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回
此后苟才果然扶摇直上，甚至署理了几天藩台。不料他那个靠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新任两江总督也觉得苟才这样的行为过于有伤统治阶级的体面，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八个字考语，把他参掉了。苟才还“气的直跳起来”。
苟才又跑到天津，去找原任两江现任直隶总督，替他设法开复了功名，又用了巨额贿赂走了华中堂的门路，然后带着中堂、总督的两封介绍信到安徽钻营活动。他在安徽非常得意，当了两年银元局的总办，搜括贪污所得的钱之多，竟至于使他不再想升官，只要能够把这个差使多当几年，便心满意足。可是第三年来了一个清理九省财赋的钦差，将苟才撤差查办，结果是苟才化了六十万两银子，仍然将功名保住。“化的六十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道：‘我只当代他白当了三个月差使罢了。’”（第九十五回）
以后苟才还在安徽搜括了几年，“宦囊盈满”到了“不在乎差使”的程度，才跑到上海做寓公，求名医医治他的怔忡之症。他的第二个儿子苟龙光，同他的第六个姨太太有暧昧关系，又嫌父亲不能痛快地给钱给他用，便串通了一个江湖劣医，在用药上耍花样，断送了老苟才的命。
这个苟才的行止龌龊，无耻之尤，不必说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徽当时是个“穷省份”（第九十四回安徽华巡抚语），一个银元局总办，平均每月贪污所得就是二十万两银子，这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表明人民所受的剥削重到什么程度。清末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大抵是皇朝最为倚重的“国家柱石”，而苟才就是送儿媳给“国家柱石”做姨太太因而得到他的提拔和支持的。苟才遇到两次钦差查办，都以巨额贿赂，得以平安无事，而钦差大臣正是封建统治最高权力皇帝的代表人。由此可见，这个衣冠禽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怪物，而正是当时整个封建统治制度所培养所庇护的。
苟才的禽兽似的行为，表明了濒临死亡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家庭崩解。苟龙光的行为，完全是步趋苟才的榜样，可谓“乃父之肖子”。苟才的儿媳行前的一番话：看戏的既是又聋又瞎，做戏的又做给谁看？说明了破坏封建道德的，首先就是封建统治阶级自己。这个不幸的少妇的遭遇，是对于垂死的封建制度迫害妇女、蹂躏人权的无边的罪恶的控诉。
除了苟才而外，本书还比较集中地写了另一个反面人物——“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纯用“侧笔”，钩画出一个同苟才相差无几的形象，特别突出他对家庭骨肉的凉薄无情，对孤侄寡娣的侵吞诈骗。实际上，这不过就是金钱的势力撕下了家族关系上面温情脉脉的纱幕之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现象。
本书所写大量的反面人物的对面，还有一个作者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集团：以吴继之为中心，围绕在他周围的，首先就是他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九死一生”，他的主要干部文述农、管德泉、金子安，以“贤良方正”姿态出现的蔡侣笙，以“贤妻”姿态出现的吴继之夫人和蔡侣笙夫人，以“良母”姿态出现的吴继之的母亲和“九死一生”的母亲，还有被写成德才学识兼备的、最理想的青年女子的形象的“九死一生”的堂姊，等等。这个正面人物的集团，艺术结构上是贯串全书的线索，思想意义上则是一切“怪现状”的批判者。可是，在日益失去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并不能够创造出真正鲜明有力的正面形象来。
吴继之出身于“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第二十回尤云岫语），中进士后，在南京以知县候补，“官运”很不错，据说是由于江宁藩台同他是世交，主动照顾他的。但藩台母亲做寿，他还是专派“九死一生”去上海办寿礼，挖空心思迎合老太太。这位藩台“官运”也很不坏，很快就调升为安徽巡抚。而吴继之一面做官，一面就将“宦囊所入”和家中所收田租，集成资本，经营商业；脱离官场以后，完全转入商场。上海设总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芜湖、镇江、南京、苏州、杭州、广州等处遍设分店，各处管事都用吴家本族的人，大规模地收购各地土产，贩到天津、牛庄、广州等地去发卖，看起来多半是把原料卖到外国去。最后生意垮台，成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道路上一个失败者。
这个亦官亦商、由官而商的吴继之，在官场中照样地贪污，理论是：“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第十四回）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丑恶的，全靠骗局来维持；对付之道，在于知其骗而不揭破之，实际上大家一起为恶，同时又大家互相欺骗；人生的意义就是“在世界上混”，做人的要义就是“不要讨人嫌”。（第八十六回）这种腐臭的市侩哲学，教人同流合污，推波助澜，照样干坏事，还自以为有资格笑骂别人。
吴继之的市侩哲学，是以他为中心的那个集团中许多人的指导思想。“九死一生”的堂姊告诫“九死一生”道：“据我看继之待你，那给你馆地、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纰缪，处世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第四十二回）“九死一生”果然恪遵这个教训，忠诚地为吴继之服务，做他的幕客，做他的经理，做他的私人秘书，做他的侦探，甚至扮作他的家人，跟他进考场，代他阅卷。书中写这些服务，都写得扬扬得意，似乎是十分光彩的事情。
“九死一生”在吴继之一手教导和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终于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把第八十五回所写的他初次到妓女林慧卿家，同林慧卿油腔滑调地开玩笑那个片段，同第一百零八回所写的他到宜昌去奔伯父的丧，伯母一班人怀疑他来争遗产，他横眉斜眼地对付她们那个片段，合起来一看，我们就看到一副“才子＋流氓”的形象。
吴继之和“九死一生”，是本书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最主要的两个，至于其他几个，更不必说了。
作者写不出真正的正面人物，因此，对于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答案。怎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呢？书中正面人物之一王伯述说，只要上下齐心协力，认真办事，节省虚糜，认真建设国防就行。（第二十二回）多么微弱的声音！第六十七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第八十一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驻重庆的领事，还把他们写成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官吏的压迫，为中国人民请命的样子，可见幻想还是多么大！怎样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呢？“九死一生”对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很赞美，认为吴继之之所以能身在官场而独不卑污苟贱，就因为他家里收的田租多，永远得不到差使也有的是钱用，用不着卑污苟贱地去弄钱。（第五十一回）王伯述认为，改造政治要从改造读书人着手，改造读书人的方案只是请政府设立各种讲求“实学”的专门学校，以及宣传推广种种讲“新学”的书，有“实学”知“新学”的读书人将来出来做官，政治就会好起来。这里面，连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温和的修正都没有提到。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当时中国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书中都提不出任何正确的解决方案。妇女问题，家庭制度问题等等，作者都自以为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并且俨然自命是进步的方案；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解决，其中有不少方案根本就是有利于反动方面的。这种情况，作者当然也不会完全意识不到，所以到底还是没有出路，只好以“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第一回）了之。
可是，交代并未明白，翻身就走也走不掉，我们随后发现作者并不是在什么“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而仍然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还写了许多小说。《上海游骖录》写于本书之后不过几年，在那里，作者就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攻击的对象。作者在那部小说的跋文里说道：
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一体畅言之。
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夕，改良主义者看到了封建制度的“岌岌可危”，觉得它的“怪现状”已经是无关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挽救它的危亡；于是抛下谴责之笔，抛下“输入之文明”，而要用“固有之道德”来挞伐那些不“道德”的革命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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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来改字□人。他是广东南海县人，因为住在佛山镇，所以别号我佛山人。三十几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字。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他才应约开始写长篇小说，先后发表《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和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去过日本，为时不久。他曾任汉口《楚报》的主笔，该报是英国人办的，一九〇四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华工禁约”问题发生，他闻讯愤然辞职，参加了这个爱国运动。他在上海，为《绣像小说》写《瞎骗奇闻》。李宝嘉写《活地狱》未成而死，他为之续写。一九〇六年和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自任主笔，发表《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一九〇七年，主持广志小学，因为全力办学校，这一时期作品不多。一九〇七年，作《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发表于《时务报》。一九一〇年九月，以痰喘病卒于上海，年四十五岁（一八六六——一九一〇）。他一生所作小说，据统计，达三十种以上。
本书是张友鹤同志根据广智书局“第一次排印本”校点整理的。这个本子和通行本略有歧异之处。它也有显然的错误，如第二回“另外叫个什么死里逃生呢”，“死里逃生”应作“九死一生”。第十八回“他的这位叔父”，“他”应作“我”。第四十八回“觑觎”应作“觊觎”。这些以及类似这些的地方，都已据语义文理改正。
书中有些关于当时社会制度、官场术语以及个别不为今天一般读者所知的典章、文物和语言，整理者分别在各回之末加了一些注释。
舒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