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立即渡过昭阳江，在江北岸占领了渡口。
美军的这支小规模坦克突击支队，三个小时之内在中国军队的腰部北进二十公里，渡过了重要的天然屏障昭阳江。这显露出中国军队在撤退掩护中的疏漏和间隙有多么大。更重要的是，“纽曼尖兵”突破的是中国军队最需要重点防范的地段，这个地段让美军轻易地沿着洪川至麟蹄的公路斜插进来，等于是在东线撤退的中国军队的腰部斜插进了一刀。也就是说，不但远在三七线附近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中国第十二、第二十七军等部队，在彭德怀下达撤退命令的第三天就已经腹背受敌了，而且中线的第十五、第六十军的右翼也已经完全暴露。
由于紧随突击队的美第十军迅猛地向北插进，西线和中线中国军队面临的局势更加危急了。
西线，由于南朝鲜第一师的进攻，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撤退至汶山一线，中国第六十五军的右翼完全暴露，不得不自议政府、清平里一线撤退。为了保持防线不至于崩溃，彭德怀命令第六十五军无论如何要在议政府一线阻击美军二十天。二十天，对于已经处于险境的第六十五军来讲太艰难了。在美军的猛烈攻击下，不到五天，第六十五军的阵地就被美军突破了。结果导致中国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之间本来就存在的缺口完全裂开了，美骑兵第一师、第二十五师、英军第二十八旅、加拿大旅和南朝鲜第二师开始沿着这个缺口大肆向北挺进。
中线，南朝鲜第六师、美第二十四师已经突进济宁里、城隍堂地区，并控制了加平以东的北汉江南岸渡口；而美第七师、陆战一师已经接近春川，致使中国第六十军方向出现危机。第六十军一八〇师因有八百余名伤员没有转移而没有撤退，依旧还在原地阻击，而它的两翼已完全是美军。至此，一八〇师实际上已经被美军割裂孤立。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与在九万里附近实施空降的美军发生猛烈战斗，而第二十七军被美军阻隔在富坪里以南、洪川至麟蹄公路东西两侧的桃木洞、玉山洞、县里地区，无法执行被赋予的沿昭阳江阻击美军的任务。配属于第九兵团的第十二军也被美军割裂，而其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中穿插得最远的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则被远远地孤立于三巨里附近，与军师部都已失去联系。
中国军队预定的机动防御战线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就被美军在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各个分割，各部队都处于分散撤退所将面临的重重险境之中。
彭德怀发出急电，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同时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求得歼灭美军一部。彭德怀知道，必须遏制美军的进攻，否则不但不能把伤员运回来，主力也要受到损失。
中国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在饥饿难忍的时候分到了一把炒黄豆，但是让他最不能忍受的还不是饥饿，而是目前战线上混乱的局势。当面的几个美军师已经包抄到第六十三军的两翼，一路美军以坦克搭乘步兵沿汉江西岸向第六十三军的背后迂回，如果再不下决心，全军的撤退后路就没有了。
撤！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了！
下达了撤退命令之后，傅崇碧军长跟随军指挥部渡汉江北撤。一八七师跟随军指挥部撤退。就在军部和一八七师涉水过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几百米远的江面上，出现一支美军涉水过江的队伍，同时，还有十几艘美军渡江的船！紧急之中，美军的侦察机飞来了，就在军部和一八七师的头顶上盘旋！奇怪的是，美军没有向撤退中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双方居然相安无事地擦肩过了江——也许是美军的侦察机把这支中国军队当成南朝鲜军队了？也许美军认为要不是南朝鲜的军队怎么能敢和美军并排过江？
渡过汉江之后，傅崇碧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脱离美军，并且向兵团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兵团通报的敌情令傅崇碧心惊：中国军队第三兵团、第九兵团的部队已经被美军割断，第十九兵团目前唯一能撤退的方向只剩下铁原了。现在兵团正命令第六十五军在议政府阻击美军，以掩护兵团大部队的撤退……
傅崇碧不知道，就在他接到兵团电报的时候，第六十五军已经因再也顶不住美军的进攻往后撤了。
疲劳、饥饿、失望一齐折磨着傅崇碧。中国军队的军长和普通士兵一样都是依靠步行行动。美军的地面炮火和空中轰炸在中国军队撤退的路上形成了一道道的拦截网，每突破一次这样的弹幕拦截，部队都会出现巨大伤亡。傅崇碧已经走不动了，只得让警卫员搀扶着。当他得知一八八师五六三团在清平里渡口阻击美军的战斗中打得勇敢壮烈，并且在撤下阵地的时候坚持把烈士尸体掩埋好的报告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兵不由得热泪纵横。
第六十三军军部走进一条山沟，发现设在这里的兵团指挥部刚撤走不久，撤走的时候遗留下一些饼干等食品。饿急了的军部人员正在吃，就听见有人大喊：“敌人来了！”一看，美军的坦克开过来了！傅崇碧拔出手枪大声命令道：“军机关快走！警卫连掩护！”这是傅崇碧军长入朝作战以来第二次在这么近的距离遭遇敌人，第一次是在第五次战役开始前，在江边看地形的时候，那次也是敌人的坦克突然冲过来，钢铁履带在江边卷起漫天的烟尘……
第六十三军军部好不容易撤到涟川，兵团的急电到了，电报命令第六十三军立即接替第六十五军的防务，在涟川至铁原之间宽二十五公里、纵深二十公里的地区，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阻击美军北进。
傅崇碧军长看着电报呆了。第六十三军在大雨泥泞中撤退到涟川，部队损失巨大，士兵疲惫不堪，要在如此宽大的正面阻击美军的集团冲锋，谈何容易！打仗没有人愿意把阵地丢了，第六十五军也是一支能打仗的好部队，不是顶不住了吗？
时年三十五岁的军长傅崇碧意识到，考验第六十三军的最后时刻到了。
中国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是个烈性军人，第二野战军的著名猛将，在国内战争中担任六纵队司令，打仗勇敢顽强，战功卓著，人称“王疯子”，连毛泽东都这样称呼他。战将陈赓受命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入朝参战，陈赓特别点了王近山的将。陈赓因病没有入朝，王近山履行着兵团司令员之职。至于他的外号，彭德怀有精辟的解释：“那是革命的英雄主义！”
王近山为人坦荡，他承认自己看不起美国人。“他们有多少兵？加上李承晚的伪军，还抵不上咱的一个军区，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多大个地方？在三八线上尿泡尿就能滋到釜山去！”
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中，第三兵团的主力第十二军被配给了第九兵团，王近山老大地不愿意，因为这样他的第三兵团打的是助攻，而现在，真正的硬仗还没有打，他的第六十军就情况不妙了。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六十军在加平、春川一带阻击美军，可第六十军左翼的第十二军已经后撤，右翼第十九兵团的第六十三军也撤了，后面的第三十九军撤得更早，这不是让第六十军三面受敌嘛。第六十军唯有赶快撤回才能最大地保存实力，但是没有撤退的命令；再说，第六十军还有近八千的伤员没有撤下来，就是有命令让他们撤，他们也无法立即撤下来。另外，配属第九兵团的第十二军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插得太远，现在已处在了更加危急的状态中了。
王近山心情极为恶劣：“为什么让十二军插得那么远？要是被阻在敌后撤不回来，我找宋时轮算账！”
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这时是整个战场上最焦急的指挥员。自从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以来，他们打的仗是最艰苦的，在第二次战役于东线与美军陆战一师的战斗中，他们的英勇顽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役之后，重大的损失令他们在东线整整休整了五个月之久，直到第五次战役才重新参加战斗。第五次战役刚发起时，第九兵团担任东线的主要突击任务，他们打得很坚决，但是，正因为他们的部队向南攻击得太远，此时便成为撤退中最困难的兵团。尤其是第三兵团配属过来的第十二军，第十二军的两个师此刻已被美军切断了撤退的后路，其中，以赵兰田的三十一师最为危急。
与军部失去联系的三十一师被孤立于敌后，赵兰田师长考虑得更多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插得最远的九十一团。九十一团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可谓进击神速，居然打到了下珍富里，那里是三八线再往南的三十七度线，实实在在地是钻进敌人的肚子里了。可是，现在部队要撤退，已钻进敌人肚子里的他们该怎么回来？他们后面的道路已被美军控制，按照进去的原路出来是不可能了，但是不走原路又有哪条路可以脱险？那是整整一个团哪，关乎一千多名官兵的生死……
左右两翼的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都来人通报，他们要撤退了。
三十一师要是再不退，就很可能孤立无援了。
经过痛苦激烈的讨论，赵兰田师长和刘瑄政委的决定是：等九十一团脱险之后，师指挥部再走。并命令九十三团坚决阻击美军，为九十一团脱险争取时间。同时，命令九十一团，能按原路撤退更好，实在不行，向东沿着东海岸的山地寻找北撤的路。
无法与九十一团取得联系，只有派人去送信了。
三十一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带上两名警卫员出发了。
在中国军队全线向北撤退的整个战线上，只有这三个人迎着整个战线上的敌人在往南走。
两个警卫员先后牺牲在路上，枫亭到达了九十一团指挥部。
九十一团团长李长林看见枫亭的时候大为惊讶，他不知道这位副科长是怎样穿过敌人的一道道战线过来的。但是更为惊讶的还是枫亭副科长：对战局发展毫无了解的李长林团长正在兴致勃勃地部署进攻当面南朝鲜军队的战斗！李长林看了师指挥部的命令后明白了：大部队已经撤退了，九十一团已经孤悬于敌后。
按照原路撤退已不可能，即使杀出一条血路来，伤亡必定惨重，而且伤员没办法带走。东边是高山大海，也有敌人，只能出乎敌人的意料，向东南走，转移到敌人后方去，然后绕路向北，设法撤出敌占区。
这时，失去联络信号的报话机突然接通了，传来赵兰田师长急促的声音：“我同意你们的计划！我率领九十三团顶住敌人，掩护你们往东南走！保重！”就这样，中国军队的一个整团开始了危急万分的艰难突围。
干部们的镇静和果敢影响着士兵们。士兵们跟在他们所信赖的干部们的后面，他们没有恐惧，只有回到大部队的决心。
九十一团抬着伤员，押着俘虏，携带着所有舍不得丢弃的装备，秘密涉过了南汉江，进入茂密的山林。他们不断地遇到敌人，能够躲过的，悄悄躲过去；遭遇的，就坚决地打，战斗起来异常勇猛顽强。从敌人俘虏的口供中，他们知道，敌人正在堵截他们，堵截的兵力是三个师。
三个师在围堵一个团！
李长林接到报告说，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二营和一连走错方向，与团部失去了联系。这时，东南边传来枪声。李长林果断命令改变行军方向，去营救二营和一连。黑暗的夜色中依旧能够看见山路上的嶙峋乱石。当他们登上一座山顶的时候，中国士兵们闻到了咸湿的海水的味道。
李长林也看见了大海，这是朝鲜半岛的东海岸。
二营和一连也终于回来了。他们与部队失散，边打边撤退，不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居然还带回来六十多名俘虏。
李长林团长知道，他的士兵们精神不垮。
九十一团继续行军。他们吃野菜、吃树皮、吃草根，互相鼓励，团结一致。翻过铁甲山后，遇到北朝鲜人民军，将一百多名俘虏交给了人民军，继续顽强地走。六天后，千余名军衣破烂、面容憔悴、精疲力竭的九十一团官兵终于见到了一直在等着他们的三十一师师指挥部。
坚强的团长李长林流了泪，与他的师长赵兰田拥抱在一起。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军全线越过三八线。
胜利来得太快了，令范弗里特兴奋得不能自持。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美国国内的一些议员们不但没有夸赞他的战绩，反而提出要调查他，让他接受国会的质询，因为他用的弹药太多了，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
在美军疯狂的反击中，范弗里特出色地继承了李奇微的“火海战术”，而且将之“发扬光大”。战后的统计显示，他在反击作战中所使用的弹药量，是美军作战规定允许限额的五倍以上。记者们将之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些弹药把美军所有的必经之地统统抢先变成了一片焦土。美军飞行员们从空中向地面看去，他们说，在那些发生过战斗的地方，“不可能再有什么生物存在了”。
范弗里特将军大为光火：“让那些议员们来看看敌人的尸体和俘虏吧，如果他们不来，就让什么‘范弗里特弹药量’见鬼去吧！”
五月二十九日晚，朝鲜中部大雨如注。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接到彭德怀声音低沉的电话，让他立即来一趟。
昨天晚上洪学智才冒着倾盆大雨从彭德怀那里回到一百多公里以外的后勤司令部，怎么现在又让再去一趟？几分钟后，洪学智的吉普车冲进茫茫大雨中。山高路险，河水暴涨，害怕空袭不能开灯的吉普车在黑暗中走走停停。深夜，洪学智终于到达空寺洞。
山洞里，只穿着一条短裤、赤裸着上身的彭德怀一个人在蜡烛光下来回踱步。看见浑身湿透的洪学智，彭德怀用最低沉的声音说：“出事了。”
第六十军一八〇师已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
彭德怀给洪学智看了一份他刚刚发出的电报：
应即以一八一师、四十五师解一八〇师之围
六十军并十五军首长并王（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王（兵团参谋长王蕴瑞）：
至现在止，无反映我一八〇师被消灭。据谍息二十七日有两个营袭击美军指挥所，被其援军赶到未成。另息在纳实里、退洞里获得我一部分武器。据上判断，我救援部队如是坚决，一定可以救出该师，如再迟延不决，定遭严重损失。
彭德怀五月三十日一时
情况一下子变得如此险恶，这是中国军队指挥员不曾想到的。
“要成建制地歼灭几个师的美军。”
“美国鬼子不也是肉眼凡胎嘛，咱集中优势兵力，收拾不了它？”
“美国兵最怕死，冲上去就能立个国际功！”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虽然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对美军的特点有了一些了解，但是这种了解依旧还很浅显，并间或带有偏颇的政治色彩。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战争中的政治热情必不可缺，而且它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保证。但是，在每一场局部的、具体的战斗进行中，战争双方所较量的更多的是知己知彼、运筹帷幄的战争智力以及遵循战争特有规律的周密而准确的战术运用。
战争观念的陈旧，战争手段和战术的落伍，最终受损害的是政治利益。
一八〇师，危如累卵。
永远的悲怆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对于中国第六十军一八〇师来讲，这是一个关键而致命的日子。
这一天，是美军发动全线反击的第二天，第六十军一八〇师还在向南进攻。该师的五三八团、五三九团与向北攻击的美第七师反复争夺着阵地，战斗进行得正激烈中，一八〇师接到第六十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一八〇师将主力置于北汉江以南，以掩护兵团主力向北撤退。
一八〇师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也已经处于危急中了。
志愿军指挥部在部署中国军队全线向北转移的时候，曾给第三兵团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他们在其预备队第三十九军提前转移的同时，留一个军在加平至春川一线布防，利用山地阻击美军，掩护第三兵团主力向铁原方向转移。第三兵团把阻击掩护任务交给了第六十军。
第六十军军长韦杰的心情极为复杂。在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中，第三兵团三个军突击的正面仅宽十五公里，如此密集的兵力集中在如此狭小的突破正面，连打惯了“集中兵力”的韦杰都感到从未见过：兵力是否过于集中了？地方狭窄，密集的部队展不开，势必造成战场拥挤的局面。第六十军是第三兵团左翼的突击部队，第六十军的正面说是七公里的战线，但实际看看地形就知道了，“七公里”只是两条山脊。结果部队挤在一起往前冲击，谈不上任何速度，而担任穿插的部队即使翻山越岭，也追不上敌人的汽车轮子。在整个第一阶段的战斗中，第六十军基本上没有遇到大的战斗。韦杰军长那时就想，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无论如何要好好地打一下，让部队尝尝跟美国兵打仗胜利的滋味。但是，第二阶段的战役部署一到，韦杰军长更恼火了，他的第六十军居然被别的部队给“瓜分”了：一八一师配属第十二军打穿插，一七九师配属第十五军，一八〇师给第三兵团当预备队。第六十军军部成了空架子，军长能够指挥的部队仅仅剩下一个三百多人的工兵营。现在，整个兵团都要全线向北撤退，第六十军这才接到掩护撤退的任务。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韦杰军长才能够真正指挥自己的部队了。但是，一八一师距离军部一百二十公里，至少两天才能归建；一七九师的归建也需要一天的路程，一八〇师还在加平方向，归建也需要两天的路程。这还不算，韦杰刚刚得知，左翼的第十五军昨天就撤退了，战线上已暴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如果一八一师和一七九师无法及时赶回，这个方向上单靠一八〇师一个师，别说完成掩护兵团撤退的任务，就是现在的处境也将难保。
命令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第六十军军长韦杰下达命令：
一七九师附炮兵四十六团，于现地即大龙山、甘井里掩护转运伤员，任务完成后预定二十五日除以一部留现地待九兵团接替后再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师主力分两路经芝岩里、退洞里，进至加平、观音山、休德山地区布防。
一八一师于现地掩护转运伤员，任务完成后，预定二十六日经新浦里、国望峰、观音山、上海峰之间地区休整，并准备在国望峰、观音山布防。
一八〇师附炮二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阵地，师主力置于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与右邻的第六十三军取得联系。
一七九师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以最快的速度向北撤退归建。韦杰军长命令他们控制春川至华川的公路。韦杰的这一命令非常及时，一七九师刚刚部署完毕，美军的坦克部队就到了，一七九师官兵顽强阻击，以巨大的生命代价为第三兵团的撤退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一八〇师接到电报后，立即按军部的命令进行部署：五三八团、五三九团扼守北汉江南岸阵地，五四〇团在江北岸占领鸡冠山高地，以加强师的二线阵地。同时，根据军部的电报，派人去与右翼的第六十三军联系共同阻击的问题。
上午十一时，第六十三军方向突然传来枪声，一八〇师侦察员回来报告了一个令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消息：第六十三军不在右翼战线，可能已经撤退了！
原来，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判断其部队已非立即撤退不可，从而果断地命令第六十三军全线撤退。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确保了第六十三军的安全。但是，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情况的紧急和局面的混乱，第六十三军在撤退的时候没有与相邻的一八〇师协同。而另一个更致命的疏忽是，一八〇师右翼的一七九师在撤退时也疏忽了与一八〇师的联络。这就致使美第七师和南朝鲜第六师乘虚而入，枪声就是从敌人已经占领的侧翼传来的。
一八〇师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军部。军长韦杰已顾不上再多考虑，他立即命令一八〇师天一黑便撤出阵地，向北转移。
如果韦杰的命令得到执行，一八〇师还有最后的机会能够转移出来。
但是——战争中，一个“但是”，意味的也许就是无数生命生死不可预知的意外！
正当一八〇师开始撤退，一部分部队已经北渡汉江的时候，第六十军突然又接到兵团的电报：
……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十二军五千名伤员全部未运；十五军除已运走者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二千不能行动之伤员；六十军亦有伤员千余人。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走伤员之后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此外各部除以自己运输力量搬运伤员外，并组织动员部队，特别是机关人员甚至干部全体参加抬运伤员，以期将伤员迅速搬运下来……
电报的意思是清楚的，要求各军组织好伤员的转运，在伤员没有转运下来的时候不要扔下伤员撤走，如果自己的伤员已转运下来就可以撤退。但是，就是这么一封电报，第六十军却理解成为：“六十军必须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
于是，第六十军立即再给一八〇师打电报，将那个要求一八〇师转移到北汉江北岸的命令改为：“继续位于春川、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区防御”。
于是，一八〇师不但没有撤退，反而命令已经向江北转移的部队掉头再往回走。在四周友邻部队都开始或者已经撤退的时候，只有一八〇师遵照军部的命令，全师原地未动。
一八〇师就这样失去了最后一个生还的机会。
韦杰军长其实也预感到了一八〇师的危机，因为此时已经撤退的一七九师无法再向一八〇师靠拢，一八一师距离一八〇师则更远。但是，尽管心情焦急的副军长查玉升建议把一八〇师撤回北汉江北岸以防不测，但韦杰军长认为一定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同时，他还是因为担忧而电令一七九师立即组织兵力阻击美军的北上，以尽可能保障一八〇师侧翼的安全。韦杰军长给一八〇师下达了在北汉江南岸阻击五天的限期。——“白天失去的阵地，晚上要反击回来”。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整整一天，一八〇师就这样与撤退中的各部队脱节了。战后所有的人都明白地看到，一八〇师在二十三日这一天等于在原地等了美军一天。就是这一天的“等待”，使一八〇师等来了一次铺天盖地的厄运。
一八〇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成德。
一八〇师官兵万余人。
郑其贵，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师司令部参谋、营教导员、团政委、太岳军区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八纵二十三旅政治部主任、第六十军一七九师副政委。从郑其贵的任职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工作的经历十分丰富，是一个执行命令不打折扣的军人，吃苦在前，敢挑重担，无论是个人品质还是政治素质在一八〇师堪称优秀。
虽然根据当时战场的具体情况，应该迅速把部队向北转移；虽然郑其贵坚决执行了上级的命令，在没有受命撤退之前决不擅自撤退；但是，如果在一八〇师的命运里不出现那么多的意外和疏忽呢？如果在全线战役开始的时候就能够想到战争中势必会有的撤退呢？
郑其贵命令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五三九团团长王至诚扩展阵地，特别是五三九团，要确保全师右翼的安全。右翼的缺口太大了，仅二营一个营负责的正面就宽达十公里。二营的阵地在阻击战开始之后，立即受到美第七师的猛烈攻击，美军在数百门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投入了一个团的兵力，二营阵地被凝固汽油弹引发的大火遮盖，弹片、石头、泥土、树枝满天乱飞。美第七师反复攻击，但是没能突破二营的阵地，这是中国军队在向北撤退中少有的成功的阻击战斗。
二十四日下午，就在五三八团和五三九团在各自的阵地上与美军激战的时候，从北汉江北岸的五四〇团传来了消息：城隍堂阵地失守！
一八〇师指挥所内顿时一片死寂：城隍堂，一八〇师身后的阵地！
城隍堂失守意味着美军已经完成对一八〇师的弧形包围！
城隍堂阵地阻击战打得空前惨烈。五四〇团一营三连打得只剩下十几个人时，在营教导员任振华的带领下与美军展开肉搏战，直到最后时刻整个三连与美军同归于尽。炮营阵地被美第二十四师突破，当成群的坦克向中国士兵们碾压过来的时候，营长虽命令弃炮撤退，但连长华银贵视炮如命，说什么也不愿意把火炮丢弃。他大喊：“要扔炮，就先把我华银贵扔了吧！”他命令弹药手装填炮弹，在几十米甚至几米的距离上，操炮向美军坦克平射，炮弹迎面撞上美军的铁甲，阵地上山摇地动，美军为之心惊。
到了这样的时刻，郑其贵依旧执行着上级的命令，以一八〇师全师官兵的生命坚持着原地阻击。
当韦杰军长得知城隍堂阵地丢失时，终于向一八〇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
二十四日夜，一八〇师组织部队向北汉江撤退。郑其贵命令一个团把最后的三百名伤员运走，然后后勤部门撤退，接下去是炮兵，最后是师指挥部。在江边，沉重的火炮无法过江，炮兵们只能把所有的炮弹向南打光，然后留下最后一颗炮弹自毁火炮。北汉江的所有渡口都已被美军占领，一八〇师只有在不是渡口的地方下水。连日的大雨使北汉江江水猛涨，北汉江上仅仅架设了三根铁丝让成千上万的官兵们拉着涉水渡江。美军发射的照明弹悬挂在头顶，艰难而混乱的渡江场面被暴露在美军炮火的打击之下。美军的炮兵校正飞机低空盘旋，把密集的炮弹准确无情地投向没有还击能力的中国士兵。齐胸深的江水汹涌，力气弱小的女兵和年纪大的士兵紧紧地拉住马尾，战马嘶鸣中士兵们互相呼喊着，但还是不断地有人被江水卷走，身体倾斜后迅即就消失在江面无边的黑暗中。抬着伤员的士兵为了伤员不被江水弄湿，把担架高高地举起来。在这天夜晚，一八〇师被炮火击中的官兵的鲜血染红了北汉江的江面。
一八〇师死于江水中的官兵达六百人之多。
虽然过了北汉江，但也为时过晚了。美第二十四师已经进占间村，挡在了一八〇师的退路上。美第七师突破了一七九师五三六团的防御，将该师与一八〇师的联系彻底割断。南朝鲜第六师已经到达芝岩里，一八〇师被四面包围了。
在企图拼死突围的每一个方向上，都发生了极其残酷的战斗。在向被围困中的一八〇师发动攻击的时候，一八〇师的每一个阻击阵地面前都集中了多于中国士兵几倍的美军。美军的炮兵跟进速度极快，尤其是坦克和自行火炮，可以与步兵一起参加任何位置的战斗。美军飞机的出动架次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战斗。阻击美军的中国官兵的弹药越来越少，他们还击的武器只剩了石头、枪托和牙齿。郑其贵在师指挥所里得到的伤亡数字令他不忍再看，一个连打不了多一会儿，干部们就全部牺牲了，士兵只剩下十几个。再上去一个连，过不了多久还是同样。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难以忍受的饥饿。一八〇师全师已断粮多日，官兵们只能用野菜草根充饥，不少士兵因吃野菜中毒。伤员的情况更加悲惨，他们的伤口由于得不到及时处理而开始溃烂，他们嚼不动草根，连水也没有了。一个迫击炮班在炮弹没有了之后，有士兵主张把驮炮的骡子杀了吃，但是立即遭到反对，士兵们宁可饿死也不愿意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骡马。驭手们怕这些骡马被人吃了，就解开缰绳放它们走，但是，这些骡马恋着主人，总是打到哪跟到哪儿，令炮兵驭手们放声大哭。
二十五日，不断地向军部发出求救电报的一八〇师几乎在同时接到了两封内容互相矛盾的电报。先到的一封电报要求他们转移到马坪里以北阻击美军。部队刚走出五公里地，又一封电报到了，让他们原地掩护伤员撤退，结果部队又往回走。在这两封电报之后，一个最坏的消息传来了：美军已经占领马坪里。
一八〇师仅剩的一线生路被切断了。
在一八〇师的周围，是五倍的美军如铁桶般密不透风的死死的包围。
在第六十军的军部里，一种大祸临头的气氛在沉默中弥漫着。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韦杰军长感到神经已经快要绷断了。他只有同意一八〇师向鹰峰方向突围的计划，并命令一七九、一八一师迅速向一八〇师靠拢，以接应他们突出重围。
二十六日黄昏，一八〇师开始突围。
一八〇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师部、五三八团、五四〇团组成，向北突围；另一路由五三九团组成。两路约定第二天上午九时在鹰峰以南会合。军部发来的电报显示：只要到达鹰峰，过了公路就安全了，会有部队前来接应。
五三八团参谋长胡景义带领二、三营开始为全师撕开美军的包围。在一条公路上，两个营的中国士兵拼出性命向封锁道路的美军坦克扑上去。很快，四连所有的官兵在与坦克的搏斗中全部伤亡。五连接着冲上去继续战斗，最后只剩下了十人。三营与美军步兵混战在一起，不习惯夜战的美军显得格外顽强，双方士兵最后时刻进行了混乱的肉搏战。五三八团的两个营以伤亡殆尽的代价终于杀开了一条通路，一八〇师在天亮时分撤退到鹰峰脚下。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担任前卫的五三八团的士兵跑来报告说：“鹰峰上有美军！”
不是说过了鹰峰的公路就安全了吗？
接应的部队现在哪里？
一八〇师的官兵不知道，接应的部队没能到达这里。一七九师的接应部队在途中被美军插乱，经过激烈的战斗，负责接应的一个团只剩下了四个排。而一八一师接到接应任务时，该师与各团的通讯中断，只能派人去各团传达接应任务。各团的位置分散，通信员冒着大雨在山中摸索道路，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命令传达到。而这时，美军已经占据华川、原川里、场巨里一线，一八一师失去了靠近一八〇师的可能。
当韦杰军长得知负责接应的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行动失败后，一头栽倒在军指挥部的地上。
一八〇师再次被包围在鹰峰下的时候，是这个师的最后时刻。
电台被打坏，与军部无法联系。全师已经断粮食七天，弹药将尽。重装备全部丢失，部队开始混乱。
美军的飞机在鹰峰上空一圈圈地盘旋。
美军士兵开始沿着山沟冲进来。
一八〇师开了最后一次师党委会。
会议作出的决定让这支部队在以后的岁月里永远也没检讨明白。
一八〇师党委在鹰峰下的最后决议是：分散突围。
焚烧文件，毁坏电台，销毁密码……
译电员赵国友、魏善洪和通信员正在销毁密码本的时候，美军的机枪子弹朝他们打来，郑其贵命令掩护他们把密码烧完。这时，几个美军士兵冲了上来，通信员投出手榴弹把美国兵暂时打退。炮弹很快也飞过来，在猛烈的爆炸声中，魏善洪和通信员负伤滚下悬崖。老译电员赵国友怕密码烧不透，坚持蹲在那里用树枝拨火，一直到鲜血流尽死在火堆边。
分散突围标志着一八〇师有组织的战斗行为到此为止。
黄昏，还是大雨。
一八〇师的官兵分散成若干小股，怀着强烈的求生本能和无可名状的失措，拖着疲惫的身躯纷纷消失在黑暗的山林中。
最先突围成功的是由五三八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领的一支小队伍。他们在突围的过程中，先后遇到五三九团高机连连长向大河、三排长李本著和他们带着的十六个人以及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五三八团组织参谋田冠珍和他们带着的十四个人，还有师组织参谋郎东方带着的三个人以及工兵营参谋田侯娃带着的五个人。这五十多个人又一次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和团支部，指定了战斗小组和组长。二十九日，在经过多次战斗之后，他们竟然带着十四个美第二十四师的俘虏接近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前沿。在最后的冲击中，趁机四处逃跑的美军俘虏被美军的子弹全部打死，一八〇师的这个五十多人的战斗集体终于回到了一八一师的阵地上。
因与一八〇师联系完全中断而万分焦急的韦杰军长立即见了胡景义，在得知一八〇师已经分散突围后，他命令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和士兵，带上粮食和弹药进入山中寻找突围的官兵。被部队如此大的损失弄得火气很盛的副军长查玉升建议调两个师立即进行反击，以接应突围的一八〇师的官兵：“上级要是追究责任，把我查玉升的脑袋交上去！”但是，韦杰军长认为，既然分散突围，就很难找到他们，反击带来的损失会得不偿失。韦杰的判断是对的，派入敌后寻找一八〇师官兵的部队最后都空手而归。
另一支突围成功的小分队，由五三九团团长王至诚、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作训参谋张绍武所带领的四十余人组成。他们冲出包围，还完整地带出了团的地图和文件，回到一八一师的阵地。
五三九团二营在教导员关志超的带领下，六十余人两天后回到一七九师的阵地上。
五四〇团政委李懋召、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也带领着一部分人回来了。
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带领的是警卫分队和师指挥部的部分机关人员。这支小小的队伍黎明时分遭遇美军的追杀。美军的坦克在山谷间的开阔地上吼叫着，钢铁的履带把中国士兵的身体卷进去，然后抛起来。这支队伍不择方向地分散跑开，警卫班在混乱中依旧存在保护首长的意识，几名士兵向郑其贵奔跑的相反方向跑去，以求吸引美军的火力。在越过小河边的一片开阔地向山上奔跑时，两名警卫战士拼死阻击美军，用仅有的子弹还击，吸引了美军的大部分火力。趁这个机会，师首长们冲过山去了。
郑其贵师长在山顶回过头来。
一个战士当场被打死。另一个战士负伤仰面倒下，枪声平息后，他被两名美军黑人士兵拖着两腿拖走了。
这一幕，郑其贵永生难忘。
突围最艰难的一支队伍，是由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带领的。围绕在他身边的有数百人之多，其中还有文工团年轻的女孩子和不少伤员。吴成德为了表示他与大家同生共死，当着大家的面，掏出手枪把自己的那匹马打死了，然后他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怕！我们互相帮助，就一定能冲出去！我可把话说明白，谁要是叛变投敌，我就枪毙了他！”由于人多，这支队伍目标十分明显。他们抬着重伤员，扶着轻伤员和走不动的女孩子，冒着大雨向敌人的包围圈冲去。封锁线上白昼般的照明弹和密集的火力令他们屡次受挫，在多次改变突围的方向后依旧没能突出去。在一条山沟里，他们被美军的坦克堵截，美军残酷地向挤满中国官兵的山沟开炮，然后进行坦克碾压。这些中国官兵虽然没有了任何还击的能力，但是只要不被打倒，他们就反抗，他们反抗的唯一方法就是奔跑，就是不把双手举起来。最后，吴成德痛苦地明白，这支队伍肯定是突不出去了，于是他决定上山打游击。
在与敌人、饥饿、艰苦的环境拼力斗争的过程中，这支队伍由于牺牲、疾病、饥饿等种种原因逐渐分散行动。最后，吴成德和他身边的三十三个人，在敌后坚持游击战斗竟达一年之久。最后只剩下三个人的时候，吴成德在一次突围中被美军俘虏，他是朝鲜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官兵中级别最高的一个人。
一八〇师企图突围不成的官兵中还有一部分流落进崇山之中。一九五二年，南朝鲜赤根山一带有一股游击队总是不断袭扰美军，美军终于知道那是一些志愿军士兵。美军调动了三千多兵力，让曾在中国围剿过抗日游击队的日本人当顾问，进山围剿。但是费尽力气攻上山头后，不见一个人影，而赤根山的枪声依旧不断。
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兵，翻山越岭，最后回到中国军队的阵地上。
见到韦杰军长，他们大哭，请求处分。
志愿军司令部的一份资料中对一八〇师损失情况的记录有如下文字：
六十军一八〇师被隔断于华川以西，经几次突围接应均无效，除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亡、失散等约七千余人。
在一八〇师自己向上级报告的《一八〇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总计一栏记录的一八〇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七千六百四十四人。其中师级干部一人，团级干部九人，营级干部四十九人，连级干部二百零一人，排级干部三百九十四人，班以下六千九百九十人。
有资料说，一八〇师人员损失大部分为被俘，被俘人数约为五千余人。
在中国军队的历史上，一八〇师在朝鲜战场的命运是一个永远的悲怆。
谁能在战争中取胜？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向北进攻的联合国军中线部队已经到达涟川、华川一线，其攻击的势头没有减缓下来的趋势。中国军队的第九兵团、第三兵团还在继续向北撤退，战线距离北纬三八度线越来越远。笼罩在伤亡、饥饿和失利阴影中的中国官兵在连绵不断的淫雨中向北走，他们身上披着能够寻找到的一切防雨的东西，在无边的黑夜中拖着疲惫的身躯，无声地忍受着一种他们难以言传的情绪的折磨。我们要撤退到什么地方去？难道就这样一直向北——我们真的失败了？
兵团的高级指挥员知道志愿军司令部给他们指定的休整地在什么地方，但是此刻就连他们也都怀疑是否能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因为没有人能预测到联合国军的攻势究竟会在什么地方停止。
机械化部队“乘胜追击”的速度是惊人的。
彭德怀站在空寺洞的洞口向铁原方向遥望。南边布满乌云的夜空不时地被爆炸的火光照亮，而身后的爆炸声听得异常清楚，那是美军飞机对中国军队后方的铁路和公路线进行的不间断的封锁。
彭德怀似乎能够猜得出李奇微在想什么。
铁原、金化一线，是朝鲜国土中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被称为“铁三角”。这里山岭连绵，数座高山呈互相呼应的阵形，巍然耸立。占领这里便可以无遮拦地向北俯瞰，是美军继续北进的绝好的冲击地。这里公路和铁路密集地在几大要地之间交叉纵横，是朝鲜中部的交通枢纽，无论是从防御还是从进攻的角度上讲，这里都是转运物资、屯集兵力的最佳地点。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方，是任何一个军事家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占领的地方。
不能再撤退了，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无论从道理上还是心理上，这里都是中国军队必须守住的最后的防线。
让谁来守住这最后的防线？
这个方向原是第十九兵团的防区。左翼是第三兵团的第十二、第十五和第六十军，但由于他们在战役进攻阶段的攻击方向是东南，攻击的距离最远，撤退时除一八〇师的失利外，其他部队能够撤回来已经很不错了，有的部队目前还在归建中，战斗减员很大。但又不能轻易把战略预备队第三十九军拿上去。也没有从其他方向横移部队补缺口的可能和时间了。
第十九兵团的防区需要他们自己负责。
当第十九兵团指挥部接到彭德怀“死守铁原十五至二十天”的电报时，兵团指挥部刚刚在转移的状态中停下来喘气。其远在战线最西面的第六十四军正与北进的美军苦苦纠缠，第六十五军因损失严重目前的状况更不好，只有傅崇碧的第六十三军了。
第六十三军作战月余，伤亡甚大，粮弹奇缺，官兵疲惫。别说坦克，连迫击炮算在内，不过两百多门，还不说由于炮弹供应不上，不少火炮成了部队机动的累赘，炮兵当了步兵用。现在，兵团要求第六十三军死守的防线正面宽达五十五公里，当面范弗里特指挥的美军有四个整师，兵力多达五万人，平均一公里内就有三百多人。加上美军拥有各种火炮一千六百余门，坦克三百余辆，还有空军的强大的支持。
彭德怀命令的阻击时间不是几天，而是半个多月！
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李志民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打电报给彭德怀，陈述没有把握完成任务的理由——不能不顾现实，因为一旦防线失守，给整个战争带来的危害是不堪设想的：
敌先头坦克和汽车部队已进至涟川附近。东边之敌已到文岩里向芝浦里侦察，芝浦里是否有三兵团的部队请告。原令六十五军在涟川以南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该军未能完成任务，仅四天将敌放至涟川附近，使六十三军来不及准备。虽已令该军迅速布置，但可能难以完成志司交给的任务。
彭德怀的回电不容分说：
你们应令一八七、一八九两师各一部迅速向南挺进，坚决顶住敌人。该两师主力争取时间在预定地区抢修工事外，应令军直和一八八师一部在铁原志司指定的地区和内外石桥西北地区抢修工事以防万一，并令一八八师在朔宁及东南地区做坚决战斗的准备。
第十九兵团给第六十三军下达了行动的命令。同时，又以严厉的措辞致电第六十五军，命令他们配合第六十三军的阻击：
敌人并未增加新的力量，你们将敌人很快放进涟川地区，即如此你们应立即组织力量打击敌人侧背阻滞敌前进，便于六十三军抢修工事，否则铁原失守你们应负责任。
彭德怀干脆把电话直接打给杨得志，声音沙哑而低沉：“就是把六十三军打光，也要在铁原坚守十五至二十天！”
当杨得志从兵团直属队抽出五百名老兵，送到急需兵力的第六十三军时，年轻的军长傅崇碧十分激动，他说：“我们决心打到最后一个人，决不让范弗里特再前进半步！”
中国第六十三军军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翻开了。
六月一日，美军集中兵力和火力开始了猛烈的攻击，涟川至铁原一线终日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战场的一边是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另一边是美军坦克的钢铁长龙。战场距离彭德怀的指挥部不过百里，百里仅仅是美军坦克两天的突进距离。彭德怀拒绝撤退。他昼夜不眠，常常一人于黑暗中伫立在苦雨霏霏的小山坡上向南眺望，他能够想象出美军的炮火和炸弹怎样将大雨般的弹片倾泻在中国军队的防御阵地上，而他的士兵们会怎样在鲜血流尽之前与那些美军士兵死死地扭打在一起，然后，年轻的身体一个个地倒在绝不后退半步的阵地上。彭德怀，这个中国贫苦农民的儿子，他最知道贫苦人家是如何盼望着自己的儿子长大，好让日子能够过得好一些。志愿军中有一名战士是个独生子，几天前，这个战士的父亲写信来问能不能让他的儿子回家，因为老人怕他的儿子死了他就从此没希望了。有人指责说这个老人觉悟不高，破坏抗美援朝。彭德怀听说后火了，他命令立即把这个战士从近百万的士兵中找出来，给这位老父亲送回去：“战士不是父母养的？就你是？”彭德怀不得不深深地谴责自己。尽管任何战争都是要死人的，但是，战争进行到现在，他不该过多地责备他的下属，他也有指挥上的失误，至少他对朝鲜战争的特殊性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模糊。
彭德怀不断地打电话给第六十三军，不断地严令他们必须坚守不准后退。
军令一下，将士冒死！
在山坡上伫立的日日夜夜里，彭德怀这位身经百战已年过五十的将领憔悴得如同风烛老人。
三天，仅仅三天，最前沿的一八九师坚持不住了。美军不惜伤亡地轮番攻击，阵地一日易手数次。双方士兵的尸体重叠在一起，又被无情的炮火再次炸烂。一八九师指挥部需要不停地重新组建部队，把几个营合并成一个营，几个连合并成一个连，直到机关人员也补充到连队。即使这样，阵地往往在打光最后一个人之后丢失……
军指挥部命令一八八师上去接替。
从阵地上下来的一八九师的官兵，仅仅能够再编成一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立即补充弹药，准备最后时刻再冲上去。
一八八师五六三团八连连长郭恩志，河北人，说话带一口任丘一带的口音。八连在阵地上阻击美军整整两天了，士兵们在战斗的间隙瘫倒了一样躺在满是泥水的地上，郭恩志实在是非常难过。连队连续打了四十天的仗，铁打的人也快顶不住啦。
“唱！唱个歌什么的！”
没有人唱。
六月六日，郭恩志灵巧地运用阵地上的地形地物，带领连队连续打退了美军骑兵第一师两个连的攻击，虽然出现伤亡，但是阵地还在。黄昏的时候，他从士兵们疲惫不堪的神色上想到了美军士兵。那些士兵不是也连续进攻了这么多天了吗？于是他派三排长带着一个小组摸到美军宿营地进行骚扰，战斗小组扔了一通手榴弹，打死几个美军士兵，还缴获了几支美国枪。
团长说：“这就对了！不管用什么办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坚守阵地，就是好样的！”
七日一大早，郭恩志觉得不对劲儿了，阵地下的树林中人影乱晃，前边的公路上开来一串坦克，坦克后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压压的步兵。郭恩志赶快把三排的兵力加强给一、二排，刚布置好，美军就开始攻击了。一个战士说：“连长！你听，美国鬼子在说中国话！”美军中有人用汉语喊叫，意思是攻不上去就不攻了，用炮火把这个山头轰平了算了。
刚要命令大家钻防炮洞，郭恩志心里突然一动：敌人干吗大喊大叫的？不对，肯定不对！他命令各排立即进入阵地。果然，美军根本没有开炮，一个营的兵力偷偷地上来了！
几倍于八连的美军攻击的决心十分顽强。坦克开了炮，飞机接着也飞来了，八连的阵地上顿时硝烟弥漫。一排阵地上，机枪手王森茂连枪带人一起被炮弹炸起的泥土埋了起来，四十多名美军呼喊着蜂拥而上。王森茂从泥土中挣扎出来，美军几乎到了他的面前，他站起来，端起机枪猛烈扫射，美军像割倒的麦子一样倒下去。二排的阵地上已经爬上来二十多个美军士兵，四班已经负伤的冯贺一条裤腿被血浸透，他的弹药手已经牺牲在他的身边，他抓起身边的步枪就打，直到面前的美军士兵跑下去了，他还在疯狂地射击。
郭恩志站在阵地的最高处，始终大声喊叫着，鼓励着他的士兵，他同时还想以此告诉他的士兵们，连长还活着。
终于，阵地上站满了美军士兵，中国士兵被逼到了悬崖的边上。这时，郭恩志听见一排长喊：“同志们！我们还有五十发子弹，争取一枪打一个！”
这个暗语是说，全连的子弹仅剩五十发了。
阵地的后面也响起激烈的枪声，八连被前后包围了。
郭恩志知道这是他的连队最后光荣的时刻了。
士兵们几乎同时举起了石头。这些巨大的石块他们本已经举不起来，但是现在人人都能把它高举过头顶，并且扔向敌人。很快，阵地上的石头也没有了，士兵们把刺刀上好，聚集在一起，准备肉搏战。
突然，阵地的四周安静下来，美军士兵们停止不动了。从八连的阵地往四周看，下面是密密麻麻的绿色钢盔。由于中国阵地上连石头都投不下来了，美军认为这里的中国士兵已必死无疑。于是，他们兴奋地叫喊，甚至还唱起歌来。
让决死的热血涨红了脸的郭恩志对身边的士兵们说：“娘的，咱们也唱！”
我们是人民的好战士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
只要战斗打响
我们就打个歼灭战
……
中国士兵的歌声令美军士兵愣住了。
突然，旁边九连阵地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美军立刻出现慌乱。就在这一刻，随着郭恩志的一声呐喊，他第一个从悬崖上纵身跳了下去！紧接着，八连还活着的士兵们跟随着他，纷纷跳下悬崖。
悬崖下的美军被吓呆了，正不知所措，八连全连所剩的唯一一颗反坦克手雷被三班长扔向了美军。爆炸声未落，中国士兵们齐声喊杀，向炸开的缺口冲去！
天黑以后，当郭恩志带领他的士兵回到营指挥所的时候，营长兴奋之极：“你们以一个连的兵力在美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顽强阻击了两天，团长说要给你们请功！”
第十九兵团的指挥员们不得不为前沿每一个阵地的反复得失而焦虑不安。在美军不断施加的压力面前，一八八师的阻击线在不断地后退。虽然每退一步，都是经过批准的，为的是更多地消灭敌人，为的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但是，毕竟可供机动防御的纵深并不大。这里的阵地都是高山断崖，阵地在转移的时候，已经出现多次战士跳崖的情况了，这说明坚守阵地的官兵已在最大限度地迟滞着美军，他们不到最后的悬崖边上决不放弃与美军的纠缠。
兵团指挥部又接到一个消息：在五六三团的阵地上，一个排被美军孤立包围。这个排本来是被派出去打坦克的，子弹携带不多，现在，大批美军士兵和数辆坦克已经从四面把这个排围住，并开始了攻击！
好不容易与这个排接通了电话，只听副排长李秉群说了一声“我们只剩下八个人”了，电话线就被美军的炮火炸断了。
兵团指挥部开始为这八个中国士兵的命运担心！
派出部队前去接应，但阵地已深陷于美军的阵地里，接近不了。
唯一能够判断出的情况是，八个士兵中肯定还有人活着，因为在那个山头上，枪声和火光一直在持续……
后来，枪声停止了，火光熄灭了。
那个山头阵地的背后，是一道二十多米深的悬崖。
第六十三军多次派人去寻找，结果，只找到三个活着的——士兵罗俊成、侯天佑摔成重伤后，往回爬，半路上被发现抬了回来；士兵翟国灵因为挂在悬崖上的树上得以幸免，他在最后的时刻都没把他的枪扔掉，枪中还有三发子弹，他自己爬了回来。
副排长李秉群，士兵贺玉成、崔学才、张秋昌、孟庆修牺牲。
第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在那个阵地的枪声彻底平息后，不禁潸然泪下。
残酷的铁原阻击战打了整整十天结束了，第六十三军完成了彭德怀交给他们的任务。
当第六十三军终于撤下来的时候，彭德怀亲自前去看望从前沿下来的第六十三军的官兵。他看见他的士兵们浑身的衣服已变成了一缕一缕的布条，不少士兵身上仅剩下一条沾满血迹和烟痕的裤衩。彭德怀刚说了一句“祖国感谢你们”，官兵们就都哭了，他们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彭德怀问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我要兵。”
彭德怀说：“给你补两万！”
六月十日以后，北进的联合国军在中国军队持续顽强的阻击下，其北进势头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停止了进攻。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的对峙战线相对稳定下来。
第五次战役结束。
中国军队对第五次战役的总结是客观冷静的。
这次战役，中国军队共投入十五个军的兵力，战役持续五十天，重创敌人八万多人，是五次大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但是，正如彭德怀所预言的：这是一场恶战。中国军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斗减员达八万五千多人。尤其是在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一万六千人。战斗损失最严重的是第六十军一八〇师。
战役的结果所显现的主要问题：一是打得急了，对于美军根本不具备条件的所谓“登陆作战”的威胁判断过于武断，战役准备仓促；二是打得大了，第一阶段计划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第二阶段计划歼敌六个师（南朝鲜军），事实证明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脱离实际的计划来自于对敌我双方都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美军作战时战术上应该采取的变化缺乏认识；三是打得远了，战役企图过大，部队穿插得太远，但实际的补给能力很低，部队严重缺乏粮弹，伤员不能及时后运，美军反击时不能及时脱离战场。
在军事部署上，第一阶段时，第二十、第四十军突破之后，没有后续部队紧随跟进，从而使打开的战役缺口没有起到作用，如能将第三兵团以及第二十六军向东靠拢，将第二十七军作为第九兵团的二梯队，从战役缺口打进，战役发展会顺利一些。同时，第三兵团在十五公里狭窄的正面突击，造成部队过于拥挤的状态，除影响进攻的速度之外，还带来了部队的伤亡。
美军装备先进，火力强大，机动速度快，中国军队如果不能在战役发起的第一个夜晚就迂回到位，战役就很难发展下去；而即使迂回到位，被包围的美军又很难被中国军队歼灭。美军往往撤退三十公里后即停止，当其突然开始反击时，中国军队因已经发生供应困难，危机立即显现。尤其在战役后期大兵团转移时，美军利用快速的机动能力，给中国军队造成极大的被动。中国军队防御阵地纵深很浅，阻击战术手段单调，战场效果不理想。个别部队在战役撤退阶段出现混乱，暴露了指挥上的问题。
最后，后勤还是一个大问题。
针对此时出现在中国军队中的某些思想混乱、互相埋怨、甚至对战争前途悲观失望的问题，志愿军政治部发布了以《全军振奋，加速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为题的政工指示，要求各部队正确认识战争中的局部挫折，振奋精神，官兵一致，准备再战。
同时，中国军队各部队的官兵开始接受北朝鲜政府制作并颁发的各种勋章。包括彭德怀在内，朝鲜战争中先后有五十二万六千三百五十四名志愿军官兵被授予了勋章。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几乎每两名官兵就能得到一枚。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对峙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金化、杨口一线。
这是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最后依据双方的战场实力所形成的一条战线。
这几乎就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南北朝鲜开始交战的那条线。
战争进行了整整一年又回到了战争爆发时的状况。
作为军事家的李奇微认为，美国军队绝对有打到鸭绿江边的实力，美国军队的空军、海军和装甲兵的力量，能保障这一目的的实现，当然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是肯定的。对于这种伤亡，李奇微本人也许不愿意过于精密地计算，可有人“精确”地为他计算过：中国军队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平均间隔是一至两个月，每次战役美军平均损失两万人。依据范弗里特发动的“快速前进”并获得“巨大胜利”的北进攻势的进攻速度，那么美军连续不间断地北进（如果中国军队允许这样，并且不发动任何反击战役的话），需要发动七次以上的这种规模的攻势，还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鸭绿江边。按一次战役损失两万人计算的话，美军损失的人数将达到十四至十八万。即使美军能够在朝鲜北部实施登陆作战和空降作战，但善于在像北朝鲜这样的崇山峻岭中机动作战的中国军队给予美军的杀伤，很可能令这种努力没有什么价值。且一旦实施登陆作战，前沿的部队就得抽回来参加登陆，前沿便要出现明显的战役缺口，中国军队是不会放弃任何惩罚美军的战机的。
战争进行了一年，除了十万名美国青年的生命之外，耗费的金钱已达一百亿美元之多。这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年的耗费多一倍以上，致使一九五一年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到六百亿美元，这个数字意味着每一个美国人平均需要负担三百多美元。战争中美军每月平均消耗的物资达八十五万吨，这相当于美国援助北约一年半的物资总量。美国在朝鲜集中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总兵力从战争初期的四十二万人已经增加到七十万人，尽管这样，依旧感到在与中国军队作战时兵力不足。这一切，对战略重点在欧洲的美国来说，绝对是一种战略上的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两个师、南朝鲜的三个师以及远在美国本土的六个师了，向朝鲜战场再派军队已不可能，而英、法等盟国均已明确表示，不再向朝鲜派一兵一卒。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认为，“朝鲜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杜鲁门有理由认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结束战争，将美国从朝鲜战争的泥潭中解脱出来，而即使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非但战争不能因此而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战争就要开始。麦克阿瑟所主张的“把战争引向中国国内”的建议，是一种不现实的、连日本人在中国本土的失败教训都不顾的愚蠢的建议。中国军队的耐力是惊人的，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和“持久作战”正是建立在东方民族这一性格基础上的绝妙的理论。况且，苏联人一旦参战，战争就不只是亚洲的事了。那么，美国人是否值得为所谓“统一”朝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就是说，战争所付出的价值是否超出了政治目的的价值？长期陷在朝鲜战场上是否真的中了苏联人的圈套？即使强行使用武力“统一”了朝鲜，美国人在亚洲的利益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获？美国又是否值得为此而成为亚洲国家的死敌？
从中国方面来讲，至少在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明白了一点，那就是要想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投入巨大的财力以加强军队的现代化装备，而恰恰这一点，是建立不到一年半的新中国目前不可能办到的事。中国也不大可能为朝鲜而耗尽本来就十分微弱的国力。中国领导人此时需要面对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况且，中国军队成功地制止了联合国军“统一”朝鲜的企图，这在政治上讲本身就是一个胜利。至于其他的政治目的，可以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获得。最后，协助金日成“统一”朝鲜从来就不是中国方面参战的首要目的。
六月，毛泽东在北京连续接见了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四个主力军的领导，并且与这些满身硝烟还未散尽的指挥员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四个军的领导分别是：第三十八军政委刘西元，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他们是在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的带领下回国汇报工作的。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各军兵种领导的陪同下，他们吃了北京的涮羊肉、烤鸭和谭家菜，但是，令他们难忘的，却是毛泽东的“家宴”，尽管是四菜一汤，而且其中只有一盘带肉的菜。毛泽东和军长们的谈话完全是在一种聊天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的和蔼、幽默以及思路的严谨令军长们心生敬畏。毛泽东除了问到诸如“怎么看待这场战争”以及对大的战役的看法外，令军长们惊讶的是，毛泽东居然问到了一些具体战斗的极其细微的细节。
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要有长期与美军对峙的思想准备。
此时，毛泽东已改变了自己对于朝鲜战争的作战指导方针，这种改变是根据朝鲜战争的现实作出的，在一封致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出：
德怀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到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人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战到大歼灭战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过程。但是还不够，还须（需）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以中国军队的一个军打美军、英军的一个营，这就意味着战斗将是三万人打八百余人。
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这是中国军队的著名军事将领刘伯承的作战原则。刘伯承的原话是：杀鸡就要用牛刀。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给中国军队在朝鲜的作战重新制定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著名的“零敲牛皮糖”战术。
牛皮糖，是中国南方一种用麦芽做成的圆饼状的糖。卖糖人用小锤一块块地敲下来零卖，顾客买多少卖糖人就敲下多少。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朝鲜战争今后一般不会再有大的战役发动了，在与美军的接触线上，中国军队采取的战法将是零打碎敲。
把美军比喻成“能吃”并且“好吃”的“糖果”而不是其他什么秽物，除了毛泽东的幽默之外，其中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还是要“吃”的，只是吃法不同而已。
二、美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吃掉的，只是吃掉它所用的时间长短而已。
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针对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
战争从来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做代价和承受牺牲时间的多长。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采取媾和。
一九五一年六月，联合国军北进的攻势一停止，朝鲜战争一下子就如同进入了死胡同一般。于是，一个现象随着军事与政治的进程自然出现了：双方似乎都打消了在军事上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念头。
战争的另外一种形式就要产生了，这就是：谈判。
“猎狗”凯南与来凤庄
美国纽约海滨长岛伦克福庄园是一座环境幽雅的夏季别墅，是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周末常来度假的地方。在美国国土上的这个苏联外交官往来的场所里，任何一位美国人的出现都会引起极大的注意。那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与苏联人接触，对于任何美国高层人士来讲，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一辆黑色轿车驶入伦克福庄园别墅的大门，一个美国人在主人的迎接下走下了汽车。
这是个记者们都熟悉的美国人：美国国务院资深顾问、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
没有人知道他到这地方来干什么。
凯南到访伦克福庄园的目的，只限于杜鲁门总统等几个人知道。
想与自己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表达美国愿意停战并且坐下来和谈的愿望，不但令美国政府内心矛盾、窘迫、尴尬，本身也是一件周折、艰难、困苦的事情。
因为在战争一开始，作为交战一方的中国，曾经多次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希望美军能在三八线上停下来，通过和平的方式协商解决朝鲜问题，但是，气势正旺的美军那时一心要吞并整个朝鲜半岛。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发动进攻时，苏联等国曾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和平解决朝鲜争端的提案，中国政府对该提案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可是在美国政府操纵下的联合国否决了这项提案。同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出席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向大会提出五项建议，主张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实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任何反应。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美方突然向中国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并且通过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意见。但是，由于这明显是美军在第三次战役中受到重大损失之后的缓兵之计，且美方的建议没有回答中国方面关于一揽子解决包括中国台湾问题和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在内的原则要求，因此中国方面予以了拒绝，同时提出了真正能够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的计划，可这时美军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开始了反击，军事上的顺利令美方又一次放弃了可能的谈判机会。到了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竟然通过了“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案。正如周恩来所说的，这一决议案的通过露骨地证明“美国政府及其帮凶是要战争不要和平，而且堵塞了和平解决的途径”。此时的杜鲁门，不但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关上了，而且操纵联合国又连续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禁运等议案，这使中国方面打消了一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念头，开始做长期战争的准备。
规模空前的第五次战役结束了，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先后投入的兵力都已超过百万。当战线终于在三八线上稳定下来的时候，内外交困的杜鲁门想坐下来谈判了，可这时杜鲁门才发现由他自己关死的门再想打开实在是太难了，正如国务卿艾奇逊所说的那样：“于是我们就像猎狗一样到处寻找能和中国方面取得信息交流的线索。”
艾奇逊首先指示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在巴黎向苏联驻德国的管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西蒙诺夫进行试探，而对方好像就是无法领会一样地没有反应。接着，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和托马斯·科里，在联合国大厦内努力向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们表示亲近，但是，试探似乎刚有点眉目的时候，《纽约时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搜集了一些“美国要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和谈”的零星迹象发表了，美国国内顿时谣传四起，令正受到麦卡锡主义困扰的美国政府赶快出面“辟谣”，原来刚刚略有所悟的苏联人也躲开了。
伤透脑筋的艾奇逊决定直接寻找中国方面的线索。他通过美国——瑞典——莫斯科的渠道极其秘密地试探了一下，还是没有效果。于是，他派人到香港去，采用的是中央情报局惯用的某些手段，千方百计地力求找到一条通往北京的“外交”之路，而美国准备在香港进行接触的人员名单正是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名单上有四个“可能的中间人”。
艾奇逊想通过“中间人”向中国方面传达的“信息”令人回味，这些“信息”后来在历史的发展中竟然部分地被印证了——美国方面力图使中国方面相信这样的道理：中、美两国应该和解，因为“苏联才是两国的共同敌人”。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没有“袒护”国民党一方，特别是美国在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最初是拒绝为逃亡的蒋介石政权提供保护的。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是个有着在中国工作经历的“中国通”，他认为，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存在一种“寻找一个外部敌人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角色不幸落在了美国人的头上。其实中国人不应该在反对美国的问题上“与苏联人站在一起”，朝鲜战争肯定会令中、美两国都感受到“痛苦的影响”。如果双方建立一种“一定距离的关系”，那么，“苏联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外部敌人”，那样，美国和中国公开改善关系就是“合乎逻辑的事了”。二十年之后，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中国北京的首都机场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刚刚在中苏边境一个叫珍宝岛的地方激战过。
但是，艾奇逊在香港的行动同样没有取得效果，原因是中央情报局所提供的“可能的中间人”的身份“值得怀疑”，美国政府感到让他们去传达信息“太没把握”。最后，艾奇逊派出的人仅仅把一些信息拐弯抹角地向“毛泽东的一个远亲”传达了。拿马歇尔的话说，这些努力好像是“把一封信塞进一个瓶子里，然后从旧金山的码头扔到大海里去”。指望这样做中国方面就能够得到信息，简直是太渺茫的事了。
最后，艾奇逊终于选择到一个人，他就是乔治·凯南。
艾奇逊认为凯南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乔治·凯南是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顾问，当时他正在休长假，以便在普林斯顿大学写一本关于美苏关系的著作，因此他不算是美国外交界的正式现职人员。况且，凯南和苏联人的关系一向不错，至少苏联人不认为凯南是那种满嘴谎话的外交人士。
艾奇逊让凯南立即到华盛顿来，当面给他交代任务，让他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取得联系。
艾奇逊对凯南说的话与他对去香港寻找线索的情报人员说的话完全相反：告诉苏联人，关于朝鲜的问题，美苏两国好像正在走向对抗，美国认为两国“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两国不要被中国人牵着鼻子走。根据目前朝鲜战场的战线位置，“正是结束战争的良好时机”。
凯南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信，信上询问是否能够“以私人的身份近期去拜访他”。有点出乎凯南的预料，几个小时之后，马立克就打来电话，要求凯南去长岛的别墅与他“共进午餐”。
于是，凯南和马立克，两个敌对大国的高级外交官员见面了。美国人的史料中记述说，仿佛自“一九二五年凯南成为外交官以来所受到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凯南用流利的俄语与马立克交谈，而且交谈是在一种“朋友式”的气氛下进行的。
经过寒暄之后，凯南说：“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走向一场很危险的冲突，这肯定不是美国在朝鲜行动的目的，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是苏联的希望。”
老练的马立克立即明白他的这位“老朋友”干什么来了。
他反问道：“既然你们认识到这种危险，难道不能改变一下你们的政策吗？”
凯南说：“是中国人的行为导致了这种危险。”
马立克毫不含糊，立即反驳。他再次重申，是美军逼近鸭绿江才迫使中国军队出兵朝鲜的，并且历数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方面多次提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和美国方面无理拒绝的事实。他认为美国军队对台湾的干涉和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是美国人犯的最大的错误。
凯南对马立克的话一概不予反驳，他牢牢记着自己此行的目的。当他提出制止危险蔓延的唯一办法，恐怕就是战争双方指挥官坐下来谈判时，马立克眯着狡猾的眼睛说，苏联不是战争的任何一方。
凯南认为与这样一个典型的外交家不说实话怕是要永远这样绕下去了，于是他决定干脆说出来算了：“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用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马立克立即逼上去：“那么，必须讨论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中国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凯南表示，这些问题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
会面就这样结束了。
令凯南又一次预料不到的是，几天以后，马立克主动邀请他，并且表示，苏联愿意看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显然，马立克是请示了苏联政府才表这个态的。
几天以后，金日成走进北京毛泽东的书房。这是经由苏联人传达过来的信息所引起的具体的反应。毛泽东与金日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毛泽东表示，如能再多歼灭美军的一些部队再谈，比现在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能在谈判中涉及“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等问题，美国的谈判意图不宜拒绝。
六月二十三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了著名的“马立克演说”。
联合国自开创以来，就成立了一个用于公共事务方面的广播节目，每个成员国都可以使用这个节目，但是，以前苏联人从没有使用过。当马立克要求给他安排演说时间时，联合国人员都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美国人注意到马立克的演说使用的不是“苏联政府认为”，而是“苏联人民认为”这样的措辞方式：
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巨大的价值。
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威胁了。
……
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他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种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
苏联将继续奋斗以巩固和平，制止另一次世界大战。苏联人民认为，维护和平事业是可能的，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
我认为，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马立克的演说令美国人又喜又忧。喜的是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忧的是不知道马立克所说的“苏联人民”是不是代表“苏联政府”。美国人这时突然发现，如果谈判时苏联人插进来，情况将不是很妙。有一点，美国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苏联人又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共党宣传”，“克里姆林宫的人是搞宣传的大师，宣传是他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工具”。
马立克演说两天之后，中国《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发表演说的新闻和题为《朝鲜战争的一年》的社论。社论的内容表明，这与其是中国政府对马立克的演说内容的表态，不如说是对美国的谈判信息的正式回应。社论说：
本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广播演说，再一次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这是给予美国的又一次考验，看它是否接受以往的教训，是否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所以即在此后，中国人民仍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
美国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
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同日，正在田纳西州参加一个航空研究中心落成典礼的杜鲁门在其演说中也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表明了正式的态度。他除了表示美国政府“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之外，针对美国国内的反对势力，杜鲁门对美国政府的立场进行了辩护：
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只指向一个目标，要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走上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护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在朝鲜打击武装侵略，并把它击退，这难道是姑息政策吗？请看看这些批评家提出的另外的办法吧。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意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他们不致挑起世界大战。
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轮盘赌。
六月二十九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向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发出指示，并要求他一字不差地执行：奉总统指示，你应在三十日，星期六，东京时间上午八时，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朝鲜共军司令发出，同时向新闻界发布：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通知你们如下：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停战协议，并愿适当保证此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你们对本通知答复以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一个会议的日期，以便双方代表会晤。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一只丹麦伤兵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
李奇微（签字）
七月一日，彭德怀、金日成发出复电：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本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中国方面之所以不同意把谈判的地点放在丹麦的伤兵船上，是因为中国方面认为那只船是属于敌方的。至于地点定在开城，美方认为这样对他们不利，因为开城在中朝军队的控制之下，且美军距离这里最近的部队尚在十英里之外。但是为了不至于把刚有点眉目的事搞砸了，也就同意了。
双方经过多次电报来往讨论，最后达成如下协议：
一、谈判地点：选定在三八线上的开城。
二、正式谈判日期：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开始。
三、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天会议细节，双方各派联络官三人，翻译二人，于七月八日上午九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议。
四、应联合国军方面的要求，中国军队一方负责保证对方联络官及随行人员进入其控制区后的行动安全。
五、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上均覆盖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朝鲜问题的谈判渠道就这样最终打开了。
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在经过几番较量之后终于坐在了谈判桌边。
七月，朝鲜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是：中朝方面，总兵力为一百一十一万，其中中国军队七十七余万、北朝鲜军队三十四余万，联合国军总兵力为六十九万，双方兵力对比为一比一点六，中朝方面占绝对优势；技术装备上，联合国军拥有各种火炮三千五百六十余门、坦克一千一百三十余辆、飞机一千六百七十余架、舰艇二百七十艘，中朝方面只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火炮数量与质量均与联合国军相差甚远，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
交战双方的战线现状是，西线联合国军似乎有意放弃了临津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认为这块难以通行的土地没有什么军事上的价值，而在“铁三角”地区，联合国军却深深地向北插进来，一直与中国军队对峙在铁原。这条线基本上是汉城以北的一条向东北方向倾斜的斜线，对于三八线来说，双方都有“越界”的地区；但从纯军事的角度上看，中朝一方似乎有点“吃亏”。
就李奇微来说，他属于“不愿意谈判”的那一派。至今为止，他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度过六个多月的时间，他认为是他重新为第八集团军“树立了信心”，并且是他把战线向北推进到三八线以北，他不愿意就这样把他的战功拱手让出。即便已经得到国内关于谈判的指示之后，他依旧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电报表示他的看法。他认为“停火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拒绝停火，除非是受命而为”。李奇微说他有“确凿证据”证明，对面的中国人“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
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打电报给彭德怀，始终严肃地重复一个警告：特别警惕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特别警惕美军可能发动的登陆作战！
无论怎样谈判，都改变不了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论点：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为精明的军事家，毛泽东还明白，军事上的优势永远是谈判桌上的最好的筹码。
战后的许多史料表明，在彭德怀的桌子上，已经放有发动“第六次战役”的具体设想和计划了。就在谈判正式开始以后的八月，这个新战役已经准备完毕，彭德怀已经签发了发动战役的预备命令，政治动员令也同时签发了，战役开始时间是九月初。至于这次战役最终没有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当然是与谈判有关，其次还有美军坚固的防御阵地的形成。
为保持军事优势，美军以最大的努力加强了对中国军队后方供应线的轰炸，以至于其轰炸的密集程度超过二战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同时，持续不断的局部战斗即使在双方已经达成谈判协议时依旧在发生。战斗基本上是以争夺三八线以北铁原附近的有利地形而进行的，短暂而激烈，以致达到“寸土必争”的程度——对这个敏感地区的每一个小山头的占领，都会使谈判出现新的局面——战争与政治联系得如此紧密，在朝鲜战争开始谈判以后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时候，朝鲜战争中还有一方，也就是南朝鲜政府，交战双方开始谈判的协定签订以后，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政府立即认为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李承晚多次表示他“誓死不与共产党谈判”，南朝鲜政府多次组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喊出的口号是：“打到北方去！”
没有人理会这个政府。
战争在这个政府的土地上进行着，这个政府却在战争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就在彭德怀答复李奇微关于谈判建议声明的第二天，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志愿军政治部请彭德怀在纪念大会上作报告。彭德怀说：“我们党多灾多难，从什么地方说起呢？”彭德怀在他的报告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路线斗争的曲折和革命历史的艰难。所有参加那次纪念会的人都记住了彭德怀的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就不会胜利；二、朱德是我们党内最没有私心的人。从来不曾有人知道，也从来不曾有人理解到，彭德怀为什么在朝鲜战争进行到这样的时刻如此详尽地讲述出他心中的中国革命历史。
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有个叫来凤庄的地方，被选定为朝鲜战争谈判的地点。这是一座富有家庭的宅院，房前有花坛，院中有古松；大门过去是三间正厅，除去屏风后可以成为一个面积不小的谈判室。宅院西面的平房，是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北朝鲜代表团住在南边的一所学校里。不远处，有一座白色的教堂，可以作为对方代表休息的地方。地点选定之后，开始打扫卫生，准备桌椅，整理道路，布置警卫，全场扫雷，粉刷墙壁，总之，彻夜忙乱。
检查准备情况的时候，突然发现，听说按照国际惯例，双方见面要交换证明代表资格的“全权证书”，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准备，于是连夜派人去平壤让金日成签字，至于让彭德怀签字，已经没有时间了，好在联合国军一方后来并没在意。
一九五一年七月八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联络官第一次会晤。
联合国军方面的联络官是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肯尼、美国陆军上校詹姆斯·穆来、南朝鲜中校李树荣、朝文翻译恩德伍德、中文翻译凯瑟·吴。
中朝方面的联络官是张春山、柴成文、金一波、毕季龙、都宥浩。
双方联络官向这里聚集的方式不大一样。联合国军方面的代表是乘直升机来的，开城附近为他们飞机的到来专门布置了一番，地面上书写出醒目的“welcome”的字样。
中朝方面的代表是乘坐汽车来的，先是分乘三辆吉普车，半路上一辆坏了，于是就挤上另外的一辆，没有走多远这辆又坏了。这次，临时拦了一辆运粮食的卡车，代表们坐在粮食口袋上，到达时已是满脸的灰尘。
经过双方联络官们的会晤安排，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正式开始。
联合国军方面的正式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迪斯少将，美国巡洋舰分队司令阿雷·伯克少将和南朝鲜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朝方面的正式代表是：北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南日将军，北朝鲜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将军。
美国远东最高司令官李奇微在挑选谈判代表时费尽思量，他的标准首先是具有极强自制力的人，“要能忍受共产党人长达几个小时的谴责而不发脾气，又能在每天的会谈结束时给以中国人强辞回应”，甚至还要能够“一连坐上六个小时，既不眨眼，也不想抽空上厕所”。但是，被李奇微称为“尽职尽力、从不抱怨”的联合国军代表从一开始就感到了这将是一场极其艰难的谈判，原因是中国人实在是一群充满东方智慧的人。先是桌子上的小旗子，你摆上了一面，他们就立即摆上一面比你高大得多的，旗帜的大小和旗杆高低的比赛持续了好一阵子。然后就是椅子，共产党方面给联合国军代表准备的椅子至少比他们自己的矮一半，联合国军代表一坐，就好像陷入了地下找不到了。再有就是协议上规定的为了安全在“车上均覆盖白旗”，殊不知在东方人眼里出示白旗是来投降的意思，等联合国军明白了，白旗已经盖了好几天，而且他们盖着白旗的照片早就登在所有共产党国家的报纸上了。
来凤庄，一个美丽的名字。虽然这座庭院里正在进行着关于战争的谈判，但是可以想见这座庭院原来的主人一定是懂得人间何为最美的人。因为在中国人古老的情感世界里，欢迎最尊贵的客人，被称为有凤来仪不亦乐乎。
来凤庄，这个美丽的名字注定要载入世界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