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想要和别人攀谈？在等待化疗时，在出租车上，机场、市场、难民营还有晚餐会上，这类人始终有一大堆话想说。“妈妈，难道不存在那种时刻吗？你就想一个人待着，独处或是只和你相识的人聊天？”我问，“好像你在任何地方始终在和人见面。”

“我并不是始终和人见面。”

“不是才怪，你一直想要认识人。”

“不是的，偶尔我也不想。但认识人并非难事。只有先去认识某人，和他聊天，最主要的是向他提问，然后才好决定你是否想结识这个人。况且我不认为这对我来说是种打扰——他们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话题，好似书一样。”她停顿一会儿，“不过我确实并非始终想要认识人。”

一只可卡犬突然在午后的微风中进入我们的眼帘。它身后跟着一个女人。

“你好，苏珊，这是我儿子，威尔。”

“很高兴认识你。我刚从纽约来，”我说着客套话，又问，“妈妈和我说你在圣地亚哥工作，给需要特殊服务的孩子提供服务。你女儿怎么样？她参军在部队里，是吗？”

返回家后，我努力回想自己从何时开始，放学后刚到家就会问母亲一天过得怎么样，或是问父亲他声音沙哑是否是感冒了……类似的话。我还想起来从寄宿学校回家后总这样问他们，不过当时仅仅是在结束谈话时象征性地问一下。

我不了解应该怎样问问题和聆听（指实实在在地用心聆听），也常常用积极的答案去麻痹自己，认为全部事情都会有所好转，不至于从糟糕变到更糟糕。我的母亲却令我失望了，我期望她的病情能好转一些，但令我失望的是，怎么会变得更差了？

我到佛罗里达州时带来了琼·狄第恩的《不可思议的一年》。我和母亲在这本书刚出版时都看过，但我打算再看一遍。狄第恩在书中写到丈夫突然离世后自己的生活，在书的前几页她对此做了描述。书中还写到她的女儿曾病危，快要死了，后来又痊愈了。悲哀的是，她的女儿死于这本书完稿之后、出版之前，原因是胰腺癌。《不可思议的一年》是一本涉及死亡、悲伤和疾病的书。

狄第恩对丈夫去世的悲伤和自己父母去世后的感受加以比较：

没有人能够预见悲伤何时来袭。这和我父母死的时候不同：我爸爸去世于85岁生日前夕，妈妈去世于91岁生日前几个月，两人在去世之前都度过了好几年的渐渐衰弱的过程。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孤独（不管孩子年龄多大，在被父母舍弃时都会感到孤独），为以前的时光，没有说出口的话，为不能分享的，乃至不能用一切现实的手段表示的感谢，为他们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所忍受的痛苦、无助生理上的羞耻感，为所有这一切感到后悔。

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并且不断回头去看那一段话。母亲并不曾去世，她还努力活着。我即使难过也并不孤独。况且我还有机会去说我想说的话，做我想做的事，这样我就不会感到遗憾和后悔。我有机会表达感激和减缓母亲的痛苦、无助，还有生理上的羞耻感。

只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母亲虽然活着，但也面临着死亡。她打算谈论朋友、工作、孙子们、房地产和我们正在读的书（尤其是狄第恩的书，我才看完母亲就又重温了一遍）音乐、电影、交通、让人发笑的故事、旧时光还有我的工作……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她打算与我和所有家人一起共度时光，但也打算结识新朋友。

我感受到狄第恩使用字词方面的聪明之处：分享和接受。我发觉，只要我乐意跟母亲讨论她想谈的任何话题，或是只是默默地坐在她身边，安静地陪她看书，都属于分享。我甚至没有通过讨论、追问或凝视以表示对她的接受。

那一天过得很愉快。天黑下来，我给自己倒了杯酒。我们将从熟食店买的火鸡和面条热了一起吃了。晚饭后，我们一起观看了与政治人物李·艾特沃特有关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我们都非常喜欢，但是影片里有一些他饱受病痛摧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镜头，还以他死于癌症结尾。

在观看电影过程中，我几次抬头，打算观察母亲在做什么。看完影片后，我问她感觉怎么样。我不断努力用从《疾病的礼仪》中学到的方式提问：你打算和我说出你的感受吗？我还是觉得这个建议特别不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提问方式看起来有些虚伪，因为过于正式了。好比教室里仅有你和老师两个人，你还依然举手提问。这种提问方式适用于打电话时，而当我和她在佛罗里达州的家里时，这样问听起来有点奇怪。

“好点了。”她说。

我期待这是真话。因为我们确实看见海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