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日本侵华军队占领了深圳，未遭到一兵一卒的抵抗。港粤交通完全切断。沙头角一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险境：敌人盘踞下的占地到处遍布着日军耳目，平凡人家的屋子被毫不留情地占据、锅刀铲盆一类的金属器具被掠夺或原地砸烂，没有留下一饭一稻，人也多半不知去向……大白天的街上如同天下缟素，白亮得空空洞洞的苍穹宛若撑着一双死不瞑目的白眼珠，在万念俱灰地瞪视着这片自古被视为岭南蛮荒、卑怯而不起眼地蹲在祖国大陆东南角的大地。

王家派出去找食物的长子失踪了三天。饿得头晕眼花的年轻寡母把二女儿也使唤了出去，吩咐她不要跑太远，就在屋后的田地里挖点地瓜葛根什么的就好。结果她也一去不复返。终日蜷缩在草垛里面、靠着露水和萝卜叶子生存的母亲终于把绝望的眼神投向了怀里因低烧而瑟瑟发抖的小女儿。她只有五岁……母亲和女儿默默无语地注视了半天，女儿从母亲那慈悲而无望的目光中读懂了出去以后可能发生的命运，仅仅是隐约地懂得。她哆嗦不已地从母亲臂弯下钻出来，回望了一眼母亲被日军用斧子打断的双腿以及奄奄一息的神态，鼓足勇气走了出去。

她光着脚丫走过了炮弹轰炸过、烈火燃烧过的农田，徒劳无益地指望着能扒出一点粮食。然而没有。沿着田间小路越走越远，走过了小桥和石子路，她不知不觉就渐渐脱离了母亲嘱咐过的安全地带，走到了最宽敞的一条马路上。昔日的酒肆连门带招牌都破破烂烂地倒在了路边，她侧身摸进厨房，企图碰碰运气能偷到一点吃的。还没进厨房门，却被早占据在里面的两个男子发现了。

他们三个同时吓了一大跳，小女孩转身想逃，哪里跑得过身高是她两倍有余的大汉。她虚弱地叫了几声，被反剪双手绑回了厨房，发现炉炤下面还浑乱塞着两个和她一般大小的女童，似乎都在沉沉睡着。一个男人负责看守着她们，另一个起身掀开锅盖，一阵味道顺着器官飘进了她的胃，让她打起了一点精神。两个男人自顾自地大口大口嚼着水煮的野菜，三五除二把碗底也舔了个空，其中一个留着络腮胡子、浓眉大鼻的顺着眼光发现了饥渴无比地盯着他们进餐的女童，哈哈一笑，蹲下身去对她说话：“饿了是吧？”

她饥肠辘辘，不加掩饰地点点头。

男人在上衣口袋里摸了又摸，终于从破破烂烂的夹层里摸出一个用塑料膜包着的话梅糖。糖纸残旧，似乎里面已经开始融化了。可女孩的视线还是压根就离不了它，她干咳的嗓子眼里流过一股温润的暖流。

“跟叔叔走，每天给你吃糖，好不好？”

她犹犹豫豫、似是而非地摇晃了一下脑袋。男的张着一口参差不齐的黑牙放肆地笑了起来，这一笑让她感到了恐惧，感到了在这样一个空间与这两个陌生男人说话是多么不安全的事情。她清醒了一点儿，清晰地吐出：“我要回去找妈妈——”趁他们笑得前仰后合，一股脑站了起来，但还没来得及撒开步子跑，一个男人又重新抓着她的辫子把她抓了回来，凶神恶煞地说：“想跑？”便闪电出手，重重一击。

小女孩醒的时候已到下午，她双手双脚被缚着横躺在一节奇怪的且颠簸个不停的封闭空间里，她忍不住张嘴咬了咬嘴里的破布，咽下了一丁点可怜的唾液。好容易马车停了下来，有人掀开漆黑的帘子，像拿皮箱一样把她连着她置身的东西一块拿了下来。她这才发现自己是装在一种专门用来关小猪的竹笼子里。两个人贩子马不停蹄地从深圳赶到北城，为着尽快处理掉她们，避免多准备几份口粮。于是三个猪笼被带进了一所古朴的宅子，扔在光滑的地板上。人贩子谄媚地笑道：“文老爷喜欢哪一个随便挑，这都是上午才到的新鲜货色。”

这么说，自己昏迷了大概三四个小时。小女孩暗暗心算了一下，冷不防被整个翻了过来。一双锐利而精明的眼睛在笼子外面严格地审视着。挨个把三个女童都看了一遍后，那位文老爷指了指她，说：“要这个。”

“老爷，其余两个，年纪好像比较适当……”

“这一个，长相秀丽些。”文老爷说着，走到一旁恭敬地端着盘子的佣人旁边，挥毫写下了字据，连同着大洋一并给了人贩子。他们忙不迭地点头哈腰收下了，提起剩余两个可怜巴巴的笼子夹着尾巴消失的无影无踪。

佣人上前来把笼子解开，将她轻而易举地拎了出来，解下绑住她口的破布，领到老爷面前容他细细端详了一番。那老爷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只摇头，嘴角旁边几近透明的皮肤上血丝密布，惹人生怜。老爷越发和蔼地说：“别怕，我们不是坏人，以后还会给你吃给你穿。你是不是不会说话？”

她还是摇头。

老爷子很疑惑，使了个眼神唤女佣上前来，撬开她的嘴巴。小女孩脆弱的骨头轻轻地发出了咔哒的声音，女佣怔住了，不知所措地回过头来，摊开两只手。老爷不解地从女佣的脸看到她的手，突然脸色就沉了下来。

女佣的手上沾着几缕黏黏的黑色棉絮。

老爷挥挥手道：“去吧，带她去厨房给她吃的，叫阿姨带她几天，然后再给少爷过目。”

“可是……妈妈……”可怜的孩子无法理解这半天发生了什么，惊慌得哭了出来。老爷看着她的眼神被截断在眼镜片的背后，说道：“记住，从今天起你就没有妈妈了，你是文家的人。”

于是她开始了在文家宅子度过的岁月。这里是北城里为数不多的能自给自足的人家，曾经在城里享誉颇高。这片与世无争的避风塘给了她莫大的庇护。她头几年一直住在佣人们住的小舍里，化名王灵，白天到厨房给厨娘打下手，也学会了做饭的本事。晚上就到少爷的房里当个服侍的小丫头，研墨、打扫、收拾床铺、煮夜宵，等等等等。那时候她还完全不懂得这位少爷日后将是自己的男人，只当自己是个使唤仆人一样尽心尽职地做着家事。她生性胆小，安分守己，加之厨房里的下人们一刻不停地看着她，纵使挂念着母亲，她也没办法穿过火海和劫后余生的街道去寻人。久而久之，她从女孩变成了女人，出嫁、生儿育女的大事代替寻母逐步占据了她心上所有的位置，原先的家就成了一个永远的心结。

文家老小对这样淳厚老实的童养媳一直感到很满意。过了七年，她连婴儿肥和娃娃音都尚未褪干净，就匆匆忙忙、不明所以地出嫁了。因是长期生活在这宅子里，娶嫁的繁琐仪式也免了许多，两人互当彼此知根知底的伙伴，客客气气，相敬如宾。

这文家的少爷文景森自小在宅子里养着，读过几年私塾，然而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白话文那些新潮文艺也不沾边，于是学了点管账和算术就终日在宅子里呆着，显得对人情世故、社交礼仪十分外行。打仗嘛，哪儿轮的上体质孱弱、深居简出的他。因而，夫妻二人都是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人，只顾着过自己的本分日子。将然而无论是老太爷、文家上下和北城人，自是十分认可、大加赞赏这一套的——管他外面战火纷飞的，我不起义、不打架、不闹事，安分守己，你就没把柄拿我怎么样；我也只管打我的算盘，也不玩大，赚点小本小利过日子。上可昭日下课对地，我可没有做什么坏事、对不起谁。

这一套人情世故根深蒂固地在北城人的心目中盘踞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文家也一样。老太爷过世后王灵成了文家的当家，文景森管着几十人的木材厂，她管着十几人的宅子和四个儿女。长女不知从哪继承来的鲜明个性，活脱脱一个新鲜摘下的红辣椒。好不容易盼得的长子长得很像他年幼的不知所踪的哥哥，唤作文尹钟。全家人对他的唯一期望就是继承家业。小儿子文尹城最像父亲。最小的女儿呢，继承了母亲的容貌，因而很讨父亲喜欢，不仅每日亲自接送她上放学，还让她骑在自己肩头——显而易见，这个女儿从小就被宠坏了，要牛奶就不能给她豆浆，要苏打饼就不能给她糕点，要苏格兰裙子就不能给她旗袍……

几十年间，在他们眼中，“一五计划”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万隆会议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大跃进和公社化都跟他们没什么关系……祖上的产业稳稳固固地存在了许多许多年，一直如巨大的保护网保着文家几代人衣食无忧、无惊无险地生活在北城这块渺小的土地上。即使物价飞涨、供应不足，日子挤一挤凑一凑还是过得去的。一直到文心兰出生，家中开销渐渐增大，这时候，祸不单行，文景森被人扣上了“资本主义地主”的罪名，付了许多钱才打通了关系，让他的孱弱身躯在劳动改造时少受些苦。少了父亲的四个孩子迫于形势也只得慢慢学会了听母亲话、隐忍做人，开始着手帮忙厂里和家里的事。

文彩鸾和文尹钟年幼的时候还参加过批斗大会，并且至始至终都不知道被批斗的人里面有没有自己的父亲。他们跟在闹哄哄的人群后面依样画葫芦地高举拳头喊些“打倒走资派某某某”“牛鬼蛇神”的口号，上窜下跳的，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无动于衷地混迹于激情四射的人群里，做着和他们一样的事情，全然不知道为何而做。回家跟母亲一说，王灵也很无辜，就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看准了大部队往哪走，就往哪走；他们做什么，你们跟着做就是了。

后来几个孩子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一律整齐地在手臂上环着一圈黑纱，红扑扑的脸上还残留着哭过的痕迹，王灵简直觉得五雷轰顶，差点昏了过去。她踉踉跄跄地没走到门口就栽倒在地上，几个孩子又拍又叫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她悲痛欲绝地说，你们，你们！做什么这个死样！别人见了还不以为你爸死了？还是我已经死了？你们是想气死我不是？

最小的男孩委委屈屈地说，妈，不是呀，是那个不死的爷爷死了。

王灵张大嘴又合上，想了想，说，你们做得对，我们现在去烧香拜佛，走吧。

文景森劳改了四年有余。四个孩子于是生活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中，受的是细腻、温婉同时敏感、多疑的母爱的滋润。后来文革结束，文景森奄奄一息地回到家来，却在潮湿的劳改环境里落下了严重的腰痛，准确的说法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常常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找附近的大夫看病，说是肝肾亏损和感受外邪，开了几帖中药直接外敷，总是不见好转。为求医而来回折腾的王灵终于抛却成见去求了西医。那一日，家中的男孩子们都去了木材厂观摩，文彩鸾主动请缨要跟她去取药，王灵应了，顺手也带上了文心兰。彼时刚上中学的文心兰正在为一双想买却买不起的锃亮小黑皮鞋而闹心不已，一路上气鼓鼓的，见姐姐眉开眼笑的样子，不仅纳闷：“你去买药，开心什么？”

“你有所不知，”文彩鸾神秘兮兮地说，“这开西医药店的是个留洋学生，很年轻，还很好看！我早盼着去药店瞧瞧了，只是一直没机会。”

懵懵懂懂的文心兰跟着妈妈姐姐到了药店，王灵拿出中医开的方子，边解说丈夫的病情边询问。文彩鸾站在妈妈后面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那位医师，浑然不知小女生的小心思瞒不了人，故意看他一眼、再眼神飘忽地转向其他地方，反而欲盖弥彰。那位年轻医师很快便发现了一双不安分的眼睛，于是在王灵捡了药起身告辞的时候很聪明地追加了一句：“两位千金也来了，要不要买些什么？”

王灵停顿了一下，惊讶地问：“这里是药店，你想让我买什么？”

“不一定，你看。”医师笑吟吟地到玻璃柜里取出一罐麦芽糖来，笑得唇红齿白：“我们还有这个，孩子都喜欢吃。”

王灵顿了一下，看了看两个女儿隐掩饰不住兴奋的目光，犹豫再三，还是交了一张舍不得花的票。文彩鸾和文心兰登时喜颜于色，争相一前一后蹦跳着前去接那一罐弥足珍贵的麦芽糖。文彩鸾手长，先一步把手高高地、充满希望地扬了起来。

不想那位相貌英俊的医师把糖罐不轻不重地放到了文心兰稳稳张开的双手上。王灵愣了，文彩鸾愣了，文心兰也愣了，但迅速就笑了。

西医开出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几包药丸，药效缓慢不说，也仅仅是减缓了些许疼痛。文景森拖着残躯在床上煎熬了一两年，便一命呜呼了。孤儿寡母的日子虽然受了一些委屈，所幸长子早早成熟起来，继承了木材厂的业务，文尹城赶上了1977年的第一年新高考，上大学去了。其他三个子女都没有参加高考。王灵惦记着文景森临终前对小女儿百般不放心的诸多叮咛，特别慎重也特别正式地跟文心兰进行了一次谈话：“你以后想干什么？读书、工作还是嫁人？”

“嫁人。”文心兰想了一想，“工作也要，我想去医院工作。”

“去医院工作要读大学，你又不想读书，要怎么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