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奥地利人的威胁
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对于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并未表示出多少真诚的哀悼之情，那么奥地利人对于谋杀者的愤怒显而易见。约文·阿瓦库莫维奇是塞尔维亚的一名律师，小有名气，也是自由派反对党的一员。那一天，他正准备带着家人度假，刚刚跟着提行李的服务员进了蒂罗尔酒店房间，服务员就递过来一份报纸，上面写的正是萨拉热窝事件。阿瓦库莫维奇脸色变得严峻起来，对妻子和女儿说，这件事情肯定会对他们的祖国产生重要影响。当晚，阿瓦库莫维奇用完晚餐之后坐在休息室里，静静地听着几位客人谈论。这几位客人同住在这家酒店。其中一个人声称塞尔维亚参与了刺杀，必须承担责任。“我注意到有一个男人穿得相当体面，举止也颇有教养，狠狠说道：‘塞尔维亚有罪，必须受到惩罚。’另外三个人也跟着附和，‘就要这样！’……我后来才从门童那里得知，原来这个人是外交部的一名官员。”
在维也纳，萨拉热窝事件一开始贴上的是“波斯尼亚人”的标签，后来干脆换成了“塞尔维亚人”。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示威席卷整个帝国。在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开的欧罗巴酒店遭到打砸，损毁严重，同时遭到攻击的还有一所塞尔维亚学校。德国领事写道：这座城市正在经历“属于自己的圣巴托罗缪之夜”。6月30日，在维也纳，大约200名学生聚集在塞尔维亚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学生们高喊着“塞尔维亚去死！奥地利万岁！哈布斯堡王朝万岁！”的口号，并且焚烧了塞尔维亚国旗。这样的场景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反复上演。
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代办威廉·冯·斯托克在6月30日给维也纳的报告中愤怒地说：“人们在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咖啡馆里都在拿我们的痛苦大肆庆祝，幸灾乐祸。把这场悲剧说成是上帝的安排，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犯下所有罪行的正义惩罚。”塞尔维亚反对派报纸完全无视本国利益与声誉，对大公被杀事件拍手称快。约万·蒂尼奇是一名学生，那天匆匆跑到贝尔格莱德的大广场上，刚想和朋友谈论这件大新闻，却惊讶地发现同学们非但没有感到震惊，反而一个个显得骄傲无比，侃侃而谈。有一位律师十分聪明、年轻有为，高调宣称奥地利在波斯尼亚搞军事演习，早就让人难以容忍，纯属挑衅，是对全体塞尔维亚人的直接威胁，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现在就要“赴汤蹈火”，和塞尔维亚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误会令怨恨进一步加深。就在同一天，蒙特内格罗边境小镇梅托尔卡插满了彩旗，奥地利人还以为他们的邻居正在庆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简直气急败坏，直到过了一个星期才恍然大悟，原来梅托尔卡当天是在庆祝蒙特内格罗王储的生日。就这样，奥地利面对大公遇刺之后接踵而来的挑衅，真真假假，叫人难以分辨，有的无足轻重，只是奥地利人一厢情愿地想当然罢了，有的则实实在在、声势浩大。
一切战争，只要交战国在两个以上，那么让参战各方下定决心，投入战斗的动机就会有所不同，这一点在1914年得到验证。七个国家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怀着不尽相同的野心和担心。虽然，战争接下来在世界不少地方、主要是欧洲上演，各交战国都信誓旦旦地承诺攻守同盟，可是各国的作战动机显然绝非一致。奥地利在弗朗茨·斐迪南遇刺身亡之后，几乎第一时间便做出回应，兵发塞尔维亚。奥地利反应如此迅速，并不在于其领导人有多么在乎斐迪南大公和那位丢人现眼的大公夫人，而是因为这场刺杀事件给了他们一个一直以来都在苦苦找寻的绝佳借口，好和那位总爱添麻烦的邻居清算总账。
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者们相信军事行动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正道，对象不只针对塞尔维亚，还包括本国治下那帮不安分的臣民。财政大臣李特·冯·比宁斯基后来回忆道：“我们很早就决定了开战。”维也纳派驻贝尔格莱德的武官报告，此次刺杀行动塞尔维亚情报部门头子精心策划已久。虽然，维也纳方面并不见得能比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找出更多证据来证明此事与塞尔维亚国王或者塞尔维亚民选政府有所牵连，可奥地利的统治者仍然认为，既然如此，那么刺杀行动就等于对奥地利宣战。奥地利陆军大臣亚历山大·冯·柯洛巴廷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总司令奥斯卡·博迪奥雷克将军也在敦促尽快采取军事行动。贝希托尔德虽然平日里总被同僚讽刺遇事犹犹豫豫、举棋不定，这一次却一反常态，表现得坚定决绝，还在6月30日私下谈到了必须和塞尔维亚“好好算一算总账”。
贝希托尔德的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外交官，其中包括雅诺斯·福尔加什伯爵、亚历山大·冯·穆苏林男爵，还有亚历山大·奥约斯公爵。这帮人深信强硬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不失为一剂良药，足以解决帝国面临的内部矛盾。福尔加什是力主打垮塞尔维亚的主要推手。奥约斯肩负着确保得到德国支持的重任，强调维也纳做事要不顾后果，扬言道：“这么做是否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无所谓。”穆苏林则起草了关键的通信文书。这个“冲动的话匣子”后来骄傲地把自己比作“挑起战争的那个人”。
奥皇弗朗茨·约瑟夫亲笔致函德皇威廉二世，写道：“在波斯尼亚近来发生如此悲惨的事件之后，想必您也一定认为我们两国与塞尔维亚之间要想达成（和平）调解，避免争端，已无可能。”7月4日，贝希托尔德派奥约斯火速赶往柏林。这位外交官在抵达柏林之后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奥约斯得到承诺：无论奥地利采取什么行动，德国都将给予无条件支持——这番承诺将在日后成为一张臭名昭著的“空头支票”，也是人们认为德国要为“一战”爆发承担责任的关键所在。7月5日晚，这位奥地利特使在报告中写道，德皇声称“倘若德奥两国真的觉得有必要对塞尔维亚动武，那么如不好好把握当下的良机，他将为此感到遗憾，因为现在的局势正对我们两国有利”。
德国人敦促奥地利人加快进度，不给塞尔维亚人时间获得外交和军事支持。德国人希望维也纳速战速决，派遣哈布斯堡帝国军队占领塞尔维亚首都，待到生米做成熟饭，好让圣彼得堡无计可施。奥约斯归国之时，德国外交次官亚瑟·齐默尔曼预测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在九成左右。而在接下来直至维也纳递交最终通牒的几周之内，德国人看见奥地利人拖拖拉拉，不禁大为光火。帝国宰相贝特曼也让人看出在这慌乱时刻显得定力不足。库尔特·里兹勒身为贝特曼的亲信秘书兼主要顾问，看见主子被眼前的局势弄得焦虑不安，在7月6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难过之情：“对塞尔维亚动武将会引发一场世界大战。不管战争结果如何，首相都希望能够改变现存的一切……周围全是虚幻的错觉，浓雾笼罩在人们心头。欧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这样。俄国人将赢得未来。这样的担忧……压在我们心头，就像一场噩梦，变得越发沉重。”
里兹勒试图让贝特曼把心放宽，建议单走外交渠道兴许能够迫使塞尔维亚就范，当然最后也不忘加上一句，给贝特曼打气鼓劲：“如果战争真要到来，（遮掩两国之间不共戴天仇恨的）友好面纱终究要被扯掉，那么全体德国人民都会在紧迫感与威胁感的驱使之下追随阁下。胜利就是解放。”正是在这种瓦格纳式的长吁短叹和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之中，德国的政治领袖们投入了这场七月危机。走到这一步，贝特曼和德皇为国家该做的一切都做了，该说的一切也都说了。虽然，毛奇曾向德皇保证帝国军队已经准备万全，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可是有些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在向奥地利做出关键保证之前，并没有人直接征求过毛奇本人的意见。
奥约斯回到维也纳之后，德国领导人反倒表现得无动于衷起来。阴谋论者认为这纯粹就是在演戏。贝特曼也曾偷偷去过几次柏林，与军方交换意见，不过他在7月余下的大部分日子里一直待在奥德河畔霍亨菲诺的私宅当中。毛奇去了卡尔斯巴德疗养——他这已是一年当中第二回去那里疗养了。7月25日，毛奇返回柏林，正好赶上维也纳与贝尔格莱德摊牌。德皇7月6日乘船去了北海，开始一年一度的夏季游艇旅行，直到27日才返程结束。包括普鲁士陆军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在内的一众高级军官全都放了假。各大报纸也被勒令不得发布煽动性文章，以免激怒法国人。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演戏骗人，可是如果说德国人到了这一刻，就算知道局面压不下去会有怎样严重的后果，早就听天由命，他们也真的相信自己有本事将这场奥塞之战控制在局部范围之内，做这样的推断才更加符合情理。海军少将艾伯特·霍普曼性格强势，消息灵通，经过一番观察，在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看来，当前局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既然如此，一个政治家倘若真有远大的眼光和坚定的决心，就应当好好把握，充分利用。”霍普曼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柏林有不少人与他看法相同——认为德国在这场巴尔干危机中只需付出小小成本，就能赚取宝贵的外交资本。7月16日，霍普曼在日记中写道：“就我个人而言，并不认为我们会卷入战争。”到了21日，他又写道：“欧洲是不会因为一个塞尔维亚就真的打起来的。”
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7日告知奥地利内阁“即便我们对塞尔维亚开战可能引发大战”，德国人仍然没有对于采取过激措施给予足够支持。就在当天，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特使乌拉第米尔·吉斯尔男爵在维也纳参加完会议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从外交大臣那里带来了明确指令：“无论塞尔维亚对（尚在起草之中的）最后通牒作何回应，都必须撕破脸皮，坚决开战！”唯有匈牙利总理大臣伊斯特万·第萨伯爵对“欧洲大战的悲惨后果”表示担忧，建议谨慎行事。第萨告诉尤里乌斯·安德拉什伯爵，杀害大公的是一小撮目无法纪之徒，不该因为一小部分人犯下的罪行就迁怒于整个国家。第萨直到7月中旬还在坚持自己的看法。
相比之下，奥地利陆军总参谋长康拉德却在不断敦促采取行动，发动入侵。奥约斯伯爵在大战结束之后写道：“今时今日，没有任何人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当时有多么相信德国人实力强大，相信德国军队战无不胜，正是这些才让我们打定主意，一心以为一旦对塞尔维亚动武引发欧洲大战，德国肯定会在更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安全保障。”
不少奥地利军人不仅毫不担心可能与俄国开战，反而将这次摊牌视为天赐良机，正好彻底铲除泛斯拉夫主义的威胁。沃尔夫冈·海勒是总参谋部的一名参谋官，他在7月24日的日记中提到自己有绝对的信心，塞尔维亚肯定会拒绝维也纳的最后通牒，唯一担心的只是俄国人恐怕不会如此轻易上钩——“除非我们实施‘攻俄计划’，否则无法真正赢得胜利。只有当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斯拉夫）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只对塞尔维亚开战，却不将这个国家从地图上彻底抹去，将毫无意义。打什么所谓的讨逆战争毫无价值，纯粹是浪费子弹。南斯拉夫问题必须得到彻底清算，这样才能让全体南斯拉夫人紧密团结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之下。”海勒的观点在当时的奥地利王公贵族、军事将领，政坛人士和外交官员当中可以说大行其道、颇有市场。
于是乎，一场奥地利人与塞尔维亚人的战争在劫难逃。可是，一场巴尔干半岛的局部战争难道真的注定要演变为一场席卷欧洲的灾难吗？塞尔维亚真的值得让人伸出援手，从奥地利和德意志帝国裁定的命运当中解救出来吗？诚然，塞尔维亚的所作所为极不负责，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不容争议。可是，单单以此作为证据，就把这个国家定义为流氓国家，就要亡国灭族，这听上去又显得言过其实。如果说哈布斯堡帝国是因为自身的虚弱无能，才会如此躁动不安，才会为了惩罚“埃皮斯”及其同党，悍然发动一场战争，那么哈布斯堡帝国的邻居，那个国力强大、蒸蒸日上的德国竟然也会为了这么一点蝇头小利，不惜甘冒全面大战的危险，这就着实让人匪夷所思了。
问题的答案看来不止一个。首先，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和同时代的不少人一样，将战争视为实现国家野心与展现国家力量自然而然的手段。毕竟，普鲁士在19世纪后期就先后三次采用过这种成本低廉的方法。德皇威廉二世麾下帝国海军办公厅主任格奥尔·穆勒曾在1911年向他的主子说过：“战争在所有罪行当中并非最恶的一个。”正是这样的想法左右了柏林政府的思路。德皇及其主要顾问低估了自己的国家，没有意识到德国凭借经济与工业发展，同样可以获得统治地位，完全无须与他国兵戎相见。德皇及其大臣以为只有靠着在战场上兴兵动武，才能赢得霸权，其实大错特错。
然而，偏执与妄想恰恰是那个时期德国人在心理上最显著的特征。国内，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国外，三国协约在军事上咄咄逼人，使得德国人以为本国的战略地位远未逐步加强，反而正在不断削弱。不少德国银行家与实业家病态地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正在绞杀德国的贸易。柏林驻维也纳大使起初还试图平息奥地利政府的怒气，谁料德皇在大使报告上竟然批了这么几句话：“谁给你的权力，让你这么做？简直愚蠢之极！”德国人知道沙皇势必将塞尔维亚置于俄国的保护伞下，因为尼古拉二世之前早就承诺过要这么做。可是，毛奇与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己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二人坚持将俄国视为实实在在的威胁，如果与尼古拉二世的军队注定有此一战，那么不如趁早动手。1914年5月20日，这位总参谋长在从波茨坦到柏林的路上，对同坐一列列车包厢的外交大臣雅高说道，俄国只需几年工夫，就将赢得这场军备竞赛。如果说赶在俄国人赢得优势之前先发制人，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同法国，也就是毛奇预料之中俄国的盟友同时兵戎相见，那么这位总参谋长已经为此制定出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并且口口声声承诺有信心赢得胜利。
贝特曼天生是一个官僚，而非领袖。劳合·乔治后来回忆起自己1908年访德研究健康保险法时曾与贝特曼有过几次谈话，如此评价道：“他这个人虽然挺有意思，却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一个聪明、勤奋，也很明事理的官员。不过，他并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并未让我觉得好像遇见了什么非常强大、有朝一日能够改变命运的人。”贝特曼同样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尤其是在战和的利弊问题上摇摆不定。1912年，贝特曼访俄归来，对俄国国力蒸蒸日上的迹象深感吃惊，第二年就开始大声鼓噪着要挑起战端，先下手为强。1913年4月，贝特曼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大谈斯拉夫人与条顿民族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并且警告维也纳，只要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开战，俄国肯定会掺和进来。不过，这位帝国宰相赶上脑子稍微好使的时候，又会承认武装冲突的确会带来危险。1914年6月4日，贝特曼就对巴伐利亚公使说过：保守派幻想通过一场战争，就能够让自己重掌国内权威，打垮令人讨厌的社会党人，这种想法简直荒唐。“一场世界大战以及随之而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会让社会民主党人的势力大大加强。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懂得和平有多么珍贵”。战争，贝特曼接着还说，能够随随便便就让某些人丢掉王座。
贝特曼的判断能力并没有因为独处有所提高。久病的妻子在1914年5月去世，留下他一个人将闲暇时间消磨在柏拉图的希腊文原著上。贝特曼在政治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朋友，尤其是在帝国议会当中。毛奇根本就没有功夫搭理贝特曼，因为对毛奇来说，自己职业生涯成败与否，完全掌握在主子德皇一人手中。这位帝国宰相在七月危机中一开始还以为找到了机会，如果在外交上有所举动，就能重塑个人权威与声誉。贝特曼是鼓励德皇支持奥地利的幕后推手，在到底给主子看哪些电报通信的时候表现得尤其挑剔，这样才能显出自己是多么沉着镇定，目标坚定。贝特曼相信不管圣彼得堡做出怎样自认为合适的回应，德国都应该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完全不用担心惧怕。
贝特曼、德皇威廉二世，还有毛奇，三个人就这样在相互纠结与制约当中做出了关键决定。德国在积极鼓动奥地利人进攻塞尔维亚，身在柏林的这三位主要角色从未做过任何努力去控制事态发展，避免扩大成为一场灾难。正因为如此，这三个人才要为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承担罪责。诚然，如果说三人在七月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在处心积虑，企图加速欧洲全面战争的到来，这种说法也许有失偏颇。可是，正是德国人对这样一个结果普遍笃信不疑的宿命论思想，才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全面大战的发生。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是数百万产业工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在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爆发之后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说道：“每个国家都将进一步武装自己，迎接战争的到来。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开口说道：‘哪怕落得个痛苦的下场，也要好过这样没有结果的痛苦下去。’（有的国家也许还会说）‘如果拖得再久一点，我们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弱小，而非更加强大。’接着，灾难就会发生；接着，欧洲就将开始实施大规模动员计划，动员1600万甚至1800万人，这些人都是不少国家的精华，就这样被最致命的杀人武器武装起来，走上战场，相互厮杀。资产阶级的世界啊，你们的黄昏到来了！”
托马斯·曼在笔下写道：德国的知识分子在高唱战争的颂歌，“就像在互相比赛一样，唱得豪情万丈，仿佛这些人自己，还有德国人民——知识分子不就代表了人民的声音么？——除了与这么多国家为敌，找不到更好的办法，看不到这个世界更加美好的一面”。有些保守派人士对1912年出版的一本畅销书爱不释手。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名叫弗雷德里希·冯·伯恩哈迪，书名叫作《德国：下一仗该怎么打》（igermanyandthenextwar/i）。作者在书中宣称德国“有责任开战……战争是具有第一重要性的生物本能……没有战争，那些低等腐朽的民族就会轻易阻碍健康新鲜生命的成长，世界的没落就将接踵而至……上天赐予了我们权利去征服，去占领”！伯恩哈迪虽然并未得到毛奇赏识，被毛奇斥为“一个只会白日做梦的蠢货”，可他的这本书却在英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人进行了强烈抨击，其中就包括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不过，英国舆论之所以哗然，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祖国把所有征服和占领该干的事情，早就已经干完了。
仗是大家都想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此宿命论的论调在哈布斯堡帝国要更加明显。1914年3月，颇具影响力的军事刊物《但泽军报》宣称，国际局势很少像今天看上去这样严峻。巴尔干半岛战乱不断，意大利1911年吞并利比亚，这些都只是前奏和序曲，“一场大战即将到来，在不可避免地等着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军备竞赛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再是维持势力均衡的一种手段，相反已经变得丧心病狂、毫不掩饰，都在为战争抓紧准备，而战争可能在今天或者明天就将到来”。《但泽军报》同时着重提到俄国还需花费数年功夫，才能完成战略铁路网络建设，而这对于实现快速动员必不可少，因此提前开战“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将是极其不利的”。文章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在失去主动权之前先发制人最符合奥地利及其盟友的利益：“今天，胜利的天平倒向我们。可是，天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是这样！迟也罢，早也罢，流血牺牲终将到来。所以，让我们抓紧时机。我们有这样的力量——我们需要的只是决心！”
7月14日，贝希托尔德伯爵主持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会上就帝国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做出决定。康拉德提出开战时机的问题，考虑到正值农忙收割季节，动员后备役兵员恐引发经济困难，因此希望将开战时间推迟到8月12日之后。外交大臣拒绝了推迟开战的提议，对这位陆军参谋长说道：“外交上我们拖不了那么久。”言下之意，协约国保持和平的压力维也纳方面恐怕难以承受。德国大使得到消息，贝希托尔德的幕僚正在对送给贝尔格莱德的最后通牒进行文字措辞上的修改，好确保贝尔格莱德方面肯定拒绝接受。
西欧各国并未对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这场口水仗给予足够关注。《泰晤士报》7月3日在王室和社会版面上发布消息，声称：“家庭佣人问题是当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为了帮助改善现在的状况，《泰晤士报》几个月前便制定计划，由女性专家帮助夫人小姐们挑选既能干又可靠的仆人……”16日的《泰晤士报》在第二条社论中讨论了欧洲局势，敦促塞尔维亚应该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一事主动展开调查。该报最后得出的结论相当轻率，认为无论是动用武力，还是威胁使用武力，都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外交接触中起不到任何有效作用：“任何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的企图都将对欧洲和平构成新的威胁。我们相信，奥皇陛下和他最足智多谋的顾问们对这一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两天之后《泰晤士报》外国版面的头条新闻是一条和墨西哥有关的消息，唯一一条关于欧洲的消息标题是《塞尔维亚人怕了》。7月17日，劳合·乔治在面向伦敦商界的一次讲话中谈道：“虽然我们在外交事务上从来就不曾有过一片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但有些乌云似乎已经散去。”劳合·乔治强调自己有信心，欧洲的问题将很快得到解决。自从事发，英国政坛与新闻界——不管怎么样，新闻界此时关注的焦点在于北爱尔兰危机——都认为如果真要为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吹胡子、瞪眼睛这么一点小事大动干戈、付诸武力，简直匪夷所思，实在不值。
法国1911年至1914年先后经历了七届政府更迭，此后长期政局不稳，一直忙于处理零乱琐碎的国内事务，约瑟夫·卡约的妻子亨丽埃特射杀《费加罗报》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一案便是其中之一。总统雷蒙·普因加莱和临时总理勒内·维维亚尼7月16日一早搭乘“法兰西”号战列舰，从敦刻尔克出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总统与临时总理声称要将此次出访当成一次度假旅行。普因加莱后来写道“自己是带着和平幻想起航的”。船上的无线电设备相当简陋，海上航行期间，二人发现竟然处于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境地：“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起了浓雾，仿佛把欧洲的海岸藏了起来。”
法国代表团于20日抵达彼得霍夫宫的栈桥码头，受到俄国皇室成员以及尼古拉二世手下几位大臣的欢迎。根据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的报告，他听见沙皇在等待接见来访的法国客人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简直无法相信（德皇）居然想要打仗……如果你像我一样了解德皇……（就知道）他这个人装出这副样子完全是在演戏！紧要关头能够指望英国帮忙，还是这个对我们更加重要。除非德国人昏了脑袋，否则是绝不会同时进攻俄、法、英三家的。”宾主双方首先客套了一番，普因加莱随后请塞尔盖·萨佐诺夫谈谈他对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的看法。根据总统的回忆录记载，这位俄国外交大臣表现得极其不屑。从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传来消息，警告奥地利人似乎有可能采取过激行动，可是消息过了好几天还没有送到圣彼得堡。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帕莱奥格洛随着访问深入，也变得越发兴致高涨，情绪激动，写道：“女人脖子上挂着的珠宝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有钻石、珍珠、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黄宝石，还有绿柱石，应有尽有，美不胜收。”这一幕也成了欧洲旧统治阶级志得意满，享受平静安逸生活的最后盛景。
勒内·维维亚尼属于英国人心目中那种理想的正儿八经的法国人形象——说话口齿伶俐，为人难以捉摸，容易感情用事，冲动随性，时不时会按捺不住脾气，口无遮拦，冒出几句污言秽语来。此次访俄期间，维维亚尼脑子里显然更多想着的是国内的事情，而非外交事务——他一方面担心卡约那件案子到底审理得如何，生怕乱哄哄的法庭上万一冒出一些令人尴尬的证据来，自己面子挂不住，另一方面还得牵挂着自己的情妇、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女演员。随着消息从巴黎传来，普因加莱变得越发没有耐心，无法坐等欧洲危机出现什么解决之道，而维维亚尼似乎只在乎巴黎又有哪些闲言碎语、小道传闻。维维亚尼说了，塞尔维亚这件事情既然明摆着要有个结果，急着回家也就毫无意义。
普因加莱对三国协约可谓满腔热情，带头和俄国人商讨起了对策。他在日记中用夸张的笔调辩解道：“我已经承担起了维维亚尼应该承担的责任，担心他有些犹犹豫豫、胆小怕事。”帕莱奥格洛注意到“每次主动开口的总是普因加莱。过不多久，就只剩他一个人在滔滔不绝了。沙皇虽然只是默默点头，可脸上的表情表明发自内心地认可，散发出来的是信任和同情”。虽然，这位大使的话不见得句句属实，可在谈话气氛双方意气相投这一点上倒是没有说错。
换作今天，我们会把这次会晤称作“法俄两国首脑峰会”。可是，要想对这样一场会谈做出评价，可以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会议记录留存下来，与之有关的政府公报也少之又少。几位主要当事人日后写的回忆录对于当时到底谈了什么，多在闪烁其词，甚至也许有意欺瞒。普因加莱和萨佐诺夫都声称谈的只是一些笼统的事情，因为二人对于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布最后通牒一事一无所知。这个说法很可能并不属实，因为俄国的密码破译人员已经破解了维也纳的外交通信。沙皇的总参谋部也已完全掌握了哈布斯堡帝国的计划与军事动向。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是奥地利情报首脑，有同性癖好，在1913年自杀身亡。此人是圣彼得堡安插的特工网络中最为有名的人物。俄国人虽然从一名间谍手中以10000卢布的价钱买到了德国陆军1905年的模拟作战方案，对于德国人打算在西线发动大规模两翼合围的作战计划已经没有疑虑，可手头有关德国的情报相比之下确实要少很多。
法俄代表团很可能就巴尔干半岛危机进行了深入交谈，并且达成一致，决定共同采取强硬路线。普因加莱认为德国人只是虚张声势，说道：“不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对德国人表示出和解姿态，德国人总是恶语相向。反过来，每次只要我们表现强硬，他们就会软下去。”强硬被视为是一招妙棋，相当管用，有力地影响着1914年7月危机中列强的行为举动。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普因加莱此次圣彼得堡之行让萨佐诺夫坚定了开战的决心——在英国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看来，萨佐诺夫是一个“让人失望、摇摆不定的家伙”。法国大使馆有一回举行国宴，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法国总统说了一番话，语气措辞像极了另一边的康拉德。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危机加剧，俄国正赶上农忙收割的季节，可能会在兵力动员上面临很大困难。法国总统之所以在回忆录中对与这种突发状况有关的谈话记上一笔，表明在他和萨佐诺夫看来，巴尔干半岛局势要更加严重，而不像两个人后来嘴上说的那么简单。
不过，法俄一致商定，即便俄国需要像上一次巴尔干危机那样采取预防性动员，双方都要就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做出强硬回应，但又不要让自己背上促使欧洲大战爆发的罪名。这样说不难理解。沙皇肯定对于打这样一场大仗毫无兴趣，沙皇手下的将军们明白如果到了1916年再同德国人兵戎相见，自己的军事位置会稳固得多。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送达之前，俄国驻巴黎、维也纳和柏林的大使，连同俄国陆军军需主任，军中性格最为强硬的尤里·丹尼洛夫将军都不在岗，这无疑进一步表明圣彼得堡无意激起对手的敌意。关于这些会议唯一能够确信的就是沙皇亲自提出在1915年访问法国。法俄两国代表团随后乘船沿涅瓦河而上，观光旅行，途中经过造船厂，新建的战列舰就停泊在厂内，工人们却在罢工闹事。尼古拉二世赶紧解释，声称这一幕其实是德国人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试图借机破坏这次国事访问。普因加莱听了后耸了耸肩，说了一句：“纯粹自作多情。”
法国总统一行21日接见了驻圣彼得堡的各国大使，还和大部分使节说了一堆老掉牙的套话。各国大使身着绣有金线的制服和齐膝的短裤。其中，德国特使表达了意愿，期待能与自己的法国妻子夏天晚些时候拜访法国。英国大使是乔治·布坎南爵士，用总统的话来说，“一脸冷冰冰的样子，挺着个大肚子，说起话来彬彬有礼”。英使表示了对于欧洲局势的担忧，建议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直接对话。普因加莱回答大使，认为事态照此发展将会非常危险。他在日记里写道：“这次谈话让我感到相当悲观。”哈布斯堡帝国大使弗雷德里希·斯扎帕里的话让这位法国总统感到更加不安。总统回忆道：“此人给我的印象是奥匈帝国打算让全体塞尔维亚人承担（在萨拉热窝）犯下罪行的责任，很有可能想把这个小小的邻国好好羞辱一番。如果我一句话都不开口，他会以为我们法国容忍率先动武。我只好回答说塞尔维亚在俄国是有朋友的，这些俄国朋友听到您讲这些话肯定会相当吃惊。其他地方也会有人和他们一样感到惊讶的。”
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斯扎帕里冷冷地对普因加莱说道：“总统先生，我们奥地利是绝不可能容忍一个外国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策划阴谋，反对我们自己的！”据说总统当时敦促欧洲各国务必保持谨慎，接着说道：“只要拿出一点点善意来，塞尔维亚这次的事情就能够轻易解决。不过，这件事情也可以很容易变得不可收拾。塞尔维亚在俄国有许多非常热心的朋友。俄国还有我们法国这个盟友。有太多复杂的事情让人担心！”斯扎帕里鞠了一躬，再也没有多说一句便径直退了下去。按照帕莱奥格洛的记录，普因加莱对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格洛说道：“我对刚才的谈话很不满意。奥地利大使显然得到了指示，什么也不肯谈……奥地利肯定留了一手，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萨佐诺夫必须硬起来，我们必须给他支持……”帕莱奥格洛的这番记叙虽然并非原话，还是应该捕捉到了总统讲话的语气。
巴黎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德国正在为奥匈帝国提供支持。按照维维亚尼和普因加莱的说法，二人一致认为这听上去似乎是在虚张声势，借此增加塞尔维亚方面的压力。话虽如此，两位法国领导人还是觉得手头信息太少、时间拖得太久，感到惴惴不安。此后不久，德国人便开始干扰法国外交方面的无线电通信。柏林政府在这场七月危机中采取这种手段，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仅凭这一点就完全不值得同情，勿论在与其他国家沟通交流时不断撒谎诡辩。如果德国真的希望看到和平的结果，就根本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把法国领导人蒙在鼓里，不让对方不知道事态发展，也不会在自己掌握的情报上面遮遮掩掩、谎话连篇。
普因加莱23日在“法兰西”号的迎宾甲板上举办了一场晚宴。虽然，撑起了雨篷，可一场暴风雨还是扫了宾客们的兴致，俄国皇后和几位公主都被淋得浑身透湿。不过，让总统感到不悦的却是自己的海军军官竟然在当晚的节目安排上毫无新意。总统抱怨当晚晚餐的手艺还不如一个厨娘。不过，法国代表团在几个小时之后动身离开圣彼得堡之际却信心满满，自信访问不仅取得了圆满成功，并且进一步确认法国对俄承诺不变。的确，我们虽然在这方面还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可维维亚尼之所以让人一看就觉得不自在，很可能是因为担心总统在许愿承诺的时候不知会夸下怎样的海口。普因加莱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德国人在这段关键的日子里费尽心机，让自己得不到信息情报，原因就在于德国人害怕如果不这样做，俄法两国有可能策划出一个比较靠谱的和平方案，抢得先机。虽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可奥地利人推迟时间，直到确信法国总统代表团已经远远驶离俄国海岸，到了公海，才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这是不争的事实。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直到次日才陆续得到业已送达的奥地利最后通牒的节选内容。
令人诧异的是，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二人从7月14日开始，直到25日，在此期间竟然完全没有收到来自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的任何急电。究其原因，其实是公使病了。与此同时，帕莱奥洛格在圣彼得堡一个劲地催着萨佐诺夫“硬起来”。在那段日子里，各国大使一个个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大人物，既要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时甚至还要唱主角。帕莱奥洛格为人捉摸不定，他并不害怕刀兵相见，相信军事实力的天平现在还是朝向俄法一边倾斜。不过，有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仍然想要证明此次圣彼得堡首脑峰会应当受到谴责，是在背后不怀好意、鬼鬼祟祟的搞名堂，这一点还是让人看不明白。
俄国的确是在和德国激烈竞争，争夺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和通往黑海的必经之路，此言不假。可是，后面这件事情对于1914年事件的影响仅仅在于这场争斗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敌意与猜疑。沙俄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更加充分的理由推迟摊牌。7月份在圣彼得堡，法俄这两个加入了三国协约的国家讨论的并非两国应该如何在军事上先发制人，而是怎样合理应对奥地利的率先发难，因为对手一举一动的背后显然有德国人在撑腰。无论是说俄国会默认塞尔维亚就这样被人占领，还是说巴黎会丢下圣彼得堡孤军奋战，不施以援手，这两种说法永远都说不过去。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之所以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却双双拒绝就此收手，那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有本事打赢这一仗。
奥地利人最终下定决心，不顾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提出要求的回应，悍然兴兵入侵塞尔维亚。这个决定是7月19日在贝希托尔德宅邸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做出的。第萨伯爵之前是唯一一个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现在也已妥协，接受了外交大臣的方案。匈牙利的舆论变得和奥地利一样狂热起来，开始对塞尔维亚人大肆抨击。穆苏林男爵是奥地利致塞尔维亚最后通牒的起草人，日后不无骄傲地谈起自己“像打磨宝石一样字斟句酌”，这样“才能用雄辩的谴责之词震惊世界”。最后通牒发出的前一天，通牒草案被送到柏林。德国政府既没有打算修改措辞，也无意缓和语气，只是事后编了一套谎言，声称通牒公布之前从未见过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最后通牒于7月23日晚6点送达贝尔格莱德，对塞尔维亚在哈布斯堡帝国制造恐惧和谋杀予以谴责。通牒指控“黑手会”参与了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这一条在绝大程度上所言不虚。不过，第5条和第6条要求授予奥地利人充分权力，让奥方在塞尔维亚国内进行调查与仲裁，这两点意味着交出主权，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妥协接受的——当然，维也纳根本就没有指望塞尔维亚会这样做。贝希托尔德的火箭就这样发射升空，飞向了远方。
第二节俄国人的反应
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西奇7月23日并没有在贝尔格莱德参加大选——每逢危机来临，帕西奇都会选择远离首都。他有这样的习惯，恐怕并非偶然。由于帕西奇不在，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由塞尔维亚财政大臣拉扎·帕楚代为接受。接下来是一场手忙脚乱。“埃皮斯”作为最该为这场危机承担责任的一员，径直去了妹夫日万·日万诺维奇的家中，语气严肃地警告道：“局势现在十分严峻。奥地利发来最后通牒。消息已经传给俄国，动员令也已下达。”日万诺维奇和其他不少人一样，很快便将家人转移至乡下，临时躲了起来。
俄国公使，也就是那个总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尼古拉·哈特维希7月10日心脏病突发，竟然就此一命呜呼。副手瓦西里·斯特兰德曼发现自己一下子成了公使馆的负责人，看到人手不足，于是把自己的老婆，还有哈特维希的女儿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也临时拉了过来，帮忙给电报加密。电报早已堆积如山，正等着赶快发给远在圣彼得堡的萨佐诺夫。此情此景，让人得以一瞥外交家们的家庭场景，不能不说有些怪异。当晚晚些时候，这一大家子正在忙着给电报加密，一个仆人走了进来，报告说26岁的王储亚历山大正在廊下等候，想谈一谈最后通牒的事情。年轻的王储看得出来情绪激动。俄国公使对他说：“条件非常苛刻，和平收场基本无望。”斯特兰德曼继续说道，除非塞尔维亚完全接受上面提出的条件，否则只能等待开战。王储点头认可，接着直接问了一句：“俄国那边会怎么做？”斯特兰德曼回答道：“这个我不好说，因为圣彼得堡那边还没有看到通牒，我也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这个我知道，可您的个人看法呢？”斯特兰德曼说自己认为俄国应该会向塞尔维亚提供一些保护。亚历山大接着问道：“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俄国人于是要王储赶紧给沙皇发电报。
王储是在俄国接受的教育。他沉默了一小会儿，开口说道：“好的，我的父王彼得会发电报的。”斯特兰德曼催促道：“你非得亲自告诉（沙皇）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你是如何看待目前局势的，向沙皇求援。签名的应该是你，而不是国王。”亚历山大敏感地问道：“此话怎讲？”斯特兰德曼说道：“因为沙皇了解你的为人。沙皇喜欢你，但他对于彼得国王就不怎么熟了。”二人就到底该谁签名，讨论了好几分钟。斯特兰德曼建议将电报复制一份，送给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玛努埃莱三世，后者是亚历山大姑姑的爱人。斯特兰德曼还答应自己立刻电报圣彼得堡，要求运送12万条步枪和其他军事装备过来，塞尔维亚人现在急需这些武器——俄国人此前答应送来，却并没有说到做到。
虽然事态紧急，刻不容缓，可西欧各国及其领导人对于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回应却缓慢拖沓。法国总统与总理还在海上。按照《费加罗报》的拉蒙·雷库里的记述，自己当时身在巴黎，第一时间意识到事态严重，但并不是从大臣和外交官，而是从财经记者那里得到的消息。早在奥地利人动手之前，也就是7月12日到15日，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股票交易所很可能得到了内部消息，交易变得异常活跃。“人人都在抛售股票，管他什么价位，只要能抛的，全都抛了个干干净净”，《费加罗报》财经主编告诉雷库里。虽然，奥匈帝国在行动上有意注意节奏，可股票交易所才不会被那帮大臣们的骗术蒙骗。他们知道：要打仗了！
整个哈布斯堡帝国还有塞尔维亚，数百万人屏住了呼吸。在格拉茨，一位中学教师在23日写了这么一番话：“所有人脑子里想的，嘴里谈的，除了这件事，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塞尔维亚此时正值一派绿意盎然的时节，花园里到处都绽放着玫瑰花、康乃馨、桂竹香、茉莉花，还有紫丁香。椴树和金合欢的芬芳扑鼻而来，走到哪里都能闻到。农民们从周边的乡村纷纷涌进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大城市，不少人带着家人一起进城，在大街小巷叫卖着煮鸡蛋、梅子白兰地、奶酪还有面包。夕阳西下，年轻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唱着歌儿，白发苍苍的老人在一旁静静倾听。在塞尔维亚首都，斯拉夫卡·米哈伊洛维奇大夫写下了自己在医院里听到最后通牒传来时的情形：“我们一个个全都镇住了，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可是还得回去工作……我们估计塞尔维亚和奥地利的关系会紧张起来，却没有料到会有最后通牒……城里的人全都惊呆了。街上和咖啡馆里挤满了焦急的人们……塞尔维亚这么小一个国家，刚刚和土耳其，还有保加利亚打了两仗，死了那么多人，过去还不到一年。有些伤员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难道又要看到更多流血牺牲，更多悲剧发生吗？”
七月危机在24日进入关键阶段。奥地利最后通牒中提出的条件对欧洲各国的王公大臣们来说此时已经不再是秘密。萨佐诺夫第一时间声称：“这是一场欧洲大战。”他对沙皇说奥地利人倘若没有德国的保证撑腰，绝无胆量乱开战端。尼古拉二世虽然反应比较谨慎，仍然在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内阁会议。萨佐诺夫随后接见了乔治·布坎南爵士。爵士敦促一定要留出余地，好做外交斡旋。帕莱奥洛格依旧保持一贯强硬主张。接下来四天里在圣彼得堡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相信，大战将至，遭殃的可不仅一个巴尔干半岛。
各国制订的1914年作战计划都相当复杂，其中又以俄国的为最，这是因为俄国人计划中涵盖的路途最为遥远。比起德国士兵平均200英里的行程，每一个接到动员令的沙俄士兵都必须长途跋涉平均700英里，才能到达自己所在的部队。战略铁路网需要12天的时间才能发出武装紧急集合号，部队集结无论如何都要比德国人慢得多。萨佐诺夫在得知接到最后通牒一个小时之后，下令部队装备进入战时编制。24日当天晚些时候，财政大臣彼得·巴克向外交部官员发出指令，要求做好准备，将存在柏林价值一亿卢布的国家资金调回国内。
无论是奥地利一心动武，还是德国答应提供支援的“空头支票”，每一步都要早于协约国的回应。早在先前1912-1913年冬的一场巴尔干危机中，俄罗斯就采取了与1914年7月24日同样的军事预防措施，只是没有挑起敌意而已。除非圣彼得堡方面有意默许奥地利侵犯塞尔维亚，否则下达给俄国各部队的预期警报命令代表的就不是急于在欧洲挑起战事，而是谨慎行事。然而，此时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关键变数。德国曾在1912-1913年拒绝为奥地利人在巴尔干半岛推行强硬路线提供支持，原因在于德国人自己在军事准备上还有好几个关键要素未能完成，比如说，莱茵河上的雷玛根大桥和卡文德尔的大桥尚未完工，无法通过上述两地将奥地利重型火炮运送北上，基尔运河还在改建拓宽当中。此外，还需新增军费开支。不过，现在这些环节都已完成，毛奇的战争机器已被调校到了接近完美的状态。圣彼得堡和欧洲其他国家都知道俄国一旦有所行动，德国肯定会做出回应。萨佐诺夫声称动员并不代表宣战，沙皇的军队可以保持待命好几个星期，就像之前的几次危机一样按兵不动。可是，德国的政策完全不同，也根本不是同一码事——德皇的军队一旦集结起来，就必须向前进发。
俄国24日的内阁会议一共开了两个小时。萨佐诺夫重点谈到了柏林正在厉兵秣马、加紧战备——他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很可能有些危言耸听——还有以往的教训不堪回首，俄国人每次在奥地利人或者德国人的强硬面前做出让步，结果都被对手视为软弱无能。萨佐诺夫认为既然到了这个关头，就要挺直腰杆，如果任由塞尔维亚被人打垮，简直无异背叛，断然无法容忍。两位后勤大臣弗拉迪米尔·苏孔里诺夫和伊格尔·格里戈诺维奇先后发言，声称虽然全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尚未完成，但陆海两军都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二人的此番发言非常重要，假设话说得更加谨慎，或者说更加实际一点，俄国也许就会把迈出的脚给收回来。
虽然，在外人看来也许有些不合常理，可最具分量的一番话竟然来自农业大臣。亚历山大·科里沃申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权臣政客，人脉极广。科里沃申声称：“民众恐怕不大会理解，为什么在与俄国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关键时刻，帝国政府却不愿敢作敢为。”科里沃申也承认危险存在，但认为妥协让步肯定是错的。沙皇与叔叔尼古拉大公进行了很长的私人谈话，大公当时身为圣彼得堡军区司令。虽然，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大公很可能表达了信心，相信法国会施以援手，俄军也具有这个战斗能力——看来大公对自己1912年的访法之行印象很深，他在那次访问中还检阅了霞飞的部队。不仅如此，大公和他的兄弟彼得还娶了一对姐妹，是蒙特内格罗国王的两个女儿，正是这两个女人在不遗余力地催着俄国人同奥地利人血战到底。
沙皇对战争前景依旧感到担忧，深知这场战争足以让自己的王朝垮台。沙皇在7月24日语重心长地写道：“（仗）一旦打起来，要停下来就难了。”即便如此，沙皇仍然对动员之前的准备工作感到满意。尼古拉二世一直在极力扮演一个强国统治者的角色——强国这个称号俄国似乎有些受之不起——为人处事上既不能说卑鄙下流，也谈不上阴险狡诈，只能说鲁莽冲动。他在步弗朗茨·约瑟夫的后尘，走上了一条王朝毁灭的道路——这一次，他毁掉的是自己的江山。
24日当晚，萨佐诺夫向塞尔维亚大使亲承俄国将保卫塞尔维亚国家独立。萨佐诺夫并未敦促塞尔维亚接受奥地利人最后通牒里的大部分条件。他给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可不是“空头支票”。萨佐诺夫的保证起到了重要作用，让塞尔维亚政府下定决心，对于维也纳提出要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予以拒绝——要知道，倘若没有俄国人，无条件投降是塞尔维亚唯一的选择。萨佐诺夫自认为俄国可以仰仗法国，对于英国的支持却完全不作指望。他不无失望地谈起，在英国除了《泰晤士报》，所有的报纸都在为奥地利撑腰。英国有不少人，其中一些还是政府要员，都对俄国的干预完全没有同情心。这帮人都和奥地利人一样，把塞尔维亚看成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祸害，只会制造麻烦。
24日当天，就在整个欧洲屏住呼吸，静待塞尔维亚对维也纳的最后通牒作何反应之际，一场狂风暴雨袭击了欧洲中部。据说，矗立在布达佩斯议会大楼外的久洛·安德拉什——此人正是二元君主制的缔造者——的雕像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人们感到惶恐不已，奔走相告，说是先人将风暴视为不吉之兆，有大祸将至。不过，就像财政部官员拉约什·塔洛奇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大祸？谁的大祸？”当天下午，惴惴不安的人们还聚集在柏林的大街小巷，可到了夜幕降临之时已经听不到新的消息。
翌日，星期六，德语教师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在日记中写道，早上报纸刚一送来，家里人就忙不迭地抢了过来，争着看上面是否有最新的消息。斯卡德拉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都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可人们还是为奥地利的英勇举动鼓掌欢迎。杀害大公夫妇的恶行必须得到严惩。”即便早已设立了摊位和旋转木马，地方政府还是取消了射击游艺大会，以示当前国际局势之严峻。与此同时，无论大街小巷，自家花园，还是在诸如“俄国沙皇”这样的咖啡馆里，贝尔格莱德城内随处可见忧心忡忡的人们在窃窃私语。就像格特鲁德·斯卡德拉家里的情形一样，大大小小各种报纸只要一出来就会被抢购一空。传言四起——说是传言，却都相当准确——说奥地利军队已经在边境集结。恐慌倒是没有出现。塞尔维亚人总有无尽的能力去自我安慰，相信命运总会放自己一条生路。
25日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发动战争。贝特曼虽然拒绝了保守派提出禁止集会游行的要求，却同时下令一切集会只能在室内举行，不得上街造谣生事。全国各地参加游行的人数超过10万。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大声疾呼，声称奥地利正在挑起战争，德国不应卷入其中。
但凡搞政治的都清楚要胸有成竹地处理不止一件紧急事件，会有多么困难。这一条用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府在处理欧洲事务时总是不紧不慢、拖拖拉拉，大有用处。直到7月的最后一周，那帮高级大臣的脑子里还在一心想着北爱尔兰危机，其他什么也装不进去。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对于斐迪南遇刺的事情只提起过一次，是在给他亲爱的维尼西娅·斯坦利的信中，那还是刺杀事件发生后不久，等到再次提起已是7月24日的事情了。在此期间，这位首相大人的匈牙利女相好拜访了戴维·劳合·乔治，在后者面前喋喋不休地说了一通，说什么英国人在处理萨拉热窝事件上太不上心，太过冷漠。斯坦利认为，除非奥地利人的愤怒能够得到平息，否则战争在所难免。财政大臣并没有把这位女士的话当一回事，后来还为此表示过歉意。《泰晤士报》7月3日发表社论，标题是《争取和平》，内容却和北爱尔兰，而非欧洲有关。联合王国看来完全有可能陷入一场内战，北爱尔兰新教徒们将和自由党政府决一死战。不单保守党，就连大部分英国贵族和陆军军官中的不少人都在积极支持叛乱分子。
回到那样一个时代，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在以帝国领土的疆域大小来判断实力强弱，帝国扩张的支持者们倘若发现英伦群岛的某一部分能够拱手相让，这无疑将有损大英帝国的伟大形象。北爱尔兰危机的降临，对于一个本就因工人斗争蒙受打击的国家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建筑业在继续关门停业，煤矿、铁路，还有机器制造业冲突频发。劳合·乔治在7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警告人们，工业斗争与爱尔兰冲突是“过往数百年以来，历届政府必须直面的最严重问题”。劳合·乔治并未危言耸听。一场史无前例的宪法危机正在向人们招手。英王乔治五世将敌对各派请至白金汉宫，试图找出一条妥协之路，就等于承认了这一点。
《泰晤士报》7月20日再发社论，标题叫作《英王与危机》，内容与北爱尔兰有关。天主教的热情正随着新教徒的节奏水涨船高。星期二，也就是21日，《曼彻斯特卫报》发布消息，说都柏林火枪兵团的一些士兵刚从训练营回来，有人听见当中有人高喊“哪怕付出生命代价，也要争取自治！”“还我祖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位投稿人质问道，罗伯茨伯爵不假思索就发表公开宣言——罗伯茨的宣言旨在支持军队里同情爱尔兰的一派——宣称如果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穿着英军的卡其布军服，并且扬言自己有权如此穿着，那么就必须给士兵们权力按良心办事。这样的宣言后果将会如何？试想爱尔兰自治派的两大头面人物雷德蒙德和迪戎一同迈步走向白金汉宫，前去参加英王的会议，沿途身着军装的爱尔兰卫兵们夹道欢呼，这又是何等难得一见的场景？
7月22日，北爱尔兰危机虽然依旧占据着《泰晤士报》的专栏位置，口气已经有所变化，承认尽管“我们无意夸大危险……对危机严重程度的冷静观察会让各国趁着为时不晚，有所克制”，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已经变得“十分严重，不容忽视”。《泰晤士报》同时指出，战争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显然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希望奥皇能够“理智”行事。24日下午，阿斯奎斯不得不通知下院，国王就北爱尔兰危机召开的会议未能达成决议，已经宣告破裂。内阁随即陷入一片骂战，开始讨论起地方自治法案一旦立即实施，预定清除出去的北爱尔兰六郡未来边界到底在哪里——此举算是新教叛乱分子用枪顶着做出的让步。不过，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随后向阁僚、议员的报告中谈到了奥地利给塞尔维亚最后通牒里提出的严苛条件。温斯顿·丘吉尔就此写下了一段不朽的名言：“正当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牧区渐渐消失在爱尔兰的迷蒙与狂飙之中，一道奇特的光亮突然在天空闪现，人们眼看那光越来越强，落下来，罩在了整个欧洲的版图上。”
不过，在24日当晚，没有几个英国人会在临睡之际念念不忘巴尔干半岛上演的这出大戏将对自己造成怎样的影响。正是因为欧洲大战把这场爱尔兰危机扫到了一边，让政府暂时、随后进而永久推迟地方自治——爱尔兰到了1921年就分裂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地方自治就此不复存在——才让那些狂热的仇恨，那些英国政治体制面临的巨大威胁在今天被人低估忽略。北爱尔兰乱局同时深深改变了柏林政府的态度。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本以为英国人会被国内动乱给牢牢牵住，压根就没有想到一个国家有如此多的牵挂内乱，竟然还能够施展自己的大计。
《泰晤士报》25日首度公开承认事态严重，撰文——文章依旧排在第二条社论的位置——指出除非奥匈帝国缓和对塞尔维亚的态度，“否则我们就将站在战争边缘。这场战争蕴含的危险将让列强难以估量……奥匈帝国下达最后通牒的时候，只给一个小小的好事的巴尔干王国留了短短几小时来决定这场战争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这一次倘若再要爆发一场巴尔干战争，那么列强中将有一家从一开始便成为主要参战国”。到处都在传闻，说奥地利如果真的有意避免冲突，那么在最后通牒中就会给塞尔维亚人留下超过48小时再做答复，这样一来就可以争取时间进行外交斡旋。
不过，英国民众更加操心的仍然是国内鸡毛蒜皮的小事，《泰晤士报》读者来信专栏就为了“汽车喇叭叫个不停，让人头疼”议论纷纷。阿斯奎斯7月24日向维尼西娅·斯坦利提起巴尔干局势，虽然也开始有些慢慢担心，可还是带着一副置身事外的超然语气：“俄国正想办法把我们也给卷进去……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就算不是大多数，可至少在很多方面，奥地利是有道理的，塞尔维亚反而站不住脚。不过，奥地利人真算得上是欧洲头号蠢货……做事的方法太过简单粗暴，让大多数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大国在肆意妄为欺负小国。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过去四十年里最危险的时刻，不过没准碰巧也会起到不错的效果，让人把北爱尔兰‘内战’的可怕画面抛到脑后。”阿斯奎斯告诉坎特伯雷大主教，塞尔维亚人活该“好好挨一顿痛打”。25日下午，阿斯奎斯在唐宁街10号主持了一个由外交界人士参加的花园酒会。弦乐队在一旁演奏，德国大使和塞尔维亚大使在窃窃私语，劳合·乔治也和各路同行交杯换盏，相谈甚欢。
当天恰逢星期六，晚上在奥尔特灵厄姆举行了一场伯明翰自由党人聚会，检察总长约翰·西蒙爵士在会上致辞说道：“我们大家一心只想着国内的政局发展，有些人也许没有注意到目前的局势有多么严峻，正在威胁整个欧洲大陆……让我们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英国……应该自始至终作为一名调停者，推动国际关系向着更加友好、更加和平的方向发展。”面对如此振振有词的自我标榜，勿论敌友，想必不少欧洲国家都会自愧不如，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
为期一周的考斯赛艇节即将到来，主办方在乡间别墅举行盛大宴会。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普鲁士的亨利亲王原本应邀出席，不过鉴于目前局势紧张，亲王无法离开德国，到场参加。如果局势有所缓解，亲王有可能晚一些抵达。”英格兰银行行长沃尔特·坎利夫在苏格兰高地的茵薇花园向到访的嘉宾们言之凿凿地保证大战绝对不会爆发，因为“德国人还没有拿到贷款”。克灵根戴尔靠近海牙，与英国一海之隔。乔治·卡佩尔夫人在此地举行别墅聚会，消夏狂欢，场面盛大，流光溢彩。金融家厄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在聚会上做出同样承诺，声称现在大家可没有钱去打一场全面欧洲战争。不过，有位年轻的女嘉宾宣称自己不管发生什么，都得回国——瓦奥莱特·阿斯奎斯只想和父亲一起待在唐宁街。几个年轻人从瓦奥莱特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在掷弹兵近卫团服役的拉塞尔斯伯爵对好友卡斯勒罗斯伯爵说道：“我们最好也回去。”二人于是乘车去了海滩，临时找了一条船。一同上船的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大家都怀着同样的想法，感到惴惴不安，赶紧回了英国。
眼看快到晚上6点，也就是奥地利在25日的截止时间，塞尔维亚的答复被塞国首相亲自交到了奥地利的吉斯尔·帕西奇男爵手中。首相深知此刻形势有多么严峻，脸上神情严肃阴郁，用并不流利的德语对吉斯尔说道：“贵国提出的要求有一部分我们接受，至于余下部分，我们希望您会让我们看到您身为一名奥地利将军的忠心与勇气。我们一直以来都对您十分信任。”塞尔维亚除了授权奥地利人在本国境内进行调查之外，几乎全盘接受了维也纳提出的苛刻条件。随着塞尔维亚的答复在西欧各国公之于众，有些人还误以为战争就此得以避免。“人们虽然纷纷松了一口气，可听到塞尔维亚做出让步，还是多少有些失望”，安德烈·纪德如是写道。然而，维也纳可丝毫没有装出一副希望看到和平结果的假样子——不管塞尔维亚做出怎样的答复，吉斯尔男爵得到的指令是必须搭乘晚上6点30分的列车，速速赶往边境小镇泽蒙。
最后通牒没有被完全接受，消息传来，立刻在维也纳引发一阵骚动，人们涌上街头，载歌载舞，狂欢作乐，直至午夜时分才陆续散去。最近有研究暗示塞尔维亚的尼古拉·帕西奇对于发动战争也在暗中窃喜，一心指望战争能够让俄国人参与进来，帮助塞尔维亚人实现建立泛斯拉夫人国家的梦想。不过，帕西奇的这个想法距离成为现实太过遥远。这样的论断完全无法辨明真伪，也根本找不到证据证明。塞尔维亚人清楚得很，知道自己的答复不会让维也纳满意，所以早在当天下午2点，也就是提前4个小时发布了动员令。就在当晚，塞尔维亚政府官员约万·祖约维奇换上军装，登上列车。列车将带着这位陆军总参谋长一路东行，驶往塞军集结区。与此同时，祖约维奇当医生的哥哥也去了一所师野战医院报到。塞尔维亚人刚刚经历过两场大战和一次动员，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更加熟悉这一套流程。不过，塞军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没有完成重整军备。塞尔维亚政府十分清楚自己的武器储备有多么薄弱——之所以对帕西奇欢迎开战有所怀疑，这一点也不失为另外一个原因。
次日清晨，贝希托尔德向奥皇进行了汇报，谎称塞尔维亚人向莱茵河上的奥地利邮轮开火。垂垂老矣的弗朗茨·约瑟夫立刻签署帝国动员令，义愤填膺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打吧！”自打危机开始，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们一直在围绕两件事情展开激烈辩论：其一，采取哪些外交举措才能确保得到德国支持；其二，击败塞尔维亚之后，又该如何对这个国家进行肢解。贝尔格莱德是这个国家唯一算得上大城市的地方，将连同其他一些地区并入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将按比例分配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蒙特内格罗，省得这些国家因为分赃不均吵来吵去。这样一来，塞尔维亚将不再让欧洲头疼，泛斯拉夫运动也将从此失去主要推手。奥地利和德国一直在不断撒谎，试图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好让俄国和欧洲各国相信哈布斯堡帝国政府根本就无意强行变更领土。
伊斯特万·布里安男爵写道：“我们将踏着大步，如滚滚惊雷一般席卷整个欧洲，真正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柏林日报》主编特尔多奥·沃尔夫声称每一期特刊只要一出来，便会引起首都人们的疯狂争抢，一睹为快。这样的情况愈演愈烈，不仅反映了人们对于新闻的渴求，也说明没有任何人希望置身事外，人人都渴望与他人分享内心的恐惧。“人群突然涌动起来。几辆送报车刚一出现，人们就一拥而上，围了起来。有的人手里拿着报纸，其他人围在一旁，伸长脖子瞅着……人们站在汽车和马车顶上，在街上无所事事地走来走去，面面相觑，都在等待着，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在街头看报纸……可是现在，不管是克兰兹勒咖啡馆门前的卖花人，还是咖啡馆里坐着的贵妇，人人手里都拿着报纸”。
25日晚上9点30分又出了一期新的增刊，报道说塞尔维亚人已经拒绝了维也纳提出的最后通牒。没有几个人大肆庆祝，大多数人只是径直走开回家。不过，聚集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大使馆门前的人们还在高喊着爱国主义口号：“打倒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在首相办公室门前齐声高唱。咖啡馆里的乐队首先演奏了一曲“德意志万岁”——用沃尔夫的话来说，“这些曲子如此动听，宛如天籁”——接着又演奏了奥地利国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库尔特·里兹勒写道：“每每到了晚上，还有礼拜日，人们都会齐声高歌。首相对此感触良多，尤其是听到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激愤时更加情绪激动，勇气倍增。人群中有许多人也许还搞不清楚局势，总之都在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急切地盼望着全民行动起来……为了伟大的事业站起来，展现我们的力量。”
法国陆军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霞飞发现那帮文官政要一个个神情紧张，惶惶不安——这帮人当然会有如此表现，谁叫危机来势汹汹，总统总理又都不在国内。霞飞见状于是告诉陆军部长梅希米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总统与总理不在的情况下发布动员令。霞飞说道：“部长先生，如果我们非要开战的话，就得这么做。”梅希米情绪激动地回答道：“加油！”7月25日，这位陆军部长在没有事先通知霞飞的情况下，电令全体休假的高级军官立即返回各自岗位。霞飞对此大为光火，只好提醒陆军部长注意采取这样的措施得有恰当的程序，梅希米不要把它省掉。当晚，法国军情部门得知在瑞士休假的德国军官已被悉数召回，德国境内各战略要地的桥梁已有卫兵布防把守。即便如此，法国仍然没有决定征召休假的士兵归队，毕竟此时还有不少士兵家里正等着他们帮忙收割庄稼呢。
在伦敦，爱德华·格雷爵士仍然抱着幻想不放——格雷的想法虽然谈不上丢人，却过于不切实际——还在指望着德国会对维也纳施加影响，莫让巴尔干半岛的口水仗升级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战。可是，就在25日当晚，外交部东西欧处处长艾尔·克劳爵士郑重警告局势目前已经相当严峻。克劳写道，当前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关键问题：“德国是否已经下定决心打这一仗。”克劳敦促道，要想避免灾难，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英国明确表态，如果法俄卷入战争，英国绝对不会保持中立。不过，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无论内阁还是下院都不大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即便格雷亲自开口，也不大可能——更何况格雷没有这样做。
欧洲此时此刻已经开战，只是规模大小尚不确定。一切都取决于俄国人作何反应。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勒·康邦对比利时大使说道：“法国的命运，还有欧洲能否保留和平的希望，今时今日统统取决于另外一个国家打算怎么做，取决于沙皇打算怎么做。沙皇究竟会做出什么决定？是因为什么建议才做这样的决定？如果沙皇决定开战，那么法国就将成为俄法同盟的牺牲品，就得跟随盟友赴汤蹈火，奔赴战场。”人们都认为塞尔维亚若是没有把握得到俄国撑腰，断无这个胆量，对奥地利人的最后通牒哪怕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7月26日凌晨1点，圣彼得堡在波兰下达戒严令。当天晚些时候，关键的预先动员令也已发布。陆军需要14天左右才能做好战备，全部部署完毕则要大概一个月，可以说时间紧迫、分秒必争。萨佐诺夫希望只进行部分动员。俄国在1912年就采取过同样做法，并未加速战争的到来。避免直接挑衅德国人看上去不失为明智之举，要想这样，就得避免在华沙军区正式组建部队，因为那里离德国边境最近。可是，当军需主任丹尼洛夫当天从高加索地区赶回来的时候，他对外交大臣解释道，如果只是有限动员，恐对全部进程产生致命影响。
同样是在26日，内务大臣下令禁止公开发布谈论与武装部队有关的一切信息，否则一律按照俄罗斯叛国法处置，同时下发通知，除内陆的里海和亚速海以外，俄国所有领海海域的灯塔及航行灯全部熄灭。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对外关闭，停止装运。海上的俄国船只接到指令，暂停无线电通信。一系列国内限令开始陆续实施。圣彼得堡市内所有餐馆晚上10点全部关门停业。次日，俄境内所有德国和奥地利人都必须按照指令，在打点好个人事务之后离开俄国。同样自27日，黑海上的船只接到警告，凡天黑以后试图近岸航行的船只都有可能遭到火力打击。
士兵们也开始陆续行动。莫斯科城外，萨姆斯科伊轻骑兵团已经从演习中召回，返回军营。马匹钉上了新的蹄铁，士兵们分到了战时军服，武器装备也一一进行了核对。士兵们将个人用品锁进各自的柜子里，贴上标签，写上每个人直系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军官食堂的银餐具被送往国家银行暂时保存起来，珍藏的团旗也被送往博物馆。按照塞尔维亚驻柏林武官的记录，自己在7月26日—27日横穿德国时并未观察到任何迹象预示战争即将来临，可一进入俄国境内，“就发现了正在大规模动员的场景”。乔治·布坎南爵士向萨佐诺夫问起俄军是否正在紧锣密鼓地匆忙备战，这位外交大臣用安慰的语气答道，士兵们只是在准备对付即将发生的工人闹事。不过，英国大使确信俄军正在备战。当天，格雷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递交了英国就解决危机的有关提议，建议召开一场四国会议。柏林很快予以回绝，德国人相信召开这样的会议肯定是为了谴责奥地利。这也再次证明德国人对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毫无兴趣。
7月的最后几天，各国政府之间联系空前频繁，相对简陋落后的国际通信网络一时陷入瘫痪，起关键作用的电报也频频处于迟迟不见消息到来的窘迫境地。只有一小部分政府信息通过外交无线电传送，绝大多数靠的是商用电报网络。举个例子，正是由于从法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发出的每一份电文都必须由专人携带至两英里之外的公共电报局才能发出，俄军动员的具体细节才会迟迟不见送到法国政府的手中。英国外交部的密码员一共才四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密码员两两一组，一个人把密码字组读出来，另外一个把字组转写成邮电的常用语句。全部工作都是通过普通书写完成。由于五位数的密码字组发送起来更贵，密码员为了省钱，就让字组尽量简短精练。每写完一条电报，便用信封装好封存起来，再交给信使，由信使送往半英里之外、斯特兰德大街的伦敦中央邮局发送出去。
德国民众也开始越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上战场打仗。一想到这一点，社会党人便会感到难过失望，保守派分子则群情激昂。威廉·凯森当时只有27岁，住在不莱梅，是个泥水匠，也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员。他在7月26日写给女友海琳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欧洲前景的厌恶：“战争这两个字就像一片可怕的汪洋大海，海里全是鲜血和恐惧。只要一想到这两个字，我就不寒而栗。”不过，凯森倒是充满希望，认为“社会主义国际”会采取干涉，阻止战争爆发。即便干预无效，海森还预测会有兵变发生，尤其是“只要士兵们一看见那些杀人的飞机从天空中俯冲下来，夺人性命的时候”。在这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放眼整个欧洲，成千上万人由于害怕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选择匆匆举办婚礼。在距离汉诺威不远的小镇林登，结婚登记处在星期天晚上11点关门之前一共为46对新人办理了结婚登记。而在汉诺威，喜结连理的新人更是多达200对。
海军元帅提尔皮茨早在1914年就对一位外交官讲过这么一段话——此话是否当真，值得怀疑——说英国对报纸的管控要好过德国：“你们英国虽然口口声声什么‘新闻自由’，可是只要政府给个暗示，全国的报纸在谈到和你们国内政治无关的话题时就统统成了一个调子。”相比之下，德国的报纸，这位海军元帅不无鄙夷地说道，简直就像“远洋货轮，没个定准”，每一家都只替自己那一小撮人说话。德国共有3000家报纸，其中50家在柏林。此时此刻，《柏林邮报》在嚷着应该让奥地利一家单干，奥地利人自己想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莱茵—威斯特法伦报》在7月24日撰文指出：“我们不需要为哈布斯堡王朝发动侵略战争提供支持。”社会民主党刊物《前进报》则在7月27日轻蔑地宣称：“只有少不更事的年轻人才会被这场所谓的勇敢冒险吸引，这场冒险将把欧洲变成一个散发着血污和腐尸恶臭的大屠宰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小城弗莱堡的半官方报纸《弗莱堡日报》言之凿凿地确信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大战在即，“完全支配了我们的城市。人们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不管是在家中，商店和公共场所，街头巷尾，还是电车车厢里，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要拔出剑来。这些真正的高尚情感深深植根在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之中”。《弗莱堡报》这样写道：“一波爱国主义的热情如开春的洪水一般倾泻下来，流过整座城市。”即便是最主张和平的社会党人报纸也在说，如果战争要降临到德国的头上，那么德国的工人阶级也会拿起武器战斗，团结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德国如果战败，“将是无法想象、令人震惊的……我们绝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女人和孩子们沦为哥萨克残忍暴行的牺牲品”。
有一个自由派记者在7月26日的《威悉报》上撰文指出：“我们绝不能眼看着奥地利失败，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自身就会受到威胁，成为庞大俄国野蛮欺辱的对象。为了确保拥有自由与和平，现在就必须奋起反抗。不管来自东方和西方的风暴有多么令人害怕，我们军队的技术、勇气与牺牲终将取得最终胜利。每一个德国人都将感受到责任的光荣，证明自己无愧于在莱比锡和色当浴血奋战的父辈们。”话虽如此，即便是强硬的社论作家也希望法国和英国能够保持中立，这样德国就不用分心，可以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对付俄国。柏林政府也曾经心血来潮，表示过一些克制姿态，督促奥地利人一开始动员部队，只需足够对付塞尔维亚就可以了。
可是就在7月26日，朱勒·康邦警告德国外交大臣雅各，英国这一次不会再像1870年那样保持中立。雅各耸了耸肩，说道：“您有您的消息，我们也有我们的，完全都不一样。我们有信心英国将继续保持中立。”康邦和不少人一样，这些人总在日后认为这是一个致命的误会，也就是说，如果德国人事先知道英国将要参战，很可能就不会冒险发动战争。然而，康邦的观点是错误的。德国的关键决策者们，尤其是毛奇，早就权衡过英国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多大可能采取干预，最终认为这将不会左右大局，因此不予考虑。一场大陆战争最终胜负如何，取决于对决双方的兵力多寡，英国陆军能够做出的那一点贡献实在微乎其微，英国皇家海军则更加插不上手，帮不了忙。
即使到了如此紧要关头，英国统治阶层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对塞尔维亚的命运毫不关心，坚决反对采取干预。英国驻巴黎大使弗朗西斯·伯迪子爵在7月27日写道：“看起来真叫人难以置信，俄国政府竟然会为了出头，给塞尔维亚人当保护者，把欧洲拖到战争里去。”不少要人纷纷表示质疑，认为为了一个肮脏下作的小小塞尔维亚，居然要破坏欧洲和平，如此做法实在有欠明智。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贝希托尔德决定必须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刻不容缓。他忧心忡忡地写道：“除非宣战，让局面变得明朗起来，否则协约国不大可能尝试和平解决争端。”毛奇在没有事先告知贝希托尔德的情况下，从柏林向维也纳发去电报，敦促奥地利抓紧时间，全面动员，拒绝调停。不过，奥地利人在解密看到电报的时候已经兑现承诺，开始进军了。7月28日，星期二上午11点，在巴德伊舍，奥皇弗朗茨·约瑟夫端坐在书房内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前，提笔签署了开战宣言。这一纸宣言将把他的帝国就此送上一条不归路。
当天午后两三点左右，开战宣言的复印件通过电报被送到了塞尔维亚外交部驻尼什的临时办公地点。外交部官员一开始对此表示怀疑，以为是作弄人的恶作剧。有位外交部官员名叫米兰·斯托雅迪诺维奇，日后回忆道：“这封电报在措辞上显得和平时不太一样，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是非常看重这方面的礼数规矩。”虽然，电报上的话读起来让人感觉粗鲁无礼，只有寥寥数语，完全不像外交措辞，塞尔维亚人最终还是认定电报千真万确、属实无误。有位外交部官员于是拿着电报，跑去街上的“欧罗巴咖啡馆”。首相正在咖啡馆里和俄国代理公使斯特兰德曼共进午餐。
这位塞尔维亚领导人把电报上的寥寥数语看了一看，咖啡馆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他。首相随后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把这封死亡宣判书递给了那位俄国朋友，站起身来，对周围的人们说道：“奥地利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上帝会帮助我们的。”正在此时，另外一位外交部官员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报告说有一份同样措辞的电报刚刚送抵克拉库耶伐次的陆军最高指挥部。此后不久，一封来自圣彼得堡的电文被交到斯特兰德曼手中。按照电文上的要求，斯特兰德曼必须将其亲自转交给帕西奇。电文上写有沙皇的亲笔签名，声称俄国虽然希望和平，但绝不会对塞尔维亚的命运坐视不管。帕西奇读完之后，再次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虔诚而夸张地说道：“上帝啊，感谢伟大仁慈的俄国沙皇！”
回到巴黎，7月28日这一天最轰动的头条消息竟然不是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而是当天对卡约夫人做出的无罪判决——人人都知道是这位夫人杀害了加斯顿·卡尔梅特。陪审团在世人的一片哗然之中做出决定，认为正是由于《费加罗报》在卡约夫人还在做情人的那段日子里，对卡约夫人丈夫以及二人关系的报道，才导致卡约夫人开枪打死了《费加罗报》编辑，卡约夫人的做法并非全无理由。与此同时，法国的领导人们仍然还在波罗的海上继续航行，几乎完全无法取得联系。这趟旅程已经成了一场噩梦——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出于无奈，只好继续借道斯德哥尔摩。走的这条海路简直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才能上岸，殊不知战云此时已经扑向西欧。26日收到的好几份无线电报根本无法解密，总统与总理二人就如何处理危机进行了深入探讨。普因加莱写道：“维维亚尼先生和我聊着聊着，总会回到同一个问题：奥地利人到底想要得到什么？德国人又想得到什么？”
我们姑且承认，这位法国总统在处理危机时表现得要比他日后承认的更加积极主动，可欧洲的战火此时已经点燃，正在升起熊熊烈焰，他实在不应该还在欣赏波罗的海的沿途美景。在巴黎，霞飞和法兰西的战士们面对政治瘫痪的烂摊子，已经一筹莫展。霞飞将军愤怒地写道：“（那些部长们）一门心思想着的只是……万万莫要采取行动，切莫被人当作是对德国人先发制人的回应。如此胆小如鼠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政府首脑齐齐不在才导致的。”28日发生的事情让霞飞感到更加震惊——梅希米在当天收到了康邦7月21日从柏林发来的急电，也就是说这封电文被耽搁了整整一个星期，简直“匪夷所思”。电文中写道，德国已经开始行动，准备动员。虽然，大使的话有些夸大其词，可法国人已经相信毛奇的军队在备战方面领先了一个星期。即便如此，梅希米在维维亚尼不在场的情况下仍然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陆军部长如此小心翼翼，其实是明智慎重的。可是，霞飞火气正旺，强调事态紧迫，法、俄、德三国正在通往战争舞台的道路上你推我搡，争唱主角。大战将临，每一位统领全军之人都明白如果让敌人做好准备，先发制人，后果将不堪设想。正因为如此，每一位统帅都会向各自的政治领袖频繁施压。俄国总参谋长就曾向国家杜马主席抱怨沙皇做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欧洲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应急计划并非战争的原因所在，只能算是征兆，而非诱因。可是，到了1914年7月的最后几天，这帮将军们却在把政府逼着走向深渊。这是因为将军们知道在战场上玩“奶奶走步的游戏”只能是自寻死路，一旦自己的国家在战场上输掉，那么承担所有罪责的就将是他们。
27日，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得知法国媒体对于二人久久不在巴黎早已义愤填膺，展开口诛笔伐。于是决定在哥本哈根加满燃料之后加快行程，赶紧回国，并于7月29日一早按时抵达了敦刻尔克。德国人虽然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干扰巴黎与圣彼得堡，还有柏林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可这些小动作究竟能否改变结果走向，还很难得出结论。俄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只要奥地利胆敢进攻塞尔维亚，就要做出回应。法国政府之所以承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提供支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情报影响，认为一旦开战，德国人将把进攻的矛头首先对准法国，率先发难。安装在埃菲尔铁塔上的无线电台功率极其强大，这样一来，俄国武官就能在危机时刻克服德国人的干扰，与圣彼得堡保持联系。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的这次波罗的海游艇之行对于改变历史走向应该并没有，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什么影响。总统向来倾向于对德采取“强硬”政策，不管他这一次在圣彼得堡有没有会见萨佐诺夫，都愿意领导自己的国家在七月危机中替俄国人撑腰。
不少法国民众也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有可能上战场打仗。26日是礼拜日，当天的巴黎街头到处都能见到人们聚在一起，群情激动。军乐队周末总会上街表演，一出现便受到人们喝彩欢迎。抗议者在奥地利大使馆门外焚烧了哈布斯堡帝国的旗帜。大多数巴黎市民面对战争即将到来，并未表现出多少狂热激情，更多是一种默默接受的无奈之情，纷纷将指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德国人。出版商路易·德雷纳离开自己在奥尔良的印刷厂时听见一群人在高喊：“德国佬去死！”这些人完全没有想过到目前为止，奥地利才是这场危机的主要推手。“我们正准备进入一条长长的隧道，里面充满了血腥与痛苦”，安德烈·纪德如是写道。虽然，直到普因加莱和维维亚尼29日回到巴黎之前，政府都没有释放出任何明确信号，让公众明白政府的意图所在，但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俄国参战，法国也将参战。
霞飞在27日自作主张，告诉俄国人可以得到法国的全面支持。这位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梅希米都在催促俄国抓紧时间，做好动员工作，尽快完成兵力部署应对德国。二人都非常清楚德国人的作战计划讲求在西线发动突袭，以快取胜。俄国人应该尽快让自己成为“实实在在的威胁”，迫使毛奇分兵两线，这对于保障法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在巴黎，人们开始疯狂储存黄金，引发股市一片恐慌。法国也好，整个欧洲也罢，信贷崩盘制造出一场巨大的财政危机，唯有政府出面干预才能稍稍缓解。人们要么在大街上四处闲逛，要么聚集在咖啡厅和餐馆里，寻找的不是乐子，而是最新的消息，还有能够倾听自己大倒苦水的对象。
28日是星期二，当晚在柏林，来自工人居住区的数千群众游行穿过市中心，齐声高唱社会主义歌曲，高喊口号“反对战争！”“社会民主党万岁！”游行人群遭到了手持马刀的骑警拦阻，禁止进入主干道。不过，还是有千余人在晚上10点左右冲破阻拦，冲进了菩提树大街。围观人群在人行道上高唱《坚守莱茵河》和《万岁，胜利者的桂冠！》等爱国主义歌曲，宣泄自己的不满。警察半个小时之后开始清理街上的人群。鲍尔咖啡馆和克兰兹勒咖啡馆阳台上有些客人端着杯子，在慢条斯理地享用热巧克力，对此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共有28人因为高喊反战口号，引起“民众骚乱”遭到逮捕。右派报纸在第二天发难，将参与游行示威的人叱为“暴徒”，把反战抗议人士骂作叛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国参与反战游行示威的人数要比预期的多，这种估计也许没有问题。可是，德皇、毛奇还有贝特曼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受不同声音的左右。按照他们的判断——他们的判断也是对的——一旦德国投入战争，这些异议之声就会统统消失。比起四年前，人们走上街头，疾呼普鲁士推行选举改革，此次反战示威的人数明显少了许多。
英国终于在7月26日，也就是星期天迎来了第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英国皇家海军的本土舰队原定当天结束模拟军事演习之后解散。诺斯克里夫旗下《每日邮报》的全体工作人员相信自己在第一海军大臣当天提出的倡议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每日邮报》的工作人员眼看战事一触即发，于是给正在诺福克度假聚会的丘吉尔发去了一份电文，上面写着：“致在欧弗斯特兰德梨树小屋的温斯顿·丘吉尔：已经宣战，奥塞德三国正在集结舰队，请问英国舰队是否真的解散。每日邮报。”电报送到手中的时候，丘吉尔正在附近的海滩上信步闲游。丘吉尔虽然从未对电文做过回复，却在一个小时之内与第一海务大臣路易斯·蒙巴顿亲王通了电话，并且乘坐当天下午的火车赶回了伦敦。当晚晚些时候，命令传来，取消解散舰队。舰队将在两天之后紧急调往奥克尼群岛斯卡帕湾的海军基地。保罗·康邦日后评价道，丘吉尔凭着自己的一腔热情，大力支持采取干预，下令停止解散舰队，为法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丘吉尔的这份历史功绩我们（法国人）至今尚未完全意识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