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和我如平行线一般的世界里，我想他也在经历着不为我所知的困扰吧。
我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只言片语。
听说老何最近被查出患有胆结石，要去做手术。过一段时间我再打电话回家，就听说手术做完了。当中老何吃了什么苦头，我一无所知。
听说老何的一个老家熟人问老何借了一笔钱，说是给母亲治病，年后归还。后来拖了一载又载，再无声息，老何特意去老家探访，发现此人已经搬家，人去楼空。
听说老何有高血压，长期服用的药突然有一天被划出了可报销范围，他坚持从进口品牌改服国产品牌，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导致他时常睡不好觉。
我和老何，在大洋的两端，专注于自己的战斗。
晚上回到乔安排给我的客房，我给老何拨了一个电话。
“爸，是我。”
“以生啊，有什么事吗？我正在超市买菜。”
我原本想说，今天是感恩节，我很感谢你所带给我的一切，我很爱你。
但我说出口的却只有：“今天是感恩节。”
“好，我正忙着结账，没事先挂了啊。”老何说，“对了，我昨天有个理财到期了，10万元人民币，我已经换成美元汇给你了。”
老何挂了电话，我望着窗外的明月，突然觉得喉中哽住。
就是这个甚至不肯和我多讲一句电话的男人，这个在超市买最便宜的打折菜的男人，却总是不打招呼就寄大笔的钱给我。
我知道乔的父亲在他18岁以后就不再对他进行经济供给了，他现在全靠打工和奖学金生活。
这就是中国父亲和美国父亲的差别吧。
只是老何啊老何，我情愿今夜你不给我这10万元钱，而对我说一声，儿子我爱你。
葬礼
我和老何继续如平行线一般生活在地球的两端。
无论我在外面遭遇了怎样的挫折和创伤，我都对老何说一切安好。
我已经如此习惯他的不苟言笑和稳如泰山，正是他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构成了一个无比安稳的家的根基，仿佛他会以同样淡定的表情，以同样的姿势，始终在老屋的同一张沙发上等我。无论外面几经风雨，回家看到他固有的姿态和神情，我就仿佛吃了定心丸，觉得似乎生活就会一直这样下去，永远不会改变。
因此一旦老何动容，我整个人就会跟着慌乱起来，不知所措。
在我近四十载的生命中，老何只在奶奶去世时哭过一次。
爷爷去世后，奶奶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在邻居的指指点点中默默守护着老何。老何见了我总是板着脸，但见了奶奶总会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上前深情拥抱。
2009年，听到奶奶死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老何。
当时我恰巧在新加坡做一个学术交流项目，接到母亲的电话就慌忙去买机票，赶到机场时，手机就闪起老何的短信，说：“你回来给我添乱，不要回来。”
后来我想，他一定是不愿意我看到他脆弱的样子。
和以往一样，老何没能拦住我，我几小时后便回到了西安。老何看到我的瞬间眼前一亮，嘴角仿佛有了一丝笑意，但继而又陷入无尽的凝重中。
他一直沉着脸，没有表情。直到告别仪式上，姑姑一脸茫然地对我说：“以生，我和你爸爸从此就是孤儿了。”
然后哀乐响起。身边的老何突然大吼一声：“妈！”然后扑过去抱着棺木大哭，是那种像孩子一样的号啕大哭，哭到上气不接下气，我硬将他扶起来离开，但他依然在呜咽。
回到家，他一个人坐在床沿上发呆，我倒了一杯水坐在他身边，试图寻找合适的语言。
“奶奶走之前也没受什么罪，算是喜丧。”我说。
“是，算是喜丧。”老何呆呆地重复了这么一句，但眼泪又夺眶而出。
我轻轻拍着他的背，感觉到他在抽搐。他的身体越哭越倾斜，重量渐渐倚在我的肩上。我就那么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搂着哭泣的他，以这个姿势僵在那里，我也不记得是怎样结束的。
曾经有朋友的孩子依偎在我怀中，也曾经有女孩倚靠在我肩头。但这一刻，靠在我胸前的却是我的父亲。
我闻到的不是孩子的乳香也不是洗发水的清香，而是那种头油和汗水混合起来的倾颓的气味。那一刻，怀中的老何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这种角色错配让我不知所措。
也许就是那一天，我们完成了男人之间力量的更迭，在后来帮忙料理奶奶后事的过程中，我也不断意识到“一家之主”四个字的内涵与深意。
第二天起床后，老何的眼睛还是肿的，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
探亲
2012年，我的女儿在美国出生。母亲和丈母娘先后来帮忙照顾，但老何一直没有来，因为“看孩子是女人的事”。
但我知道他是想见孙女的。我太太常在全家人的微信群里发女儿的照片，老何很少发言。但有时老何会私下发给我一些建议，例如“孩子看着脸发黄，给她喂些红枣”，或者“给她吃米糊糊和蛋黄，只吃奶身体不结实”。
老何的各种建议都在我这里被拦截住，从未传达到我太太那里，但我觉得应该让老何来美国看看了。
如果没有女儿的出生，也许老何一生都不会来美国。
在我的再三邀请下，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老何终于和母亲一道踏上了赴美探亲的路。
老何和母亲乘清晨的飞机抵达了华盛顿。我从机场接到他们，一路上他们看着路边的风景，母亲一直在感慨：“天真蓝，小房子真漂亮。”而老何则一直半眯着双眼，皱着眉头，偶尔往窗外瞟一眼，嘟囔说：“这荒凉的，好像咱华县。”
“你爸爸就是这样，顽固不化。”我从后视镜看到母亲瞪了父亲一眼，我笑了。我的父亲母亲如今终于坐在了我的车里，我在美国终于有了一家团聚的这一天。
回到家，我安排老何住在我隔壁的房间。我路过客厅卫生间，看到他正在洗漱。于是我挤了牙膏一边刷牙一边站在他身边。我像小时候一样斜着眼睛看他慢慢将锋利的刀片装进刮胡刀里，然后将毛巾在盛满热水的盆中浸湿，捂在脸上。
“爸，我送你个电动刮胡刀吧，好用。”我吐掉口中的泡沫说。
“电动刮胡刀哪有刀片得心应手。”老何对着镜子用刀片仔细刮过下巴，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我不再争论，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着老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画面。
正出神，女儿也蹒跚着跑过来，抱着老何的腿嚷着要看他手中的刮胡刀。我还来不及阻止，老何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刀片卸下，把刀架放在了女儿手中，然后满脸肥皂泡地眯起眼睛说：“你拿走了爷爷的刮胡刀，爷爷会变成大胡子怪兽！”然后伸手去抓女儿，女儿开心得嘎嘎直笑。
有个词叫“既视感”，形容眼前一幕似曾发生。那一刻，时光停止，我被浓浓的既视感包围着，眼前的老何仿佛变回了二十年前那个温暖可依的父亲。
老何却只有和我女儿在一起的时候是温暖可依的。当他面对我的时候，还是一如既往地板着脸，吃完饭还是会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和太太白天上班，女儿也在朝九晚五的日托机构，我上班时送去，下班时接回。老何和母亲在家无事，就每日去附近的中国城超市买菜，做饭，其余的时间就在平板电脑上看国产电视剧。我说不要看太久，对眼睛不好，老何就冲我瞪眼睛：“你都把我流放到你这儿了，连电视都不让人看？”
我买了华语卫星电视频道，老何还是执着地抱着他的平板电脑，理由是电视有一个遥控器、机顶盒还有另一个遥控器，每次调节目太麻烦，他学不会。
周末的时候我会带全家出游。但对于我开车、他坐车这件事，老何耿耿于怀。
“你踩刹车太肉！”“转弯的时候要减速！”“你看旁边的车都比你开得快！”老何就像一个驾校教练一样一路指手画脚，我开得快也不是，慢也不是。
“美国的司机去了中国都上不了路！”老何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能开车，谁也不认识，出门变文盲，国外的蓝天白云并不能安抚老何的焦躁。
“我在国内一天要干多少事！在你这里完全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这成了老何的口头禅，仿佛他在国内是个公务繁忙的企业家一般。
“你又没几个朋友，在西安不也是天天自己待着吗？”我忍不住反驳。
“谁说的！楼下的蜂胶店昨天还跟我说有赠品回馈老客户，我得回去领！我的老年公交卡过期了，我得回去补办！北郊出租的房子要收租金，我得去收！”老何说出一串他觉得很重要的理由，我竟无言以对。
一个月过去，老何的焦躁渐渐变成了沮丧。
他不再和我争辩“西安有多少重要的事”，而是每日除了看电视，就是弓着背冲窗外发呆。
他也不再过问我出去和谁吃饭，因为我说的名字他一个也不认识。
他和女儿玩耍，女儿时不时蹦英文单词，他听不懂，就尴尬地笑笑，女儿摇摇头独自跑开。
老何越来越多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有时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家还是不在，醒着还是睡了。渐渐地，他的身体仿佛也消瘦了。
“你爸爸胸闷，怎么办啊？”有一天母亲焦急地跟我说。
我赶紧表示要带老何去医院，老何却摆摆手不同意。“我在这里连保险也没有，上次你那个同事来家里聊天，我可听到了，在美国看个病随便就要花上千美元。”
任我如何劝说，老何就是不肯去医院。最后他吐出一句话：“你让我提前回国吧，算我求你了。”
看着萎靡不振的老何，我突然想起心理学家武志红的“疆界”理论。
“疆界”理论的大意是，每个人内心的疆界广度不同，许多年轻人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不适，但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的内心疆界已经萎缩成家门口的一尺见方之地。如果强行将他们拖离舒适圈，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就会产生类似器官移植后的排异反应，后果严重。
原来老何已经不再年轻，我的生活已经在他能够接受的疆界以外了。
我买了机票送他和母亲提前回国了。回国后不久，母亲打电话告诉我，老何的精神状态比在美国时好了很多，人也胖了。
那是老何一生唯一一次来美国。
那一刻我意识到，对于游子而言，父母和事业终将成为悖论，无法两全。而我们这代背井离乡的中年人，对父母终将有所亏欠。
我们给父母寄钱也好，偶尔探望也好，不定期组织家庭出游也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解决方案，是隔靴搔痒般的自我慰藉。对于无法赡养父母这个“家庭病症”本身，我们也许从未打算根治，也无法根治。
我们的父母恐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父母都伟大。自古养儿防老，但唯有这个时代，父母对我们的付出只是为了让我们飞向离他们更远的地方。对于老无所依，他们早已无所畏惧。
光鲜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逐渐没有了给家里打电话的习惯，就只是每天在微信里发几张女儿的照片，简明扼要地说一下我工作生活中的大事。老何有时会在微信上转发一些军事题材的新闻，很少打字。
我们继续像平行线一样生活在地球的两端。
2014年，随着我多年的研究逐渐开花结果，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几篇反响强烈的论文，又荣获了几个学术奖项，一时间我突然变得“红”起来，不断接到各种会议的邀请，还有一些中国的论坛也请我回去做演讲嘉宾。
于是我和老何见面的机会变得多了起来，一年能见到三四次甚至更多。
有时我会回西安去探望他，有时我会邀请他去北京或者上海。
老何那段时间特别喜欢张罗亲戚一起吃饭。热闹的席间，亲戚们总会询问我美国的事情，请教我关于理财和孩子出国的问题，我总会耐心回答，然后亲戚们便回头夸赞老何有一个多么优秀的儿子。即使老何在席间很少讲话，看我和亲戚们觥筹交错，他脸上便也洋溢着少有的满足安逸。
但每当亲戚散去，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时，气氛就又变得尴尬起来。
母亲总会刻意留出时间让我们父子交流，而这种交流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一种像领导人会面的固定外交套路。我们的话题不外乎三类：第一类是我女儿和我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这个话题在两个男人之间很难维持太久，很快就会切换到下一个主题；第二类话题就是老何训话，他会针对我的个人发展，用心良苦地给我提出各种（其实没什么用的）建议；第三类是我寻找老何感兴趣的话题例如军事和养生，保证我们的对话可以持续下去。
尽管我当了教授，但老何心中始终有危机感。他总有一些杞人忧天，担忧我被学校炒鱿鱼，担忧我身体吃不消，担忧我犯政治错误。所以他总会给我很多严肃的建议，例如逢年过节给系主任送些烟酒，例如每天早晨起来练一套五禽戏，例如回到国内不要和“社会上的人”过多应酬。
老何语重心长，我便俯首倾听。老何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从未采纳过他的任何建议。
随着我年近四十，老何从我儿时眼中的英雄，逐渐变成我势均力敌的对手，又逐渐变成需要我哄着的老爷子。我不是不想采纳他的建议，而是他的想法过于主观，过于背离我的生活现状。我的聆听本身，也只是对他的“哄”。
有一次我把母亲和老何接到北京，并让他们到现场听我在一场财经媒体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母亲和老何虽是城市老干部，却极少出入商务场合。丽思卡尔顿酒店宴会厅里从天悬挂的流水灯，打在两侧墙上的巨大的会议标志，觥筹交错、西装革履的嘉宾们，还有激昂的背景交响乐，这过度绚丽的场面让母亲和老何却步，站在门口不敢进去。我领着他们找到座位，离开前老何还嘱咐我：“你待会儿讲话不要紧张！”其实他心里比我要紧张百倍。
我在台上就中国货币供给和硬着陆问题发表了演讲，我猜想老何是听不懂的。但我内心希望他为我感到骄傲，我相信他会的。我也曾经看自己的女儿在台上表演，激动得热泪盈眶。我理解一个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时，那种内心难以名状的成就感与自豪。
果然，演讲结束后，我看到老何明显比平时兴奋，一直在称赞会场精美华丽的装饰，以及免费的茶点和水果。我带他们去吃饭，老何点菜的时候也显得比平时大气：“点多宝鱼！你这工作费脑子，要多补脑！”
他没有直接评价我的演讲，却给了我很多“建议”，例如上场时应当鞠躬，演讲过程中可以加入一些类似咏叹调的语气等。“你语气四平八稳，讲的内容又无趣，台下的观众怎么能爱听！”老何总结道。
我苦笑。也许对老何而言，今天的学术演讲和儿时的诗朗诵并无本质区别，身为教授的我也依然是那个满身缺点的顽童。我默默点头，见老何的观点发表完毕，我便赶紧将话题切换到了他感兴趣的、不痛不痒的领域——军事、太极、五禽戏。
在子女成年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往往会从父母手中转移到子女手中。我一直在问自己，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做哪怕一次的深入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
我希望我是一个更善于表达的人。我希望我能大笑着指出他的迂腐，然后搂着他的肩膀亲昵地唤声“老爷子”。
但我是老何的儿子，在我四十年的人生中已然逐渐成为一个和自己父亲同样矜持和不善表达情感的男人。
我们之间早已筑起一道墙，一道关乎男人那匪夷所思的尊严的墙。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言语的煽情或肢体的亲密。我们君子之交般的关系，便是我们的默契。
作家三毛曾在书中写：“你们向我显明最深的爱的时候，也好似恰巧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面对面地看一眼，不再隐藏彼此，也不只在文章里偷偷地写出来，什么时候我才肯明明白白的将这份真诚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向你们交代得清清楚楚呢。”
也许永远不会。
末了
老何生病了。
去年的一个深夜，我被母亲的电话叫醒，电话里面是母亲慌张的声音。
“以生，你爸爸晕倒了，头撞在沙发棱上，现在我们在车上。”母亲一直问我：“怎么会晕倒呢？好端端的人怎么就晕倒了呢？”
太太安慰我说：“没事的，可能是老人家贫血。”但我自从接到母亲的电话后就再也没有睡着，心中凌乱异常。天刚亮，我便买了次日的机票。
飞了23个小时，转机两次，我终于赶到西安。打开手机看到母亲的信息，老何昏迷了7个小时才苏醒，现在还躺在医院。
我拖着行李赶到医院，医生将我和母亲叫到办公室：“你们是病人的家属吗？”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场白。那一刻我预感到，我原本以为可以恒久的平衡生活要发生改变了。
医生最初一直在用专业术语解释手中那张抽象的ct（计算机层析成像）图，大意就是脑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阻碍了血液的输送。母亲一直死盯着那张ct图，几乎没有和医生对视过。医生最终还是说出了我们最不想听到的那个字，癌。这个词母亲听懂了，我也听懂了。母亲浑身一颤，扭身哭倒在我肩上。我搂着她战栗的肩膀，努力在心中理出一个头绪。我需要一个头绪，但是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像大部分中国式家属一样，我们对老何选择了隐瞒。诚然，他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我想他同样有权维持自己那份安然的希望。
老何最初以为自己只是跌倒摔伤了脑袋。我对他说我只是回国出差。他看到我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惊喜，开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是国际型人才啦，满世界飞。”继而又自责地说：“可惜不巧赶上我碰了脑袋，让你还没回家就跑到医院来了。”
我帮他削平果，拿起刀子，却削得笨拙。老何笑了，说：“你这辈子啥时候削过苹果。”继而接过刀子，熟练地把苹果皮一丝不断地整整齐齐削了下来，习惯性地递给了我。
我拿着原本是我想要削给老何吃的苹果，想要咬，却觉得牙齿颤抖使不上力气。我找了个借口拿着苹果冲进卫生间，泪水狂涌而出。
我习惯了接受老何的照顾，他可以很自然地为我削平果、做饭、洗衣服。我习惯了他以父亲的姿态不苟言笑地存在，训斥我、嘲笑我，仿佛他永远是正确和不被打倒的那一个。
而如今我要强迫自己面对他大厦将倾，却连一个苹果也削不好。或者他也不希望我削好，因为一旦他吃了我削的苹果，就相当于缴械投降，正式交出了一家之主的权杖。
多么可憎的自尊，可憎的矜持，可憎的男人的面子。
我第一次发现，我原来如此像我的父亲。我最终也只是一个匮于陈词的木讷男人。
三天后我返回美国，回去料理好做了一半的工作，然后请长假回西安照顾老何。
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人在千米高空中更容易分泌肾上腺素导致流泪。
在回美国的红眼航班上，黑暗的客舱中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我坐在四面环包的公务舱里，独自泣不成声。我试图抑制，却只能听到自己从喉咙底部发出的沉重的哽咽，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自己身体里发出这种原始的声音。
除了母亲外，我还请了护工24小时陪在老何身边。我也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西安，每日来探望老何。
老何最初是抗拒护工的，后来经过几次疼痛和昏迷，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病不那么简单，也便默许了护工的存在。他可以让母亲或护工端尿盆和擦身体，却绝不允许我插手，仿佛这样他便能维持一个父亲起码的尊严。
每次看到我来到病房，他会客气地坐起来说：“来啦。”
“嗯，来了。”每天都是这样的开场对白，继而我会搜肠刮肚寻找一些话题，比如我太太又说了女儿的什么趣事，比如当天又发生了什么社会热点事件。我们就像两个相互尊重的老同事，进行着不疼不痒的话题。
每次聊不到半小时，老何就会催促我去忙我的事情。我说我现在在休假，他就会催我回美国。有时他干脆扭过身去，告诉我：“我困了，想睡一会儿，你走吧。”
但第二天一早，他又会早早巴望着，问护工有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几点过来。
老何的病情发展很快，最初他还医院和家里两边轮着住，后来疼痛的频率越来越高，医生也不再准许他回家。他就在安静而精致的单人病房里，任时光如抽丝一般从生命中流去。
我以为老何会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说一些情绪化的话，或者交代一些身后事。但他始终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淡定，始终每日只和我聊一些不疼不痒的日常话题。即使疼痛，他也默默隐忍着，只让医生给他开药，疼得面部扭曲也很少发出呻吟。
他用一种自我压抑的淡然捍卫着自己最后的尊严，仿佛一旦流露出真实的情绪，就如同被剥掉皮囊一般，他也将不再是完整的自己。
就这样，他包裹着自己的尊严逐渐衰亡着。终于有一天，他被插上了呼吸管，不能再进食，需要每日鼻饲。
失去表达能力的他反而对我空前依赖了。每天他若醒着，便用眼神到处寻找，如果看不到我，就失望地闭上眼睛。
如果看到我，他就会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一直望着我。那眼神我一直都记得，里面有太多内容，有太多在他可以讲话的时候拒绝流露的情感和情绪。所有的痛苦、遗憾、爱与期许，他可以拒绝告诉我，却无法阻挡眼神的表达。他不曾留下什么刻骨铭心的遗训，但每当我想起老何，他最后那段时间看我的眼神，都让我的心揪着疼痛。
不会说话的老何，在各种塑料管的背后变得那么无助和真实。他的眼神终究是出卖了他。他的眼神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在求助，但我却救不了他。
我突然想到爷爷在牛棚里因失血过多而死的画面。我心中嗡的一下。在那一刻，我突然变成了少年时的老何，看着自己的父亲在眼前消亡，恐惧而绝望，最后只看到血流淌在泥里，留下一片暗红。
之前，死亡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遥远的概念，在我和死亡之间隔着一道屏障，隔着一个老何。而看着老何即将离去，仿佛那道屏障突然被移开，从此我成了新的老何，成了直接面对死亡的那一个。
这种感觉令我不寒而栗。也让我更加无法接受老何的即将离去。
在一个深夜里，病房一片死寂，偶尔传来隔壁病人的咳嗽声，或是走廊上医疗器械车推过的金属声。
我突然做了一个令自己感到惊讶的决定。我起身走到老何的床边，悄悄地爬到他的床上，挤在他的身边躺下。
我靠在老何的背上，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小的时候，听着父亲的心跳，感受着父亲的温度，心中安然。我不知道老何是否醒着。他一动不动，我就那么靠着他，索性把脸埋在他的背上。
我就在他的身边那样躺了一宿。
早晨起来，老何看着我，眼神里竟没有疼痛，全是安宁祥和。
这么多年，作为在中国社会变革影响下代沟最深刻的两代人，我和老何始终别着一股劲儿。
而如今所有的隔阂和执拗，都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这个早晨，获得和解。
后来，每天晚上我都爬到他的床上靠着他睡觉。他总是那么安静，一动不动，但似乎从那天起，我没有再从他的眼中读到过恐惧。
他在这场无声的父子和解中完成了最后的心理建设，可以泰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
三天后，老何身边的监护仪上的曲线变成了直线。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后来读到周国平这段文字，我失声恸哭。
太太带着女儿从美国赶了过来。女儿像大人一样抚摸着我的头发，包容着我的失控和脆弱。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女儿面前哭泣。我从此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从此成了家里那个必须坚强的人。如果我需要用最大的淡定来保护我所有的内心活动，我想我可以这样做。
我终究理解了老何内心的惶恐，以及他执念般的坚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童年的自己追随着老何走在去往集市的路上。通往集市的土路总是向左拐，又向左拐，最后我终于走到集市，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老何早已离去。正在落寞间，我蓦然转身，却惊见了童年的自己，他冲我呼喊着：“爸爸，我终于追上了你。”
低头，我穿着发黄的汗衫、布鞋。我不再是我，我终于变成了老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