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鲍德温对于父亲的思考，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身上那种我所排斥和厌恶的东西，是社会强加于他的。他原本就安于自己工人阶级的身份，后来他地位有所提高，于是更加骄傲，即便这种提高非常有限。但工人身份也带给他无数的羞辱，并让他的生活局限得可怜。这一身份还让他处于一种难以逃脱的愚蠢之中，这种愚蠢使他难以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交往。

虽然与鲍德温处境完全不同，但和他一样，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影响越大，就越难以被改变。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就像鲍德温的妈妈那样，我母亲对我说：“他毕竟为了养我们操劳了一辈子。”然后她放下自己对他的不满，对我讲述父亲的故事：“对他别太苛刻了，他这辈子不容易。”他出生在1929年，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子：他的母亲一共生了12个孩子。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女人承担如此繁重的家庭义务：12个孩子呀！这些孩子中，两个是死产胎儿（或者是早夭）。还有一个，是在1940年德军轰炸时的大撤退过程中出生的，就生在马路边：他精神失常了，或许是因为脐带没有及时剪断，或许是因为在轰炸中我的祖母为了保护他带他跳进了沟里，或许只是因为缺乏新生儿所需的照料——我不知道家人所保留的这些不同版本的记忆中，哪个才是真的。我祖母一辈子都把这个孩子留在身边。因为这样就可以领取社会救助金来养活这一家子，我过去总是听到这样的解释。小时候，这个伯伯经常吓着我和弟弟。他总是流口水、嘟嘟囔囔地表达着什么，总是向我们伸着手，想得到一点点关注，或者试图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得到的永远只有我们的疏远，或者叫喊和恐吓。如今想起自己的行为，我总觉得羞愧难当，但当时我们只是不懂事的孩子，而他一个成人，却要被人称作“疯子”。战争期间，父亲一家子得离开他们生活的城市，也就是我们说的“逃难”。这场逃难让他们远离家乡，来到朗德省（landes）的米米藏小镇（mimizan）边上的一片农场。他们在这儿过了几个月，停战协议一签，便回到兰斯。法国北部被德国占领了（我出生在战后，但当时家里仍然用“鬼子”来称呼德国人，他们对德国人心怀怨恨，这是一种极强的、显然无法平息的恨。直到1970年，甚至之后，我们还经常在饭后大声宣称：“鬼子一定连这个都吃不上！”（我承认，我也曾经这样说过几次）

1940年，父亲11岁。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也就是直到父亲十四五岁时，都由他到城镇附近的村子里去找吃的来养活家人。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香槟地区的冬天异常寒冷，有时他要骑着自行车到20公里远的地方去弄土豆或者其他口粮。他几乎要负责所有家务。

后来他们搬到一处宽敞的住房（我不确定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住房位于一个建于1920年代的社区，是专门为平民大家庭建造的。20世纪初，某个天主教工业集团急匆匆地建立了一批住宅项目，目的是改善自己工人的住宿条件，父亲家的住房便是其中之一。兰斯城由两部分组成，一边住着大资产阶级，另一边住着贫穷的工人，两者之间边界清晰。一些爱好慈善的资产阶级团体一直担心工人们糟糕的生活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带来的不良后果。对于出生率下降的担忧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多人口家庭”的看法：19世纪末期，改革家和人口学家将“多人口家庭”看作社会混乱和少年罪犯的制造者，而在20世纪初，人们担心人口的减少会让法国在与敌对国家的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多人口家庭成为改变这一状况的关键所在。多人口家庭虽然在过去饱受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中伤，但如今，主流的言论（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开始鼓励和抬高他们，从而也就会支持他们。鼓励生育的论调催生了一批城市化项目，这些项目的意义在于保证作为新生法国顶梁柱的这一群体拥有体面的住宅，而更好的居住环境也可以改善资产阶级改革者一直担忧的这一恶劣情形：工人家庭的孩子们因为住房条件太差而走向街头，变成不受管制的小混混和无良少女。

被这些新兴的政治与爱国主义理念所激发的香槟区资产阶级慈善家建立了一个团体，专门致力于建造低成本的“兰斯之家”，建造那些专门为超过四个孩子的家庭设计的，干净、健康的住宅。这种住宅有三间卧室，一间父母住，一间男孩住，一间女孩住。房屋内没有浴室，但是有自来水（大家得排着队挨个在洗菜池前洗漱）。当然了，这些计划不仅关注住户的身体卫生状况，精神健康一样重要：要鼓励他们生育，要让他们崇尚家庭，要让这些工人远离手枪和酗酒。这一举措也不乏政治层面的考量。资产阶级害怕工人们在家庭之外的一些社交场所进行社会主义和工会的宣传，于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来扼制这种现象，就如同1930年代他们曾采取同样的方式，希望使工人们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这些资产阶级慈善家想象，幸福的家庭生活可以让穷人们将生活的重心从政治抗争、集会、社会运动转向他们自己的家庭。1914年，战争中断了这些项目的实施。而在法国东北部，尤其是兰斯地区，在经历了四年末日般的岁月后，这里的一切又需要重建（1918年在兰斯，于这座“烈士之城”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惊人的场景：满眼望去，大片大片的碎石堆中矗立着几处残垣断壁，只有主教堂和圣雷米大教堂幸免于难，虽然受到了严重的损坏，但在枪林弹雨过后仍然矗立，只受到部分损毁，仿佛这个不怀好意的上帝设法在这块人类历史的集结地周围画上了保护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迅速在废墟之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城市，并在城市周围设计了著名的“花园城”，这里的房屋具有“当地特色”（我觉得实际上是阿尔萨斯式），有单独建造的，也有连在一起的，都有自己的花园，都坐落在宽阔的街道两边，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布满植物的小广场。在“二战”期间或战后，我的祖父母就在这样的新城安置下来。我小时候，也就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慈善家们最初的美好设想渐渐褪了色：由于管理不善，我的祖父母和他们最小的几个孩子所居住的这片兰斯之家“花园城”开始破败，城中居民的贫穷和悲惨处处可见，并不断侵蚀着花园城。这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地区，事实上，这里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居住区的青少年中有相当一部分走上了违法乱纪的道路，即使是在今天，在那些社会分化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类似区域，情况依然如此——面对这种固化的历史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无动于衷？我父亲的其中一个兄弟做了小偷，蹲了监狱，最后被“禁止居住”在兰斯；有时候，他会悄悄地趁天黑时回家看望父母，或者问兄弟姐妹们要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没机会见到这位伯伯，也渐渐淡忘了他的存在，直到母亲告诉我，他最后流落街头，死在了路边。这位伯伯年轻时是一名海军（他在完成了规定的服役期限后仍继续服役，但后来因为行为不端——打架、偷盗，等等——被海军开除了），他穿水手服的照片就摆在祖父母家餐厅的橱柜上，当我第一次读到《布雷斯特之争》（citequerelledebrest/cite）时，那张照片上的脸浮现在我的脑海。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这里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

出生率提高了，天主教资产家们最初的期望实现了，他们在平民阶级中鼓吹的“道德规范”得到了响应：祖父母的邻居中，有14、15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少见，最多的达到21个，我母亲对我保证这个数目是真实的，但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不过法国共产党也开始兴起了。入党的情况比较普遍——至少对于男人是这样，而妻子们，虽然同意丈夫的观点，但与实际的抵抗运动以及“小分队”保持着距离。然而不入党也不会妨碍这种政治归属感的扩散和延续，这种本能的归属感与一个人属于怎样的社会群体密切相关。他们把共产党直接称作“党”。我的祖父、父亲和伯伯们——就像我母亲的继父和同母异父的兄弟一样——会组团参加全国领袖定期举行的公共集会。他们在每一场选举中都把选票投给共产党候选人，并咒骂社会党是假左派，咒骂他们的妥协和背叛，但出于对现实情况的考虑，或者对不可逾越的“共和国准则”的敬畏，他们在第二轮投票时依然会一边抱怨一边给社会党投票（但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候选人依然是最具号召力的，投票给社会党的情况并不多见）。“左派”这一表达方式内涵颇丰，它代表着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勇于发声。人们不仅要通过罢工和游行来表达自己，还要将自己的诉求委托给“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政治领导人，人们会接受所有代理人做出的决定，也会积极地附和代理人发出的言论。要成为政治主体，就要将话语权交给某个发言人，通过这种方式，“工人阶级”得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也成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党”着力在人们意识中建立的、在政治团体中传播的一套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工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价值取向，以及对外界秉持的态度。所以投票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集体肯定自我、肯定自身政治分量的方式。当人们在公布竞选结果的晚上发现仍然是右派获胜时，就把怒气发泄在“黄色”工人身上，抱怨他们将选票投给“戴高乐派”从而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如今，人们对于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蔓延唏嘘不已，并不是指它所有的影响，主要是针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公共发言权（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想过让他们拥有这项权利？他们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发言权？），我们就更可以对工人阶级在这一时期的行为大加责难，所以，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这一历史时期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加入共产党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在法国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的政府。而相关的“外交”政策就离他们更遥远了，对于工人阶级中的女性来说尤其是这样。虽然他们从未在交谈中探讨过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帝国主义的对立，但只要选择了共产党，就自然而然地站在了苏联的一边。苏联红军对多个法国的友好国家发动军事行动这一事实让大家困惑不已，但人们选择对其避而不谈。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布拉格发生的骇人事件，我问母亲：“出什么事了？”母亲草草地打发我：“这不关你的事……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毫无疑问，她和我这个15岁的孩子一样困惑，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认同共产党所提倡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有着更直接、更具体的诉求。吉勒·德勒兹（gillesdeleuze）在他的《吉勒·德勒兹的abc》中提到，“左派”就是“首先感知整个世界”，“关注未来会发生的事”（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问题比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中的问题更为紧迫），而“非左派”则相反，会把关注点放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以及国家上。德勒兹的解读与我父母的情况刚好相反：对于平民阶级、工人阶级，投靠左派首先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大观念之上的政治规划。他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而不会关注离自己非常遥远的问题，这种遥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虽然他们把“应该好好地革命一番”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但这句话只说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让他们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不是重新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对他们来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生着一切（“这都是注定的”），似乎只有“革命”（人们不会思考如何以及何时何地发动革命）才能对抗那些罪恶的力量（用一种神秘力量对抗另一种神秘力量），也就是右派、有钱人、大人物等——那些给“穷苦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带来许多痛苦的家伙们。

我的家被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人，一派反对工人，或者说，根据大家对于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分为“捍卫工人利益的人”和“对于工人阶级立场无动于衷的人”。我听到过无数次反映这种政治观点的话语。要么是“我们”或者“支持我们的人”，要么就是“他们”。

那么后来，谁来担任“党”曾经担任的角色呢？谁能让这些被剥削的穷苦人感觉到有人替他们说话、支持他们？他们可以依靠谁来获得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主体身份呢？谁又可以让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自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合理合法，而合理合法的原因是他们如此强烈地要求如此）？或者更简单地说：谁在乎他们是谁，如何生活，想些什么，需要什么？

每当我的父亲观看电视新闻时，他总是对右派和极右派表现出本能的敏感。1965年，总统竞选期间，以及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及之后，他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听蒂克西埃-维尼昂古尔（tixier-vignancour），也就是法国传统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讲话，一边发火。当蒂克西埃对巴黎街头飘动的共产党红旗大加指责时，我父亲怒气冲冲地说：“红旗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而后，看到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d’esteing）在电视上展现给所有法国民众的大资产阶级气质，和他做作的举止、夸张的演讲方式，父亲又觉得自己受到了攻击和冒犯。他还经常对政治类电视节目的记者们骂骂咧咧，但当有操持着工人口音的斯大林派共产党人为默默无闻或被正统体制所排斥的人打抱不平时，父亲会觉得很高兴，他认为他们可以代表他的想法和感受，他们是一些在今天很少见的、敢于打破既定游戏规则的人（因为政治领导人们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几乎都已经屈从于媒体的霸权了），他们说出了工人阶级真正面临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在政客的诱导下掩盖这些真正的问题。

4

我还记得祖父母家后面的花园。这花园不大，园子周围是一圈栅栏，栅栏外边是邻居家的花园，每个花园都一模一样。花园边上有一个小棚屋，就像大多数街坊邻居一样，祖母在里面养了些兔子，每天用草和胡萝卜喂饱它们，而后，在某个周末或者节日，它们会出现餐桌上。我的祖母既不会写字，也不识字。让别人帮她读或者书写行政信件时，她几近要为自己的无能道歉：“我是文盲。”她重复着，语气中没有愤怒，没有反感，只有认命。这种对于现实的屈从渗透在她每个动作、每句话中，也许就是这种屈从，让她可以忍受自己的境遇，就如同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我的祖父是木工，他在一家家具制造厂工作。为了干点小活儿补贴家用，他也在家给邻居做些家具。不仅有许多社区里的人来找他做家具，社区之外也有他的顾客，他为了养家不停地工作，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日，可以说他是因为劳累过度而去世的。他得喉癌去世时54岁（那个时代，很多工人会得喉癌，因为他们每天会抽相当多的烟。父亲的三个兄弟同样是年纪轻轻就得了喉癌去世，另外一个兄弟死得更早一些，是因为酗酒），当时我还小。当我长大一点时，祖母很惊讶我不抽烟，并说道，“抽烟的男人才健康”，她并不知道正是这种观念让她家里灾祸不断。因为身体憔悴，祖母在丈夫去世十几年后便离世了，这无疑是因为过度劳累：为了养家糊口，她62岁时还在办公楼里打扫卫生。有一年冬天，她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她最后的住所是一套公租房，这是一套非常小的两居室），踩在马路的薄冰上滑倒了，头撞在了地上。她没能恢复，几天后就死了。

无疑，花园城是一片被社会遗弃的空间，正是在这里，父亲度过了生我前的青年时代，我和弟弟度过了一部分我们的童年时光（主要是学校放假期间）。与市中心或者高级社区相比，这里就是穷人的集结地。当我重新回想时，我意识到这个地方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水平形状而非垂直形状的住宅区，没有高楼和塔尖，任何1950年代末，尤其是60、70年代产生的新兴事物，都不会在这里出现。这一点让这片城市边缘地带充满人情味。虽然这里名声不好，很像少数族裔聚居区，但居住其中不乏惬意。工人阶级的传统，尤其是他们特定形式的文化和聚集方式，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就是在其中一种传统的交往方式——周六晚上的平民舞会中，我的父母相识了。我母亲住在离这不远的郊区，她和外祖母及外祖母的伴侣一起生活。她和父亲，就像当时所有平民阶级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娱乐活动，喜欢享受社区舞会带来的乐趣。今天，这类舞会几乎只在圣诞节前夕和国庆节举办了，但在当时，它们几乎是周末唯一的娱乐活动，也是仅有的与好友会面、结交异性、寻找性伴侣的方式。情侣们在这里分分合合，有时他们的关系也会延续下来。当时我母亲喜欢一个男孩，但他想和她睡觉；我母亲并不想这么做，她害怕自己怀孕，假如他因为不想当父亲而抛弃她，这个孩子就会成为孤儿。她不想让孩子再次忍受她自己经历的一切，这太痛苦了。于是她的心上人离开她，选择了另外一个女孩。她遇到了我的父亲。她从来没爱过他。但她有自己的逻辑：“如果不选他，就要继续找……”她想赶紧独立，只有婚姻能让她实现独立，因为如果不结婚，就要等到21岁才能算作成年人。另外，我父亲也需要达到这个年龄才能结婚：因为祖母不想让他离开家，她希望父亲可以继续把工资交到家里，她想尽可能地延长这一状态。父亲年龄一到，就娶了母亲。母亲当时20岁。

当时，父亲做工人（最低级的工人）已经很久了。当他初入这一行当时，只有14岁（7月末学校课程结束时，他立刻开始工作，当时他还差3个月才满14岁）。这一工人身份构成了他的人生底色，也是他的视野所能触及的唯一领域。工厂就是他的归宿，父亲也别无他念，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随后，他的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进入工厂。对于那些社会地位与父亲一样的孩子，情况总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自从他出生，这种社会模式就一直支配着他。这种我们只能称之为“再生产（reproduction）”的社会运行机制与定律让父亲无处遁形。

父亲在接受完初等教育之后就结束了学业。再者，没有人认为他可以继续学习，他的父母这样认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在他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只上学到14岁，因为14岁之前接受的是义务教育，之后就不是了。情况就是如此。离开学校并不算什么丑事，相反，我记得，当义务教育的规定年龄延至16岁时，我的家人非常愤怒，并重复道：“如果孩子们不喜欢上学而是想工作，干吗还把他们捆在学校里？”他们从来没想过，对于学习是否有“兴趣”这件事可以因人而异。学校淘汰学生往往会通过学生的主动放弃来实现，仿佛学生辍学是一种自主的选择——长期读书这个选择属于别人，也就是“有办法的人”，还有“喜欢”读书的人。他们拥有的可能性——这里说的是可以想象的可能性，甚至不是实际的可能性——被他们的阶级地位严格限定着。仿佛不同社会空间之间有一层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界限将社会分为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的人对于自己可能达到的高度以及可以追求的目标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他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那存在于一个无法靠近的、遥远的世界，所以即使他们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某种被其他社会空间中的人视作理所应当的东西，他们也不会有被剥夺和被排斥的感受。社会秩序就是如此。我们很难发现这套秩序是如何运行的，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外部观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来发现社会是多么不公平。这种不公从未改变：平民阶级在特定年龄辍学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不同阶级之间的屏障依旧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把“行动主体的观点”和“行动主体对于自身行为意义的解读”作为自己研究出发点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其实就是充当了某种具有欺骗性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通过具体行动维系着这种关系）的速记员，因此，他们无非是在为社会秩序的延续做着贡献：一种致力于为现实（既有的秩序）辩护的意识形态。只有摒弃“社会个体会自动地审视自身”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在重新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描述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尤其是被压迫者自愿承受压迫的方式（对于他们无法获得的教育机会，他们选择主动放弃）。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人们在社会中的发展轨迹早已描绘好，一切变得毫无悬念！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这种轨迹的存在时，判决就已生效。我们出生时，宣判结果就被烙印在我们的肩上，而我们未来的社会地位，被先于我们诞生的因素决定和限制着，这些因素便是家族的历史以及我们出生时所处的环境。我的父亲甚至没有机会考取初等教育证书（lecertificatd’étudesprimaires）——初等教育证书对于平民家庭的孩子来说代表着学业的圆满完成。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遵循另外一条轨迹：11岁时，他们进入中学。而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则继续留在初等教育的级别，直到14岁毕业离校。两种教育方式泾渭分明，一种致力于教授实用型基础知识（如读、写、算），这些知识对于维持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也足够让人应付体力工作；另外一种是为特权阶级准备的，它教授那些“非应用”型知识——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文化知识，但人们担心这些东西会让工人变坏。初等教育证书就代表一个人已经获得基础应用型知识（其中还包括零星的“法国历史”知识——国家历史上那些带有神秘色彩的国家纪念日，以及一些“地理”知识——法国省份的列表以及它们的首府）。对于平民阶层，也就是这项考试所针对的阶层，获得初等教育证书并不容易，人们会为自己取得证书而骄傲。参加考试的人中只有一半能够成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达到法定年龄之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学校，这些孩子甚至不会参加这项考试。我父亲就是如此。后来，父亲为了稍微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每天结束工作后去“夜校”上课，进行自学。有段时间，他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制图员，但他很快就向现实妥协了。我猜，他没有成功是因为缺少必要的信息资源，而且在工厂工作一整天后，也很难专心学习。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幻想。他一直留着几张大网格纸，上面画满图表、图示（是练习时画的草图吗？），他有时会拿出它们看看，也会给我们展示，然后重新放进抽屉的底层，再次尘封自己已故的梦想。父亲不仅仅是持续做着工人，而且要做“两次”工人：我还很小的时候，他每天很早就要出门，在一家工厂工作到中午之后，下午快结束时再去另外一家工厂工作几个小时。母亲也尽可能地帮忙养家，辛苦地做着清洁工和洗衣工（当时还没有洗衣机，或者说有洗衣机的人家很少，帮别人洗衣服可以挣到一点钱来贴补家用）。后来父亲在1970年失业了好长时间，母亲就开始到工厂工作，但在父亲找到工作后，母亲依然没有辞职（我今天明白，母亲坚持在工厂工作是为了我能够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考入大学。但我当时从不这样想——或者说我把这种想法压制在了意识深处，虽然母亲经常对我说，我原本需要承担起赚钱养家的任务）。我父亲经常说“在工厂工作不是女人该干的事”，因为他认为这证明他无法单独供养自己的家庭，有损他作为男性的体面，但他只能妥协接受他的妻子成为一个“女工”的事实，并接受“女工”这一词汇所携带的所有贬义：话语粗俗、不知廉耻，甚至是乱性的女人，总之，就是不正经的女人。这种资产阶级对于走出家门、与男工人一起工作的平民阶级妇女的看法，许多工人阶级的男性是认同的，他们并不想丧失这每天几个小时对配偶的掌控，因为妇女的解放会给他们带来夹杂着羞耻的恐惧。安妮·厄尔诺在谈到自己的母亲时说，她母亲年轻时在工厂当工人，并且想要保持一个“严肃”的女工形象。但是她与男人们一起工作这个事实就足以让她失去她所渴望的“女孩应该有的样子”。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女性来说，情况也是相同的：她们从事的职业足以使她们名誉尽失，无论她们是否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过着自由的性生活。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父亲经常在下班时间到工厂旁边的咖啡馆去，试图碰到偷偷在那里寻欢作乐的母亲。但母亲并不去这家咖啡厅消遣，也不去别的咖啡厅。她每天买完东西就回家做饭，就像所有出去工作的妇女一样，她每天要干两个人的活儿。

很久之后，父亲的地位终于有所提升，即便不算社会地位的提升，也算是在工厂内部的提升，他从最初的纯劳力，渐渐变成熟练工人，最后成为工长。他不再是工人了，他领导工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组织大家干活儿。对于这个新身份，他抱有一种天真的骄傲，他感到自己变得更有价值了。当然，我当时觉得他很可笑……即便在很多年之后，每当我因为要获得某个行政文件必须提交出生证明（上面写有父亲最初的职业——非技术工人，以及母亲最初的职业——清洁女工）时，仍会羞到脸红，当时的我无法想象，他们竟然那么渴望提升自己的生存条件，虽然这种提升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在他们眼里却了不得。

我父亲从14岁开始在工厂工作，被迫提前退休（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时56岁，我母亲也在同一年退休，当时她55岁；工业生产系统无耻地将他们消耗殆尽后便抛弃了他们。对母亲来说，离开如此严酷的工作环境算是幸运——那种严酷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那里的噪音、酷热以及日复一日的机械动作可以慢慢侵蚀掉最强壮的肌体。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母亲缴纳社保的年份不长，因为她作为清洁女工的那些年没有算入工龄，因此，她能领取的退休金也相应减少了，这使得他们的家庭收入大幅缩减。退休后，他们尽可能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在父亲原来所在工厂的员工委员会（comitéd’entreprise）的帮助下，他们增加了出门旅行的次数：他们曾周末去伦敦旅游，还在西班牙或是土耳其待过一周……他们并不比以前更相爱，只是找到了一种妥协的方式，两个人都习惯了对方，这种模式如此固定，以至于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最终分开。

我父亲喜欢在家修修弄弄，他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很是骄傲，就像他对所有体力工作所持的态度一样。他一在家干零活就高兴得很，他把他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干这个，那些精良的做工便是他的热情所在。我上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时，他曾经用旧餐桌给我改造过一个书桌。他会搭橱柜，也会修理家里所有有毛病的东西。而我，什么手工活儿都不会做。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保持这种无能的状态——我本来也可以和父亲学着干活不是吗？——是因为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变得不像他，让自己成为和父亲所拥有的社会形象完全不同的样子。后来，当我知道一些知识分子也喜欢干零活时，才发现人们可以一边喜欢读书写字，一边享受体力劳动带来的乐趣。这项发现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惑：就好像过去一直指导我认知和实践的原理——那个从根本上二元对立的、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整个世界（实际上只建构了我自己）的原理——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而我的性格都要开始被质疑了。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体育方面：过去，每当我身边有人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整个晚上都会在厌恶中度过，因为我把自己定义为知识分子，并且十分努力地想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的朋友喜欢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我一定会深感困惑，因为这颠覆了我过去深以为然，且对我影响很大的价值观。体育、体育文化，是男性之间唯一的共同爱好（女性的共同爱好有很多），还有许多类似的事实，我要一边怀着蔑视或者类似的态度，一边在内心牢记它们应该被给予很高的评价。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打破这些桎梏（它们使我成为我今天的样子），并在我的精神和现实世界中重新导入那些我曾经排斥掉的维度。

我小的时候，父母骑轻型摩托车出行。送我们时，他们就把我和哥哥放在为儿童设计的后座上。这是很危险的。有一天，父亲拐弯的时候在石子路上滑倒了，哥哥也摔断了腿。1963年，他们试着考了驾照，买了一辆二手车（这是一辆黑色的simcaaronde，母亲给我看过好几张我12、13岁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倚在这辆汽车的前盖上）。母亲比父亲先通过了驾驶考试。因为父亲觉得让妻子坐在驾驶员的位置而自己坐在旁边太不光彩了，所以父亲有段时间是无证驾驶的。当母亲说这样太危险，并且想要自己开车时，父亲几乎气得发疯（而且出言不逊），他认为驾驶座是属于他的。随后，事情又会回归常轨：依旧是父亲开车（即使他喝了很多酒，也不愿意让母亲开车）。自从买了车，我们经常在周末去城市周边的树林和草场野餐。至于夏天，我们当然不会去度假，我们没有条件。我们只能去大区内的城市旅游，比如南锡、拉昂、沙勒维尔等地，这样的旅途不会超过一天。我们曾经越过与比利时的边界，那里有一个叫布永（bouillon）的城市（人们喜欢将这个名字与十字军东征时的将领——布永的戈弗雷联系在一起，而我更喜欢将其与齐里亚的歌剧《阿德里亚娜·莱科夫露尔》中伟大、非凡的人物布永王妃联系在一起）。我们会到城堡观光，买些巧克力和纪念品。我们不会去更远的地方了。许多年后，我才去过布鲁塞尔。我们甚至还去过一次凡尔登，我记得那次阴森恐怖的杜奥蒙墓地之旅，那里埋葬着一战时在凡尔登战役中阵亡的士兵，之后我做了很久的噩梦。我们也会去巴黎，去看望我的外祖母。每当我们在巴黎遇到堵车，父亲的坏脾气就会大爆发，他跺脚、讲粗话、大声叫嚷，但我们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生气，于是母亲就会和他吵起来，她无法忍受他的“逞能”——母亲这样称呼。在路上也一样：当父亲走错路或者错过岔路口，他就会开始高声叫嚷，好像我们会因为走错路而送命一样。但更多情况下，当天气不错时，我们会到马恩省的边界处、香槟区乡镇的附近，在那儿钓上好几个小时的鱼——这是父亲最大的爱好。他在那儿像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和孩子们亲近了：他教我们钓鱼的动作和基本技巧，帮我们调整钓鱼方法；我们一整天不停地评论着今天的状况，“今天好钓”，或者“今天不好钓”，然后我们会寻找原因，将其归因于炎热、雨天，或者月份太早、太晚。有时候我们和叔叔、婶婶，还有他们的孩子一起去。晚上，我们吃自己钓的鱼。我母亲把鱼洗了，沾上面粉，放进锅子，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炸鱼的美味了。但我很快就觉得这一切太过无聊，我想要读书，而不是将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监视水面上的软木塞振动与否。同时我开始讨厌所有与钓鱼相关的文化和社交方式：用半导体播放音乐，和偶遇的人们进行无趣的交谈，明确的男女分工——男人们钓鱼，女人们织毛衣、阅读带插图的小说、照顾孩子或者做饭……后来我就不再陪他们钓鱼了。为了重新塑造自己，我首先需要否定这些东西。［法］克劳德·西蒙（claudesimon）：《植物园》（citelejardindesplantes/cite）（巴黎：minuit，1997），页196—197。/aside让·热内：法国作家，代表作《小偷日记》《鲜花圣母》《玫瑰奇迹》等。——译者注/aside皮埃尔·布尔迪厄，法国著名思想家。——译者注/aside［法］罗兰·巴特：《哀悼日记》（citejournaldedeuil/cite）（巴黎：seuil，2009），页83。/aside［法］迪迪埃·埃里蓬：《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思考》（巴黎：fayard，1999）。/aside马塞尔·茹昂多，法国作家，同性恋者。——译者注/aside詹姆斯·鲍德温，美国黑人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和社会评论家。——译者注/aside弗朗茨·法农，法国马提尼克作家、散文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译者注/aside帕特里克·夏穆瓦佐，法国马提尼克作家。——译者注/aside这篇前言的法文版被收录在我的文集《反叛者——关于性向理论的研究》（citehérésies.essaissurlathéoriedelasexualité/cite）（巴黎，fayard，2003）中。英文版见《屈辱与同性恋的成长》（citeinsultandthemakingofthegayself/cite）（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aside［法］保罗·尼赞：《安托万·布卢瓦耶》（citeantoinebloyé/cite）（巴黎：grasset，1933），《红色系列》（citelescahiersrouges/cite），2005，页207—209。/asidehlm，一种地方政府建造，以低房租提供给低收入者的楼房。——译者注/aside［美］詹姆斯·鲍德温：《土生子札记》（citenotesofanativeson/cite）（1955）（伦敦及纽约：penguinbook，1995），页98。/aside［美］詹姆斯·鲍德温：《土生子札记》（citenotesofanativeson/cite）（1955）（伦敦及纽约：penguinbook，1995），页85—86。/aside“toavoidthejourneybackistoavoidtheself,toavoidcitelife/cite”〔詹姆斯·鲍德温：《对话》，页60，由弗雷德·l.斯坦利（fredl.standley）和路易·h.普拉特（louish.pratt）编辑，出版于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9〕。所有相关内容请参看大卫·利明的著作《詹姆斯·鲍德温：一本传记》（纽约：alfreda.knopf，1994）。/aside相关内容请参看：［法］维尔日妮·德·吕卡·巴吕斯：《多人口家庭——一个人口学问题、一个政治杠杆（1880—1940）》〔citelesfamillesnombreuses.unequestiondémographique,unenjeupolitique（1880—1940）/cite〕（雷恩：雷恩大学出版社，2008）。以及［法］雷米·勒努瓦：《家族精神谱系》（citegénéalogiedelamoralefamiliale/cite）（巴黎：seuil，2003）。/aside参看：

［法］阿兰·科夏-莫拉纳：《兰斯，一个住房改造实验室——花园社区的花园城》（citereims,unlaboratoirepourl’habitat.descités-jardinsauxquartiers-jardins/cite）（兰斯：crdp香槟阿登，2005）。

［法］德尔菲娜·亨利：《绿色街道——1919—1939年的兰斯花园城，一个大众标志性杰作》（citecheminvert.l’oeuvred’éducationpopulairedansunecité-jardinemblématique/cite）（兰斯：crdp香槟阿登，2002）。

［法］戴尔芬娜·亨利：《花园城——老故事、新观念》，crdpchampagne-ardenne网站：rdp-r/ressources/dossiers/cheminvert/expo。/aside反对罢工的人、罢工时工作的人。——译者注/aside［法］吉勒·德勒兹：“左派（gauche）”，收于《吉勒·德勒兹的abc》（citel’abécédairedegillesdeleuze/cite）dvd，montparnasse出版社，2004。/aside关于平民阶级使用“我们”及“他们”来划分社会成员这一问题，请参看：［英］理查德·霍加特：《穷人的文化》（citelaculturedupauvre/cite）（巴黎：minuit，1970），页177。/aside参考：［法］弗朗辛·穆埃勒·德里福斯：《教育工作者》（citelemétierd’éducateur/cite）（巴黎：minuit，1983），页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