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组曲》几年前刚刚在美国出版时,我和母亲就特别想先睹为快,而直到今天,我们才真正阅读它。这本书的存在自身就是个奇迹。当纳粹军队占领巴黎时,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和她的丈夫刚刚成为天主教徒,他们先将一双女儿送到勃艮第,然后和他们在那里会合。然而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和丈夫被人出卖了,他们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内米洛夫斯基因伤寒病在那里去世。临死之际,她把一个装着一本笔记本的手提箱交给女儿丹妮丝。
丹妮丝和妹妹待在修道院里坚持到战争结束。丹妮丝直到1990年才发现那些她精心保存、字迹细小而难以识别的手札,并非母亲的日记,而是已写完的两章手稿,里面即这部巨作的主要内容,写于纳粹军队占领巴黎期间,并取名为《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在写书之际,曾吐露“我在滚烫的熔岩浆里写作”,事实也的确如此。
我手上的这本《法兰西组曲》是美国版,母亲读的是英国版,可能是别人送的,也可能是她自己在某次伦敦之行时买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亲读这段时我恰好在她身边,那一段写道:
1942年7月13日,法国警察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的家门将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不过我出生在1962年,而不是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被捕的那天,恰好与我出生前二十年的那天相同,这自然不过是数字上的巧合,不代表任何意义却完全可以使我认为,这件事的发生离我并不远。五岁时我第一次听说二战,二十五年前于一个孩子而言如同一百万年前般遥远。我渐渐长大,它却变得越来越近。对我而言,那时候的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母亲一次次提醒我,不用去寻觅久远的历史,甚至连史书都不用翻阅,残暴近在眼前。卢旺达与达尔富尔两地发生的种族灭绝惨剧,正活生生发生在我们眼前。
《法兰西组曲》的作者以难民的身份写下了占领区难民的生活。母亲曾工作过的国际救援委员会的成立时间基本就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委员会的成立缘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倡导,目的在于对处于欧洲纳粹蹂躏下的犹太人实施救援。这部作品刻画细腻,杂糅了喜剧和暴力场面,书中文字传达的力量,作者遭到谋杀的真相,还有无数纳粹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使读者悲伤至极。
2009年5月,大卫·罗德还是没有一点儿消息,母亲对此也越发担心。同时,她决定图书馆计划开始实施。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已经被推迟了很久,在阿富汗无论建造什么都困难重重。唯一的工作人员如今仍然没有能用的办公室,只能继续为这项计划从早到晚筹集资金并积极宣传。别的参与者还在忙于剪辑移动图书馆的一段用于筹款的视频,杜普利将在视频中出现。一旦计划开始实施,运输图书,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我的一个朋友负责拍摄,所有人都因他的安全返回深感欣慰。总之,要做的工作太多了,母亲不知道怎样做完这一切。但是她说她能完成得了。
我们又一次去医院,母亲要输丝裂霉素,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法兰西组曲》上。我也提及了我的失眠——看完这本书的那天晚上,我整夜都难以入睡。
“我只是感到有负罪感,不曾为这个世界多做些事。”我说,“我说的是,看过《法兰西组曲》后,我想:为何美国人不去多了解、多做一些事呢?我很清楚全世界有如此多的问题:童兵、大屠杀、贩卖人口……但我几乎一点儿努力都没付出。”
母亲歪着头,咬着下唇,这是一种经常让我感到困惑的表情,在我忘了按她希望的那样和某人联系或者我向她询问某个地方怎么走,而她确认以前告诉过我的时候,她就会出现这种表情。“我喜欢那些在旅行中邂逅的人们,威尔。”她说,“我喜欢聆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找到我们能为他们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我的生命才丰富,那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当然你始终能够做更多,你本该如此——不过最重要的是,不论何时,你要做你力所能及的。只要尽全力了,你就是付出了全部努力。很多人经常以他们能力有限为借口,因此什么都不去做。那从来不是个好借口。即便只是签个字,寄去一点小物件或者邀请一个刚刚到来的难民家庭共同过感恩节,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强。”
“那去昂贵的餐厅吃饭这样的事呢?”我问,做好了再次看到母亲那个表情的准备。
“让自己吃顿好的无可非议,只要你承担得起,不过没必要每晚都去吃。大餐应该留待特殊的日子。你能提出这些问题很好,表明你承担了额外的责任,能够要求自己去做一些事。不过我要着重指出,我并不认为你只要做点事就算对自己有了交代。每当我听说那些富人只在他们子女就读期间为其所在的学校捐款时,我总会感到非常失望,当然,那也算做慈善,只是那是十分自私的慈善。假如他们能从捐给自己孩子学校的善款中拿出一些捐给别的学校,想象一下,那会帮助多少人?”
“我的很多朋友说,他们打算做点什么,但总是不知道怎么开始。假如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如何回答?”
“这个嘛,”母亲说,“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才能善加利用。假如你是公关界人士,你可以帮慈善机构做公关工作。慈善机构需要有人帮忙筹款,因此这件事任何人都能干。我常会碰到银行经理或律师,他们表明想马上去难民营工作,但是要付给他们工钱。我会告诉他们:‘你会聘用一个只有难民服务经验的人做银行经理或律师吗?这个工作需要的是专业人士。’因此我让他们先从志愿者或捐款做起,然后再判断他们是否愿意接受培训来做这类工作。假如他们确实想帮忙的话,捐钱是最快的方法了,即便捐得不多。”
之后母亲微笑着补充道:“你还可以和那些希望对世界多些了解,又不清楚怎样找到动力的人说,他们多读些书也不错。”母亲稍停了一下,“不过这并不是让你彻夜难眠的原因,对吗?”
“是的,妈妈,这些都不是原因。”我费了些时间才能接着讲我彻夜难眠是在想以后……怎么办。实际上我想说“没有你”,但忍住了。我无法说出口,甚至我连想都不敢想。
母亲伸手摸了摸我的脸,似乎在抚去我脸上的灰尘或泪水。
“你都不生气吗?”我不假思索地问,“我很生气!”
“偶尔,当然会。”她说。
那天母亲告诉了我另一件事——换句话说,给我看了另一件事。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把翻开的《每日的力量》放在了椅子上。那一页的内容是爱默生的一段话,它这样写道:
那些适用于我们,萦绕我们的美丽和奇迹,是快乐、勇敢,还有让美梦成真的努力。为什么不让那颗备受滋养的心,相信自身的力量呢?为什么心不能好好对待一直温柔地指引教诲的灵魂,谛听灵魂的声音,相信未来值得以往全部的付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