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夜幕已垂，灯火阑珊下，看着俊美少年一脸的错愕，我有一种将偶像剧剧情推向高潮的成就感。那晚桥下涌动的车流、耳边的风、脚下略微震动着的熟悉的天桥，让这条我行走了千百回的路，终于有了特殊的意义。

后来我最终放弃了英国，留在了我认为更好的中国的大学。俊美少年陪我在这座天桥上走完高三的暑假，然后搭上去北京的火车，从此未再相见。只听说他在北京有过很低落的时期，曾在寒冬腊月醉在苏州桥下，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不知那时他眼中的苏州桥，可曾令他有一时的恍惚或熟悉？

我曾认为北大街天桥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但其实没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2008年某个凌晨，北大街天桥被拆除了。

我当时在美国，没有看到它轰然倒塌的瞬间，没有机会踩着它的废墟再过一次马路，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卡车拉走了它的残骸。

恩师

当年的西安中学是西安几所名校里唯一一所位于城墙里的，而且管理宽松，没有校服，没有晚自习。那时的西工大附中和铁一中，在我们眼中都是郊区寒门。

我们毕业后不久，西安中学也迁校城外了，从此城墙内再无名校。富丽堂皇得像大学一般的新校园，却再也没有西七路上的巧嫂米线、和平电影院，学生们也不能闭着眼睛倒退着一路挪到钟楼了。

最近看到新闻报道，说西安中学整治“男女生非正常交往”，据说成立了学生纠察队，看到男女生一起买早餐就带走。我们在校友群里悲叹，为什么时代变迁，环境却越来越不自由。

属于我们的那个年代，西安中学就像一个乌托邦，我就像乌托邦里的旅行家拉斐尔·希斯拉德。

我上学总迟到，同学们叫我“李踩铃”，有一次眼看赶不上晨会升国旗，我把书包塞在教导主任怀里就跑；我去英国旅行三个月，某日突然穿着人字拖、梳着黑人小辫走进寂静的教室，大家一片哗然；高三的课堂上，我突然嗖地站起来对全班大声宣布：“今天我成年了，祝福我吧！”同桌很敬业地举起摄像机，录下了全班同学错愕的表情和稀稀拉拉的掌声。

做出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其他中学恐怕会被视为异类，但我却一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在那个乌托邦式的时代，青春原本就是自由的，只要学习成绩好，任何类型的存在都是正确的。

如今回想，那时高大深邃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极其简单和善良的人。他们守在中学校园里，用一种少年式的节奏去对待生活。

“你们以后就是钟楼上的巧（鸟）。”初中的数学老师总是操着陕西话这样说。这是一句歇后语，意思是站得高，看得远。

有一次西安发生地震，当时我们的教室在五楼，这位数学老师惊起，就像跳骑马舞一样挥动着双臂大吼：“快刨（跑）！快刨（跑）！”一直哑着嗓子吼到最后一名同学离开教室。当时他滑稽的姿态，成了我们一生珍藏的感动记忆。

大家逃下楼后聚集在操场上，学校广播宣布，初中下午停课，高中继续上课。当时有调皮的男生跑到数学老师那里撒娇说：“我们也是祖国的花朵呀！”数学老师拉下脸说：“你就是个二俅。”

后来我们都纷纷离开学校，渐行渐远。那些和蔼的面孔就留在原地，逐渐幻化成远方的小黑点。

我们高中毕业后，西安中学的老师们随着学校迁址，也都终于告别了20平方米的平房宿舍，迁入了新校区附近的单元房。我记得我们去探望高中的班主任，他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一尘不染，每个插座都用花布包了起来，墙上挂着全家福。

“我估计后半生就住在这里了。”他当时这样说，脸上全是满足。的确，至今他依然住在那里。

人都是虚荣的生物。奋斗路上经历酸甜苦辣，日子久了，就会想起最初的恩师，想要坐在恩师的脚边，给他讲大千世界、人世纷争，想要得到恩师的肯定，想要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说一句“孩子你不容易”，然后在恩师家好好哭一场。

我也不免俗。我有班主任的微信，上次写了《待渡香港》反馈不错，便特意发给他，内心希望得到他的表扬。

但他只是回了一句话：“我很羡慕你。”

心酸。当时恰逢春节，于是我又发了一个微信红包给他，祝他新年快乐。

但他说：“谢谢，我的手机版本低，领不到你的红包。”

我一时不知道自己能再做些什么。

希阿荣博堪布在回忆上师法王如意宝的文章中写道：“每一段清净无染的师徒传承都源于殊胜无比的累世因缘。”

如今我却找不到力量，去维系这段累世的因缘。

我的故城，那些让我感到安闲的街道、店铺、天桥、故人，如今都尘封在时光里了。

我们在平行的空间里忙于应付自己眼前的境遇，只是不知今天为之劳碌的人和事，数年之后，是否也值得这样去怀念。

唯愿此生还可以有很多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