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只能独行学者的使命

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了。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有一些人很看重学术界同行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考虑在他们的课题选择和工作计划中发生着很重要的作用。我无意责备他们，但是，我的坐标与他们不同。我从来不面向学术界，尤其是当今这个极端功利的可怜的中国学术界。我不会离开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轨道去从事琐细的或者时髦的学术研究。我所面对的是我的灵魂中的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人类精神探索的历史，从这一历史中寻找解决我的问题的启示。我不过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类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甚至不关心我在这个历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么，就更不会去关心在当今可怜的学术界占据什么位置了。这便是我的谦虚和骄傲。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学人一直在反省中国的国民素质和文化传统，找出了种种有待改进的缺点。有一个缺点似乎被忽视了，而忽视本身更证明了这个缺点的存在。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学人历来看重事功，即使关心道德修养也有强烈的实用目的，而缺少对个人灵魂生活的关注。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无真正的灵魂生活，亦即是否具有对于自己生命意义的严肃态度，乃是他在世上的一切责任心包括社会责任心的至深根源。

做学问是最起哄不得的事情，必须耐得寂寞，才能做得下去。做学问也是最勉强不得的事情，必须有真兴趣，才能做出成绩来。文化和学术是社会的财富，但具体的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过程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切精神杰作都是个人在寂寞中独立劳作的产物。世上任何时候总是有真正爱文化的人，他之从事文化乃是性情所驱，不得不然。所以，不管市声如何喧嚣，人心如何浮躁，他仍能心静如恒。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在学养和识见之间，我本人更加看重识见，因为我相信识见是学养的灵魂，有识见，学养才是活的。

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