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的一年出现了许多让我措手不及的改变，这些变化——很显然，第一，它们大多数并不在我的期望以内；第二，它们有一部分跟周维扬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十二月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考过了四级考试。再然后，学校还举行了圣诞晚会——如果说前者是属于我的表现时间的话，那么，千万不要期望我和后者有任何的联系。我们观赏了一出精彩绝伦的二胡和小提琴表演，还欣赏了表演系学长学姐们演出的《北京人》。晚会之后周维扬和我慢慢散步回宿舍。此前，尽管经历过一番磕磕碰碰，我们已然是一般熟络的朋友。他坚持说我索性把四六级一起考了算了，听得出这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恶劣态度所作的一点夸张的表扬，所以我只是含笑带过去了。宿舍园区的小道上已经陆续出现了十几对情侣，草地、路灯、圣诞夜，都是不错的氛围。

来电铃声正是在我们彼此都开始感到尴尬的时候不偏不倚地响起，我如释重负地接起来，甚至没来得及看一看是谁打来的：因此当文心兰略带焦急的声音开始说话时，我不加掩饰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喂？你爸爸生病住院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要一月下旬呢……还要期末考试要考，一时半会很难回去的……爸爸病得严重么？”

“很严重！但已经过了危险期了，正在住院观察，这才敢打电话告诉你的。”

“你疯了吗？”我声音提高了八度，“这么迟才告诉我？万一出事了怎么办？你还不打算告诉我不成？”

“告诉你又管什么用？你是医生还是你爸是医生？啊？是谁不听家长劝告非得要死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上大学的？你看看周围的亲戚朋友哪个像你这样死顽劣死顽劣的？哪个不是不用家长说就自动自觉留在广东的？你倒怪起我来了，啊？死人！”

骂完最后一句，她自己先发现了不妥，在电话那头赶紧闭上了嘴巴。我知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懒得纠了，心猿意马地交代了几句有什么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云云。挂了电话，周维扬看看我说：“你妈妈？”

“你怎么知道？”我有气无力地往前走。

“你自己说的啊，说话‘死’字不离口就是了。”他似乎觉得很有趣。

“少唬人了，北城话里的‘死’是气音，像蛇嘶嘶叫一样的，懂不？”

“这样啊，”他听我学了一遍之后乐不可支地笑了，“好吧，那我也告诉你，我是从你的表情看出来的。”

“怎么会？”我惊疑地问。

“我还想问你呢，你同爸爸哥哥姐姐妹妹打电话的时候，是喜是悲，一目了然；只有在跟你妈联系的时候，整个人都变得复杂起来。表情也是，跟平时差别很大，让我觉得很深不可测。听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他想劝我不要把和文心兰的关系搞得那么复杂，我明白。但办不办的到是另外一码事了。

“好啦，别想太多，明天一起吃饭。”

“我爸生病了，能不着急吗？”

“什么病？”

“听说是血管堵塞，早叫他不要吃太多高油高脂的食物的了……”

“我爸认识协和医院的一个心脏科医生……”

“得了，他自己就是医生。”

“不会吧？那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病恹恹的女儿……”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好好，明天请你吃饭算赔罪……”

我曾经问过周维扬，为什么对我既体现出掩饰不住的轻视，又要流露出一副想要寻根问底的样子。他的回答是：“我自认为是赞同人文主义的，但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人文主义者。看到弱者、穷人、悲惨的人，我不由自主地想要去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过去是如何不幸、现状又是多么不堪，了解他们心里所想、以及是否为改变自身而付出过努力。但——坦白说，我对帮助他们不感兴趣。我一面想要窥探他们的秘密，了解他们的痛苦；一面又想帮他们保守秘密，什么也不做。前者是我跟凡人的区别，后者是我跟圣人的区别。”

我问，那么我是属于弱者呢，还是属于无能的人？

他说，你虚弱又无能。

这个答案让我无话可说。

我发现大一的上学期是留下记忆最少的一段时间。它有惊无险地很快就过去了。学习依旧让我如鱼得水，我不知应该是喜是悲。期末考试结束以后，我们开始打包行李准备回家。其实我该明白福祸相倚，轻松欢乐的时光总有到头的，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最终都必须得回去面对北城，面对家，面对那些即将一一展开在我面前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尤其，这次回去还将看到大病初愈的爸爸。

不巧这一年发生了雪灾，北京进行了紧急演练防雪灾，因此耽搁了几日，各家的亲戚都打过电话来催促了。好容易终于到达鹅城火车站后，我发现这次来接我的是文心兰而不是爸爸，霎时心就陡然沉了下去。

“爸爸怎么不来？”

“在家做可乐鸡。”文心兰接过我的行李，招手拦了一辆的士。我才放下心来，静静地坐在车上度过了难熬的五十分钟，一下车，我就奔上楼按响了门铃。

爸爸开的门，映入我眼帘的他明显消瘦了一圈，发鬓白了大半，然而气色还好，显得比往日精神干练许多。我叽叽喳喳地在他前前后后唠叨着饮食清淡的问题，逗得他乐呵呵的，直拍我的脑袋怪我啰嗦。吃过了晚饭，我才想起了什么：“这次怎么只有我们三个？稀罕，稀罕。”

“左忻回天津了。”爸爸回答，“傻囡，那个姓兰的小子不知对她施了什么法，屁颠屁颠就跟着人家去天津重新开始了。”

我对这个消息大吃一惊，细细一想，以左忻和兰子萝这么多年的深厚感情，比起他一时半会被粲晴迷得神魂颠倒，实在是无法相提并论，换做哪一个正常的男人会选择比自己小十岁的十二岁小毛头？想到这，我顺势就多问了一句：“那粲晴怎么办？”

“夏粲晴？哼！”几乎未听过爸爸连名带姓地称呼粲晴，我感觉不大对。看爸爸脸色不好地起身去厨房，我不由自主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文心兰。

文心兰简洁地扔给我两个字：“吃饭。”

“什么？”

我赶到粲晴房里的时候，化妆品、裙子和丝袜依旧扔得到处都是，桌子脚边有一滩深色的液体，已经变质了，散发着一股异味。桌面上还摆着几个药瓶，盖子开着，药片和药水就那么倒在木质的桌面上。粲晴懒洋洋地躺在一团糟的床上，四仰八叉的。她对着天花板空洞地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什么都不想说。”

这两句听起来很顺口且对称的话把我绕进去了，过了好一会儿，我试探性地问：“跟兰子萝有没有关系？”

“当然没有啦！不然你觉得左忻会放过我么！”粲晴恢复了她大大咧咧的样子，把头埋到被子里，嘻嘻哈哈地打了一会儿滚。我难过地注视着她恣意放肆着，心想这本来就是可以想见的最坏的结果，最后起身离开。刚打开门，就听得粲晴坐起来，轻轻地说：“裴飞，拖垮了姨父的身体，我很抱歉。”

这一年的春节过得很不是滋味。文蠡居然做了一件有生以来最大胆的事：他跑到阿尔及利亚当志愿者去了，为此连春节都没有赶回来。我和左忻羡慕他这等自由自在，多姿多彩。又想到自己一地鸡毛的琐屑人生，不禁黯然。

2月底的时候我重新跨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草草收拾了宿舍、又出去置办了几件新的生活用品后，晚上我便无所事事地躺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发呆了。想了又想，还是拨通了周维扬的手机。

他把去年长长的头发又理短了不少，显得很飒爽，很精神，裹在一件银色的羽绒大衣里面踢着地上的积雪。我轻轻悄悄走过去，拍了他的肩膀一下，他回过头来，上上下下看了我几遍，咧开嘴笑了：“好久不见。”

“是啊一个春节不见，幸好你也一样没长高。”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什么一样？见面就拌嘴？”

“是空手而来啊！”周维扬露出了招牌式的笑脸，伸出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盒东西递给我，“放假回去也不知道给我带点儿特产，你这个人呀！”

“唉呀……抱歉，我真忘了。”我羞愧地赔礼道。

“北城的特产是什么呀？”

我仔细想了一想：“好像真没别的，就是些菜干呀、腌鸡什么的。你这盒是什么，北京特产吗？”

“腌鸡？是那种小小的、看起来很弱、没什么大脑的、整天叽叽喳喳的小鸡吗？”他双手放到背后学起走地鸡来，把我逗得忍俊不禁。

“说谁呢你！”

“谁接茬说谁啊……”

喝过咖啡，我们从校外散步回来，周维扬的贫嘴依旧，我看着那张妙语横生的嘴皮子在欢快地闪动，想着多年以前那个同样聪慧但似乎有些不善言辞、常常一开口就冷场的莫小柒。他的眸子何曾有过这么灵动闪亮，表情何曾如此眉飞色舞，也何曾如此妙语连珠、笑声连连……他的样子常常就定格在春天的伊始、站在木棉树下捧着一朵火红的木棉花，表情朦胧温柔的七岁孩童。

“干嘛这样看着我？”周维扬突然停了下来，“话说回来，咱俩也认识半年有余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当初你是怎么看上我的？”

“去你的，少不要脸……”

“就是说怎么认识我的嘛！我猜一般情况下会有三种情况。”

“哪三种？”我的好奇心被吊起来了。

“第一，从一开始你就觉得和我水火不容，处处看我不顺眼——那谢天谢地，我总算把你这种错误的理念给扭转过来了；第二，你一眼就对我有意思了，哈哈，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除非你什么时候偷偷地学会了伪装，否则早就被我看穿了——第三，你可能会说，我长得很像你认识的某个人……”

这句话说得我心里一动，一根细细的敏感的神经线给勾住了。

“——这个可能性最小！我就特别不相信这一类的谎话！”周维扬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个借口来套近乎，其实天底下哪来那么多孪生脸。”

“信不信由你。”我沉着地应了一句，低头漫步。

“不会吧，你还真的打算用这个蹩脚的理由来哄我啊？”周维扬吃惊不小，紧紧跟在我后面。“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位帅哥是谁？”

我想我的表情应当是十分严肃认真，甚至是悲痛哀婉，否则不会那么轻易地镇住了周维扬。接下来的路我们走得很沉默，连雪地都恰好地消除了仅存的脚步声。夜晚的校园有点空荡荡的，空枝桠上不时掉下些小团的雪，簌簌地。夜色蓝得极深，没有一丝云絮，也没有银钩的影子。这样纯净明朗的景色，深深地倒映在了我的瞳孔里。我不知道穿过那些个层层叠叠的角膜、巩膜、视网膜、晶体内部，由数不清的敏感细小的神经连着的大脑里面此刻究竟在想些什么……

这样魂不守舍地回到宿舍，我大衣也没有脱下就直接倒在了床上，顿时感觉到腰间有块硬硬的东西压着。起身一看，从口袋里掏出周维扬给我的礼物来，原是一盒比利时的吉利莲巧克力。我把它翻过来，结果看到背后贴着一张便利贴：

“这个假期我想了很久，我们可以交往试试看吗？——维扬”

房间里暖气开得很足，我突然意识到。在一片寂静的、漆黑的世界里，我仿佛听见了融雪的声音。

下半学期我和周维扬花了两个月做课外兼职，加上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零花钱的一部分，“五一”长假的时候我们开开心心地飞到摩洛哥度过了五天。起初我们主要是冲着卡萨布兰卡去的，当然哈桑二世大清真寺也着实令我们惊艳不已。平生第一次，我有了像样的一个假期、一次旅游，抛开了学校和考试，抛开了北城和家，抛开了积蓄多年的伤痛不快。最后一天登上飞机之前，周维扬背诵了一句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面的经典台词：“你来卡萨布兰卡以前，我们的甜蜜记忆消失了，昨天夜里我们把它找回来了。”这句话让我心情大好，在飞机里怀着甜蜜的心情沉沉地睡了一夜。

后来，我才想起来，福祸相倚，我真的不应该得意忘形的。快乐的时光是如此短暂，以至于我都忘了身后背负的一世的羁绊。黑暗的影子永远发自北城。

下飞机以后，我们在北京国际机场里准备乘大巴返回学校，一边大步流星地拖着行李走路一边掏出手机来，开机。谁料，开机以后，数不清的短信、未接来电就铺天盖地地涌了上来。什么事情让短信电话变得不受控制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地打开来看，发现都是文心兰、左忻、粲晴、舅舅、大伯、二伯、姨妈他们的电话，短信也是。顾不上一个个地回电话，我先打开了短信。刚打开，脑子轰的一声便炸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