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2019年除夕前的某一个夜晚，我搂着我的两位好兄弟——尹延和石雷鹏，走在夜幕下，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嘻嘻哈哈地讲着一些生活上的笑话，用尽全力在路上走出直线。我们想走得更快一些，这样能让风吹掉我们身上的火锅味。

我们一边晃晃悠悠地走，一边笑着聊过去的故事，这是我们自创业以来第n次喝多，创业把我们拉得更近了。

这一次，又到了年底，又是一年结束时。

2019年，考虫做得并不好，我们没有完成资本给我们定的增长任务，我们甚至在这么大的公司里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但好在，每次我迷茫的时候，跟他们相聚，哪怕找不到方向，也能让我的心安静许多。

走到路口时，我叫了两辆车送他们回家。我的酒量比他们好，我对他们说：“谁叫我还这么年轻呢。”离别时，我拥抱了他们，对他们说，“谢谢二位，有了你们，才有了考虫的今天，才有了我的今天。”

他们嘻嘻哈哈，笑着说“下次见”。

这样的聚会，其实是我们三个的常规相聚，这样的相聚，几乎每个月都有好几次。我们都认为，只要有话说，就不要在电话里讲，当面讲，最简单。

我和尹延、石雷鹏认识了很多年，在新东方时他们就很照顾我。那时我还是年龄最小的老师，我刚来的时候许多老教师说：“太可怕了，我们竟然要和‘90后’搭班！”再看看现在，“90后”已经成为各大公司的中流砥柱了。

那时的我还不会讲课，他们就教我该怎么备课带学生；后来我们做线上教育，也是他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贴近这个时代。这些年，我的进步很大，但只有他们知道，在进步太快的情况下，人是容易迷茫的，因为接受的知识越多，见到的人越杂，脑子里就会越乱。

就像《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塔拉·韦斯特弗写的那样，当一个人后来接受的教育和之前的常识产生矛盾，人是会崩溃的。好在，我有他们，作为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在过去的几年里，每次新年前，我们都聚在一起喝点儿酒，有时多，有时少，一开始聊天很拘谨，酒过三巡后就会无话不谈。

这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不会断裂的重复循环，一种就算断裂依旧会持续的永恒，这样的永恒，令我踏实无比。

于是离别前，我也跟往常一样，和他们说：“下次再见。”

毕竟，过一个年，不会过太久。

2．

在2020年刚开始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跟我一样想，下次相见不会太久。

谁能想到，下次相见却让我们等了这么久。

2020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漫长无比的年份。从过年开始，大家都无法出门。一直到年后许久，打开地图路况，北京的街道还是一片绿色，畅通无阻。我们在那次别离后许久都未见面，偶尔在网上聊聊天，打开视频喝上两杯酒，网络延迟却把三个人聊天的节奏打乱得无比尴尬。尹延说他一个人在家特别费酒，一箱子酒很快就没了。我说我不一样，我一个人在家，一滴也不喝。石雷鹏在视频另一头默默地喝酒。三个人虽然在网上聊天，但总是找不到过去的感觉。

就这样，一场疫情，让曾经把酒言欢的岁月，变成了独自一杯酒喝整晚的日子。

自那次分别，我们许久没有重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竟然渴望开工，渴望去公司工作。我知道，我并不是热爱工作，只是受不了长时间跟朋友分离，受不了曾经的拥有会忽然断裂，看不到被接上的可能。

3．

直到很久后的一天，四六级考试出成绩了。按照惯例，我们三个需要在一起做一场讲座，因为有太多学生需要听我们对下一次考试的分析，需要听我们对他们这个阶段学习计划的建议。

公司同事希望我们各自在家工作，等一个人讲完另一个人再用同一个账号登录，这样三个人就能顺利完成这次讲座。

但不知为什么，我们都拒绝了，就像是异口同声在回答：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于是，在层层登记和做好消毒准备的情况下，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公司。

这次相逢，太难得了。

我们讲得很嗨，讲完后，临走前，我对他们说：“我这儿有瓶金门高粱，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们一起喝。”

他们点点头，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出来一些复杂的情绪，那或许是一种希望。这些年我在北京一直没买房也没买车，他们说要开车送我回去，我说我自己打车就好。于是，我走在朝阳门附近的马路边，看着昏黄的路灯，想起曾经的岁月，那些微笑，似乎离我很近，又离我很远。

晚上，我看到尹延发了条微博，上面写着：“希望时光定格在此时吧。”下面配的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