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预防“地方官贪污和独立”的问题，这需要制定极为复杂的制度，安排多方势力互相监督和制约，还要有公正全面的考核系统、通达保密的检举系统、高效安全的通讯系统——简而言之，需要一个成熟、庞大的官僚体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又必须依赖繁重的文案工作。大量文案工作要求每个官僚都要接受足够的文化教育。大量识字的官僚又要求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教育机构。

原始人类没那实力啊！

目前，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夏朝人使用文字的证据。从已经发掘的遗迹上看，夏朝时期的文化还很落后，甚至国际学术界连“夏”这个朝代存在不存在都还有争议。

夏朝的生产力很落后，在这个时代，想建立一个能统一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比夏朝更早的尧、舜、禹时代了。

因此史学界一般认为，尧、舜、禹——假如他们存在的话——不可能是整个华夏地区的统治者，他们只是某个部落的首领。当时各个部落之间有摩擦，有合作，需要有人协调，于是各个部落开会商量，大家一起推举一个人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尧、舜、禹就是被推举出来的。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各部落就采取类似的推举制度。这些部落开会选出的领袖称为“汗”。

“汗”的推举过程当然不是大公无私的，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当上领袖能为自己和部落谋取更大的利益，人们都会争着抢着去当。

因为“汗”是推举产生的，所以“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王。“汗”的权力有限，并非独裁者，更像是盟主或是调停人。他负责维护各部落之间的秩序，如果他侵犯了其他部落的权益，其他部落也有可能会推翻他。因为权力有限，所以“汗”也没有能力指定自己的子女为继承人。他只能在退位的时候向其他部落举荐继承人，至于该人能不能继承，那就要看部落大会同不同意了。

这个“推荐继承人”，恐怕就是尧、舜“禅让”的真相。

如果不嫌我啰嗦的话，让我用现代的例子再打一个比方。

这就好比在学校里，一群有共同爱好的学生组织了一个活动小组。学生嘛，谁也不可能去统治其他同学。但是小组总需要有人牵头组织活动，于是大家只能采取推举的办法——大家坐在一起商量，选出一个组长来。这个组长毕业了，必须离开小组了，小组里剩下的成员就要继续开会，继续推选新的组长。前任组长在离开之前，也可以推荐自己看中的继任者，供大家参考。

自然，我们不能认为这里的组长和古代帝王是一回事；也不能因为组长的推选过程是“大家商量”，就认为这里面都是和睦友善，绝无勾心斗角；更不能因为组长临走的时候推荐了自己的继任者，就认为他大公无私，是个大圣人。

这就是“禅让”的真相。

认为上古禅让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美德，这种说法最早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首的那些学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旧的社会制度逐步瓦解，旧的道德规范被人践踏。用大白话说，就是“世道一天比一天乱”，用孔子的话说，叫作“礼崩乐坏”。生活在这个年代的人们，免不了总念叨着新不如旧，过去比现在好。既然过去总比现在好，按照这个逻辑再进一步推想，在更古老的尧舜禹时代，社会就应该是最美好的了。

所以孔子他们把上古时代的部落盟主推举制度大大美化一番，想象尧、舜是出于高尚的品德，主动让出权力的。至于“尧生活俭朴，克己爱民。舜宽厚待人，以身作则”，这些说法其实来自于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诸学者的美化，并没有特别的根据。当时的史书《竹书纪年》和政论《韩非子》就有不同的说法，认为舜和禹都是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我们按常理推想，尧、舜真正的品行恐怕和普通的部落盟主没什么区别。

如果学历史学得囫囵吞枣，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禅让制比世袭制更“先进”。原始部落还是禅让制，到了后来改成了世袭制，这社会怎么越发展越退步了呢？

我们要明白禅让制和现代的选举制有本质的不同。选举制是在现代人有能力当独裁者的情况下，选择不去世袭和独裁。而禅让制是独裁者有心世袭却苦于没有能力的妥协之举，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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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片上有一些简单的刻画符号，有些人认为这是原始的文字。但由于符号太简单，不可能描述复杂的信息。

三

尧、舜、禹是部落盟主，那么黄帝和炎帝是什么呢？

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是否真实发生过，大致基于两种资料。

一种是古人的史书。古人所处的年代比我们早，和古事相差的年代比我们近，他们对古事的叙述就比今人更可靠些。比如写《史记》的司马迁是汉代的史官，他可以见到皇室收藏的历史资料，可以采访当时健在的老人。时至今日，司马迁见到的那些历史资料和古人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他留下的《史记》便成了记录那段历史的最好史料。

但是古人说的话也未必可靠，古文可以伪造，古人可能犯错，甚至故意写错。所以，研究历史要遵守“两重证据法”，除了古文，还需要第二种历史资料——文物古迹，用文物古迹和古人的文字记录互相印证，这样的结论才是比较可靠的。

根据这个标准，商代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我们除了挖掘出大量商代的宫殿、陵墓遗址和商代器具外，还发现了大量来自于商代的文字——甲骨文。这些文字是商代人亲手刻下的，讲述了商代的政治和经济情况，当时的人们称自己的王朝为“商”，说明商朝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

夏朝和三皇五帝的存在就有一些争议了。

关于夏朝，我们今天只发现了一些远古的遗址，知道这些遗址的年代早于商朝，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没有看到那时的人称呼自己为“夏”。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这些遗迹是属于夏王朝的（当然，不管它叫什么名字，都是早于商朝的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实物证据不多，我们再看看古人自己的记录。

关于夏朝和三皇五帝的描述，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的古书。可是，春秋战国距离夏朝已经一千多年了。那时的人谈论夏朝，就好比我们今天的人谈论宋朝一样，年代实在是太久远了。他们声称一千多年前的夏朝如何如何，并不是很可信的。

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华夏大地上，在商朝之前的确有文明存在。至于这个文明是不是叫作“夏”，“夏”的统治范围到底有多大，有没有统一华夏地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夏朝已经很难确认，三皇五帝就更是传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三皇五帝”并非是一种空穴来风的神话传说，黄帝、炎帝可能是某个原始部落的首领，或者是部落的名字。更多的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至于说黄帝发明了种种器具，这应该只是古人对文明渐进过程的一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