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个聪明人说：“不把真理说得太过分，就可以把它说得久一些。”

但也可能相反：没有人注意这位有分寸的导师。世人往往不理睬平和的真理，对极端的真理则大表震惊和愤慨，然后就悄悄打折扣地接受。一切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长久流传的真理，在其倡导者那里几乎都是极端的，说得太过分的，只是后来才变得平和持中。

2

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偏执狂，他对自己的发现有一种狂热，每每把它绝对化。一种新思想无非是看事物的一个新角度，仅仅是一个角度，但倡导者把它看作唯一的角度，把它变成轴心了。就让他这样做好了，否则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摆脱习惯的角度，接受新的角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他的偏执并无大害，迟早会被克服，而他发现的新角度却永远保留下来了，使得人类看事物的角度日益多样、灵活、自由。于是，偏执辩证地导致了灵活。

3

“你也来创造一种新思想。”

“新思想？天底下哪有什么新思想？人类的历史实在太漫长了，凡是凭人类的脑袋想得出来的思想，在历史上都已经提出过了。人们是很迟钝、很粗心的，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什么印象也形不成。于是有人出来把世界的某一因素加以夸大，说成是世界的轴心，大事宣扬一番。人们这才有了印象，并且承认这样做的人创造了新思想，是思想家。这派夸大了这个因素，那派夸大了那个因素，待到所有的因素都被夸大过了，又有人出来兼收并蓄，加以综合，于是又算提出了新思想，又成一派。以后呢，人类是很健忘的，它换个儿崇拜各种思想然后换个儿把它们忘掉，于是有人把人类早已遗忘的某种思想用新的术语装饰一番，重新搬出来，又算是创造了新思想。这就是人类的一部思想发明史，一部文化史。”

4

论误解的必然和必要：人类思想凭借误解而发展；独立的思想家凭借误解前人思想而形成；诠释是自我生长的一种方式。当一个大师解释另一个大师时，难免发生曲解，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太强大了，犹如强磁场，使一切进入这磁场的事物都发生了扭曲。

5

一个思想家一旦形成他一生中的主导思想，他便成熟了，此后他只是在论证、阐释、应用、发挥、丰富他的这个主导思想。很少有人根本改变自己的主导思想，而且其结果往往是不幸的——多半不是确立了一个新的主导思想，而只是转入了别人的思想轨道，丧失了自己的活力和特色。

6

人类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数千年的哲人往往独立地发现同一真理。这与其说是因为人类心理结构的一致，不如说是因为人类境遇的一致。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类总的境遇是始终如一的。

7

世界的真理一直在我的心中寻找能够把它说出来的语言，我常常觉得快要说出来了，但是一旦说了出来，却发现仍然不是。

读许多前人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那么，世界的真理始终是处在快要说出来却永远没有说出来的边缘上了，而这就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

8

我愈来愈不信任哲学和文学中的所谓客观研究，我也愈来愈厌烦那种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评述文章。你喜欢谁，你就去研究谁好了。你在哪些方面与他发生强烈的共鸣或抗争，你就去写那些方面好了。至于其他的人和方面，只要真正有价值，自会有相宜的人对之发生共鸣和抗争，由他们来研究和写作总比由你来研究和写作更合适。我想，在思想史领域中，如果我们的作者都去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家，并且仅限于写自己真正有感受的侧面，如此产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写面面俱到的评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实面貌，“主观”的方式达到了更“客观”的效果。

9

开放不是兼收并蓄。一种思想有其独特性，又能与其他思想对话，这就是有开放性了。

10

第一种人有常识，没有思想，但也没有思想的反面——教条。他们是健康的，像动物一样健康。

第二种人有常识，也有教条，各有各的用处。工作用教条，生活靠常识。他们是半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