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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父母在结婚之后住进一间出租屋。当时，在兰斯找到住处并不容易，他们婚后的头几年就是在这间出租屋里度过的。两个孩子出生了，哥哥和我。外祖父用木料给我们做了一张床，我们俩头挨脚地睡在这张床上。后来，一家社会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住房，位置在城市另一端新建的工人聚居区，于是我们搬去那里。“住房”这样的字眼和它的实际情况不太相符：混凝土制作的方块一个粘着另一个，在两边分别有一条彼此平行的、一模一样的通道。所有住房都只有一层，包括一间客厅和一间卧室（于是我们像原来一样，四个人睡在一间卧室）。房间里没有浴室，但客厅有自来水管和洗菜池，平时做饭和洗漱都在这里。冬天，取暖用的煤炉不足以烧热两个房间，家里总是冷飕飕的。门口几平米的花园增添了一点点绿意，父亲会耐心地种几棵蔬菜出来。
我是否还保留着对那时的记忆？这记忆不多，而且隐隐约约。但我对这件事却有着清晰而持久的印象：在消失了两三天后，父亲醉醺醺地回到家里（“每个周五晚上，在完成一周的工作之后，他要到小酒馆去寻欢作乐，经常夜不归宿。”母亲对我讲），他靠在房间的一端，抄起手边的瓶子（油瓶、奶瓶、酒瓶），一个个扔到对面的墙上摔个粉碎。我和哥哥蜷缩在母亲身边哭泣，母亲既愤怒又绝望地重复着：“好歹别伤着孩子。”父亲去世后不久，当我向母亲讲起这件事，以此来解释我不愿参加父亲葬礼的原因时，她惊讶地说：“你还记得这个？当时你还很小。”是的，我记得。一直都记得。这件事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这就像“原初场景”（scèneprimitive）会给孩子留下无法抹去的创伤，但是在这里尤其不能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分析。因为一旦我们开始用俄狄浦斯情节来解释这一切，我们就很难用社会的和政治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主体化的过程了：一出家庭情节剧就会取代实际上存在的历史和地理（城市的）因素，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因素。在这里回溯这件往事，并不是要借用拉康主义者惯用的解释方法，在这种父亲意象的衰弱或是对父亲认同的缺失（无论是实际意义上的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之中找到导致我成为同性恋的关键因素（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当然首先要将我成为同性恋的事实放置在这段历史中去考量）。不是的，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拥趸者不断提及的概念，我无意援引。我更愿意将之看作一个社会镜像阶段，在这个时期，人们有了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处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行为方式；这是一个社会召唤的情景（而非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召唤），通过使人们发觉自身阶级所处的社会状况并赋予我们特定的地位和身份，它实现了这种召唤；这是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通过那个我们将要成为的人传递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它让我内心萌生了一种顽固的意念，即与那个属于我的未来相对抗；然而同时，我的出身永远地印刻在了我的精神之中，这是任何思想转变、社会习得、乔装打扮，以及谎言与借口都无法抹去的印记。对于这段早期经历，我至少可以赋予它上述意义，虽然我知道，对这段早期经历的解读如同其他所有的解读（尤其是那些极易用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的情况）一样，都是一种重构。个体归属的实现和个体的转变、个体身份的建立和对这一身份的反抗，对我来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重叠、相互对抗并牵制的。于是最初的社会身份认同（将自己看作自己）突然受到身份抗拒的影响，这种身份抗拒不断地从我们所拒绝接受的身份中获得能量。
我总是埋怨父亲是他本人的这个样子，他就像工人世界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从未属于过这个阶级，从未在他们中间生活过，我们就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中见到这种形象。“这是爱弥儿·左拉式的。”母亲对我讲道，虽然她没有读过一丁点左拉。如果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曾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要承认自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又非常困难。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我书写这本书的方式（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读者）首先假设了我本人在社会归属上并不属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不太可能成为这本书的读者，我在书中竭力描绘和还原的，是他们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当我们谈论他们时，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评的距离，保持一种审视、判定的立场）一种社会不合法状态，他们总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归根结底，我所厌恶的，不是完成这个动作的人，而是这个可以催生如此行为的社会背景。也许扔瓶子的行为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我想它带给我的是对于这种悲剧的厌恶、对于既定命运的反抗，还有因为要永远背负这段记忆而产生的，秘密的，但永远鲜活的内心伤口。这样的事件并不罕见。当时我4岁或5岁，父亲27岁或28岁。他无法摆脱这种属于工人阶级（尤其是男性）的社交方式（他在长成一个男人之后才发现这种方式）：下班之后，几个伙计一起到小酒馆喝酒、聚会。他有时几天都不回家，也许在和其他女人同床共枕。他21岁结婚，3年之内生了两个孩子。他大概渴望时不时地摆脱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束缚，通过各种方式来享受作为一个自由青年的乐趣。我想，也许是父亲在少年时代因为家庭状况的束缚，再加上承担了太多的家庭重担，没能享受到这样的生活，于是他终于想要放纵一下。他当年从一名承担家庭责任的长子，直接过渡为一位丈夫和父亲。这应该让人难以承受吧。他应该很难接受自己今后的生活将永远被家庭责任所束缚吧。于是，放纵的行为（这一表达方式的消极内涵并不能包含它所有复杂的意义）成为让他透口气、找点乐子的方式。当然，这样的行为在每天忙着照看孩子的母亲看来是绝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再说，父亲永远不会容忍母亲去咖啡馆寻乐，更别说夜不归宿了（他会杀掉她——在砸烂家里的一切之后！）
当我们还是只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时，就打心眼里明白自己的阶级归属。我在写关于保守革命（révolutionconservatrice）的书时，曾经在图书馆借阅雷蒙·阿隆（reymondaron）的几本书，因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那批试图用左翼思想占领法国思想界的思想家们是推崇雷蒙·阿隆的（这种推崇倒是十分有理有据）。在阅读这位肤浅而喜欢说教的教授所作的几篇毫无层次和亮点的文章时，我看到了这句话：“如果我努力回忆自己在学习社会学之前是否产生了‘阶级意识’，我几乎回忆不起来，而这并不是因为年代久远导致的记忆模糊；换句话说，我不认为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一定认为自己从属于社会之中某个既定的，被称为阶级的群体。社会阶层无疑客观存在，但阶级成员的阶级意识并不一定存在。”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因而，这段评论也展示出它的真实面貌：属于特权阶级的作者天真地承认自己在接触社会学之前没有阶级意识，而这件事本身恰恰展示了他的社会身份。我只见过这位人物一面，见到他后我立刻觉得反感。我讨厌他虚伪的笑容和柔和的声音，他用这种方式展示着自己的沉着、理性，但归根结底无非是展示着他作为资产阶级所拥有的丰厚的物质条件和成熟稳重的思维方式（然而他的文章却不乏暴力的言辞，而且这暴力总是有着明确的对象，如果这些对象有时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只需读读那篇关于1950年工人罢工的文章就可以明白！人们称赞他头脑清醒是因为当其他人参与到了支持苏联的队伍中时他仍然反对共产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反对共产党是因为他憎恨工人运动，他是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而发声的，他反对一切可以给工人阶级希望或者可以动员他们的东西。说到底，他是为钱而写的人：一个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贡献力量的士兵。萨特在1968年五月风暴这件事上对他的责难十分正确。他理应得到这样的批评。萨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违背人们在进行学术“讨论”时遵守的规则，即提倡“有理有据”的正统观念、排斥非传统思想和批判精神，他能在必要时“咒骂那些咒骂别人的人”，就像热内提出的这个漂亮的说法所形容的那样。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这一箴言）。
就我而言，我一直以来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的阶级归属。这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阶级。我们可以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阶级，但不代表这个阶级一定有意识地将自己看作一个社会阶级，或是“定义明确的群体”。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会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感受到这个群体的现实状况。比如，当我和哥哥放假时，母亲会把我们带到她的雇主家里，母亲工作时，我们就待在餐厅，我们会听到女主人指使母亲做这做那，还会表扬或者责骂她（一天，女主人对她说：“我太失望了，我没法相信你了。”接着母亲泪流满面地走进厨房，我和哥哥看到这样的场景吓坏了。当我回想起这场景——啊！那雇主的语气！——我对这世界——这个人们随随便便地羞辱母亲就像呼吸一样正常的世界——充满了厌恶，对于这种权利关系、阶级差异，我内心充满了憎恨）。我猜，雷蒙·阿隆家里也有一个女佣，当他打网球时，她会在他母亲的指使下给他熨烫衬衫并且清洗浴室地板，当他准备进入漫长而体面的求学生涯时，她与他同龄的孩子却准备进入工厂工作，或者已经进入工厂工作；但他可能从来没想到，她，这个女佣，会“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社会群体”，属于一个与他不同的社会群体。当我看到他青少年时的家庭照片，我看到的是一个对自身状态非常满足的资产阶级家庭（无疑，这是一种自觉的满足感）。他却没有意识到？即便是回顾过去时也没有意识到？好一个社会学家！
在我小时候，有一对夫妻和父母关系很好，其中丈夫在酒窖打工，妻子在富人区的一家私人旅馆当门卫，这家旅馆里住着一个兰斯大家庭。这对夫妇住在栅栏入口旁边的小屋子里。当我们偶尔在周日去他们家聚餐时，我就会和他们的女儿在那栋巨大建筑前面的院子里玩耍。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它就在台阶上面那张玻璃窗下的入口里。我们对那个世界只有几个短暂的印象：一辆漂亮的轿车驶进来，从车上下来的这个人，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衣着与他相似……但如同对社会关系有着本能反应一般，我们知道“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差别，他们，是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以及前来拜访他们的朋友；我们，是那些住在两室或者三室房间里的门卫们，以及他们会在休息日接待的朋友们，也就是我的父母以及我和我的兄弟。相距只有几十米的两个世界差别如此巨大，我们怎么可能意识不到社会阶级的存在？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边？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说得很对，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日常生活的艰辛每时每刻都在提醒着他们自己的阶级归属，更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阶级的生活条件与自己的差距。当我们看到他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时，我们怎么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份呢？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搬进一栋刚刚完工的公租房（hlm）大楼，这间公寓是母亲不停奔走，好不容易得到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安插于城市结构中，甚至可以说是在城市内部的社会公租房：整个项目包括三个“大块”，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一共四层楼；处于一大片独立住房中间，整个街区位于工业区和几个香槟酒庄（taittinger,mumm,louisroederer）之间。公寓包括一个餐厅，一个厨房，还有（终于！）两间卧室，父母一间，孩子们一间。另外，我们有了浴室。我在离家不远的小学就学。每个周四，我去圣女贞德教堂上教理课。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平民阶级中流行的、怪异而荒谬的传统宗教教规？还是一种在孩子们没课的时候把他们管住的方式？可能两者皆有！我的父母并不信教，甚至是反对教权的。父亲从来不进教堂，每当有家庭典礼（洗礼、婚礼、葬礼等），女人们在教堂里参加典礼时，他总是和其他男人们待在教堂外的广场上。但是父母却坚持给我们做洗礼，让我们上教理课——那个教堂的神父会让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抚摸他们的大腿（他在社区里有这个坏名声，有一次我听父亲大声叫嚷说他对这个神父厌恶透顶，他还说：“如果让我知道他碰了我的孩子，我非干掉他不可。”）。我们的教理课一直延续到领圣体的那一天——那天我们穿着白袍，在胸前戴上一个巨大的木质十字架。
那天，我在母亲家里发现一些我和哥哥的照片，照片里还有叔叔姑姑、堂兄弟堂姐妹们。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礼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组织了节日聚餐，对我们来说宗教礼仪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仪式虽然荒谬可笑，但给非宗教聚会提供了机会，由此，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这可能是我逃避聚会的原因，尤其是我两个弟弟的婚礼：我不可能沉浸于这种形式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它们让我极其不适；“它们”是指，那些饭后的仪式，整桌人一起高喊“西蒙，来一首歌！”“勒内，来一首歌！”，于是每个人分别唱了自己的歌，歌声一会儿搞笑、一会儿夸张，那是这个场合特有的唱歌方式，然后，每年如此，还有每年一样的猥琐笑话、舞蹈、没用的愚蠢伎俩，还有聚餐结束后的争吵——有时会演变成初级阶段的斗殴，因为那些关于怀疑某人通奸的老矛盾被挖了出来。
我家庭内部这种社会阶级的一致性基本没有改变。回到米伊宗的家里后，我浏览了摆放在家具上、墙上的照片。我询问母亲，这个人是谁，那个人又是谁。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这是我兄弟们的孩子，那是某个堂姐和她的丈夫，那又是某个表弟和他的妻子，等等。每次我都问：“他是做什么的？”众多答案描绘出一幅当今平民阶级生存状况的图景：“他在x或者y工厂打工。”“他在酒窖工作。”“他是泥瓦匠。”“他是保安。”“他现在没活儿干。”……有时这个堂姐（税务员）或者那个嫂子（秘书）可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我们已经远远地脱离了过去的悲惨生活，也就是我童年时期经历的那种悲惨生活——“他们过得不算惨。”“她挣得不少。”母亲在回答完我的问题时总是这样说。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没有改变：整个家族的状况没有改变，他们与这个阶级世界的关系没有改变。
就在我们刚刚搬进的大楼几十米之外的地方，人们正在建造一个罗马风格的小教堂，教堂是藤田嗣治设计的，为了庆祝他几年前突然在兰斯的圣·雷米大教堂改信基督教，他还会在教堂里画上壁画。我是很久之后才明白，我们家对艺术没什么兴趣，对基督教艺术更是如此。我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这座教堂。对于艺术的品味需要学习。我学习了。这是自我再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自我再教育几乎就是完全改变自己，只有完成它，我才能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才能远离我过去的一切。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在我后来作为“文化人”的生活中，当我参观一个展览，或是听一场音乐会，或是观看一场歌剧表演时，有无数次，我观察到那些热衷于“高雅”文化活动的人们从这些行为中获得了如此多的自我满足感和优越感，这种满足感和优越感展现于他们永远不会放下的神秘微笑，还有他们克制的肢体动作，还有他们作为艺术行家以及有钱人的讲话方式……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一种对于自身社会身份的愉悦感，他们属于优越的阶级，他们可以通过欣赏“高雅”艺术来炫耀自己。这样的场景总是让我觉得惊恐，然而我依旧努力让自己变得和他们更加相像，让自己看起来出生于这样的阶级，努力像他们一样，在欣赏艺术的场合表现出轻松自如的神态。
重新学习说话的方式也是必要的：我得忘记过去错误的发音、表达方式，忘记属于地方的词句（不能说苹果是“好东西”，而要说它“太酸”），改掉东北地区的口音，同时改掉平民阶级的口音，要让言辞更加体面，要更精准地使用语法来遣词造句……总之，我无时无刻不在控制自己的发音和表达方式。“你说话像写书似的。”在家，母亲总是这样嘲笑我，她的话还表示：人们知道我为什么要使用这新的说话方式。她这样说完（就如同今天的情况一样），我就会变得非常小心，重新拾回曾经忘记的口音，避免使用对于平民阶级来说过于复杂、过于文绉绉的句子（比如，我要说“我去过”而非“我曾经前往”），我还要努力重新找回那些虽然已经被我遗弃至记忆深处，许久不用，然而却从未忘记的语气、词汇和表达方式：这并不是说我完全成为一个说两种语言的人，但我会根据所处的环境和阶级来对自己说话和行事的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
住进这间公寓之后，我进入市里的“公立男子高中”。我应该着重强调这件事，因为这并不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我们的家庭历史上是一次真正的转折。我是家里第一个接受中学教育的人，虽然只是刚刚进入第二阶段教育而已。当时我11岁，比我大两岁的哥哥还留在第一阶段。在那个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求学道路同时存在，所以淘汰机制是那样的直接而残酷。哥哥在一年之后成了屠夫的学徒。他不想再上学了，他觉得上学很无聊，而且浪费时间。母亲有一天在肉店门口看到一张“招学徒”的启示，问哥哥是否感兴趣。他给出肯定的回答，于是母亲带他去了，他便成了学徒。我俩的人生之路从此岔开。事实上，这分叉点总是可以被追溯到很早之前。很快，我们就变得不同了，从穿衣方式、发型，到说话和思考方式。到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只喜欢和自己的伙伴混在一起了，踢足球、勾搭女孩、听听约翰尼·哈里戴（johnnyhallyday）的歌，而我却更喜欢待在家里读书，在音乐上我偏爱滚石（rollingstones）和冯丝华·哈蒂（françoisehardy）（她的《所有与我同龄的男孩和女孩》这首歌仿佛是写给孤独的同性恋者的），然后是芭芭拉（barbara）和雷欧·费亥（léoferré），或者鲍勃·迪伦（bobdylan）、多诺万（donovan）和琼·贝兹（joanbaez），也就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歌手们。哥哥仍然保持着他平民阶级的“气质”，他的行为方式和肢体语言将他和我们属于的那个社会阶层连接起来，而我创造了一种同样非常典型的中学生“气质”，它让我远离平民阶级（16岁时，我穿带帽粗呢大衣，脚穿其乐沙漠靴，留长发）。甚至连我们对政治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他对政治绝对没有半点兴趣，而我却很早就开始就“阶级斗争”“永久革命”和“无产阶级国际化”这些问题长篇大论了。
每当有人问我哥哥的职业，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我从未透露过真相。对于我在青年时代蜕变为知识分子这件事，哥哥总是怀着几分怀疑和讥讽的（当然他也绝不会忽略我成为同性恋者这件事，即便他只是泛泛地嘲笑我的样子，而没有针对我的同性恋倾向——在他这样一个努力保持属于平民阶级的那种男子气概的人眼里，我的形象就是“娘娘腔”；而当时，甚至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性向显现的端倪和它令人不安的召唤）。从搬至市郊的公租房到1967年搬家，我们一直住在一个屋檐下。我们的房间（因为我上高中，需要读书，所以独占一间卧室；哥哥与另外一个弟弟同住一间房，最小的弟弟与父母睡一间房）只有一个走廊之隔，但我们之间的差距与日俱增。我们都坚持着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俩必定会因为对方的样子而感到尴尬。他的形象毫无疑问符合我们的阶级，符合属于我们的职业，符合社会为我们预设的未来；而我，很快就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是我的学习经历和同性恋取向争相安插在我身上的：我不会成长为工人，或是屠夫，我不会变成那个我们应该变成的样子。哥哥服过兵役之后不久就结婚了（当时他应该是21或22岁），婚后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而我，18岁进入大学，20岁离开家（也就是在他离开家不久之后）开始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并且为了避免服兵役想尽办法（几年后，我的确免除了兵役，先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被人们称作“缓期”的那段时间用来继续学习，然后在入伍前“三天”的身体检查中，我假装自己有视力和听力障碍，以至于樊尚兵营的负责医师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我正在准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他说：“那就继续吧，这对谁都好。”我当时25岁，难以克制或是掩饰听到这话之后内心的巨大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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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35年间，我再也没有去看过哥哥，这个与我共度童年和一部分少年时光的哥哥。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比利时靠着社会救助生活，因为常年搬运动物骨架的工作伤了他的肩膀，以至于他现在没办法再当屠夫或者做任何其他工作。我们不再联系，自然这要归咎于我，就像我在上一章提到的那样。
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形同陌路。之后，在我们分开之后的两三年内，我们在家庭聚餐的时候再次相见，那时我们之间的联系也无非是我们过去共处的时光，以及我们各自与父母的亲子关系，他与父母非常亲近，我则与他们疏远得多。
我发现，对于我讨厌的、想要远离的一切，他心满意足地接受着。为了描述我对于哥哥的感受，我可以直接引用约翰·埃德迦·韦德曼（johnedgarwideman）在《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citebrothersandkeepers/cite）一书中的原话：“我通过我们之间的差距来衡量自己获得的成就。”似乎没有更好的形容了。通过某种方式，我的哥哥默默地成为我人生的参照系。也就是说：我不想成为他。韦德曼在自己的想象中询问兄弟：“我对于你来说，也像你对于我一样陌生吗？”我当时会思考同样的问题吗？那时的我知道答案，我也为这答案感到高兴，因为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变得和他不同。在韦德曼这句话里，我也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是兄弟，所以在节假日，家庭聚会会让我们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个地方，但你的在场让我感到不舒服。”事实上对我来说，家庭聚会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舒服，而我哥哥又和这个我已经离开的世界那么契合。对于韦德曼来说，“离开匹兹堡，离开贫穷，离开黑人身份”，并且进入大学是一条自主选择的逃亡之路，当然定期地在这条路上开倒车对他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每次回家，他只能一再地置身于那个不变的、让他想要逃离的现实——同时，他也可以发现，随时间推移，他远离家庭的努力让他变得越来越成功了。但这一切不妨碍他在面对他抛弃的人们时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还会伴随着恐惧：“害怕自己因为回到匹兹堡，因为重新回到那个环境，自身所携带的贫穷、祸害的标签显露出来。”是的，害怕“在逃跑的过程中周身沾染、连带着那些晦物。害怕人们发现隐藏于我身体内部的怪物，并因此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抛弃我”。他对于自己兄弟的看法其实相当简单：“那是你的世界。那个会让我暴露身份的黑人世界。”我可以直接引用这些词句来形容当时我对哥哥的印象：那是你的世界，那是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那种“贫穷”的文化让我暴露身份，我担心即便我疯狂逃跑，它们还是会残留在我身上。我必须将体内的这个怪物驱除，让它离我远远的，或者让它变得隐形，使得人们无法在我身上发现它的踪迹。在很多年间，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做的事情。
只需引用韦德曼的这几行话，就可以形容在少年时代，甚至后来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的重担：这些话就是对我的形容（虽然我也知道，我必须指明这种置换的局限性：虽然我在韦德曼关于家庭关系破裂，尤其是与兄弟关系破裂，或更准确地说是这些关系随他与家庭的距离越来越远和对家庭的抛弃过程中的变化的描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但事实上他的情形与我显然大不相同，因为他出生于一个匹兹堡贫穷的黑人社区，之后成为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而他的兄弟因为谋杀罪被判处了终身监禁。他在这本非常优秀的著作中是要试图理解这个悲剧故事）。
韦德曼的确应该强调这一点：他当时必须选择而且确实做出了选择。我也做出了我的选择。像他一样，我选择了自己。另外，我只是间歇性产生他提到的罪恶感。自由的感觉让我飘飘然，逃离宿命的快乐充斥着我，这些美好的感觉让我无暇悔恨。我毫不清楚哥哥现在如何看待这一切，也不知道关于我们的关系他会发表怎样的意见。比如，如果有人在电视上看到我（我平时尽量不上电视），问他这是不是他的家人，他会怎么说。
当母亲告诉我，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小我8岁，一个小我14岁）认为我抛弃了他们，他们为此非常难过（至少对于其中一个来说是这样的，他一直都很难过）的时候，我惊呆了！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他们如何看待我与他们越来越疏离，最后完全断绝的关系？他们对此有何感受？他们如何看待我？对于他们来说我是谁？我变成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幽灵。之后，他们会向妻子、孩子说起我……但弟媳与侄子们从来没有见过我一面。我的其中一个弟弟闹离婚时，他的妻子（从未见过我）在对他的一长串抱怨中提到：“你的哥哥迪迪埃，不就是个抛弃自己家庭的同性恋吗？”怎么能说她说得不对呢？她难道不是仅仅用几个字就道出了关于我的真相吗？
我很自私。我当时20岁，只想着解救自己，却丝毫没有顾忌我的离开会给家庭造成怎样的损失。在上学方面，两个弟弟的命运与我的哥哥几乎相同：他们11岁进入初中（后来，所有学生都学同样的课程），因为这是义务教育，而在他们16岁的时候，在其中一个勉强在职业高中上了一段时间的“职业”课程，另一个上了几节文学课之后，他们离开了学校（我因为要写这本书的缘故，与其中一个弟弟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交流。就在最近，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我不是上学的料。”）。两个人都没有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其中一个想当机械工程师，现在在展会卖汽车。母亲告诉我他挣的钱足够养家。另一个17岁便参了军。他一直留在部队，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他获得了一个小军衔后加入了宪兵队。他们当然都投票给右派，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国民阵线”的忠实选民，这一状态持续了很久。因此，当我声称反对极右政党当选，或者当我维护移民及无证件人员的利益时，我就是在反对我的家庭啊！但是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讲，是我的家庭反对我所支持和维护的一切，他们反对我，以及我在他们眼中代表的一切（一个不切实际的、无视人民群众遇到的问题的巴黎知识分子）。弟弟们先是给一个引起我深深恐惧感的政党投票，而后又将票投给一个右派政党（这是一个十分善于骗取选票的、更加传统的右派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行为却似乎符合社会规律，并具有某种社会学上的必然性（而我的政治选择也符合这个规律），对于这种规律我一直感到困惑。于是，我对这种事情的判断不再像从前那么确定无疑了。我们很容易在理论上否定给极右势力投票这件事，我们可以轻易地决定不与“国民阵线”的选民交谈或是握手……但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家人把选票投给了他们，我们应该作何反应？说什么？做什么？作何感想？
我的两个弟弟在生存条件上相较于父母有所提升，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地位的上升，虽然这种上升仍然在根本上受制于他们的出身。这种上升因为他们的出身，以及这种出身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变得十分有限，这些必然结果就是：主动离开学校，然后在非常有限的几个选项中选择自己的职业，这些职业是给这些辍学生准备的，不过他们认为辍学、工作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于是我问自己：我关心他们吗？我曾经在学业上帮助过他们吗？我曾经尝试过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吗？因为在思想上意识到学习的必要性并且热爱书籍、渴望读书，不是被普遍赋予的秉性，而它们却与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其所拥有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就像这个环境中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们拥有的社会条件使得他们拒绝和放弃了那些让我通往奇迹的东西。我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奇迹可以被复制，我是否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奇迹不再那么难以实现，因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我！——已经实现了，并且可以将学到的东西以及学习的欲望传授给后来者？但这一切的实现不仅需要耐心和时间，而且需要我和我的家庭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就可以阻止他们遵循那一必然规律——离开学校——了吗？这样就足以抵抗社会结构再生产机制（这一机制的有效性是建立在阶级“习惯”造成的惰性之上的）了吗？我没有在任何一个方面成为兄弟们的“守护者”，于是我很难没有负罪感（但已经迟了）。
在感受到“负罪感”之前，我将自己看作教育系统中“被圣迹拯救”的人，也就是说我很快发现我的三个兄弟和我的命运并不相同或相似，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生效的社会判决对他们比对我要残忍得多。韦德曼在他的另一部小说《法农》（citefanon/cite）中以精妙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判决的强大力量，以及他自己一直以来对于这种力量的清醒认识，同时讲述了他认为自己被圣迹拯救的感受（他逃脱了预先为他设定的命运）。他的兄弟在坐牢，韦德曼和他的母亲要去监狱探望他。韦德曼意识到自己原本可能成为铁窗后面的那个人，并自问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他可以逃过对于贫民区年轻黑人来说仿佛是不可逃离的命运：“监狱中一共有多少黑人，他们被判了多久，我们会被这些统计数字弄得摸不着头脑，我们会被悲剧性的黑人犯罪率以及明显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而激怒。我们很难给这骇人的、庞大的、赤裸裸的统计数字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有时，我可以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它——如果我和我哥哥一样进了监狱，这不会是什么惊人的事，甚至是相当简单的事。我们的命运可以互换，我成为他，他成为我。我记得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过的那么多顿饭，我们在一个屋檐下度过的那么多个夜晚，我们有共同的父母，共同的兄弟姐妹，共同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的叔叔舅舅、姑姑姨姨，共同的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妹。我想说的，以及统计数字显示的是：如果是我进了监狱，这也完全没什么好奇怪的。”韦德曼迫使我们相信以下事实：虽然有些人（可能数量很多）的道路脱离了“统计数据”，突破了那个可怕的逻辑，但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否定掉那个“统计数据”所揭示出的社会真相，就像“个人奋斗至上”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事情并不真实。如果我和兄弟们走一样的道路，我会像他们一样吗？我是说，我会投票给“国民阵线”吗？我也会参加反对外国移民占领我们的国家，“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吗？对于他们认为社会、国家、“精英”、“权贵”、“其他人”……做出的侵犯了他们的行为，我也会做出像他们一样的反应，持有像他们一样的说辞吗？我会属于哪一个“我们”？我会反对哪个“他们”？简单地说，我会有怎样的政治倾向？我会用怎样的方式反抗或者适应社会规则？
韦德曼毫不迟疑地讲述着一场指向黑人的战争（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以这种方式看待美国社会的人：这种观念存在于相当长的思想史以及具体的历史经验中）。他对母亲说：“一场指向黑人的世界性战争正在进行，这个监狱的接待室就是其中一个战场。”他的母亲说他太夸张了，她并不这么看问题，她更愿意在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时将个人责任放在首位。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敌人是谁，这是一场由一群毫不留情的敌人发动的全面战争。”正是这样的观念催生了这部小说，在这本书中，他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极端分裂的美国，同时对弗朗茨·法农的观点进行了思考，并探讨了法农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对于黑人的意识觉醒、自我肯定，对于自己的骄傲感、政治上的自觉或者简单地说，对于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敌人的“剧烈的愤怒之情”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他的兄弟在少年时期，在被捕之前，在口袋里装着一本《黑色皮肤、白色面具》，他决心有一天要把它读完：这是一本在被阅读之前就已经具有丰富含义的书……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曾有心信任并依靠那些他认为亲近的人。
是否可以延续我之前进行的“置换”，是否可以说社会（用它日常机制中最普通的运行方式）、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不可见的或过于显见的敌人们，正在与平民阶级进行残酷的战争？只要看看法国或欧洲监狱中平民阶级的数量就可以肯定这一点：“数据”会非常有说服力，它会显示那些住在贫民郊区的年轻男子（尤其是我们称为“移民后代”的那些人）走进监狱的“悲剧性概率”。将法国城市周边的那些“居住区”描绘为上演酝酿中的内战的舞台并不夸张：这些城市隔离区的状况不停展示着我们如何对待国民中的某些阶级，我们如何将他们置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我们如何让他们陷入贫困、不稳定、毫无未来的状态；而那些隔一段时间就会在这些区域发生的大型抗议活动只是暗潮涌动的、不间断的碎片式战役积累和压缩的结果。
我还想补充，诸如平民阶级遭到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排斥，以及平民阶级在各种体制的强力之下必然遭受的歧视和压迫，这些可以被统计数据证明的事实不能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来解释。我知道人们会批评我落入了社会阴谋论的陷阱，说我假想出了那些居心不良的、黑暗无比的社会机构。就像布尔迪厄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时说的：“这一理论倾向于用最坏的功能主义解释一切。”他写道，机制被理解为一种作恶多端的、人们因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机器，他还补充说，“这种对于阴谋的幻象，这种将社会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一个邪恶意图的思考方式妨碍着人们进行批判性思考”。也许他说得有道理！不能否认，阿尔都塞的理论将我们带至一出老旧的马克思主义戏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出老旧的论战），台上，各种社会实体就像演出戏剧（纯粹是学术性的）一般相互对峙。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布尔迪厄的一些表达方式惊人地与他自己极力避免使用的概念非常相近，虽然他更多地使用“客观结果”而非隐蔽的主观意愿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描述。例如，当他写道：“如果一个教育体系在它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在排斥平民阶级的孩子，还有中产阶级的孩子（程度较轻），那么这个教育体系的实际功能是什么呢？”
“实际功能”！当然了。无可反驳。但就像韦德曼不能因为听到母亲合理的意见就放弃自己对于世界最直接的感受，我没法不将教育系统（它就光明正大地在大家眼皮之下运行着）看作一个地狱式的机器，即便它不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特意设计的，它至少导致了这个客观结果：拒绝平民阶级的孩子们，让阶级压迫变得合法化并持续进行，让不同阶级的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差异如此之大。指向被统治阶级的战争正在进行，学校便是战场之一。教师们已经尽其所能！对于社会秩序（它一方面以隐蔽的方式运行，一方面又光明正大；它对社会中的一切施压）所拥有的不可阻挡的巨大威力，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或者说能改变的东西太少了。法国学校的年级制度与中国不同，六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中一年级，五年级相当于中国初中二年级，以此类推。——译者注/aside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在平民阶层，那些松散的、可变的道德标准与更加严格的道德标准可以共存。人们在行为上是灵活的，在意识形态上却是严苛的，这种状况让人们非常害怕别人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aside［法］保尔·艾吕雅（paulÉluard）：《了解谁想要》（citecomprennequivoudra/cite），收于《赴德国人的约会》（巴黎：minuit，1945）。/aside［法］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广岛之恋》（citehiroshimamonamour/cite）（巴黎：gallimard，“folio”，1972）。/aside［法］法布里斯·维尔吉里（fabricevirgili）：《雄赳赳的法国——解放时期被剃光头的女人们》（citelafrance/cite“citevirile/cite”cite.desfemmestonduesàlalibération/cite）（巴黎：payot，2000）。/aside［法］安妮·厄尔诺：《一个女人》（citeunefemme/cite），页66。/aside我在这里引用了卡洛琳·凯·斯蒂德曼（carolynkaysteedman）在《一个好女人的处境——有关双重生活的故事》（citelandscapeforagoodwoman.astoryoftwolives/cite）中关于自己母亲的精当评论。［美］卡洛琳·凯·斯蒂德曼：《一个好女人的处境——有关双重生活的故事》（新不伦瑞克，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出版社，1987），页8—9。还请参看她对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识字的作用》（citetheusesofliteracy/cite）一书的猛烈批评：这本书展示了一副与历史脱节的画面，即工人和权贵阶层的精神世界是简单而永恒不变的，就好像一旦社会学家总结出工人该有的样子，工人阶级就不会再改变了。（出处同上，页11—12）/aside该概念由弗洛伊德提出，指幼小的孩子在看到或想象父母进行性行为时，会将之理解为暴力。——译者注/aside在《少数派道德——对于让·热内理论的延伸》〔（巴黎：fayard，2001），页235—284〕一书中，我探讨了拉康关于同性恋产生“原因”的讨论（从他的原则看几乎是恐惧同性恋的）。/aside［法］雷蒙·阿隆：《社会科学与社会意识》（citescienceetconsciencedelasociété/cite），出自《现代社会》（citelessociétésmodernes/cite）（巴黎：puf，“quadrige”，2006），页57。/aside［英］理查德·霍加特：《纽波特街33号——一个平民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自传》（cite33newportstreet.autobiographied’unintellectuelissudesclassespopulaires/cite）〔巴黎：gallimard/seuil，“hautesétudes”（“高等研究所”。——译者注），1991〕。/aside［美］约翰·埃德加·韦德曼：《兄弟们和身边的人们》（citebrothersandkeepers/cite）（1984），法文版译作《我是兄弟的守护者吗？》（citesuis-jelegardiendemonfrère?/cite）（巴黎：gallimard，“folio”，1999），页55、56。/aside出处同上，页56、57。/asidefrontnational，法国一个极右翼政党。——译者注/aside［美］约翰·埃德伽·韦德曼：《法农》（citefanon/cite）（波士顿—纽约：houghtonmifflin，2008），页62—63。/asidecolèrenoire，字面意思为“黑色的愤怒”，意指非常愤怒。——译者注/aside［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回答——一次反观性人类学研究》（citeréponse.pouruneanthropologieréflexive/cite）（巴黎：seuil，1992），页78。/aside［法］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各宾派意识形态》（citel’idéologiejacobine/cite）（1966），文章收于《干预——社会科学与政治行为（1961—2001）》（citeintervention.sciencesocialeetactionpolitique/cite，cite1961—2001/cite）（马赛：agone，2002），页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