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为大战主战区，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法国不仅最终动员兵力要比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多，达到800万之巨，也是几个大国当中损失比例最为惨重的一个。来自法国各大城市的士兵死亡人数达到130万，占到应征士兵总数的16.5%。相比之下，德国损失为15.4%，英国为12.5%，奥匈帝国12.2%，俄国11.5%，意大利只有10.3%。法国死亡人数占到总人口的3.4%，这个比例仅次于塞尔维亚和土耳其——土耳其的死亡数据因为一场自导自演的恐怖行径掺加了不少水分，一百多万亚美尼亚人死在了同国土耳其人的刀下——另有300万法国士兵受伤：应征入伍者中有40%遭受了这样那样的伤亡，军官有五分之一非死即伤。即便如此，回到1914年12月，法国人虽然和其他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同样明白自身处境有多么悲惨，但他们保留了巨大的意志与决心，只有在1917年的兵变叛乱中才露出疲态。

在哈布斯堡帝国，弗兰茨·约瑟夫的不少臣民都承认这场战争是一场灾难；俄国人还在一厢情愿地希望匈牙利没准会单独媾和。到了12月，奥地利人伤亡已过百万，其中18.9万人死在了与俄国人的战斗中，在加利西亚前线上集结的兵力只有30.3万人。康拉德一面催促柏林抓紧增派援军，大胜仍然可期，另一方面也在警告，倘若援军不能及时赶到，奥地利将在来年开春垮台，退出战争。再看俄国，俄军最高统帅部虽然此时正在紧锣密鼓，积极策划在东普鲁士发起一轮新的攻势，但俄国人相信只要再在加利西亚打上一两场大仗，奥地利人就将被彻底击败。虽然，俄国人也对自己蒙受的损失感到沮丧，对于战争的低落情绪弥漫整个沙皇俄国，但除了那帮革命者之外，没有任何明确派别会吵着闹着，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停战谈和。

1914年冬天，德国经历了国家领导层会议上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一场纠纷。德皇抱怨自己被排除在战略决策体系之外。“总参谋部什么都不跟我说，有任何事情，也不来找我。”德皇11月6日的话说得煞有其事，口气愤怒：“要是有人以为在德国是我在管军队，那真是大错特错。”不过，威廉二世手中还保留了一项重要权力——总参谋长的任免权，总参谋长的一切命令都以德皇作为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布。由此在德皇麾下各军事将领之间产生的分歧不和影响重大，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大战结束。

德国的军事将领们将在接下来花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去为自己的军队为何无力在1914年赢得历史性胜利寻找替罪羊。毛奇显然是最好的人选。不过，法金汉的声望由于10月比利时前线进攻失败，招致巨大损失，因此一落千丈。1914年的最后4个月里，德军伤亡高达80万，其中军官1.8万人；战殁者多达11.6万人。总参谋长在提到德皇时写道：“陛下情绪极其低落。认为在伊普尔的进攻已经失败，感到万分悲痛。难过到了这个地步，这场仗也……这是最高阶层在道德上的失败。”不仅如此，法金汉对于同盟国必将战胜协约国的信念也开始产生严重动摇。

法金汉提出的解决方案颇为激进——与俄国单独媾和、赔款，但绝不割地。在法金汉看来，如果东线德军能够调至西线，法军将很快垮掉。法金汉将英国视为德国的“头号敌人”，对《福斯报》的观点表示赞同：“世界战争的驱动者是英国。时至今日，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得到各方共识。数百万无辜的人们因为重商主义深受其害——是他们养肥了伦敦的那帮富商，还有那帮富人对钱财的可耻贪婪。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只是一门生意，是一场商业竞争，旨在通过战争的手段摧毁竞争对手，而这个对手就是德国。”

11月18日，法金汉将建议递交给了贝特曼·霍尔维格，提出东线停战。这位帝国首相听后，大吃一惊。他与总参谋长意见恰恰相反，一直以来都将俄国视为德国利益不可调和的威胁，对于凡是保留俄国实力的建议，一律不予接受。霍尔维格要法金汉好好看一看协约国9月刚刚签署的协定，各方明文约定，不得单独媾和。霍尔维格对康拉德提出的警告同样心有余悸，深恐德国如果不及时增派援兵，奥匈帝国将难以为继。12月初，贝特曼前往司令部，亲自拜访兴登堡，在司令部与鲁登道夫就一众问题进行了探讨。那位将军可是性情冷酷之人，常常感到时不待人，容易情绪激动，心里始终抱着一个念头不放，认为只要再增加兵力，就能够击败俄国，如此一来，才有希望在西线赢得胜利。鲁登道夫看不起法金汉，1915年1月甚至带着几个师去了康拉德那里，既没有问过法金汉的意见，事先也没有打过一声招呼，自此之后便一门心思想把那位总参谋长拉下马来。

贝特曼回到柏林时对“东线战友”充满了信心。汉斯·冯·海夫顿少校身为鲁登道夫在首相府的联络官，为了撤掉法金汉，让那位坦嫩贝格大捷的将军取而代之，可谓四处奔走，不遗余力地大力游说。贝特曼虽然对此表示同意，却遭到德皇否决。德皇显得异常激动，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永远也不会对鲁登道夫这样的“可疑人物”委以重任，这样的人“早就被个人野心完全吞噬”。为了绕开威廉二世行事，前帝国首相比洛亲王和提尔皮茨元帅还讨论起了是否有可能宣布德皇精神失常，由其子代为摄政，兴登堡出任皇家总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甚至一度想把毛奇召回来，重新扶上总参谋长的位置，作为傀儡，任由二人摆布。

虽然这样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但毕竟反映出了弥漫在柏林政治层中的绝望情绪，而此时距离德意志帝国政府满怀热情地在欧洲挑起战事才刚刚过去五个月。前线一旦陷入僵局，紧随其后的必然是德国领导人之间的僵持不下。贝特曼开始对法金汉大肆抨击，称其为“赌徒……一个卑鄙之人”，并且疯狂支持向东线投入更多兵力，坚持认为将在波兰为德国赢得战争胜利。非但如此，这位帝国首相还亲自拒绝建议，拒不认为同盟国应该接受事实，承认胜利遥遥无期，至少在东线寻求和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协约国认为德国是受到穷兵黩武的普鲁士好战派摆布控制的同时，在1914年冬天对于任何谈判妥协不置可否，断然拒绝的却是贝特曼这样一位政治官员。

与此同时，法金汉由于没有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那样赢得过重大胜利，结果声望日减，个人威信一落千丈，陷入困境。虽然，老谋深算的法金汉机敏地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实现不可能的任务，但他在1915年至1916年还是保住了位置。这位总参谋长在鲁登道夫的要求面前被迫做出让步，以西线为代价增兵东线。法金汉虽然看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援兵对于改变战局起不到任何作用，但这样的满足除了聊以自慰以外毫无意义。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击败俄国人，抢得大片土地，最终在1918年2月通过签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确认了胜利。签约的另一方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俄国在这场大战中一共损失了650万人。这个数字虽然不一定可靠，但估计是各交战国当中最高的。不过，鲁登道夫误以为战胜沙俄的军队就能够决定整场世界大战的胜负，他的想法错了。法金汉说得对。将东线胜利置于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表象罢了，毫无意义。法金汉后来在1916年因为没能拿下凡尔登而被解职。兴登堡走马上任，成为陆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作为第一军需主任，成为实权拥有者。然而，历史终将证明，这场罗曼诺夫王朝军队覆灭的最终受益者并非霍亨索伦帝国，而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党人。

随着圣诞临近，教皇本笃十五世公开号召各方在神圣的基督节日来临之际暂时停战。教皇的呼吁虽然很快遭到各国政府和指挥官的拒绝，但士兵们更加乐意接受。于是乎，交战各方——除开塞尔维亚，其他各条战线上都有不少士兵停止敌对——在1914年圣诞节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停火休战。这一现象令后人不禁浮想联翩，认为这反映出战争既没有真正的敌人，也没有真正的目的，因此毫无意义。如此结论其实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停火背后并无特殊意义可言。多少世纪以来，很多战争中都出现过如此这般充满友爱的插曲，却根本无法阻止士兵们在此之后继续互相残杀。1914年12月之所以迸发出多愁善感与自怜自哀的情绪，其始作俑者几乎全是德国士兵，只不过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圣诞来临之际，几乎每一个基督教文化的信徒都渴望待在家中，与心爱的家人待在一起，现实却是数百万人在异国他乡的屠戮战场，在雪地与污泥中挤作一团，瑟瑟发抖。如此境遇让人一时之间不由得心生怜悯，某些人于是做出一些充满人性的举动，可是之后又回归常态，继续遵照自己国家领袖们的意志，开始日复一日的野蛮屠杀。

12月24日，一个名叫卡尔·穆勒格的巴伐利亚士兵步行整整9英里，走到科米讷，在那里买了一棵小松树，接着返回了前线的部队。穆勒格扮演起了圣诞老人，邀请连长点亮圣诞树上的蜡烛，为自己的战友、德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求和平。就在穆勒格的防区，午夜12点过后，德法两国士兵在无人区碰头聚会。迪克斯梅德附件的比利时士兵也干了同样的事情：他们爬出阵地，朝着伊瑟河对岸的德国人大声喊话，要对方给自己在占领区的家人寄明信片。几个德国军官走了出来，要求见一位比利时随军牧师。军官们给了牧师一个领受圣餐的容器，这还是他们的部下在迪克斯梅德战役中找到的。容器被放在一个粗布麻袋包中，系在一根连接水道两岸的绳子上。比利时人把布袋拉到了自己的岸边，显得非常感激。

在加利西亚，圣诞节当天，奥地利军队得到命令，除非遭到挑衅，否则不得开火。俄国人同样表现出了克制。包围普热梅希尔的一些俄国士兵把三棵圣诞树放在了无人区，还附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给对手的话，语气相当客气礼貌：“普热梅希尔的英雄们，祝你们圣诞快乐，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士兵在无人区见了面。俄国士兵用面包和肉同奥地利士兵交换香烟还有荷兰产的杜松子烈酒。几天之后，当沙俄士兵庆祝属于自己的东正教圣诞节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也同样还之以礼。

在西线好些地段，双方士兵在各自的堑壕里展开了一场歌唱比赛。好比德军第二近卫兵师就唱了《平安夜》和《圣诞夜》两首歌，还在低矮的胸墙上插了一棵圣诞树。法国士兵齐声高歌之后，德国士兵则以“感谢新恩”回应。这场“歌唱大赛”很快变得越来越有民族色彩：法国人高唱起了《马赛曲》，德国士兵回以《守卫莱茵河》和《德意志高于一切》，唱完之后还三呼德皇万岁。

亚历山大·约翰斯顿写了这么短短几个字：“这是我服役期间过的第一个，也希望是最后一个圣诞节。”在距离伊普尔不远的地方，威尔伯特·斯宾塞写道：“我看见德国人的战线点起了一连串亮光，有9到10个。我猜可能是圣诞树，我猜得没错……到了圣诞节那天，我们听见有人在大喊‘圣诞快乐’，于是在木板上用德语写了‘圣诞快乐’几个字，举起来给对面看。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放枪，慢慢地两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露出头来。他们那边有两个人走到分界线中央，喊我们派一个军官过去。我走了过去，原来他们希望停火4个小时，把我们死的人抬过来，好让我们埋掉。要知道，几天前我们刚刚发起过一次猛烈进攻，伤亡惨重。我跟他们谈妥了安排，接着——好吧，我想你永远也不会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两边都从堑壕里走了出来，走到中间，大家见面，握了握手，祝对方圣诞快乐，还聊了起来。”

法军第99步兵团的士兵们也有着类似经历，谁知到了元旦当天，停火竟然被德国人猛烈的炮火给打断了，感觉受到了冒犯。第二天一早，一位巴伐利亚中尉赶紧跑了过来，为头一天的所作所为解释道歉。中尉满怀愧疚地说道，自己的上级长官看到大家表现得这么友好，吓了一跳，毕竟打赢这场仗才是正事。德军有个团在报告中描述了另外一起类似事件。事情发生在距离比亚什不远，就在索姆河的阵地上。有几个法国步兵朝着迎面走来的德国人挥手致意，有个法军上校以为对方会派一名军官来跟自己会面。“过来的是预备役中尉沃格尔，第15步兵营的一个连长。两边的军官在各自防线的中间碰头见面。法国上校提出现在过节，大家不如暂时停火。沃格尔没有答应。上校随后又说，至少能够把尸体埋了。有一个法国兵死在了双方战线的中间，尸体丢在那里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沃格尔答应了建议。尸体是两个法国兵和两个德国兵一起埋的。”报告虽然对于没能阻止双方示好表示遗憾，有一点倒是写得相当明确：营指挥部已经对参与违纪行为的几名军官士兵进行了处罚。

杰尔维·莫里隆当年刚刚20岁，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那些德国兵挥舞着白旗，大声喊着‘同志、同志，出来见个面’，看见我们没动静，不敢出来，于是朝着我们走了过来，全都没有带武器，一个军官走在前头。我们身上虽然不算干净，可他们比起来实在脏得让人想吐。我跟你们说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我们就连其他士兵都不能提。”莫里隆后来死在了1915年。还有一个士兵，名叫古斯塔夫·贝尔蒂埃，25岁，写道：“圣诞节那天，德国兵打了个信号，想跟我们聊一聊。那个德国人说他们不想开枪……早就厌倦了打仗。他和我一样也结了婚，成了家。除了和英国人，德国人跟法国人没什么过不去的。”贝尔蒂埃后来在1917年6月阵亡。

不过，善意并非随处都在。10岁的法国男孩伊夫斯·孔加尔住在色当，刚刚开始打仗的时候还感到极其兴奋，现在却要在德军占领之下过圣诞。孔加尔在圣诞节当晚的日记里写道：“希望明年会比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好一些。天气好冷。爸爸被抓走了，关了整整一个晚上。晚上12点连弥撒都没有做……那帮外国人在老街上横冲直撞，所有人都不敢开口说话，也见不到开心的笑脸……这就是谁最厉害，谁说了算；是侵略人，是搞破坏；饿了的人在哭，连一块面包都没有；我恨那帮家伙，他们偷了我们的东西、烧了我们的房子，还把我们关起来；我们种的卷心菜、大蒜，还有其他所有东西都被那帮强盗抢走了，害得我们国没有国，家没有家。”

英国掷弹兵团第二营圣诞节当天有三人战死，两人失踪，另有19人受伤；还有一个因为冻疮发作，被送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又有22个人因为同样原因进了医院。二营28日的作战日志写道：“这个晚上真是糟糕透顶。浑身上下都湿了个透，到处都是泥巴。天上电闪雷鸣，落着冰雹，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时不时还有人在放冷枪。”在弗朗索瓦·迈尔防守的地段，德国人在80码开外的堑壕里高声喊着“弗朗索瓦，去死吧！”之类的话语。临到元旦前夜的午夜12点，德国人发起了一波齐射，法军士兵齐声高唱《马赛曲》作为回应。迈尔写道：“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听到士兵们用雄壮嘹亮的歌声作为回应，我感到深深触动。我们歌声刚停，他们那边就唱起了‘恺撒万岁！’”由于双方指挥官刻意回避，在大战接下来的几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圣诞节休战。即便如此，仍然无法阻止双方在局部范围达成非正式谅解——双方此后一直都在努力“活下去，也让对手活下去”，这也成为这场战争几乎每条战线上不变的特点。

大战结束之后，奥地利中尉康斯坦丁·施奈德回顾自己的经历，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大多数战争中，随着最初的新鲜期过去都能找到，但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新的；一切似乎都是重复，之前体验过的感受重新再来一次罢了。打仗成了一件令人厌倦的事情。”公海舰队的士兵理查德·斯图姆夫也有同样感受，他在1914年圣诞刚刚过去那天的日记里写道：“管他发生什么，都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难道要我写自己每天的任务吗？那样写出来的东西只会一模一样，天天不变。”

有个法国作家，名叫查斯特内，圣诞节前夜在《人民的权利》一文中写道：法国的教堂自打8月以来人就多了不少，要比20世纪中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人们出于恐惧，才来祈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这场战争……我们会看到回来的人越来越少，一切也将归于平常”。查斯特内所言不虚。头一次为阵亡的本地士兵举行葬礼，全村的人差不多都前来参加吊唁。可是，随着这样的事情变得平常，来的人也越来越少。1914年早些时候，法国乡下不少地方接纳了来自比利时和法国西北部的难民，圣诞节之前已经多达300万，让为难民提供食宿的人简直不堪重负。越来越多城镇村庄开始拒绝这些外来难民，谴责难民们像蝗虫一样——有的邋遢，有的缺德，有的专干坏事，还有的干不了农活，一无是处。

回到8月，当时地方上的市长们还会庄重地穿上黑色外套，戴上勋章，披上象征职位的肩带，挨家挨户地上门告诉失去亲人的悲痛消息。可是，5个月过去，许多这样的大人物就将这个任务丢给了当地的老师。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女人，名叫玛丽·普利松丽埃，住在伊泽尔省一个叫作拉瓦当的村子里。村里的邮递员上了前线，普利松丽埃就承担起了送信的任务。至于为何选中普利松丽埃，据说因为她似乎是传达这类坏消息的最佳人选，毕竟这种坏消息来得实在太过频繁。普利松丽埃说道：“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这是常事。有人听到消息，情绪激动，歇斯底里，但大多数人表现出来的反应是一种麻木的震惊，似乎对此早有准备。”拉瓦当全村有400人应征入伍，最终牺牲的有30人，还有100多人受伤。玛丽·普利松丽埃还在村里的礼堂主持例常宣讲会，借助地图和报纸给大家分析战事进展。一开始来参加的人很多，后来随着前方战事进入胶着，前来听讲的人越来越少，最后甚至来不了几个。无论是身在后方的普通人，还是像康斯坦丁·施奈德那样在战场上拼命的，每一天过得都像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待到1914年年底，除了一小部分参战的，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不再像之前那般有趣，也不再有什么利益可图。相反，成了一种责任，一种令人作呕的责任，与之俱来的是多多少少得学会忍耐和压抑。在东线，虽然统治者们有不同想法，但哈布斯堡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士兵们都乐于见到和平，管他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反观在西线作战的士兵，虽然对于自身所处环境心灰意冷，却没有几个打算就此放弃胜利，在敌人的无理要求面前低头认输。士兵们面对一场还要继续持续46个月的战争，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决心，愿意受苦，愿意服从，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愿意去死。对于后人而言，夸海口这样做似乎是一种幻想，当年的那些人却表现得像蛮牛一样倔强蠢笨。有一种观点认为，协约国应该接受德国的霸权，作为交换条件，让自己从佛兰德斯的泥沼里抽身出来，这样的代价并无不公。可是，这种观点不仅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而且疑点重重。对于当时为英国、法国和比利时战斗的人来说，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接受。更何况，这样的建议意味着放弃战争。德国直到1918年在战场遭遇失利，才打算结束在比利时和法国东部的残酷占领，放弃追求统治权。

塞尔维亚在1914年为了反抗奥地利入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国家惨遭同盟国蹂躏，残存的塞尔维亚军队被迫遭到流放。塞尔维亚人即便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国家，也始终没有放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这也为塞尔维亚人在和平到来之际赢得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皮洛士式胜利——塞尔维亚人实现了自己宏伟的抱负，成立了南斯拉夫，获得了哈布斯堡帝国东部的大片土地。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此后经历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罗马尼亚同样如此，虽然1916年因为加入协约国作战损失惨重，却在和平到来之际赢得了应得的回报——不过，正如后来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些土地超出了罗马尼亚人能够掌控的能力。意大利人在1915年参战，目标明确，就是为了获取领土。他们同样从哈布斯堡帝国那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其中包括的里雅斯特港。不过，这些领土让意大利人付出了46万条生命的代价。1918年10月7日，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国三家治下的波兰联合宣布成为独立国家。波兰人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一直战斗到1921年，才守住了自己的边界。1918年10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布拉格宣布成立；11月1日，匈牙利宣布脱离奥匈帝国独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随后也相继宣布独立。

美国在大战开始的头33个月内，向英法盟友和德国两家同时出售武器和货物——只不过对德规模稍微小那么一点点儿而已——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17年4月，美国宣布参战，虽然军事意义微乎其微，但由此在道义与工业力量上对战争结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协约国在最需要的时候增强了信心，同盟国的士气则遭到适时打击。美国的一臂之力不只弥补了沙俄1918年3月退出战争的损失，还为协约国注入了更多力量。在这场冲突的各大交战国当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完完全全得到了1914年加入协约国作战时想要得到的利益，而付出的人员财产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庆幸自己参加了这场战争。在战败者当中，这场战争夺走了哈布斯堡帝国150万军人的生命，德国有200万，土耳其死了77万。随着霍亨索伦王朝垮台，威廉二世的帝国成为共和国，这和哈布斯堡帝国覆灭之后奥地利的情况一模一样。大英帝国牺牲人数超过100万，其中80万来自联合王国；俄罗斯和法兰西两大帝国各自付出了约170万人的代价。布尔什维克人发动革命，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使得英王乔治五世成为欧洲大陆上唯一一位大国君主。

后人一直以来都对一个问题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列强的领导者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比他们的现代同僚更加愚蠢，也不比他们更坏，怎么能够允许这样一场战争爆发，而且一打就是4年。把1914年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领导者斥为“形同梦游”，这样的指责似乎并不恰当，因为这表明这些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意识。倒不如称之为“矢口否认”更加合适，因为他们宁愿一意孤行，坚持推行极度危险的政策战略，也不愿意接受事实，承认这些政策与战略难以实现目标，即便重新来过，也只能归于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直接原因就在于德国选择支持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德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不管奥地利人的入侵行动会引发何种更大规模的冲突，同盟国都有能力赢得胜利。给沙皇及其文武大臣标上愚蠢甚至鲁莽的标签，这一点倒是说得过去。沙俄为了塞尔维亚参战，结果却让自己本就岌岌可危的政权陷入灭顶之灾。不过，沙俄此举是针对奥地利先发制人做出的回应，道德谴责的矛头首先应该对准维也纳才对。还有另外一个要素促成了这场灾难，那便是德军在体制上的狂妄自大，具体体现在毛奇本人的人格缺陷之上。毛奇一心梦想毕其功于一役，而非直面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危机，如此操之过急的心态在维也纳和柏林的行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心态同样体现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的所作所为之中，只是没有维也纳和柏林那样明显罢了。

诚然，尽管，或者说正是因为将大量精力耗费在了战争宣传之上，停战过去还不到10年，当初带领国民，投入战争的那个英国政治集团就已经明显失去了信任，不少曾经为之奋战的人也不再怀有信心，士兵们尤其如此。当他们回到家乡，眼前的社会道德衰退令人望而却步。有人将这种生疏感归结于士兵们参加的这场战争。笔者的爷爷曾经是一名炮兵军官，名叫罗尔夫·斯科特·詹姆斯，提到一位老战友在1923年说过的一番话：“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打了一场毫无意义的仗。”斯科特·詹姆斯补充道：“说这番话的人语气中没有丝毫因为绝望带来的愤怒。只是微微耸了耸肩，表明自己早已清醒过来。”回到那个时代，比起文中提到的亨利·梅勒什等人来，这样的观点依然只属于少数人。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产生出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及其盟友拿起武器去打这样一个敌人，与下一代人为了反抗纳粹英勇奋战相比起来，根本就不值得。前后两种观点反差如此巨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现实影响：当士兵们1918年从法国凯旋返乡之际，却发现社会并未有所进步，给予不了自己想要的胜利果实，不免心灰意冷。反观1945年回家的那帮人，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工党政府，承诺的是要把英国建设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在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只要一说起祖国在“二战”当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感到无比骄傲自豪，可是只要一提起1914年抵抗德国侵略的事情，就极力想要岔开话题，避而不谈。

现在看来，德国应当为这场战争承担主要责任，这仍然是占有压倒性优势的观点。德国即使没有密谋发动大战，可是拒绝动用自己的力量，让奥地利悬崖勒马，阻止战争爆发。柏林即使没有策划一场欧洲全面大战，可是希望欧洲大战成为现实，因为德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德国领导人犯下的最大错误在于，透过武力的棱镜来审视自己的宏伟抱负，以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保全并且扩张自己的权力，却严重低估了本国的经济和工业能力。德皇威廉、贝特曼·霍尔维格，还有毛奇都试图像俾斯麦一样给予对手无情一击，赢得荣耀，却忘记了俾斯麦本人从未这样做过。

战争一旦开始，如果还像不少生活在21世纪的人那样想当然地以为无论哪一方获胜，结果都将大同小异，那么这种看法可以说完全错误。协约国1919年在凡尔赛达成的和平协定固然愚蠢，但如果反过来，由德国作为战胜者来制定和约条款，那么欧洲的自由、公正和民主必将付出惨重代价。德国“一战”期间追求的领土目标丝毫不逊色于其领导者“二战”期间热衷的那些诉求。正因为如此，1914年至1918年间发生在欧洲的这场战争固然是一出悲剧，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倘若就此将之描述得无足轻重，则大错特错。只可惜，这种以人的性命为代价，衡量军事战争对错与否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后人的脑海当中。只要承认德意志帝国不配赢得胜利，那么那些为了阻止德国获胜，在这场最终取胜的战争中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人们所付出的努力就没有白费。否则，任何战争中的任何牺牲统统无非只是一声叹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