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感受到这次是非同寻常的一次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并没有让大家放弃。比如，我经常安抚大家的情绪，安抚人心，而且就目前的情况来讲，全国的心理学人，特别是心理咨询圈，都在全力以赴地做这样的事情。

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动机是想助人，有人可能在这种状态中崩溃了，所以需要有人帮助，而且是专业的帮助。第二个动机是想缓解我自己在疫情期间没有做什么事情的内疚感。再有就是刚才说的，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潜意识层面不能觉察的兴奋，这个兴奋可能会表现为“我预测你在疫情期间肯定会有心理创伤，所以我长期帮助你，不是你需要我帮助，而是我需要干点活儿来帮助你”，这可能会加重对方的创伤。

在“9·11”事件之后，那些被心理医生帮助的人的创伤愈合速度要慢于一些自然克服的人。所以，对于帮助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稍微节制一下，先遵守一个原则：不求助，不帮忙。你如果找到我，我该干吗干吗；你如果没有找到我，我劝你来找我，说“你如果要找我们专业人员面对一下自己的一些创伤，你就会怎么着”，我不做这种暗示。

我还是非常相信自然的痊愈力量的。面对这么大的疫情，有一些病理性的反应本身是正常的。等过了这段时间，那些反应就会消失，这个事情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如果在这中间咨询师做得太多的话，就可能会影响老天在中间干的事情，影响大自然让我们康复的力量。

我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很多年。我们经历过很多灾难，肯定不仅仅是病毒，还有海啸、地震、战争什么的，我相信人类的每个个体的基因层面或者集体权益层面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对抗灾难所导致的心理创伤，并且永远在那里。

很多基层医师去地震灾区也见过很多血腥的场面，还需要共情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他们非常崩溃。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没去汶川，但有一些咨询师从那儿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实在受不了了，在电话里面大哭，这对我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创伤的印记。但总的来说，我没有听说这样的替代性创伤导致了非常糟糕的结果，后来那些人都离开那个环境，过一段正常的日子之后就康复了。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创伤过于巨大，比如一个本来健康的人可能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中，这样的人，我相信在疫情过后他会自己去看心理医生的。即使是没有这次疫情，有的人也应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解决他的一些症状，尤其是帮助他解决一些人格层面压抑的问题。

有的人一辈子带着症状生活，也没什么太大的麻烦，该干吗干吗。我最在意的是一个人建立有滋养的亲密关系的能力，赚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能力，满足自己自恋的需要的能力。这些人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没有什么症状，不具有马上去寻求心理咨询师帮助的迫切性，但是在疫情的刺激之下，他们人格层面的那些东西被激活，他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个疫情可能对自己是个提醒，需要在疫情结束之后找一个人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

有几位医生去世这个事情可能也激活了很多人的死亡焦虑，看见其他人去世，自己虽然相对安全，但是焦虑还是持续存在的。

有些人的死亡焦虑是通过“找死”来缓解的。这里“找死”两个字没有骂人的味道，就是主动去求死亡，这样就可以让他觉得死亡是比较可控的。有的人会体现为越恐行为。越是恐怖的事情越要去做，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觉得自己不是胆小鬼。不是我怕病毒，而是病毒怕我。所以，我不要任何防护，去人群非常密集的公共场所也没什么关系，这个自恋已经构成变异性了。

我看到的另外一段用武汉话录的视频：一个女生看见一个中年男人拿着渔具要出门，那个女生就说：“爸爸，你干吗去？”这个男的就用武汉话说：“我钓鱼去，在家里太闷了。”他女儿就很生气：“这种情况你还出去钓鱼，太危险了！”这个男的就说：“我就想去。”他把门推开就走了。过了两秒钟，这个男的又折回来了，他女儿就问：“你怎么回来了？”这个男的说：“刚才出去旅游了一下，舒服多了。”这个视频我觉得蛮健康，也是我在这次疫情中看到的最搞笑的段子。

现在政府采取了非常强有力的措施，疫情在慢慢地受到控制，整个形势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我相信疫情会过去，希望它尽快过去。

曾奇峰于2月17日所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