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说明单凭意志的力量能够完成什么事业，只须仔细想一下与开凿苏伊士运河时必须克服的困难有关的历史记载即可。一位见证人用令人印象深刻的寥寥数语，记录下了这项伟大工程的作者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日复一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在讲着那个关于运河的惊人故事。他讲述他所战胜的一切、他如何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遇到的一切反对意见、与他作对的所有联盟，他经历的所有失望、逆境和失败，都没能让他灰心丧气。他追忆英国如何打击他、法国和埃及如何迟疑不决、工程初期法国领事馆如何带头反对他，以及他所遇到的反对的性质，有人试图用拒绝供应饮水，使他的工人因口渴而逃跑。他还谈到，海军部长和工程师、一切富有经验、受过科学训练并且有负责心的人，全都自然而然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全都站在科学立场上，断定灾难就在眼前，预言它正在逼近，并且计算出它会在某日某时发生，就像预测日食一样。
涉及所有这些伟大领袖生平的书，不会包含太多的人名，但是这些名字却同文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2．领袖的动员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
如果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激发起群体的热情，让他们采取任何性质的行动，譬如掠夺宫殿、誓死守卫要塞或阵地，就必须让群体对暗示作出迅速的反应，其中效果最大的就是榜样。不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群体应当在事前就有一些环境上的准备，尤其是希望影响他们的人应具备某种品质，对于这种有待于做深入研究的品质，我称之为名望。
但是，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只要看一看重复对最开明的头脑所发挥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对群体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移。广告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x牌巧克力是最棒的巧克力，我们就会以为自己听到四面八方都在这样说，最终我们会确信事实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成百上千次读到，y牌药粉治好了身患顽症的最知名的人士，一旦我们患上了类似的疾病，我们终究会忍不住也去试用一下。如果我们总是在同一家报纸上读到张三是个臭名昭著的流氓，李四是最诚实老实的人，我们最终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除非我们再去读一家观点相反、把他们的品质完全颠倒过来的报纸。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就像在一些著名的金融项目中，富豪足以收买所有参与者一样，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和微生物一样强大的传染力。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甚至在聚集成群的动物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马厩里有一匹马啃咬食槽，另一些马也会起而效尤；几只羊感到惊恐，很快也会蔓延到整个羊群。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在自己是疯病专家的医生中间，不时有人会变成疯子，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事情。当然，最近有人提到一些疯病，例如广场恐惧症，也能由人传染给动物。每个人都同时处在同一个地点，并不是他们受到传染不可或缺的条件。有些事件能让所有的头脑产生一种独特的倾向以及一种群体所特有的性格，在这种事件的影响下，地处遥远的人也能感受到传染的力量。当人们在心理上已经有所准备，受到了我前面研究过的一些间接因素的影响时，情况尤其如此。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1848年的革命运动，它在巴黎爆发后，便迅速传遍大半个欧洲，使一些王权摇摇欲坠。
很多影响要归因于模仿，其实这不过是传染造成的结果。我在另一本著作中对它的影响已经作过说明，因此这里我只想抄一段15年前我就这一问题说过的话。下面引述的观点已由另一些作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他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线分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多多，他们对东方民族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人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作长时间的交谈。
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传染是一些著作在某个时期受到蔑视——可以拿《唐豪塞》为例——的原因，就在几年后，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持批评态度的人，又会对它们大加赞赏。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尤其会因为传染、但绝不会因为推理而得到普及。目前流行于工人阶级中的学说，是他们在公共场所学到的，这是断言、重复和传染的成果。当然，每个时代创立群众信仰的方式，也大都如出一辙。勒南就曾正确地把基督教最早的创立者比作“从一个公共场合到另一个公共场合传播观念的社会主义工人”；伏尔泰在谈到基督教时也注意到，“在一百多年里，接受它的只有一些最恶劣的败类”。
应当指出，与我前面提到的情况相似，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信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它正在被那些会成为它首批牺牲者的人所接受。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由此解释了一个事实：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篡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我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
3．名望
利用断言、重复和传染进行普及的观念，因环境而获得了巨大的威力，这时它们就会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即所谓的名望。
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统治力量，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每个人都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其用法却十分不同，因此不易做出定义。名望所涉及的感情，既可以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有时这些感情是它的基础，但是没有它们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例如亚历山大、恺撒、穆哈默德和佛祖。此外还有一些我们并不赞赏的虚构的存在——印度地下神庙中那些可怕的神灵，但是它们因为具有名望而让我们害怕。
在现实中，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或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不管神仙、国王还是美女，缺了它一概没戏。
形形色色的名望总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先天的名望和个人名望。先天的名望来自称号、财富和名誉。它可以独立于个人的名望。相反，个人名望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共存，或由此得到加强，不过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后天获得的或人为的名望更为常见。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一身戎装的士兵、身着法袍的法官，总会令人肃然起敬。帕斯卡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法袍和假发是法官必不可少的行头。没了这些东西，他们的权威就会损失一半。即使是最狂放不羁的社会主义者，王公爵爷的形象对他也多少总会有所触动。拥有这种头衔会使剥夺生意人变得轻而易举。
以上所说的这种名望，是由人来体现的，在这些名望之侧，还有一些名望体现在各种意见、文学和艺术作品等事物中。后者的名望往往只是长年累月重复的结果。历史，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不过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判断。谁也不想证实这些判断，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直到出现一些再没人敢于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对于一个现代读者来说，研读荷马肯定是极令人生厌的事，然而谁敢这么说？巴台农神庙按其现存的状态，不过是一堆非常没有意思的破败废墟，但是它的巨大名望却使它看起来不是那个样子，而是与所有的历史记忆联系在一起。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是需要对一切事情有现成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只受制于名望。
现在我来谈谈个人的名望。它的性质非常不同于我刚才说过的那些人为的或先天的名望。这是一种与一切头衔和权力无关的品质，而且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即使这些人与他们有着平等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任何平常的统治手段。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易如反掌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
伟大的群众领袖，如佛祖、耶稣、穆哈默德、圣女贞德和拿破仑，都享有这种极高的名望，他们所取得的地位也同这种名望特别有关。各路神仙、英雄豪杰和各种教义，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大行其道，都是因为各有其深入人心的力量。当然，对这些人和教义是不能探讨的，只要一探究，它们便烟消云散。
我提到的这些人在成名之前，早就具备一种神奇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他们也不可能成名。譬如说，达到荣耀巅峰时的拿破仑，仅仅因为他的权力这一事实，就享有巨大的名望，但是在他没有这种权力，仍然籍籍无名时，他就已经部分地具备了这种名望。当他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将军时，多亏了那些有权势者要保护自己，他被派去指挥意大利的军队。他发现自己处在一群愤怒的将军中间，他们一心要给这个总督派来的年轻外来户一点颜色瞧瞧。从一开始，从第一次会面时起，他没有借助于任何语言、姿态或威胁，一看到这个就要变成大人物的人，他们就被他征服了。泰纳利用当时的回忆录，对这次会面作了引人入胜的说明：
师部的将军中间包括奥热罗，一个一身蛮勇的赳赳武夫，他为自己的高大身材和剽悍而洋洋自得。他来到军营，对巴黎派给他们的那个暴发户一肚子怒气。对于他们得到的有关此人如何强大的描述，奥热罗打算粗暴地不予理睬：一个巴拉斯的宠儿，一个因旺代事件而得到将军头衔的人，他在学校里的成绩就是街头斗殴，相貌不佳，有着数学家和梦想家的美名。他们被带来了，波拿巴让他们等在外边。他终于佩戴着自己的剑出现在他们面前。他带上帽子，说明了他采取的措施，下达命令，然后让他们离开。奥热罗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出门后他才重新找回了自信，让自己能够像通常那样骂骂咧咧地说话。他同意马塞纳的看法，这个小个子魔鬼将军让他感到敬畏，他搞不懂那种一下子就把他压倒的气势。
变成大人物后，拿破仑的名望与他的荣耀同步增长，至少在他的追随者眼里，他和神灵的名望已不相上下。旺达姆将军，一个粗汉、大革命时代的典型军人，甚至比奥热罗更粗野，1815年，在与阿纳诺元帅一起登上杜伊勒里宫的楼梯时，他对元帅谈到了拿破仑：“那个魔鬼般的人物对我施用的幻术，我自己也搞不懂为何如此厉害，我既不怕神，也不怕鬼，但一看到他，我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禁不住打颤。他简直能够让我钻进针眼，投身火海。”
拿破仑对和他接触过的所有人，都能产生这种神奇的影响。达武在谈到莫雷和他本人的奉献精神时说：“如果皇帝对我们说，‘毁灭巴黎，不让一个人活着或跑掉，这对于我的政策至关重要’，我相信马雷是会为他保密的，不过他还不至于顽固到不想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这座城市。而我会因为担心泄露真情，把我的妻儿留在家里。”
必须记住这种命令让人神魂颠倒的惊人力量，才能够理解他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的壮举——他孤身一人，面对一个对他的暴政想必已感到厌倦的大国的全部武装，却能闪电般地征服整个法国。他只须看一眼那些派来阻挡他、曾发誓要完成自己使命的将军们，他们没作任何商量便屈服了。
英国将军吴士礼写道：“拿破仑，一个来自他的王国厄尔巴小岛的逃犯，几乎是孤身一人在法国登陆，兵不血刃，几周之内便把合法国王统治下的法国权力组织统统推翻。想证明一个人的权势，还有比这更惊人的方式吗？在他的这场最后战役中，从头至尾，他以令人惊叹的气势压倒了同盟国！他们让他牵着鼻子走，他差一点就打败他们！”
他的名望长于他的寿命，而且有增无减。他的名望让他的一个籍籍无名的侄子变成了皇帝。直到今天他的传奇故事仍然不绝于耳，足见对他的怀念是多么强烈。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只要你有足够的名望和付诸实施的天才，人们就会允许你这样做。
不错，我所谈的都是名望的一些极不寻常的例子。但是为了了解那些伟大的宗教、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帝国的起源，提提这些事例是有好处的。没有这种名望对群众的影响，这些发展就会成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名望并不是完全以个人的权势、军事业绩或宗教敬畏为基础。它可以有较为平庸的来源，其力量也相当可观。我们这个世纪便提供了若干实例。能够让后人世代不忘的最惊人的事例之一，是那个把大陆一分为二，改变了地球面貌和通商关系的著名人物的故事。他完成了自己的壮举，是因为他有强大的意志，也因为他能让自己周围的人着迷。为了克服他遇到的无数反对，他只让自己的表现说话。他言语简洁，他的魅力可以化敌为友。英国人反对他的计划尤其卖力，但是他一出现在英国，就把所有选票都争取到了自己一边；晚年他路过南安普顿时，一路上教堂钟声不断；如今又有一场运动在英国展开，要为他树立一座塑像。
征服了必须征服的一切——人和事、沼泽、岩石、沙地——之后，他不再相信还有什么事情能挡得住他，他想在巴拿马再挖一条苏伊士运河。他按老办法着手这项工程，但是他已上了年纪。此外，虽有移山填海的信念，如果那山过于高大，也是没办法移动的。山会进行抵抗，后来发生的灾难，也抹去了这位英雄身上耀眼的光环。他的一生说明了名望如何出现，也说明了它如何消失。在成就了足以同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媲美的业绩之后，他却被自己家乡的官僚打入最下贱的罪犯之流。他去世时没人留意，灵柩经过处，是一群无动于衷的民众。只有外国政府像对待历史上每个最伟大的人一样，怀着敬意对他表示纪念。
上面提到的这些事仍然属于极端的例子。要想对名望的心理学有细致的认识，把它们置于一系列事例中的极端是必要的。这个系列的一端是宗教和帝国的创立者，另一端则是用一顶新帽子或一件新服饰向邻居炫耀的人。
在这一系列事例的两极之间，文明中的各种不同因素——科学、艺术、文学等等——所导致的一切不同形式的名望，都有一席之地，并且可以看到，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享有名望的人、观念或物品，会在传染的作用下，立刻受到人们自觉不自觉的模仿，使整整一代人接受某些感情或表达思想的模式。进一步说，这种模仿通常是不自觉的，这解释了它的彻底性这一事实。临摹某些原始人的单调色彩和僵硬姿态的现代画家，很少能够比他们灵感的来源更有生命力。他们相信自己的真诚，但若是没有哪个杰出的大师复活了这种艺术形式，人们便会一直只看到他们幼稚低级的一面。那些模仿另一位著名大师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满了紫罗兰色的暗影，但是他们在自然界并没有看到比50年前更多的紫罗兰。他们是受了另一位画家的个性和特殊印象的影响，即受到了他的“暗示”，而这位画家尽管古怪，却成功地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在文明的所有因素中，都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
由以上论述可知，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而其中成功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每个成功者，每个得到承认的观念，仅仅因为成功这一事实，便不再受到人们的怀疑。成功是通向名望的主要台阶，其证据就是成功一旦消失，名望几乎也总是随之消失。昨天受群众拥戴的英雄一旦失败，今天就会受到侮辱。当然，名望越高，反应也会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群众会把末路英雄视为自己的同类，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当年罗伯斯庇尔把自己的同伙和大量的人处死时，他享有巨大的名望。当几张选票的转移剥夺了他的权力时，他便立刻失去了名望，群众齐声咒骂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正像不久前对待他的牺牲品一样。信徒们总是穷凶极恶地打碎他们以前神灵的塑像。
缺少成功的名望，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消失。不过它也可以在探讨中受到磨蚀，只是时间要更长一些。不管怎么说，探讨的力量是极为可靠的。当名望变成问题时，便不再是名望。能够长期保持名望的神与人，对探讨都毫不宽容。为了让群众敬仰，必须同它保持距离。
第四章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提要：1．牢固的信念。某些普遍信念不易改变／它们是文明的主流／根除它们十分困难／信念在哲学上的荒谬性不妨碍它的传播。2．群体意见的多变。不是来自普遍信念的意见极为易变／近百年来观念和信仰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真正界线／受到多样化影响的事物／混乱的报业造成了意见的多变。
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着密切的相似之处。在这些解剖学特征中，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需要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利用畜牧和园艺技术很容易就能加以改变的特征，有时它们甚至会使观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一个种族除了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总是可以观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多变一如岩石上的流沙。
因此，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两类。一方面我们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够数百年保持不变，整个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封建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有民族主义原则和当代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观念。其次是一些短暂而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生生灭灭的一些普遍学说的产物，这方面的例子有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例如那些产生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这些意见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时尚一样多变。它们类似于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
伟大的普遍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是每一个文明种族的历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件。它们构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作最后的清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就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一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很容易辨认——这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审察。
不过，即使当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时，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会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缓慢。最后，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立于其上的一切很快也会开始衰亡。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没有下决心破坏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它的信仰。这个民族会继续这一转变过程，直到停下脚步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念为止，在此之前它会一直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各种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并形成责任意识。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遍信念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它们衰败的信号。使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也注定衰亡。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具备某种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们取得了一定的团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总是表现出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态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遍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它便会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它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那些像莫洛克神一样野蛮的宗教神话是不容争议的吗？有个上帝因为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承受可怕的酷刑，在十多个世纪里，居然一直没人认识到这种神话荒谬至极。有过人天赋者，如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一刻也没有想到过这种说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智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新的教条一旦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然而它们总是具有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是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哈默德，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觉。
普遍的信念从哲学上说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当然，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这并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这种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实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实现于来世，因此也无法反驳它，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就会暴露无遗，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因此，它的力量的增长也只能到它获得胜利，开始实现自身的那天为止。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新宗教虽然像过去所有的宗教一样，也是以产生破坏性影响为起点，但是将来它并不能发挥创造性的作用。
2．群众意见的多变
以上我们阐述了牢固信念的力量，不过在这个基础的表面，还会生长出一些不断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其中一些也许朝生暮死，较重要的也不会比一代人的寿命更长。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见的变化有时不过是些表面现象，它们总是受到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等等，但是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因为在另一些民族中，在相同的名称下会看到一些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给那些意见所起的名称，还是其骗人的用法，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大革命时代的人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采用它的法律、它的权标、它的法袍，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因为后者是处在一个有着强大的历史意义的帝国的统治之下。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信念在其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遍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
如果不作这种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群众会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了事情就是如此。作为例证，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三十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革命，然后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在这段时间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这些变化不只发生在群众中，而且发生在他们的领导者中。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统治下，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七十年里，群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本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度受到法国入侵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等，轮番登场，生生灭灭。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遍信念和情感相悖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遍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不同的原因。
首先，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群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有所了解的群体观念的亟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最近的发展，它们不断把十分对立的意见带到群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烟云。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过去，就在不久以前，政府的措施、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附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的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作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20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对社会主义之类的信条的探究，只在很没有文化的阶层如矿山和工厂工人中间，能够找到信誓旦旦的拥护者。中产阶级的下层成员以及受过一些教育的工人，不是变成了彻底的怀疑论者，就是抱着极不稳定的意见。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的演变是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即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还有一些人名，如恺撒、奥古斯都或拿破仑，也万万不可在提到时不予以猛烈的痛斥。甚至在法兰西的索邦，也普遍存在着这种理解历史的幼稚方式。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意见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名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指《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译注
这一主张仍然相当有新意。没有它，历史就会变得不可思议。我在自己的前一本著作（《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中，用四章篇幅对它进行了阐述。读者从该书中可以看到，尽管存在着那些让人上当的表象，不管是语言、宗教还是艺术，总之，文明中的一切要素，都不能原封不动地从一个民族转移给另一个民族。
泰纳引用过的前国民议会议员福科罗伊的报告，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各地都可以看到保留礼拜日和上教堂的现象（法国大革命后，一周七日、周末礼拜的传统制度曾被一度废除——译注），这证明多数法国人希望回到他们的老习惯上去，也证明了抗拒这种天然倾向是不合时宜的。……大多数人都需要宗教、公开的礼拜仪式和僧侣。认为有可能通过普及教育消除宗教偏见，这不过是些我本人也一度受其误导的哲学家的谬论。宗教偏见是大量不幸的人求得安慰的来源……因此必须允许广大民众有他们的牧师、圣坛和公开的礼拜仪式。
甚至最进步的美国共和主义者都承认这个事实。美国杂志《论坛》最近典型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从1894年的12月一期的《评论之评论》把这段话转引如下：绝对不应忘记，即使在贵族制最热心的敌人看来，英国也是天下最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个人权利受到最大的尊重，个人拥有最大的自由。
麦考利（thomasmacau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和学者，所著四卷本《英国史》，讲述1688年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成长过程，对后世影响甚巨。——译注
对大革命时期划分法国各政党的一些深刻的宗教和政治分歧、尤其是有关社会问题的结论以及法德战争期间再次表现出来的一些分裂主义倾向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法国的不同种族还远远没有融合在一起。革命时期强大的集权制和建立一些人为的部门，注定要把各个古老的省份合并在一起，这是它的一项最有益的成就。如果让今天那些缺乏远见的头脑所热衷的分权制得到实现，就会引起最血腥的混乱。忽视这个事实，等于是对法国的全部历史视而不见。
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是中世纪墨洛温王朝时代（6—8世纪）由法兰克人建立的两个王国。——译注
然而这并不是拉丁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它在中国也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掌握在等级森严的士大夫手里的国家，就像法国一样，在那里取得官职也要经过考试，而它所检验的唯一内容，就是对大量典籍的轻松背诵。这支受过教育的无业大军，在今天被视为真正的民族灾难。同样，自从英国人不是为了教育之外的目的，而仅仅为给当地居民提供教育而开放教育以来，在印度也形成了“印度绅士”（babus）这样一个受过教育的特殊阶层，因为得不到雇用，他们便成了英国统治不妥协的敌人。对于所有的“印度绅士”来说，不管有没有职业，他们受到的教育的第一个结果降低了他们的道德标准。我在自己的《印度的文明》一书中，曾用大量篇幅来说明这一事实，而且所有造访过这个大半岛的作家都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见leregimemoderne，vol﹒ii（泰纳：《现代政体》，第二卷），1894。这些段落几乎是泰纳写下的最后文字。它们令人敬佩地体现着这位伟大哲学家漫长的人生经验。不幸的是，在我看来，我们那些并没有生活在国外的大学教授，对它们完全难以理解。教育是我们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心智所拥有的唯一手段。但是，几乎没有哪个法国人能够认识到，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是造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非但没有提升我们的年轻人，反而把他们变得低贱而堕落，想到这一点真让人痛心疾首。
古代埃及和希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兽，向过路者出一谜语（即著名的“一物出生时四足，长大后两足，最后三足，此为何物”——人），答不出者即被它吃掉。——译注
齐奥普斯（cheops），公元前16世纪埃及法老，曾建金字塔。——译注
孔代（thegreatconde，1621—1686），孔代姓氏为法国波旁王室的主要支系之一，此处提到的这个“大孔代”，曾发动叛乱反对王室，失利后避居西班牙。——译注
我在《民族演化的心理规律》一书中，曾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拉丁民族和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在民主理想方面表现出的不同。布尔热在旅行之后，也在他的近作《海外》一书中独立地得出了几乎和我完全一致的结论。
丹尼尔·勒絮尔（daniellesueur）语。
影响群众的技巧几乎无需借助于逻辑规则，我对这种现象的第一次观察要追溯到巴黎围困时期。有一天，我看到一群愤怒的人把一个将军押到当时的政府驻地卢弗，因为他们怀疑他把设防计划卖给了普鲁士人。一位政府官员，一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出来斥责那些要求立刻处死这名囚犯的人。我本以为，他在指出这种指控的荒谬性时，会说明这个军官实际上就是设防人之一，并且那种计划在每个书店里都能买到。令我大惑不解——当时我还十分年轻——的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同。“正义会得到伸张的！”这位演说家向那个囚犯宣布，“正义铁面无私。让护国政府来决定你们的请求吧。其间我们会把他监禁起来。”愤怒被这种让步所平息，人群立刻散去。十几分钟后将军便回到家里。如果讲话的人用逻辑论证去对付那群盛怒之下的人，他必定会被立刻撕成碎片。只因我少不更事，才会认为这种论证非常令人信服。
指耶稣。其父为木匠，居于古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地区。——译注
隐士彼得（peterthehermit，1050—1115）：法国修士，创建修道院，并曾率信徒到达耶路撒冷布道。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新教创始人，影响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萨伏那罗拉（c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宣教士，对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和宗教生活有过重要影响。——译注
内伊（michelney）和缪拉（joachimmurat）均为拿破仑手下的杰出将领。加里波第（giuseppegaril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的著名领袖，游击战专家，对意大利的统一做出过重要贡献。——译注
圣保罗（saintpaultheapostle），活动于公元1世纪，生卒无可考，耶稣之外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播者，《新约全书》有大量关于他的记载。德·雷赛布（ferdinanddelesseps，1805－1894），法国外交官，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组织者，成功后又畴划打通巴拿马地峡，未成。勒庞在下文还多次谈到他。——译注
勒庞：《人及其社会》（l’hommeetlessocietes，1881），第2卷，第116页。
唐豪塞（tannhauser）是13世纪的一名德国诗人，后成为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此处应指瓦格纳的歌剧《唐豪塞》，上演于1845年。——译注
勒南（ernestrenan，1823—1892）：19世纪法国思想家，对哲学、宗教和史学有深入研究。一生致力于以人文主义立场缓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著作有《耶稣传》、《道德和批判文集》、《法国的君主立宪制》等。——译注
帕斯卡尔（blaisepascal，1623—1662）：法国思想家，在数学、物理、神学和文学上都有重要贡献。——译注
各国都可以看到头衔、勋章和军装对大众的影响，甚至个人独立意识最发达的国家也不例外。我在这里引用一段最近一本游记里的话，它记述了英国的大人物们所享有的名望：在许多场合我都看到，即使最理智的英国人，也会因为同一个英国贵族沾亲带故或因为看到了他而兴奋不已。如果他的财产能够使他保持自己的身份，他事先便可断定他们会爱戴他；只要能与他交往，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他手里。看得出来，当他露面时，他们高兴得脸上泛红；如果他向他们说话，抑制不住的愉快会让他们面红耳赤，眼睛里闪烁着不同寻常的光芒。这么说吧，他们的血液里就流淌着对贵族的崇敬，正像西班牙人热爱舞蹈、德国人热爱音乐、法国人喜欢革命一样。他们对骏马和莎士比亚的热情不是十分强烈，这些东西带给他们的满足和骄傲也算不上他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讲述贵族的书销路相当不错，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它们，就像人手一册的《圣经》。
巴台农神庙（theparthenon）：雅典卫城的主要建筑之一，17世纪毁于战火。——译注
巴拉斯（paul－f﹒－j﹒barras，1755—1829）：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家，贵族出身，是最早赏识拿破仑的人之一。旺代事件指1793年后发生在法国旺代地区的反革命叛乱。下面提到的马塞纳（andremassena），也是拿破仑的主要将领之一。——译注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名望，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身边的人看得还不如马夫，他的名望就会更上一层楼。这些人中包括国民议会里的一些令欧洲心惊胆战的显赫人物。当时的许多闲谈都可说明这一事实。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拿破仑就曾粗暴地羞辱过伯格诺，其无礼就像对待一个男仆。发生效果后，他走到这人面前说：“喂，笨蛋，你找到脑子了吗？”伯格诺，一个如鼓手长一般高大的人，深深地躬着腰。那个小个子伸手揪住大个子的耳朵，把他提了起来。“这是令人心醉的宠信的表示”，伯格诺写道，“这是主人发怒时常见的亲昵举动。”这些事例可以使人清楚地认识到，名望能够产生多么无耻的陈词滥调。它也能够使我们看到大暴君对其喽啰们极为轻蔑的态度——他只把他们看作“炮灰”。
达武（louis‐nicolasdavout），拿破仑的名将之一。莫雷（hugues‐bernardmaret），先后担任过拿破仑的国务秘书和外交大臣等要职。——译注
一家奥地利报纸，维也纳的《新自由报》用很长的篇幅谈论了雷赛布的命运，其中的思考堪称最卓越的心理学见识，因此我把它转引如下：在费迪南·德·雷赛布受到指控后，人们无权再对哥伦布的可悲下场表示惊讶。如果雷赛布是个骗子，那么一切高贵的幻想便都成了犯罪。古人会用荣耀的光环来纪念他，会让他饮下奥林匹克的甘露，因为他改变了地球的面貌，完成了使万物更加完美的任务。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因为指控费迪南·德·雷赛布而成了不朽的人物，因为各民族总是需要一些人，他们不害怕把罪犯的帽子扣在一位老人头上——他的一生为当代人增光——以此贬低自己的时代。在资产阶级憎恨大胆创举的地方，再也不要谈论什么不可动摇的正义的未来！民族需要勇士，他们充满自信，克服了所有的障碍，不在乎个人的安危。天才不可能谨小慎微，一味谨小慎微，是绝对不可能扩大人类的活动范围的。……费迪南·德·雷赛布知道凯旋的狂喜与挫折的创痛——苏伊士和巴拿马。在这一点上，这颗心对成功的道德进行了反叛。当雷赛布成功地贯通了两个海洋时，国王和人民向他致敬；如今，当他败在科迪雷拉斯的岩石面前时，他不过是个毫无教养的骗子。……从这种结局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战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和雇主们的不满，他们借助于刑法，对那些在其同胞中出类拔萃的人施以报复，在面对人类天才高远的理想时，现代立法者心里充满窘迫，而公众对这些理想也不甚理解。一个大律师不难证明，斯坦利（比利时著名探险家）是个疯子，德·雷赛布也是个骗子。”
我只是从哲学意义上说它野蛮。其实它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使人类在一千五百年里窥见到了大量迷人的梦境和希望，他们并不想知道得更多。［莫洛克神（moloch）为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崇拜的神灵，对他的祭拜有以儿童为牺牲的习俗。——译注］
提比略（tiberius，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的第二代皇帝。——译注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官方任命的历史教授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们也证明了在法国的大学教育制度中是多么缺乏批判精神。我可以引用兰先生《法国大革命》一书中的两段话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欧洲历史上一件登峰造极的事件，而且它也开创了世界史的一个新纪元！”关于罗伯斯庇尔，我们莫明其妙地读到，“他的独裁更多地是建立在舆论、说服力和道德威信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位”。（“索邦”指巴黎大学，因其中最著名的学院为1257年神学家索邦所建的神学院。——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