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不要高调扮演“上流”，而要做到低调内敛，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暴发户式”炫耀其实是一种“地位恐慌”，生怕别人不认识他，或者用炫耀向嘲笑他的人示威。有时，炫耀是一种地位不稳的象征。有段时间，大款们都愿意带个漂亮女孩谈生意，好像没有漂亮女孩这个“标配”就谈不成生意或实力不够。其实，做个低调的绅士更可以给生意伙伴安全感和可靠感。

第六，与其在意鄙视链不如做回自身本色。

有社会阶层就会有阶层鄙视，鄙视是上层或下层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成都小区名校名额之争，看迪士尼的瞧不起看喜羊羊、光头强的，以及小孩有没有英文名等阶层鄙视链，都是一堂堂活生生的阶层教育课。

俗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常与同好争高下，不共傻瓜论长短”是刷爆朋友圈的《欢乐颂》台词。“富二代”曲绡筱这句话是一种自我保护，没什么文化的她最怕被人瞧不起，尤其怕被赵医生瞧不起。

生怕被鄙视，反应过度就会导致虚荣。虚荣心作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lv这样的品牌能在亚洲大行其道。所以，lv厂商通常故意将这两个字母印得特别显眼，生怕别人看不见。

庞麦郎因一曲《滑板鞋》走红，却最终被嘲笑。他头上顶着一个长长的id（身份标识）——约瑟翰·庞麦郎，属于“联合国孟多拉斯图州约瑟翰市汉克顿尔唱片无限责任公司”。这就是他的微博简介，用的都是繁体字。只要听说要拍照，庞麦郎就赶紧掏出墨镜戴上。最终，庞麦郎在被娱乐圈消费了一把后逃走了。其实，他为什么不扮演好他自己呢？

第七，你要认识到谈资比名牌包还贵。

在一个聚会上，有两位年轻女士：其中一位女士拿的包看上去挺一般，但是谈吐不俗，谈话中居然引用了上周《经济学人》杂志对英国大选的分析；第二位女士的包一看就是名牌，但她更关心热播电视剧里的某个人物的命运。

那你能不能判断，这两位女士谁的社会地位更高呢？

在中国可能不太好判断（当然，那本《经济学人》要换成《财新》或《三联生活周刊》）。第一位女士显然更有文化，也许是某个大学的青年教师；而第二位女士的经济状况可能更好，也许是银行的某部门经理。作为读书人，我们更欣赏第一位女士，但二人地位的高低，很难说。

但是，如果是在欧美，答案就非常简单了——肯定是第一位女士社会地位高。不仅是学识，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她的经济状况也大大超过第二位女士。

如果你的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应该怎么花钱才能显示你的社会地位呢？有抱负的阶层的回答是“无形的消费”——把钱花在服务、教育、提升人力资本上，以提升自己的谈资、增加自身文化资本、博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八，“老就是新酷”，学学日本是怎样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

西化之后，日本出现了一批走向国际舞台的艺术家、设计师，比如影视圈里的黑泽明、宫崎峻，服装界的三宅一生（乔布斯就一直穿他设计的服装），音乐界的喜多郎、久石让，等等，更不要说动漫上的创新了。可以说，从理念到产品，日本成功实现了一次文艺复兴。

“老就是新酷”（oldisthenewcool），是日本文化界的口号。

中国到这个阶段了吗？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全球化同时又是本土化的过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中已经展开了。比如“例外”服装、动漫古风，周杰伦还唱上一曲《青花瓷》呢。文化就是一件衣裳，你穿阿玛尼永远都穿不过意大利人。文化资本靠的是积累，学习别人之后必然回归，从传统中去找经典。还是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国家如此，个人也如此。

文化是一份信心，从文化自觉到文化重建，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海派旗袍就是西方人看东方的一个窗口，也是东方时尚进入国际化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大清格格的旗袍，那是走不远的。

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什么？是人，而不是物质，人才是物质的尺度。人不优化，何来生活方式的优化？人的优化需要一份自信和日常的积累。

费孝通晚年将他的研究命题集中在“文化自尊与自觉，文化重建”上——只有恢复文化自尊，达到自觉，然后才谈得上文化重建。

全球化了，你的文化资本在哪里？这可不是一道高考作文题那么简单。

“晕轮效应”属于心理学范畴，是指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还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