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尽力追踪伯林文中的引语。大凡那些引自英语原文，或直接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段，我都作了必要的更正。至于他化用或意译的材料，我则保留未动。其实，化用和意译是伯林的一个演讲策略，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不完全引用”。“不完全引用”有时会带引号，但不是原来引语的直接重复。它们看上去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或就是他已经表达的。他不必特意声明引语出自他的翻译或他本人发表过的那些文字。这种“不完全引用”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是很常见的，但在当代学术氛围里大概已不受欢迎了。伯林在世时我所负责编辑出版的伯林散文集里，我一般只关注他的直接引用，对那些直接引语和明显是意译的引语逐一核查。但涉及到本书，如果坚持只给那些确凿无疑的直接引语标注上引号以便掩饰他的不完全引用（其实它们本来很自然而且富有修饰效果），未免显得做作和节外生枝。我特别提及这一点，以免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伯林的引文目录前标出不完全引用的出处，以使读者获得一个背景性的了解。

这次讲座曾于1966年8月、9月在bbc的第三套节目播出，10月、11月重播，又于1975年在澳大利亚、1989年（也就是伯林八十岁的那一年）在英国bbc第三台重播。过后，一些摘要也已被收入有关伯林的节目之中了。

伯林本人生前坚持拒绝出版这个讲稿，不只因为他在晚年还想完成一本浪漫主义的专著，或许还因为他觉得不经任何修改和扩充就出版一些即兴演讲是一种虚荣的行为。他很清楚自己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太笼统、太含混、太粗糙——作为演讲大概还可以接受，一旦成书便经不起推敲。确实，在致bbc电台第三套节目的负责人纽拜的一封感谢信中，他描述自己“倾泻出巨大的语言洪流：六个多小时的狂热的、不时短路的、焦灼的、气喘吁吁的——在我听来，有时是歇斯底里的——讲话”。

有人认为即便是现在也不应该出版讲稿——虽然其优点不可否认，但它仍然有损伯林作品的流传。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我所尊敬的学者的支持，特别是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一位特别苛刻的批评家的支持。几年前他读到我编辑的这部讲稿，就竭力主张依照原样出版，哪怕在作者尚在世时出版这类演讲稿是个错误（我对此持矛盾态度）。我认为在作者已经很功成名就，讲座也很激动人心的情况下，出版他的演讲稿不仅可行而且符合读者的需要。此外，伯林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出版讲稿。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并未暗示说要做个严格的限定。他认为作者死后出版与生前出版的规则是不一样的。他肯定也知道——虽然他从未承认过——他的梅隆讲座展现了即兴演说艺术的绝技，完全值得原汁原味地记载下来，永久留传。现在是时候——借用他本人在那本最富有争议的关于哈曼的书中的话来说，该是被“有鉴别能力的读者接受或反驳”的时候了。

我应该在此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当然，值得感谢的人远远超过我现在所提及的这些，其中包括我在第150页中提到的书目提供者。此外，最真挚的谢意致予（一如我在以往的书中提到的）那些慷慨的赞助者，他们提供了沃尔夫森学院奖学金的赞助；致予布洛克勋爵，他帮助我获得了宝贵的资助；致予沃尔夫森学院，提供给我住宿和工作的环境；致予帕特·尤特辛，作者的秘书，他已经成为我二十五年来耐心的朋友和支持者；致予罗杰·郝舍尔和已故的帕特里克·加德纳，他们阅读了讲稿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还有其他很多不可或缺的帮助；致予容尼·斯坦伯格，他对编辑此书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致予出版者们，尤其是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威尔·萨金和罗伊纳·斯凯尔顿——华莱士，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德伯拉·特加顿，他们耐心地忍受我很多苛刻的要求；致予塞缪尔·格滕普兰，他为我提供了道德的支持和有效的建议；致予我的家庭（虽然此前我很少想到提起他们），他们得忍受我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最后的致谢也许有些多余，但我依然要说：感谢以赛亚·伯林信托我来编辑他的讲稿，对于一个编辑来说，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重任；感谢他允许我在做此事时拥有完全的自主权。

亨利·哈代于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

1998年5月

fifteensermonspreachedattherollschapel，2nded.，‘towhichisaddedapreface’（london，1729），preface，p.xxix.

‘twoconceptsofliberty’（1958），p.197，intheproperstudyofmankind：ananthologyofessays（london，1997；newyork，1998）.

伯林还考虑过其他标题，包括“普罗米修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兴起的研究”（这个题目具有嘲讽之意，很快就被放弃了）、“浪漫主义的兴起”、“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的反叛”、“浪漫主义的起义”、“浪漫主义的革命”。

这段伯林引文佶屈聱牙的风格与他的行云流水的演讲风格大相径庭，显然，他对于一些说法颇为踌躇，他需要进行比较以便筛选出更好的描述，因此他频繁地使用插入语、同义词、并列词组（句）、补充说明词组（句），致使句子结构显得臃肿，意义累赘。译者在这里试图保留引文原文的风格。——译注

伯林演讲所具有的那种高度个性的色彩和摄人魂魄的力量是其声望的核心部分，他的演讲录音特别值得一听。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以及伦敦的不列颠图书馆里国家声响资料档案部收藏了这个系列讲座的所有现场录音。（需要预约）

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衡量，这种不完全引用与无意识的袭用之间是很难区别的。西奥多·贝斯特曼在其翻译伏尔泰的《哲学词典》（harmondsworth，1971，p.14）的介绍中说：“现代人对于引文出处的那种忠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闻所未闻。伏尔泰的一些表明为直接引用的引文有时与原文并不一致。此种情况在维柯那里还要严重。正如《新科学》的译者托马斯·戈达德·伯金和马克斯·哈罗德·菲什在他们的一个修订版（newyork，1968）序言中写道：“维柯根据记忆引用；他的资料来源模糊不清；他的记忆常常不可靠，他所声称的一些出自第一手资料的引文往往得自间接的渠道；他还时常混淆了作者……”不过，尽管如此，正如译者在他们的1948年的译本前言中所说的那样，“维柯这些细枝末节方面的错误……并没有伤及他论点的要义”。伯林的情况相似。他的引文也不精确，往往是已被他改进过了的。我经常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很乐意借机把自己嘲讽一通，一旦错用的事实得到确认，他总是坚持修正过来。虽然他对引文作过改进，不过并没有偏离引文作者的本意，甚至还使原文的意义更加清晰明确。当然了，若把伯金他们对于维柯的评价用到伯林身上，不免夸张了些。维柯是伯林谓之的智识英雄之一，他们之间在这方面颇有相似之处。伯金和菲什说过，维柯最著名的编辑——福斯托·尼科利尼是以一种“苛刻的爱”来处理维柯的缺点的，显然这种编辑态度足资楷模。

1966年9月20日的信。

引自伯林1994年为《北方的巫师》德文版特别所作的前言，参见isaiahberlin，dermagusinnorden（berlin，1995），p.14.〔该前言的英文原文已被收入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londonandprinceton，2000）一书中〕

此处页码对应的是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