吹风，求他。仁宗喜欢她呀，就满口答应了。有一天上朝前，这贵妃一直把仁宗送到大殿门口，用手摸着仁宗的后背说：“今天您可别忘了宣徽使这事儿啊！”仁宗连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仁宗上朝后，就下了一道旨，任命贵妃的伯父当宣徽使。这旨意下去后，时任御史中丞（相当于监察局局长）的包拯跳了出来，说这事不行！然后当场滔滔不绝，历数反对的理由，因为说得太激动，竟然把唾沫喷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一看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收回了命令，怏怏地回后宫去了，回去还跟贵妃抱怨说：“你就知道找我要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御史中丞是包拯吗！”

这则故事载于宋朝的文人笔记中，细节未必可靠。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宋朝前期，皇帝的权力实在小得可以。“宣徽使”并不是能左右朝政的重要官职，但就是这么个官，皇帝也不能随便任命，你也得符合法律手续、遵守儒家官僚的道德共识。在这种制度下，皇帝要是想犯浑，任命个弄臣、宦官或者外戚来把持朝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四

当然，在独裁社会里，任何政策在执行的时候都会打折扣。因为皇帝权力太大，总能想到一些绕开祖制的办法。到了北宋末年，宋神宗开始改革政治制度，把大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赵匡胤定下的平衡制度被陆续破坏了。

这就牵涉到“如何让制度保持不变”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事，一方面，时代形势总是在变化，僵化不变的制度总会跟不上新的形势，给朝政带来危机。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后人随意改制，那开国时精心设计的制度就会沦为空谈。就拿宋朝来说，赵匡胤设计的君臣互相制衡的制度本意是好的，但是后来的皇帝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只觉得这种制度束手束脚，他贪图方便把旧制度一脚踢开，他自己是舒服了，却给国家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古人也不是没想办法，要想保持制度永久不变，就必须把制度的权威性放到一切权力之上，连皇权都没有它大。这个权威古人找到了两个，一个是儒家道德，一个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儒家道德就不用说了，单说祖宗家法。

我们看古装电视剧，有时会看到年轻的皇帝想要施行点什么新政策，也不是什么大事，结果那些大臣们全都跪下了，一个个大叫着“某某规定是祖宗家法啊，不能改呀！”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大臣太讨厌了，抱着上百年前订下来的老规矩不放，顽固愚昧。但其实换一个角度想，这些大臣对“祖宗家法”的无条件崇拜，是在维持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变。皇帝要改的虽然是小事，但是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会面临国家制度被完全破坏的险境。从这个角度上讲，祖宗家法其实相当于今天的宪法。

然而，因为古代王朝是君主制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祖宗家法也好，宪法也好，无法对皇帝构成绝对的束缚，皇帝或者其他掌权者只要有心，总能想办法破坏掉祖宗家法。因此建国时的旧制度被破坏，也就成了早晚的事。

我们说过，古代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些没法解决的问题，如人口增多、土地兼并、官员贪腐等，这个“制度被破坏”也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到了北宋末年和南宋的时候，国家里出现了不少权臣，皇帝也犯了不少的错误，甚至还出现了童贯这个权倾天下的大宦官。

即便最后制度还是被破坏了，总的来说，宋朝制度在避免武将政变、宦官专权方面做得很好。明清吸收了宋朝的经验，因此明清两朝也是一样，有大权在握的宦官、权臣，但这些宦官和权臣都不能威胁皇权，只要皇帝一皱眉头，他们立刻灰飞烟灭。唐朝宦官可以随意废立皇帝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次进步，让中国的君主制度更加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