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和我共同经历过的事情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接下来的几天，bob一直陪伴着我，就像一个坚守岗位的员工一样看着我，以防我毒瘾复发。

但是已经没有那种危险了，多年来我从未有过这样好的感觉。回想过去的黑暗经历不由使我心惊，但我已经向前走了很远，不可能再回头了。

为了庆祝我的新生，我把房子重新布置了一下。每天，bob和我除了在地铁站外上班以外，还额外花了点时间买了油漆、靠垫和几幅挂在墙上的画。

在托特纳姆一家很不错的二手家具店里，我淘到了一张漂亮的沙发。这是一张紫红色的粗布沙发，希望这种面料能经得住bob锋利的爪子。家里的老沙发已经破烂不堪，部分原因是自然老化，部分则是bob用爪子抓挠坏的。所以现在，bob被禁止抓挠新的沙发了。

几周后，我们就习惯了在漆黑寒冷的冬夜一起缩在新沙发里。我已经在期待和bob一起过一个难忘的圣诞节了。但是在节日即将来临时，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除去账单之外，我很少收到信件，但2008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我收到了一封信。这是一封航空邮件，上面盖的邮戳是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

这是我妈妈寄来的。

我们很多年没有联系了。但抛开我们之间相隔千里的距离，信件还是让我感到亲切而温暖。她向我介绍自己搬去了塔斯马尼亚岛的新家，在那里过得很开心。

她来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我发出邀请。“如果我给你买好前往澳大利亚的往返机票，你愿不愿意来看看我？”她问道。她说我可以在圣诞假期时过去，还建议我去墨尔本看看我的教父教母，我们曾经很亲近。

“期待回信，”她写道，“爱你的妈妈。”

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直接把信扔进垃圾箱。我那时过于傲气和固执，拒绝接受来自家人的帮助。

但是现在的我已经变了，有了不同想法。我对生活的看法更清晰，曾经的愤怒和偏执也已经烟消云散了。因此我决定考虑考虑。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有很多利弊。

最大的好处是我又能见到妈妈了。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她毕竟是我的妈妈，我很想她。

在我的人生下坠到流落街头的过程中，我们曾联系过几次，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见过一次面，她2000年来伦敦的时候，我们约在埃平森林附近的酒吧。当时我乘坐区域线地铁过来见她，聊了三四个小时。当初我并没有遵守承诺在半年后返回澳大利亚，我告诉她自己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乐队，不想回澳大利亚，因为我们正在努力把乐队做大。

我一直在酒吧里给她编故事。

撒谎的感觉并不好，但我没有勇气和胆量告诉她，我实际上露宿街头，吸食海洛因，每天都虚度光阴。

不知道她当时有没有相信，但在人生的那个阶段，我也不在乎这些。

之后我们偶尔会联系，但也有好几个月都不联系，这让她很伤心。

即便相隔很远，她对我的关心也从未停止。2005年7月7日伦敦发生爆炸案的时候，我没想过给她打电话报平安。当时我很幸运，离爆炸地点很远，但在世界的另一头，妈妈完全不清楚我的情况。她仍和尼克在一起，那时尼克正在塔斯马尼亚警察局工作。不知他是怎样联系到伦敦市警察局帮忙的，查到我的资料后，几名警察在一个清晨来到我位于达尔斯顿的住处找人。

他们敲门的时候把我吓了一大跳。

“别害怕伙计，你什么都没有做错。”我万分惊恐地打开门后，其中一个人说，“只是在大洋彼岸有人想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

当时我还想开玩笑说，你们差点把我的心脏病吓出来。但对于出警来找我，他们显得并不开心。

之后我和妈妈联系了，再次向她保证我的安全。我没想过有人会关心我的安危，这个念头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过。我只靠自己，只关心自己。但现在我已经不同了。

经过这些年的失踪和欺瞒，我知道这次去澳大利亚是一个跟她改善关系并且纠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

另外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我还将在温暖的阳光下过一个惬意的假期。生活在伦敦的这些年里，我经常工作到夜晚，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这样享受过了。之前调整处方药把我折腾得够呛，眼下这几周的休息正是恢复体力的好时候。妈妈说自己现在住在小农场里，离河很近，听起来很有田园风情。澳大利亚，准确地说是澳大利亚的风景始终在我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重新回到那里对我的精神状态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好处可以列出很多，但坏处也不少。首当其冲的就是bob怎么办？谁能照顾他？他能等到我回来的那一天吗？我愿不愿意跟我的这个“知音”分开好几个星期？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

我刚把这件事告诉贝尔，她就表示可以把bob接到自己公寓中照看。我知道贝尔是值得信赖的，她也会照顾好bob。但是我依然不确定，如果我离开会对bob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还要为钱操心。即使妈妈能够为我买机票，我也不能空着手去澳大利亚。一番研究后，我发现在出发之前至少需要挣到500英镑。

在权衡了几天之后，我决定去澳大利亚。为什么不去呢？换个环境，多些阳光，没什么坏处。

要做的准备有很多。首先我需要一本新护照，但鉴于我最近几年四分五裂的生活状态，这一点并不容易。幸好在一位社工的帮助下，我准备好了一些纸质文件，其中包括了出生证明。

之后我需要挑选好航班。最便宜的航班是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去墨尔本。这条航线很漫长，要在北京停留很长时间，但它比其他航线都要便宜得多。我给妈妈发了一封邮件，写上了所有的详细信息，包括我的新护照号。几天后，我收到了她发来的一封确认邮件，说机票已经帮我订好了。我随时可以出发了。

我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筹集500英镑，而这很容易。

我的航班将于十二月的第一周起飞。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星期里，无论天气好坏，我都从早工作到晚。外面下大雨的时候我会把bob留在家中，但是大部分时间他都跟在我身边。我知道他不喜欢被关在家中，但是在走之前我不想让他生病。如果他再次生病，我就没办法去澳大利亚了。

我很快就存了一些钱，都放在一个小小的茶叶罐里，慢慢罐子就满了。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终于为这次旅行攒够了所需的资金。

我心情沉重地前往希思罗机场。在贝尔的家中跟bob告别时，他看起来并不太在意，显然他不知道我要至少6周之后才会回来。虽然他待在贝尔身边会很安全，但是我依然不放心。我真的已经成了一个过于思前想后的父亲。

我原以为去澳大利亚的旅途会很轻松，但事实证明我完全错了。旅程花了36个小时，这绝对是一场噩梦。

旅行最初风平浪静。飞向北京的中国航班航行了11个小时。我在飞机上看电影、吃饭，但由于身体不适始终睡不着。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的处方药，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伦敦潮湿的天气。大概是我冒雨卖了太久的《大志》，航班上我一直在流鼻涕，打了很多喷嚏。当时空乘人员和其他旅客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直到飞机在北京落地，我才知道原因。

还没坐上摆渡车，机长就广播了一则通知，开始讲的是中文，之后是英文。广播说未经允许，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好奇怪。”我心想。

接下来，我看到两名穿制服戴口罩的中国公务人员走进来。他们在过道交谈了一会儿后，径直向我走来。来到我面前时，其中一个人取出体温计。

空乘人员站在一旁给我翻译道：“他是中国的公务人员，需要测量你的体温。”

“好吧。”我说，心想眼下不是争辩的时候。

我张大嘴坐在那里，其中一个公务人员一直在看表。他们用中文低声交谈了几句后，空姐对我说：“你需要跟他们走一趟，做一些常规的药物检查。”

当时是2008年，sars正闹得厉害，尤其是中国对这件事非常紧张。几天前我看到新闻报道，即便只有一点点感染的征兆，患者也会被遣返。很多人都被隔离了好几天。

所以跟他们走的时候我也明白了，仿佛看到了自己要在中国的病房里待上一个月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