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肃清反对派，显庆四年（659年），武则天和唐高宗一起，炮制了长孙无忌谋反案，终于将永徽年间左右政局、在废王立武问题上不肯合作的元老重臣集团一网打尽，为寒门新贵打开了权力的大门。武则天这一系列举动，让满朝文武逐步认识到新皇后的厉害。现在，“破”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妨碍她的旧势力已经从眼前消失，武则天该考虑“立”的工作了。她要树立一个新的形象，名副其实地母仪天下。为此，她做了三件大事。

一、提高家族地位

武则天出身小姓，在争夺后位的过程中，她的出身曾经受到元老大臣的轻视，成为她谋取后位的严重障碍之一。这是她心中的隐痛。现在，她已贵为皇后，岂能容忍自己的姓氏再受人轻视！那么，怎样做才能改变武氏作为小姓的定位呢？武则天遵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一个传统做法，推动唐高宗颁行一本书，重新确定世族的等级。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贵族社会，世族在社会上的影响非常大。一个人是否出身世族，或者是哪一级的世族，对于他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什么影响呢？简而言之，它决定了人生的两件大事：一是婚，二是宦。就是决定了你和什么样的人结婚，当什么级别的官。魏晋南北朝时期，选拔官僚的制度被称为九品中正制，就是把人分成九个品级，根据人物的品级来决定授予他什么样的官爵。举一个例子，比如你在人物的品评中被评为二品，你就可以从七品官做起；你被品评为第三品，你当官可能就得从八品官做起。人物的品级和做官的品级之间有一个对应性。而评定人物品级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家世背景。在这种制度下，世族子弟含着金汤匙出生，一生享受荣华富贵；而平民子弟无论怎么努力，也很难得到认可。正所谓“郁郁涧底松”，在地势上永远比不上“离离山上苗”。这是典型的血统论，很不公平。另外，虽然现在谈婚论嫁也还存在着门当户对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原则，完全可以突破。而在当时，门当户对是一种绝对的原则，世族只能和世族通婚，否则就是失身失节。也正是有了这种世族内通婚的原则，世族才能够稳定下来，成为一个有固定成员的特殊群体，高高在上。因为世族制度决定了一个人在做官和婚姻两方面的命运，所以全社会对世族的等级划分都非常敏感，国家也会编订这方面的书籍，给人们作参考。比如说，人们要想结婚，就可以先查查书，看哪一家和自己家的地位相等。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通行做法。

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九品中正制已经被废除，科举制开始实行。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制度，它确定了选取人才的标准应该是评价一个人本身，而不是看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族。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从此，国家选拔人才从注重家世转为注重个人才能。另外，世家大族本来受的是精英的教育，在家族起步阶段确实曾经英雄辈出，但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本身也是气数将尽，他们的子弟丧失了奋发有为的精神，变得大脑空虚，身体脆弱。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世家大族子弟，一天在屋里待着，听见外面有马叫，不由得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别人告诉他这是马，无须害怕，他说，能发出这么大叫声的一定是传说中的老虎，马怎么会是这样叫的呢？还有的贵族随着政治的变迁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跑到中央做官，因此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总之，在那个时代，世族制度正在衰落之中，皇权逐步得到伸张。但是，社会风气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旧贵族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还保持着旧日的社会威望。我们以前讲的五姓七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大族彼此互结姻亲，小门户若要与之攀亲，不但需要付出大笔“陪门财”弥补门第之差，往往还要忍受他们轻蔑的白眼。甚至连当朝皇帝也不入他们的法眼，更不要说什么文武大臣了。唐太宗李世民是个骄傲的人，见此情景，觉得十分不爽，想要打击一下旧世族的气焰。于是，在贞观年间，他下令修订《氏族志》，编订一个唐朝版的社会等级索引。李世民给《氏族志》规定的原则是推崇当朝冠冕，也就是把唐朝的帝王将相放到高等级中去。没想到大臣中毒太深，第一次呈上来的版本居然又把山东高门博陵崔氏放到了第一等。这让唐太宗大为光火，在他的干预之下，《氏族志》作了修改，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崔氏为第三等。这个分等方式，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在当时修书人的心目中，崔氏还是第一等，只不过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才把皇族和后族放在前面。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些评奖中的特别奖，有恭维的成分。

贞观时期修《氏族志》的是以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为首的关陇贵族，他们本身对世族制度极为认可。一方面，他们在修志的过程中充分照顾关陇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他们也都按照当时的风俗和旧贵族联姻。原有的旧贵族和唐朝的新门阀有效结合，互相扶持，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这种势力不仅仅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升之路，还借势压制了皇权，永徽年间出身关陇贵族的元老重臣把持朝政，就是这种政治形式的体现。唐太宗打击贵族政治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可是现在到了显庆年间，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老重臣已经被铲除，刚刚当了真天子的皇帝急于压倒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旧势力，小门户的新皇后想要抬高本家声威，而寒族出身的新官僚也渴望得到社会认可。三方一拍即合，重修《氏族志》马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新修的《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完全贯彻了尊重当朝官僚等级的原则。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其余都按照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一共分成九等。五等以上就是世族。这样一来，即使你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只要立了战功，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就可以名列《姓氏录》，过一把世族瘾。而任凭你是几百年的旧贵族，只要当时家里没有人做到五品官，也就与世族无缘了。这对旧门阀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呀！因此他们把新的《姓氏录》叫“勋格”，也就是功劳簿。他们很不满意，然而有很多人却是衷心拥护的。谁呢？广大寒门子弟。原来他们被世家大族挡住了晋升之路，现在，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他们也可以跻身仕途。所以说，《姓氏录》的编订加快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从武则天本人的角度讲，她也实现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实质性的转化，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高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提高了自身门第还不算完，武则天再接再厉，又追封亡父为周国公，母亲杨氏为代国夫人，后来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级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武则天父母的封号并不匹配，按照当时的规矩，诰命夫人的封号应该和丈夫保持一致，她父亲封为周国公，母亲应该封为周国夫人才对。那为什么封为荣国夫人了呢？这就是武则天在提高自己家族地位的同时，也要抬高自身声望，她是故意做给天下人看：我母亲得到如此尊贵的封号，不是因为她嫁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丈夫，而是因为她生了一个杰出的天才的女儿—武皇后。

二、打造公众形象

可是，仅仅提高门第是不够的，当年，王皇后的门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无懈可击，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废的命运。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永远保住皇后的位置呢？武则天决定进一步提高自身声望，让大唐的臣民知道，她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做他们的女主人。怎样才能提高自身声望呢？武则天决定先提高自己的出镜率，让普天之下的百姓都加强对她的认识。为此，她承担了两项大的礼仪活动。

第一项就是躬行亲蚕之礼。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男耕女织。皇帝就是天下农夫的表率，因此在国家典礼中有亲耕之礼，就是皇帝亲自种田，显示对农业的重视。同样，皇后也有亲蚕之礼，就是亲自养蚕，表示对家庭纺织业的重视，做天下妇女的表率。这个礼仪是国家大典，非常隆重。在举行典礼之前要先行斋戒五天。真正行礼那天，皇后天不亮就要起床，在仪仗队的护卫之下出宫，到提前安排好的先蚕坛，所有的内外命妇均须随行。因为这个仪式太复杂、太累人了，所以没有多少皇后亲力亲为。唐高宗的王皇后好歹也当了六年皇后，却从来没有履行过这个职责。但是，驯狮子骢出身的武皇后可不想放过任何一次出镜的机会。要想出风头，就不怕吃苦头。从显庆元年（656年）开始，武则天共五次行亲蚕之礼，比唐朝任何一位皇后都更加尽职尽责。皇后出行自然要有内外命妇跟随。武则天每次都要率领内命妇如天子妃嫔、太子妃嫔，外命妇如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王妃、诰命夫人行礼，在她们面前混了个脸熟，彼此增进了感情。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提高了她在公众前的知名度和好感度。可惜那时候没有报纸，否则天天可以上头版头条了。

武则天要出的第二个风头是衣锦还乡。楚霸王项羽说得好，富贵而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当年楚霸王因为非要衣锦还乡，还要把都城迁到故乡，所以吃了大亏，还落下了楚人沐猴而冠的笑柄。可是世易时移，武则天此时还乡却大有收效。就在显庆四年（659年）十月，在处置完长孙无忌案件之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前往东都洛阳散心，次年二月又从东都北上，巡游并州。并州是李唐龙兴之地，当年李渊就是从这里起兵，一路打到长安，当了皇帝。现在李治到来，当然要缅怀一下先烈。但是对于武则天来讲，并州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里是她的祖籍，父亲死后，她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暗淡的岁月。现在时来运转，终于轮到她大显威风了。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武则天大摆酒宴，欢会亲邻。皇帝李治也给足了她面子，特别下诏并州八十岁以上的妇女颁授五品郡君，给老太太们一个荣誉头衔。并州当年好风光，两个人足足旅游了两个月才打道回府，给人留下亲民形象的武则天一下子大放异彩。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武则天的人望空前提高，一个美丽大方而又和蔼可亲的国母形象树立起来了。

三、理顺家庭关系

从国家的角度讲，皇后是天下之母，但是，这个位置来源于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在家庭之中，她是李治的正妻、皇子的嫡母，此外，她还是李家的媳妇和武家的女儿。她要同时处理好多种复杂的关系。只有确立了在家族中的地位，有安定团结的大后方，才能顺心如意地当好国母。武则天聪明过人，她在努力打造自己公众形象的同时，也花了大量心思处理纷繁的家庭关系。从大的方面讲，当时有两对关系对她至关重要。哪两对呢？第一对是亲子和庶子的关系；第二对是婆家和娘家的关系。

显庆年间，武则天已经有三个亲生儿子，老大李弘、老二李贤和老三李显（仪凤二年，即公元677年，改名李哲）。对他们，武则天不遗余力：

第一，给他们加官晋爵，让他们都居高位、居重位。显庆年间，除了李弘被立为太子以外，李贤被封为雍州牧，李显被封为洛州牧。兄弟两个，一个洛州一个雍州，把大唐帝国的东西二都都占上了。

第二，舐犊情深，切切实实当好慈母。显庆四年（659年）冬天，唐高宗和武则天巡幸东都洛阳，把八岁的长子李弘留在长安监国。李弘虽然聪明伶俐，但毕竟还是个孩子，昼夜啼哭思念父母。唐高宗和武则天知道后马上停下来，把儿子接到身边，一家人一同前往东都。老三李显小的时候更是得宠，因为生他的时候难产，武则天乞求佛祖保佑，刚刚满月就把他交给高僧玄奘当徒弟，法号“佛光王”。这是一个多气派的法号啊！比《西游记》中唐僧的三个徒弟威风多了。可以看出，母亲当时对儿子有着何等殷切的希望。李显小的时候多病多灾，武则天还在洛阳的龙门给他开凿石窟建造佛像，为他祈福消灾。这个时候的武则天，和天下所有的母亲并没有两样，对自己的孩子充满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