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着盖有航空公司印章的报纸，陷入茫然。

四月六日，县警调查小组发表了内部调查报告书，同时决定了对十二名警察的惩处，其中甚至包括县警本部长的名字。直接涉入窜改文件的三名警察受到惩戒免职的处分，并且以伪造公文等罪嫌，将相关文件送交检方。这三人是不愿意认真聆听诗织及她父母求助的刑事二课长k（48岁）与刑事系长f（54岁），还有到猪野家来“要求撤销报案”的假刑警，也就是巡查长h（40岁）。据供称，他们的动机是觉得报告义务及查案很麻烦，想要减少报案数量。

如此坚称“没有那种事实”的埼玉县警，却以最糟糕的形式自打嘴巴，不仅就是事实，而且还恶性重大。一直隐藏在“女大学生命案”背后——不，一直遭到掩盖的“桶川案件”的全貌，这下总算要揭露出来了。

自从我在ktv包厢听到“遗言”，开始采访，已经过了五个月的时间。

主流媒体的风向骤变。明知道被害人一方的主张，却几乎不愿报道的主流媒体，这下像陷入狂喜般大肆抨击起县警来。“桶川案件”突然登上了头条版面。而且消息来源是撒了那么多谎的县警所说的“这才是事实”的声明，只能说根本是黑色幽默。为什么主流媒体会那样轻易相信警方的说法？过去县警撒了那么多的谎，媒体却还是认为县警的声明比被害人父亲召开的记者会更具真实性吗？诗织的“遗言”没办法刊载，但是警方的书面声明发下来的瞬间，警察的行为就被报道成犯罪、突然变成了strong事实/strong……主流媒体那种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令我只能瞠目结舌。

不过，总之火是点燃了，并且熊熊燃烧起来。这是继神奈川县警、新潟县警之后的警方丑闻，媒体欢欣地随之起舞。眼前的情景，应该是我一直以来所期盼的才对。

然而这真的是我所希望的结果吗……

我总算把在这起事件中接下的两根棒子交给了谁吗？

县警本部长在记者会中说：

“只要警方好好针对名誉毁损进行调查，或许就有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他承认了上尾署的应对失当，以结果来说，错过了预防诗织命案于未然的结果。承认了先前那样坚决否认的撤销名誉毁损刑事告诉的事实；承认了窜改笔录、制作假文件……

我应该是一直希望县警的过错能够被公之于世，一直希望有媒体出来大喊“是警方对诗织见死不救”的，但是有什么不对劲。

命案发生那天，上尾署的搜查本部拥有一份一般案件难以想象的超级“侦办资料”。那就是诗织承受着警方恶劣的讯问所完成的报案笔录。前往检察机关或警察单位提出口头告诉的时候，检察官或承办警察就会为民众制作这样的笔录，把它当成和告诉状一样的东西就行了。上面应该详细记载了一连串跟踪骚扰的被害人的诉说、事发之前的经过，甚至连“凶手”的姓名和侦办线索都有。这份资料与我从诗织的朋友那里好不容易问到的种种内容，详尽程度应该是天差地远。

三名被函送法办的警官所犯下的罪行，就是将笔录的“提出告诉”字样窜改为“备案”。但是案发之后，侦办的干部和第一线的搜查员不可能没看到这份笔录。不仅如此，干部应该会叫来制作笔录的刑警，询问更详细的经过才对。

那份笔录上，“提出告诉”的部分用两条线划掉，改写成“备案”。有那么多名搜查员看到笔录，然而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居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修改的部分，这有可能吗？

命案当天，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傍晚六点的记者会提问时间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如今看来，上尾署的回答非常重要。

strong问/strong被害人生前曾经与人有过纠纷吗？

strong答/strong不清楚是不是有纠纷，不过今年七月下旬左右，被害人曾经为了名誉毁损的事，来到本署备案。

简单明了，上尾署在这时候就明白回答说是“strong备案/strong”了。警方早已确认猪野诗织这名二十一岁女大学生提出的是“备案”，而非“报案提告”。别说什么要求撤销报案了，这不正代表了上尾署早在这个阶段，就已经看到“提出告诉”被两条线划掉、遭到窜改的笔录了吗？后来的记者会中，警方有时候说“报案”，有时候说“备案”，翻来覆去。

十一月，我写出“假刑警”这篇愚蠢的报道，年节刚过，也推出了“警方要求撤销报案”的报道。八卦节目也持续指出各种问题。这段时间，上尾署完全否定，说“警方不可能要求被害人撤销报案”，然而命案后都过了五个月，三月进驻的特别调查小组一调查，居然又改口说什么“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现在才发现笔录遭到窜改”。难道他们要说与命案被害人有关的重要文件，直到这天都弄不清楚到底是“提出告诉”还是“备案”吗？

然后负起责任的，就只有遭到惩戒免职、函送法办的三名警察，实在让人无法接受。这根本是断尾求生。

在进行《focus》第三期“警察批判”的采访时，记者小久保于一月七日前往上尾署。这时他提出“刑事二课长k”的名字，质问副署长。

结果紧接着的一月十日左右，尽管警察早就把名誉毁损的证据传单丢掉了，但包括k在内的三名搜查员为了伪装成好好保管的样子，铆起劲来伪造文件。自从七月二十九日的提告笔录被窜改为备案后，直到九月七日左右都毫无作为的搜查员，却在这时突然行动起来，只能说一定是因为小久保前去采访的缘故。

同一时刻，其实上尾署又让诗织的父亲strong再次/strong制作了名誉毁损的报案笔录。他们那时候才又把诗织的母亲带去传单张贴的地点，拍下照片。被周刊指责“毫无干劲”时，诗识的笔录由于遭到窜改，早就变成了“备案”。那篇报道肯定让上尾署相当慌张。名誉毁损是亲告罪，如果没有被害人报案，即使能够侦办，也无法逮捕嫌犯。为了粉饰成报案笔录存在，警方只好弄出一份新的报案笔录。

但是即使只有一家，也被周刊爆了出来。这真的是只有那名刑事二课长k等三人能够strong独立/strong完成的事吗？更合理的推测是，在这个阶段，上尾署还有搜查本部已经有相当多人知道诗织的笔录遭到窜改。而且巡查长h后来在自己的审判中说“窜改笔录，是以前上司教我的，其他案子也曾如法炮制”，看来在警界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市民感到恐惧，想要求助，就只能投靠警察署。守护辖区内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不正是警察最重要的任务吗？这种事连小学课本都写了吧？然而上尾署拼命守护的，却是“轻松的工作”“名誉”和“地位”，绝对不是市民……

据说刑事二课长k长年任职鉴识课，其实几乎没有办案的实务经验。电视报道中说，课长k在讯问中供称：

“我对自己指挥办案的能力感到不安。因为手头还有其他案子，我想尽量不增加新的案子。”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现在我连这都感到怀疑。刑事二课长k真的只是因为这样，就对诗织与父母连续两天拼命的求助充耳不闻吗？因为这样就推诿报案吗？因为这样就甚至要求撤销报案吗？

还有一点，是我在这次采访中一直感觉到疑惑的。

上百名搜查员都到哪里去了？

命案发生后两个月之间，在我查出行凶的歹徒是谁以前，他们都在做什么？

第一场记者会，也就是樱井用电话向我报告的那场记者会中，警方是怎么宣布的？“古驰”“普拉达”“厚底长靴”“迷你裙”……这样描述被害人的外表，到底有何用意？

诗织在朋友的拜托下，命案一年前曾经勉为其难地在某家店打工过两星期，这件事也是警方透露给记者的。明知道那家店只因为提供酒类，就会被记者写成“酒家”。

还有诗织刚遇害的时候，各家报社记者在夜间进行非正式采访时，搜查员一直是怎么告诉记者的？

“那是酒家女的三流案子啦。”

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警方可以这样诱导媒体吗？到底是出于什么用意，要把一个普通女孩套进某种strong模子/strong里？

见饵就咬的媒体也实在糟糕。这些传闻不断增殖，出现在八卦节目、周刊杂志和体育报上。“酒家女”“迷恋名牌”等形容，在警方的推波助澜下，塑造出一个甚至让人觉得充满恶意的虚像。换个说法也就是为数惊人的媒体落入了警方的圈套。讽刺的是，小松和人一直想要毁掉诗织的名誉，而警方和媒体联手达成了他的心愿。久保田刚落网的时候，就连发行数量全日本第一的大报，把诗织写成“曾经做过酒店小姐”。这些报道，与那天四处张贴的黄色传单又有什么不同？况且是不是酒家女、是不是迷恋名牌、是不是酒店小姐，跟命案到底有什么关系？

小松和人遭到通缉，各家媒体总算报出他的姓名，这次又这么写：“当时与特殊行业老板交往的猪野诗织……”就像前面说的，小松和人伪装职业、姓名和年龄，自称“汽车销售业务小松strong诚/strong，23岁”，亲近诗织。诗织至死，都不知道和人从事什么工作。即使想知道也无从得知，警察也不肯调查。报纸这样的写法，真的能说是传达了“事实”吗？

看到“与特殊营业老板交往”这样的描述，一般读者还能够把被害人当成“普通”的女大学生吗？然而报道却写得仿佛诗织是明知道这一点才跟小松交往的，岂不是太欠缺顾虑了？

终于连电视上都有女性名嘴根据这些胡说八道的报道，评论说：“如果是在那种店上班，女生自己也有责任。”

方向都是一样的。

“她就是因为在酒店上班、因为喜欢名牌，所以才会被杀。而且她好像收了男方一堆昂贵的礼物。对方不就是特殊行业的老板吗……”

没有人想要被卷入命案。每个人都希望被害人与自己毫无共通之处，距离自己居住的世界愈遥远就愈放心。

“啊，那个被害人果然是那种女人，跟我不一样，跟我女儿也不一样，所以才会被杀，是她自找的。”那些报道，是想要让世人这样想吗？

就算退让百步，媒体是被警方误导的好了，那么，为什么警方甚至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扭曲诗织的形象？为什么这起命案strong非得是/strong“酒家女的三流案子”不可？

我要不厌其烦地重申。

县警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逮捕小松和人。

搜查本部毫无作为地在命案发生后虚耗了两个月。然而这段时间，仅由三个人组成的团队，在许多人的协助及诸多幸运的眷顾之下，查出了实行犯，并成功拍到照片。这段过程中，我们在哪里遇到过搜查员吗？

这个时候，警方正铆起劲来塑造出与诗织真正的形象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诗织的样貌。出于不想工作这种难以置信的理由而遭到窜改的笔录，也被彻底隐瞒起来。武史被视为主犯，依杀人罪嫌逮捕，然而小松和人直到最后都仅止于被以名誉毁损的罪嫌通缉，而且以缓起诉收场。

这当中的扭曲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切的根本，果然在于警方无论如何都非要否认诗织的“遗言”吗？

一名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拼命倾诉“我会被杀”，然而警方见死不救，害她真的被杀了，这件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是吗？

埼玉县警有人遭到处分了，但他们真心诚意地反省了吗？

只要看看警方最后画出来的图象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了：实行犯久保田供称受到小松武史指使，而武史的动机，是打算惩治害弟弟和人痛苦的坏女人，因此和人与此事完全无关。警方直到最后都坚持这样的图象，目前审判也依照这样的内容进行。只要和人从这幅图象中被除外，就绝对不会符合诗织的“遗言”。这就是警方所写的剧本。

但是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诗织指明歹徒是谁，向警方求救，警方却独独排除掉那个人。这是为了保全警方的面子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们没有发现这样的面子等于是二度杀害被害人？诗织的声音直到最后都无法传达出去吗？只要下手的“凶手”落网就够了吗？“真相”怎么样都无所谓吗？

这与记者俱乐部的结构是一样的。俱乐部认为案子怎么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发表了什么内容，而警方认为只要逮捕到“凶手”就好了，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诗织遇害时，警方的应对恶劣至极。他们打电话到猪野家，不理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而忧心如焚的母亲，问起：“你女儿今天早上穿什么衣服出门？”明明诗织身上带着驾照，警方早已确认她的身份了。总算得知女儿遇害，母亲想要赶去医院，却被警察先叫去警署，然后父亲也被叫去，没完没了地讯问。这段时间，父母对被送去医院的女儿的伤势担心得不得了，警方却哄着要他们放心，实际上却把他们绊在警署长达十小时以上，害他们连女儿最后一面都见不到。结果父母在警察署内接到女儿的死讯，震惊无比，警方却还不断拿出文件要他们填写，直到填完之前，甚至都不让他们见到遗体。这种蛮横，真的能够允许吗？办案就这么重要吗？记者俱乐部为政府机关服务，而警察为法律服务，两边都很了不起。但如果其中没有“人性”，就毫无意义。日本这整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

不仅如此，埼玉县警接下来也拼命地把诗织以及命案本身的形象弄得廉价，设法让媒体的兴趣从“就算报案，也被擅自改成备案”这个事实转移开来，如果事迹败露，就断尾求生。他们不认为这样的行径是在再三、再四地践踏死者吗？

县警本部长在记者会上说：“只要警方好好针对名誉毁损进行调查，或许就有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

不对。

警方不应该说得如此事不关己。最严重地伤害诗织的名誉、生命的，不就是埼玉县警吗？

埼玉县警为何会如此想要避开小松和人？实际上就仿佛同极相斥一般，搜查员从头到尾都只避着小松和人一个人，也没有派搜查员到冲绳去。据说武史在侦讯中再三提醒，和人有可能会自杀，请警方找到他并保护起来，却被一笑置之。自己画出来的图就那么重要吗？我绝对不是认为武史没有责任，也认为下指示的或许就是武史，但是县警打算让整起案子就这样以扭曲的样貌送上法庭，他们的态度中哪有反省？

开庭陈述要旨中有段耐人寻味的内容。

是武史想要杀害诗织的“经过”，主旨是这样的：

“由于诗织要求分手，和人整个人十分沮丧。因此哥哥武史企图伤害诗织与其家人的名誉，分阶段变本加厉地骚扰，但是如果诗织还是没有受到明显的伤害，就杀害她。”

只读这个部分，主犯显然是武史。不必说，是做哥哥的因为弟弟被女人甩了，所以杀了那个女的，替弟弟出气，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杀人动机”。这一点姑且不论，就连委托强暴、中伤传单、制作假援交小卡片，甚至是张贴和印刷黑函等行为，主谋都成了武史。而且据说武史还说：

“那女人家里有养狗。喂那条狗吃硼砂丸子，把它毒死。”

这个剧情是不是在哪里看过？撒照片，拍下强暴影片，然后杀掉……这不是跟诗织告诉岛田的内容一模一样吗？那么，这个剧情是谁写的？

我必须在这里坦承一个一直保密的内容。

那是第一次见到佳织的十二月底。我在咖啡厅里，听着桌子对面长得和诗织一模一样的佳织说出这件事——是关于和人的事。

是无法写成报道的内容。

命案发生好几个月前，就在和人即将与诗织分手的时候，据说和人对佳织坦白：

“我要把诗织搞到没办法过正常生活，要逼她下海卖身，叫部下轮奸她，搞烂她的身体，把她逼疯。

“你知道吗？杀人太容易了。只要雇人，花个几万日元就办得到了。我也要雇人宰了诗织，把她爸妈也杀了。因为她爸妈也有责任。我要让她再也没办法工作，要不然就宰了她。动手的时候，我会让我信任的伙伴去做。我有一堆这样的伙伴跟部下。”

和人以病态的表情说个不停，佳织拼命劝阻他：

“你自己也有父母吧？如果你自己的父母遇到这种事，你会怎么想？”

“不，我相信的只有我哥。我哥愿意为我做任何事。跟我爸妈无关。他们怎么样都无所谓……”

这是和人的“杀人计划”。和人在诗织面前，绝对不会用“杀”这种直接的字眼，但是面对佳织，却赤裸裸地吐露感情。和人有十足的杀意，也有进行跟踪骚扰的十足动机。

我的采访，过去只能问到诗织那一方的说辞。但是这段证词不一样，是小松和人本人亲口说出来的。

可是我不能报道出来。因为如果写出来，可能害佳织也遭遇危险。只要读到报道，不管我再怎么隐藏消息来源，和人也一定能看出话是从谁口中说出来的。

这是和人被关进牢狱以前，都必须藏在我心底的内容。

而现在看到这份开庭陈述，我会感到极强烈的异样感，就是因为我听过这段证词。和人所说的“计划”，与警方准备的武史的“经过”，和诗织的“遗言”，竟是如此地不谋而合；然而说出来的却又是完全不同的人。那么，最原始的剧本是谁写的，岂不是不言自明了吗？即使如此，还是要撇开小松和人进行审判吗？为什么要躲避小松和人到这种地步？

诗织的“遗言”。

无论如何，我就是会回到这里。经过半年来的采访，我查证到她的“遗言”中所说的一切几乎都是事实。即使起先感到疑惑，但只要查到新的事实，就会发现诗织的“遗言”是对的，一再反复。我从极小的线索开始采访，与其说是我在追查事实，不如说我是被事实牵引到这里。不，我strong成功地走到这里/strong，全靠诗织交给岛田和阳子、岛田和阳子交给我的那些话，以及那些话以外的某种力量。

“遗言”最后还留有一个疑问。

“小松早就打点好了。警方已经不能依靠了。我已经完了。我一定会就这样被杀死。”诗织这样说。

“我在警界高层跟政治圈有一堆朋友，我小松大爷没有办不到的事。”

小松再三对诗织如此强调。

唯有这一点，在我的心中未能消化。不，这就是我到现在依旧背负着的“什么”吗？

现在正在事件幕后放下心中大石的那家伙。不管花上多久的时间，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他拖出来。如果他心里有数，我要他好好记着。

“女大学生命案初审前东京消防厅职员否认起诉内容”。

五月二日上午，通讯社发布了这样的新闻快讯。命案的初审开始了。不出所料，小松武史否认嫌疑。

这天早上，浦和地方法院前面形成了约三百人的长龙，都是来抽签参加只有四十几席的旁听席的人。不过大半都是媒体为了采访雇来的排队打工人员。

主流媒体拥有一般旁听席以外的司法记者席，因此各家媒体可以派一名记者进场。如果这样还不够，或是想要派出司法线记者以外的社会线记者或评论家旁听，就会雇用打工人员排队抽签。然后还可以顺便拍摄大排长龙的画面，当作新闻，这自导自演也太厉害了。

我当然没有司法记者席这种方便的东西。法院也一样，对于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的媒体，都不当成记者看待。只能赌抽签运了。

我拿着“1号”号码牌站在队伍前头。这是利用休假的自主采访，但我并不是特别起劲地早起来排队。只是由于我呆呆地站在抽签集合地点，刚好我所在的位置成了队伍开头罢了。这号码感觉就不会中，不过似乎足以引起来采访初审的报社记者兴趣。一名不认识的记者跑来采访。

“不好意思，请问您是一般民众吗？”

不是打工排队也不是记者俱乐部的我算是“一般民众”还是“特殊人员”？我自己也一头雾水，穷于回答。

“您好早就来排队了，对这起案子有兴趣，是吗？”记者紧接着抛出下一题。不要问我啦。如果真要回答，讲上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喔。会害你赶不上晚报截稿喔，你真的要问？再说，我连能不能进法庭都还不清楚。

我怀着这样的心思，没想到预感成真。真是无益的负面思考。这也算是“心想事成”。领到“1号”的大叔完全落选了。我的运气说穿了就只有这样吗？跟我一起排队的记者小久保也落选了。这下初审的自主采访就结束了。答案出来了。我的身份是无限接近“一般民众”。

初审的内容，我只能通过报纸和电视得知。

天气已经完全变暖的某一天，洗衣店打电话来：“您的外套已经放很久了，请过来领。”然后挂了电话。我都忘了。一直没时间去领，那件夏季外套还放在店里。

今天也没有时间去领。我正准备出门采访，发现埋着“之助”的草地冒出向日葵的芽来。那天和“之助”一起埋下的它最爱的向日葵籽，不知不觉间长出了一根挺立的嫩芽。明明埋了好几颗种子，却只有一颗发芽，令我觉得十分奇妙。我时隔许久来到“之助”的墓前，蹲下来合掌。生命就是像这样在不知不觉间萌芽的……我边合掌边想。请你就这样健壮成长，有一天开出大花来吧！“之助”留下的这棵向日葵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因为诗织最爱的花也是向日葵……

这天，国会通过了《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如果说这起毫无救赎的“桶川案件”留下了什么，那就是这部法律吧。如果有这部可以规范纠缠骚扰行为的法律，这起命案或许会是不同的结局。

但是不管法律订得多么好，运用它的毕竟还是人。不可能世上所有的跟踪狂问题就此得到解决，最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对拼命倾诉的被害人多一点同理心，其实也根本不需要法律。

巧的是，五月十八日这天，刚好是诗织的二十二岁生日。

我把车子停在桶川站前圆环的外侧。

穿过时髦的电话亭旁边，走过嵌满褐色地砖的人行道。站在慢跑路线的起点稍前方，大型购物中心的角落。

十八年来，我一直站在第一线。所以一有什么结果，还是会回到现场。三流记者最后抵达的地方，就是现场。自从第一次来到这里，赫然回首，竟已过去了意外漫长的岁月。那个时候的我糊里糊涂，只是在现场不停地走来走去。后来，我又重回这里多少次了？

一度树叶落尽的道旁榉树再次长满了茂密的绿叶。杜鹃花丛间不知不觉放上了三个绿色的塑料桶。是有人放在这里，方便人们为诗织献花的。献花的种类也随着季节有所不同。还有许多人没有忘记诗织和那起命案，来到这里缅怀。

那天诗织一如往常，把自行车停在这里，正要上锁。当时她正在想些什么？刚开始采访这起命案的时候，我认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不幸，至多就只有自行车被偷；但是不对。诗织明白危险正在逼近她。一名二十一岁的女孩，一面对抗着恐惧，仍拼命地过着每一天，努力活下去。

然而这样的诗织，却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冲撞与剧痛。那会是多么可怕的感觉？她回头一看，只看到一名肥胖的陌生男子。然后目睹一把长达125毫米的刀子再次逼近胸口。那种绝望与孤独，没有人能懂，不可能有人懂。

诗织坐倒在她所爱的这个城市，倒在这个地方。过于短暂的人生的终点，不是自家也不是医院，而是身边没有任何爱着她的人的、这条嵌着褐色地砖的人行道。在逐渐模糊的意识中、痛苦的呼吸与疼痛中，她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心爱的父母，可爱的弟弟吗……或者是那样拼命地恳求警察救她，却落得这种下场的不甘与憾恨？

无需再次赘言，诗织只是个普通的女孩。她喜欢向日葵、深爱父母和弟弟、珍惜朋友、疼爱动物，是这样一个随处可见的女孩。是直到最后一刻都担心着父母，说着“我爸和我妈好可怜”、就像在你身边的普通女孩。这样一个普通的市民，为何得这样死于非命不可？

为什么诗织那样拼命求助，警察却听不见她的声音？

为什么恐吓诗织“我要让你下地狱”，逼她直到死前都活在惊惧中的男人，完全不必服刑赎罪？

为什么联合起来骚扰一个女大学生的男人们只被判了轻罪？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女孩要被单方面地称为酒家女？

为什么家属的声音会被警方掩盖？

为什么诗织留下来的话没有人相信？

还有，为什么诗织——或许有可能是你的女儿的诗织，非死不可？

请再次好好思考她所留下来的话。想想这名除了留下这些话以外，再也走投无路的二十一岁女孩那孤独的“遗言”。

“如果我死了，就是小松杀的……”

亲告罪，指须有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犯罪。——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