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初入高中的几年过得太艰难了！我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总是处在被教育体系彻底抛弃的危险之中。如果学校接收的主要是与我同一阶级的学生，而不像实际情况那样主要接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我想我可能会被自动淘汰系统的齿轮绊住。当时，每次起哄都有我的身影，我蛮横无理，我跟给我警告的老师顶嘴并且嘲笑他们。我的行为方式和说话方式，使我更应该被归入坏痞子而不是模范学生的行列。我不记得是怎样的俏皮话让我们班上的一名同学（法官的儿子）在受辱之后对我说道：“注意你的言辞！”他惊愕于平民阶级所使用的粗话，他并不习惯听到这些，但他的反应和语气（显然是从他资产阶级家庭的语言宝库中搜索出来的）让我觉得滑稽，于是我变本加厉地使用讽刺和粗俗的语言攻击他。一种强大的社会逻辑让我变成这样一个人，我天真地扬扬自得于自己只是一个命运被提前安排好的角色，这个很早就被设计好的命运就是：过早地退出教育体系。六年级时，一位老师对我说：“中学结束后你不会继续读书了。”在我通过这一等级之前，这句评论一直让我处于恐惧中。但从根本上讲，这句蠢话表现出了某种清晰的逻辑：我被认为不能走得更远，或者可能连当时已经达到的等级都不应该达到。

我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去世前一个月完成并寄给他的德国编辑的一本小书《自我分析纲要》（citeesquissepouruneauto-analyse/cite）中发现了一个形象，他就是少年时期的我的放大版。他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处在违法边缘的叛逆的”少年和青年形象，喜欢“违反纪律”，于是他获得一种“顽固的愤怒”，这使得他在即将参加中学毕业会考时被学校开除。同时，他是一个出色的学生，热爱学习，喜欢安静地连续读几个小时的书，读书时，他便忘记了那些他很少缺席，且常常是煽动者的起哄事件。

可惜，布尔迪厄没能在这里将自我分析更进一步。他在这本书的开头就提醒读者，他只提供一些“从社会学角度看恰当的思路”并且“仅此而已”，明白这一点对于理解他本人和他的著作是必要的。但是人们会问，他是如何替读者筛选哪些是理解那些决定了他研究计划和思想建构的趋向和原则的必要因素的？尤其，人们难以摆脱这样的印象：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也就是描述自己青年时光的部分，他选择书写的内容以及书写这些内容的方式，让人觉得这本书的目的对他来说是描绘他个人的（不良）性格，而非社会驱力构成的逻辑。书中有太多的保留和克制——可能这部分之前的开场语的目的便是为这一精打细算的谨慎进行申辩。他没有胆量继续揭开面纱，他提供的信息是断断续续的，且无疑省略了一些关键方面。他没有说出的事实比说出来的更多。

例如，他没有解释他是如何成功地协调他的社会地位无法满足学校要求以及他渴望学习、成功之间的冲突和压力，也没有解释后者是如何压倒前者的（关于这段经历，后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保留了明显的痕迹，尤其体现在他显然不遵守资产阶级的礼仪规范，而这规范在大学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它试图让所有人——违反者就会被驱逐出“学者社群”——遵守一套“科学辩论”的规范，而这套实行的规范实际上是关于政治斗争的），也没有讲述他是如何克服障碍并成功地留在这个他全身心排斥，而又不希望离开的世界中的（他没有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虽然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但却很好地适应于其中”的人，不是吗？）。正是这种双重性使得他成为他如今的样子，也正是这种双重性激发他的学术研究和他后来所有的行为：通过学术的方式继续他的反抗（“顽固的愤怒”）。福柯会称之为“深思熟虑后的反抗”。

他没有提到任何一本他阅读过的书籍，也没有透露任何那些对他来说重要的、赋予他知识和思想品味的东西，因为他可能正沉浸于对这些思想和知识的完全排斥中，就像以下类似的情况：他并不掩饰自己完全认同平民阶级崇尚运动和男性特征的文化，但他拒绝那些与他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反智的人们。此外他还强调，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与他阶级相同、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孩子一个一个地从校园景观中消失。他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因为读者已经知道他后来的样子，所以他只需要在书的最后用几页的内容讲述他过去的样子就足够了，也就是那个喜欢闹事，同时又的的确确热爱学习、阅读、知识的青年人。如果他企图清楚地表达，那么他对于自己的描绘就是不完整的。发生在他身上的，逐年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一个来自贝阿恩乡村的孩子，一个会因为在学校学习过“一些文化知识”而困惑不堪的孩子，如何进入为精英准备的巴黎预备班级，然后进入乌尔姆街的高等师范学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一蜕变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他又是如何处理双重口音（与父亲讲话时使用的贝阿恩口音和在学校讲的标准法语）的问题，他一到巴黎就会立刻想要改掉自己的口音（伴随着羞耻心，这羞耻既来自社会出身，也来自地域出身），而这口音又会时不时地在谈话中透露出来。性向的问题呢？如果不是相应地短暂地提到了一个“被看作同性恋”的拉小提琴的同班同学应该会承受来自其他人的迫害，因为遵循经典的审美活动和体育运动二元对立的逻辑，他们需要展示自己属于后者而非前者（依照布尔迪厄的描述，从事体育运动的人应该和与他一同打橄榄球并渐渐脱离教学体制的人们属于同一阵营），他自己自然而然的异性恋取向是不是使得他认为根本无须提及或展示与性向相关的一切？

我不禁认为，布尔迪厄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在用这些相同的感知模式进行思考和表达，或者更甚，出于这些相同的倾向（这倾向根植于他过去的身份），他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几乎快要消极地将福柯描述为一个从事“审美活动”的人，依照他自己在最后一章中创立的极端化结构，这一标签将我们带至“运动员”和“同性恋”、橄榄球运动员和音乐爱好者的对立，从而也就带至某种社会与性别的无意识状态。当他向我展示他这篇文章的手稿时，我惊讶于他并没有被看作恐惧同性恋的人。还是在这里，他的自我分析应该更进一步。当他试图在书中解释自己是如何“客观和主观”地看待福柯时，他强调，在所有恰当合理的特征上，他与福柯是相同的，但同时说：“只有两个例外，但这两点在我看来对于福柯学术思想的建构起着重大作用：他来自外省一个优越的资产阶级家庭，以及他是同性恋。”他还补充了第三条，“他是、而且称自己为哲学家”，他说，但是这一条可能只是“前面提到的几个因素的结果”。我认为这些评价十分正确，甚至是无可辩驳的。但它的反面也同样成立：布尔迪厄选择成为社会学家的事实，甚至他作品的面貌，可能都与他的社会出身和性向有关。尤其像我们在他对哲学的更普泛的评价中看到的那样，他以社会学和“科学”之名，用一套建立在男性、女性二元对立体系之上的语汇来评价哲学，而他对于自己的行为必定是自知的，因为他曾在对卡比利亚的研究和对大学环境及大学中学科划分的分析中，出色地研究过这种二元对立的体系。

他在著作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少年时期一方面不适应学校体系，另一方面越来越依赖它。如果说，我在其中的很多方面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么我的经历与他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高中的几年间，虽然我依然有冲动想要顺从我的社会阶级强加于我的价值观念，但在中学教育开始后的不久，这种冲动便消失了。我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扮演强悍男性角色的游戏（这种攻击型气质一点都不适合我，为了获得它我只能模仿我的兄长和家里的男人们——也有女人们），并越来越明显地脱离了这种典型的平民阶级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我过去与那些，就像布尔迪厄描述的，喜欢大吵大闹、拒绝归顺于校园秩序的人们为伍，后来我开始努力变得与那些拉小提琴的、从事“审美活动”且无意归属于“体育运动”圈子的人们为伍，虽然当时我还在坚持从事体育活动（不久之后我就放弃了体育活动，以此来完全融入我渴望进入的群体，甚至因为体育运动让我变得不再羸弱娇瘦而内心充满苦楚和悔恨，因为在我心中那是知识分子的模样）。也就是说我选择了与平民阶级崇尚男子气概的价值观念相斥的文化归属。因为这是一种“区隔”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让自己变得与他人不同，与他人保持距离，建立一种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归属于青年同性恋、尤其是出身平民阶级的青年同性恋文化，这是一种给自己的“特殊”之处找到依靠和意义的主体化方式，它使得人们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打造一种有别于相同阶级人群的行事方式。

事实证明，对我来说，学习校园文化秩序是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一个自然人绝对无法满足它对于身体和精神的约束和训练，如果人们没有机会自童年开始就进行相关训练，甚至意识不到这一规则的存在，那么要获得这种纪律性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我来说这真是一次苦行：这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再教育，一次通过忘却过去的自己来进行的再教育。对于别人来说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若要获得，则需要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接触那样一种时间观念、语言和其他所有将深深改变我的行为习惯、我这个人，并使得我每天回到家中时越来越感到格格不入的东西。简单地说：学校文化所要求的那种自处方式，与我在家获得的方式不兼容，学校教育成功地占领了我，作为条件，我必须和我的故地，也是我仍然所处的世界，一点一点地分离开来，甚至完全逃离。而这彻底的逃离，是一个暴力的过程。但我并未感知到，因为我的许可伴随着这一过程。不脱离（不被排斥出）学校系统，就意味着与我的家庭分离，与我自己的世界分离。保持这两种社会身份、相安无事地同时归属于这两个世界，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曾经有好几年，我得不断在两个身份、两个世界中辗转，这两种我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两个社会身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共处，这让分身乏术的我疲惫不堪，这压力变得让人难以忍受，至少让我完全失去了平衡。

进入市里的高中让我直接接触到了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尤其是资产阶级家庭的男孩子，因为当时的教学机构还没有开始混合招收男女生）。班上其他有文化（我的意思是：他们携带着正统的文化）的男孩子们的说话方式、衣着，尤其是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让我意识到我是一个闯入者，一个走错房间的人。音乐课可能是最狡猾也是最残忍的测试，它检测人是否具有我们所说的“文化”，它使人暴露自己与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性，抑或是生疏感：老师会带许多碟片到课堂上，他不停地让学生试听乐曲片段，当出身资产阶级的学生们忘情地跟唱时，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则私下互相讲些傻乎乎的笑话，或者忍不住放声说话，或者扑嗤一下笑出声。学校系统通过它所有的机构，向它的受众施加一系列社会指令，所有因素会共同作用于那些在屈从指令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一种自己并不属于此地的隔阂感。事实上，我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继续这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没有特定主题，只是表现为总体的倔强态度，包括不顺从、不得体的举止、反感、讽刺、固执的拒绝，最后，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因为外力作用而被无声地剔除出教育系统，但表面上看，这只是单纯由我个人的行为造成的结果；二，便是屈从于学校体制，适应它，接受它的要求，从而成功地将自己留在校园内部。反抗，意味着失败。屈从，意味着自救。

2

在高中阶段，13或14岁时，我与一个同班男孩保持着密切的友谊，他是城市里大学教师（虽然是初级的）的儿子。说我当时爱上了他并不过分，这是一种属于那个年龄的爱。但因为我们都是男孩子，所以显然我不可能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感觉（这是青少年时期——同时也适用于其他人生阶段——同性恋情愫中最让人痛苦的部分：我们不能向同性表达自己的爱慕。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特定的交往地点，因为在那里，人们都知道日常的规则完全翻转了，只要我们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而且我们处于造访这些场所的年纪）。我写到“不可能向他表达”这些感受。当然了。但首先，这种表达是对我自身状态的形容。我那时太年轻了，当时（在今天仍旧如此），整个社会文化的组织方式都使得我们在这个年龄不会具有可供我们理解这种超出“友谊”范畴的强烈爱慕情绪的参照系、参照形象和话语体系。一天，音乐老师要求学生们辨认他放给我们的一段音乐，我惊讶地看到这个男孩在音乐放了几个小节之后就举起手，得意地回答道：“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而对我来说，这门课程只是一个笑话，这种音乐让我难以忍受，我从来不会觉得创作嘲笑它的段子是件困难的事，但此时的我，首先想要取悦他，于是我面对这一发现哑口无言。他所了解和喜好的，恰恰是我觉得只能作为笑料和排斥对象的东西，是我家里人称之为“高雅音乐”的东西，每当收音机里恰好播放它们时，家人便急匆匆地关掉它并说道：“又不是在祷告。”

他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却很平庸。这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我和他之间的社会差距。他和家人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优等社区，那是一栋很大的住宅。去他家时，我被震慑住了。我不愿让他知道我住在城郊的新建社区中，每当他问我这方面的问题，我总是含糊其词。然而有一次，也许是因为好奇我住在哪里、什么地方，他在没有提前通知我的情况下就来敲我家的门。虽然这一举动是友好的，虽然我应该将之理解为他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但我仍然感觉受到了侮辱。他有年长的哥哥姐姐在巴黎读书，在家庭环境的浸染下，他在谈话时经常提到电影人和作家们的名字：他和我谈论戈达尔的电影，贝克特的小说……在他身边，我感受到自己是如此无知。他让我知道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欣赏它们。他让我着迷，我渴望变成他的样子。于是我也开始在谈话中提起戈达尔、贝克特，虽然我从没看过戈达尔的电影，也从没读过贝克特的书。他很显然是一个优等生，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无意全情投入到学习生活中，我也试图上演同样的戏码，但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学着作弊。我装作学富五车的样子。真相重要吗？只有我尽力为自己营造的那个外在形象才是重要的。我甚至模仿他的书写方式（我的意思是，他的书法），直至今日，我书写的信函依然会透露这段距今久远的关系。这段关系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才刚刚看到它的模样，就失去了它。当时是1960年代末，这一时期在我们两个年轻的灵魂之上印下深刻的、却截然不同的烙印。他热爱凯鲁亚克，喜欢弹吉他，认同嬉皮文化……而我，深深被1968年五月风暴和政治反抗运动所影响：1969年，刚刚16岁的我成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一身份成为我主要的生活方式。我保持这一身份直到20岁，它也让我开始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而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经历，因为是它将我引向了哲学之路。

然而这段友谊，以及这个男孩给予我的帮助，在不经意间，对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开始，我的阶级“习惯”让我反抗学校文化，反抗学校强加于人的纪律。我喜欢大吵大闹，不听话，这股不可抵抗的力量毫不费力地使我走上了彻底叛逆的道路。而他则完全相反：文化就是属于他的世界，一直都是。他写小说——幻想类小说，我想跟他走同一条路，也开始写小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我也决定起一个。当我告诉他时，他嘲笑我，因为我的名字完全是杜撰的（过分雕琢而且荒唐可笑），但他的笔名由他的中间名和他母亲原来的姓氏组成。我无法与之媲美。我不断地被抛至比他低级的位置。他总是不自愿、不自知地对我很残忍。我之后总是遇到相似的情况：在交流过程中通过行为和反应展现出来的阶级性，无非就是社会结构和阶层现实化的结果。友谊也不能很成功地逃脱历史的负担：一对朋友，就是两段社会史试图共存的过程，有时在一段关系的发展中，即便它很短，也是在阶级“习惯”的惰性作用下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伤害。即便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和话语并不具有很强攻击性，也没有故意想要伤害对方，上述事实依然成立。比如，如果我们成长于资产阶级或者只是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就会经常被假定为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就像异性恋人群总是在谈论同性恋，但他们没有想过这些他们谈论的人可能就是他们曾嘲笑和中伤的弱势群体，也如同资产阶级成员同别人谈话时会摆出一副自己有和他们同样的现实和文化经历的样子。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这样的假设本身就是对你的挑衅（即便这使你感到愉快，并在你心中唤起——这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的状态——一种骄傲，你感到自己“被看作”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一个资产阶级孩子）。这一状况有时出现在最亲近、最长久、最信任的朋友关系中：当我父亲去世时，我对一个朋友（一个继承遗产的人！）说我不会参加葬礼，但我还是应该回到兰斯看望母亲，他说：“是的，公证人打开遗嘱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应该在场。”这句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出的话，如此深切地提醒我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即便是在朋友之间。“打开遗嘱”！天哪！什么遗嘱？说得好像我家人有写遗嘱并托付给公证人的习惯似的！再说，要让人继承什么呢？对于平民阶级，各代人之间不会有什么东西要传承，既没有价值观念，也没有财产，没有别墅，也没有公寓，没有老家具，也没有值钱玩意儿……父母亲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积蓄，那是年复一年，勉强在存钱箱里攒下的。而且不管怎样，母亲认为那应该属于她，因为那是她和父亲共同从他们的收入中抽取出来，以备不时之需，“存起来”的。想到这笔钱，他们的钱，会落在除她之外的人手里，即便是自己的孩子，她也会觉得这不可理喻，无法忍受。当银行告诉她他们共同账户上的这几千块钱应该被分给孩子们，只有一小部分会分给她自己的时候，她口吻中带着愤怒宣称：“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钱！我们省吃俭用攒下来这点钱是怕以后万一用得着……”最后她只得让我们签署了一份文件来证明这份“遗产”归她所有。

仍然是那个只在高中短暂交往过的男孩赋予我对于阅读的兴趣，改变了我与文字的关系，这种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热爱一开始只是闹着玩儿，后来则变得越来越真实了。从根本上讲，试图探索一切的热情和渴望最为重要，具体的内容会随之而来。多亏这段友谊，我本能的对于学校文化的反叛（它来源于我的社会出身）没有简单地演化为对文化的拒绝，而是转变为对所有与前卫、激进、智性相关的东西都充满热情（一开始，杜拉斯和贝克特吸引我，但萨特和波伏娃很快就取代了他们在我心中的至上地位，以至于我必须亲自见到这些作家并阅读他们的著作。我喜欢他们通常是因为我在某份请愿书的名单中发现了他们，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和之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在1969年《毁灭吧，她说》（citedétruiredit-elle/cite）刚出版时就买下了它，当时minuit出版社版本的封皮给我一种奇妙之感，后来我又爱上了波伏娃的回忆录）。于是我毫无过渡地从儿童时期的阅读习惯——“玫瑰色书房”的“五人俱乐部”系列丛书，在我进入高中之前，里面每一册书都让我享受——跨越至怀着热情阅读现代文学和理论书籍。我掩藏着我对文化、经典著作的无知，我掩饰这一事实：我几乎没有读过我的同龄人读过的书（《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我怀着优越感和对他们的鄙视，嘲笑他们过于保守：他们则将我看作“冒充高雅的人”，而这件事显然让我很开心。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文化，同时也发明了一种个性和人物形象。

那个给予我如此之多的男孩后来怎样了呢？我原本毫不知情，直到几个月之前上网做了调查。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却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他一直保持着对音乐的热情，似乎因为成功地改编过几张专辑而在音乐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也就是说没什么遗憾了：少年时期的友谊早已结束，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毕竟，这段关系只持续了三四年。而且我猜测，这段关系对他来说并没有对我来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