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到这么几点，可以作为底线来思考。

b首先，各个阶层承担的义务应该是接近或者相同的，避免/bb搭便车。/b我们知道，全世界的纳税主力都是中产阶层，因为收富人的税非常难。

但一件事很难，不代表就不去做。如果一个人总是挑生活中容易的事来做，用不了几年就会变成一个废物。一个机构或者组织也是一样，更得去做艰难的事。

如果有些税比较难收，就不去收了，专心收好收的，这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最后变成谁守法就欺负谁。

可能有人要问：如果收富人的税他们跑国外去怎么办？多简单的事，如果你征税征到别人根本一毛钱都赚不到，那人家可能就要走了；如果别人赚到的钱大头能自己留着，跑了就是损失，他为什么要跑？

此外，核心地段的房价直入云霄，为什么能这么高呢？难道是因为这些房子的砖里都掺了金子？当然不是了，是因为那些地方周围往往有最好的基础设施，医院、商场、娱乐设施、学校等，有了这些配套设施，房价不但高，还会继续涨。

那问题来了，这些设施是拿谁的钱建的？当然是国家财政的公共开支。虽然是公共的，但便利主要被周围的住户占了，甚至推高周围房价的收益也被这些住户独占了，这合适吗？

大家都应该思考下这类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先有共识，然后才会有进步。共识就是力量。

b其次，降低贫富差距本身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经济/bb问题。/b

现在形势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我国肯定是以内需为主。如果贫富差距太大，少数人控制太多财富，剩下的人没钱，自然没法去消费，也就谈不上拉动内需。

毕竟有钱人很少会买国产车，也很少会消费国产便宜些的衣服，大部分钱都用来购买海外奢侈品。酒是个例外，所以大家批评茅台也不太合适，有钱人不消费茅台就会去消费那些贵得没谱儿的洋酒，消费茅台反而是肉烂在锅里，而且茅台看着贵，跟那些洋酒比起来还差得远。

而且，由于收入曲线影响，收入越高的人，其实日常开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是越低的，剩下的收入都用来投资，购买资产什么的，反倒是进一步推高了资产的价格。也就是说，他们的钱对内需提振影响非常小。

反而是普通人构成了消费主体，消费的也是我国生产的东西。我国现状是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一，同时消费品市场却极度依赖海外，说明有钱人大量在海外消费，普通人的消费力却没那么大，尽管外贸依存度已经下降，但是依旧太过依赖海外。

此外，包括那些以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初次分配也没有多公平的，它们也是通过二次分配才压低了基尼系数。只是它们压得有点太低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活跃度。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的机会”。

有人认为：

社会财富归根结底都是人创造的；

一个自由的人创造力才能充分发挥；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很多人不是没才能，而是太穷，束缚了自由，没自由就没法发展，只能一辈子当生产线工人，自然就不能去发挥天赋，比如做画家、小说家、物理学家；

一个贫穷的社会会束缚所有人的自由，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会限制大部分人的自由，也就会限制社会财富，注定是没前途的。

b贫穷最大的问题不单单是贫穷本身，而在于贫穷会束缚创造力。/b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的天赋也就发挥不出来，既没法创造财富改变自己，也没法影响周围人的生活。

正因如此，所以“扶贫”是一件意义深远、怎么夸都不为过的事。

抛开高大上的词汇不谈，扶贫工作最大的好处是通过一定的投资，让贫困地区的经济转起来，即把各地的禀赋利用起来，毕竟种地、养殖、旅游、光伏，总有一个能搞出点名堂来。修一条公路，或许当地经济就能被激活；修座水库，或许就能出来千亩农田。“扶贫”能把基层贫困群众从坑里拉出来，释放生产力。

而且通过搞经济，把相关经济运转知识和外部世界的模样传递到贫困地区，这样扶贫就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把他们捞出来，不至于被整个社会越甩越远。

这也是为什么当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花了7000亿元搞扶贫不太划算的时候，下边一群美国人说：人家中国帮贫困人口脱贫不划算，我们把钱给军火商然后把别的国家炸个稀烂就划算了？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

这也是我强烈支持扶贫的原因，长期来看这事功德无量。

2020年发生了一件事，长期来看可能影响深远——中国发行了一批负利率国债，被欧洲疯抢了。

所以，大家在说“没有好的投资机会”的时候，多想想现在是“负利率时代”，投资机会本来就变得稀缺，全球范围内的增长时代要结束了，今后就是“微增长”时代，很多之前没注意到的矛盾都会被激活，“公平”的呼声今后肯定会越来越高。

不过这也不是坏事，如果协调好了，效率和公平本身并不矛盾，正如我在上文说的，降低贫富差距，提高基层收入，本身就是在提振内需，调和社会矛盾，这本身就是一件能让各方都受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