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长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让他刻碑，他接到任务后，跑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意思是，我常安民是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大家都称赞他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闻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于是说：“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恶，比许多士大夫强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镌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崇宁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召：“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意思是，他告诉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以温饱。今日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实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与1972年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证明了李仲宁确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满足了他的愿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四

讲以上三则故事，是因为本书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对这三则故事的一种回应。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语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这话其实错得离谱。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感慨。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与抗争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后，感谢为此书从酝酿到出版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所有人。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感谢我可爱的女儿谌大猫，她是我努力想要写一点有价值的文字的动力。

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页。

班固：《汉书·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6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60—6461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39页。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罗昌繁：《大历史与小人物：北宋晚期党争视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美］海斯著，蒋廷黻译：《族国主义论丛》，新月书店1930年版，第322页。

［苏］b．a．苏霍姆林斯基著，赵玮、王义亮、蔡兴文、纪强译：《帕夫雷什中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