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女时代

地铁中，炙热的橡胶散发出温暖的芬芳，透过地面的排气格栅缓缓渗出。列车和轨道摩擦时发出悠长的尖叫，告诉人们列车将要到达或离开。在车门关闭前，沉闷的喇叭提醒人们最后的登车时刻。许多巴黎人避开街上的地铁格栅，或直步迈过，更不会注意它散发的气味、热量和声音。我喜欢关于地铁的一切，尤其是气味。对于我，这就是巴黎，一个充满对比和矛盾的城市。即使在今天，有关地铁的体验仍包围着我。它轻声告诉我，我到家了。我深呼了一口气。第一次到巴黎时，我才十六岁。此时，我走出美国中西部的故土，再次踏足巴黎，融进这幅美丽的画面中。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都喜欢圣路易斯的生活。那里环境优美，郊区井然有序，街道上排列着整齐的百岁老树，安全的学校和高品质的文化社区遍布其中。我们住在克里夫科尔（crevecoeur）郊区，那是公认的养育儿女的好地方。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孩子适应女童军、钢琴课和体操队的优雅氛围，这确实是个好地方。但我并不是这样的孩子。我五音不全，肢体笨拙，也无法胜任女童军的任务。

我的父亲是一名诉讼律师。从大学退学后他成了一名演员，在世界各地演出。祖父突然过世，他回到家中，重新认真对待自己的前途（幸运的是，那时他可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小时候，父亲从他喜爱的地方收集葡萄酒。我时常模仿他内行的样子，鹦鹉学舌般说出波尔多、勃艮第、托斯卡纳、皮埃蒙特、阿尔萨斯等地区的葡萄园名字。我还模仿他喝酒的样子，首先让酒在嘴内流淌，然后吸一口到喉咙中，尽力品尝到他所说的浆果、泥土或蜂蜜味。这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这些遥远的地区，想象自己身临其中，毫无口音地说着当地的语言。

我的母亲想方设法在舒适的小世界附近寻找让我们领略自然美景和艺术气息的地方。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会去一个名叫“穆尼”的室外露天剧场，一边看经典音乐剧《窈窕淑女》和《红男绿女》，一边还得驱赶蚊子。我们也会去当地林区徒步，在洞穴探险。有时，我们会驱车到天文馆。我跟随最亮的星星，渴望它能带我到一个新世界。我并不是不喜欢自己生活的地方。很多时候，我的童年幸福而完美。问题是，我沉迷阅读，又是个梦想家。我想探索一个更大的世界。虽然妈妈安排的一切短途旅行不能将我留在圣路易斯，但她一贯以审美看待事物的方式却激发了我的兴趣。她经常告诉我不同事物在视觉、听觉和感觉上的细微差异，激发了我的感受力和好奇心，让我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最终，我冲出了自己的第一个舒适区：圣路易斯。（当然，她希望我大学毕业后能回到她深爱的城市。）

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取优异的成绩。老师认为我是个“羞涩的好孩子”。我离群索居，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同学给我贴上“势利”“冷漠”的标签。我不爱群体竞争，时刻沉浸在喜爱的书本、电影和电视中，总之，我喜欢带着故事的东西。在1974年，人们都认为内向不是好事，孩子需要纠正它，就像纠正龅牙或近视一样。妈妈不停地鼓励我参加活动，将我从自己的世界拉出来，可我成功地躲过了各式体育队、俱乐部、歌唱队和啦啦队。（妹妹苏珊娜和安德里娅和我不同，她们爽快地接受妈妈的鼓励，在社交和体育上表现出色。）我不是不快乐的孩子，但我知道，我对别人渴望的东西没兴趣。

作为家中的大姐姐，我肩负着带头责任，也拥有自己的特权。也许由于社交笨拙，反应迟钝，也许由于姐妹间的竞争，我远不是理想的大姐姐。苏珊娜比我小三岁，我们和天下的姐妹一样整天吵架。我时常为她“模仿我”而恼怒，虽然实情并非如此。她常让我和她玩，我一般都会拒绝，唯一例外的是睡觉前。她已经昏昏欲睡，但我仍会哄她玩编故事游戏，各自讲些虚构的故事。最小的妹妹安德里娅比我小八岁，金发碧眼，异常可爱。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通常会躲开她，免受干扰。

十五岁那年，我到当地公立学校上学。懒惰的老师用死记硬背的方式教学，不少学生刚吸过大麻，在课室中睡着了。课后，一些学生在学校大厅贩卖毒品。我恳求父母准许我申请到校风严谨的约翰伯勒斯高中（johnburroughshighschool），它是市内唯一非教区男女同校的私立学校。虽然学费昂贵，但父母很赞成我的提议。入校并不容易。我参加了入学考试，成绩仅仅过线，列在候补名单中。幸运的是，那时刚好空出一个位置，于是我挤进去了。

第一天，我穿着最漂亮的嬉皮女衬衣，踏上了学校的石阶。走廊漫长，墙壁上镶嵌着护板，迎面满是身穿大学预科校服的学生——色彩明亮的法国鳄鱼衬衫（衣领坚挺地竖立着）、莉莉·普利策、裤子（印有海龟或别的海洋生物）和棕色的船鞋。这里大多数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校学生，社交圈子非常固定；而且，整个学校只有几个犹太人。我为自己的犹太身份苦恼。

一天早上，我回到学校，看到储物柜上涂着“下流的犹太人”几个字眼。我的家人自认是“归化”了的犹太人，我对犹太信仰从来没有特别感情，看到这些字眼时，我更加愤怒。我一直觉得，“犹太人”只是我dna的一部分，就像有的人长着棕色眼睛一般。这时我才明白，不管你怎么看自己，别人仍旧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这种反犹主义并非公然的仇恨，但却非常普遍。对于我们这些不合常规的人，这仍旧是不舒服的。我记得某年的圣诞活动，学校挑选一群面容姣好的学生重演耶稣诞生。活动出勤是强制的，退出活动的唯一方式是解释自己的宗教背景。虽然这不是基督教活动，但我不满它单单选择了基督教的主题。为什么不纪念犹太教的光明节？为什么不重演犹太人在马加比家族带领下重夺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献回上帝？为什么不庆祝在其他文化和宗教中同等重要的节日？也许，这是因为学生群体大多都有基督教背景。如果情况如此，这就带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不参加，就会被大部分人孤立。这是困难的取舍。最后，我还是极不情愿地参加了。唯一避免尴尬的方式是与其他犹太人坐在一起，让自己觉得这是一种“反抗”，虽然很蹩脚。

偏见通常是各式各样的。我相信，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人们会“温柔地鼓励”你遵循某些不舒服的规范（实际情况是，你别无选择）。作为一个渴望成功的少女，我惧怕不合群的后果，也害怕别人苛刻的论断。当我后来成为奋力攀上高管的职业女性时，我注意到b越是微不足道的偏见，就越加阴险凶猛。/b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天，一位同事向你暗示某个偏见（关于你的性别、身高等特征）。这样的偏见不会威胁你的事业，也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却让你异常难受。你接下来可能会奋力反击，但这只显得你防卫过度，因为这些偏见并不犯法。这样你就犯下了小题大做的错误。多年来，我渴望取悦他人，厌恶批评他人，这种作风取得不错的效果，还帮我爬上公司的高层。但我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某个阴暗面，它让我无法认清我是谁，我在乎什么。如果你一直谨守游戏规则，特别是某些不合理的“规范”，你肯定带着某种局限性。有时你会淹没在舆论的漩涡中，最终失去自我。

第一次法国之旅

在高中的岁月中，我艰难地逆流而上。只有在一些优秀老师的课堂中，我才找到温暖的心灵家园。他们打开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一个新世界；他们点燃了我的激情，让我体验到超出舒适的圣路易斯的事物。其中一个老师有着最合适的名字：浮士德。他是我的演艺老师。他热爱戏剧，说话带着辛辣的机智和讽刺，深得我的喜爱。他激发了我对表演的爱好——这是我高中三年唯一痴迷的活动。浮士德先生手中拿着剧本，吃力地走上舞台，喘着粗气。他手腕夸张地一挥，示意我的同台伙伴走到一旁。他顿了一下，擦拭眉上的汗水。接着，他让我读出男角色的台词，而他则负责我扮演的角色。我意识到，他想让我仔细体会另一个角色的内心，倾听他听到的台词，感受他对我说话时的感受。浮士德先生正在教导我在说话之前学会倾听。这个练习能让我走出舒适区——过去我只是记住自己的台词，现在我突然站在他人的立场中。更具挑战性的是，当浮士德先生扮演我的角色时，我必须带着深刻的反思倾听。他不是直接告诉我怎样表演，而且让我从他人的角度观看自己，感受自己，理解别人对我台词的反应，借此提升表演技巧。这是多么不可能，我在想。这个技巧要求你既能沉浸在自己的角色中，同时也能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无疑，这个小技巧能培养一种自我意识，让我们“换位思考”，既从别人的角度看待事物，也能承受各种不确定感和不适感。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从第一次面试，到面对庞大的观众，到成为高级执行官，做出影响巨大的决策——换位思考的能力带给我惊人的效果。

剧场体验让我体验到各种身份，认识到进入他人世界的重要性。性格羞涩并不意味着我对别人没有兴趣，相反，我对他人异常敏感。我可以看到别人表达身份和感受时的最细微方式。由于害怕暴露自己，我对他人的生活抱着强烈的好奇心，逐渐变成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此外，我在法语班上也找到了乐趣。法语教师斯坦利女士描述巴黎古迹，或纠正不规则动词“是”（être）和“有”（avoir）的时态变化时，眼睛闪闪发光。后来，我才欣赏到巴黎本身也是不规则的，这也许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它有惊人的美，但并不完美，优雅和粗糙夹杂在一起。那里有着巨大宽广的街道和精致蜿蜒的小街。考究的男人穿着粗条纹灯芯绒裤和花呢外套，走在上班的路上，旁边匆忙路过回家途中的皮加勒（pigalle）妓女。她们戴着闪亮的金色假发，穿着紧绷的黑色渔网丝袜，涂着鲜艳的口红。这就是我所钟爱的矛盾的巴黎。第一堂法语课，我对法国城市或文化还不甚了解，只知道“r’s”能发出的可爱喉音。但出于直觉，我感到很快会到那里。

刚好，爸爸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对我很有帮助。虽然他只到过法国两次，但口音却完美无瑕。他在高中时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学法语。一开始只听声音，以更好地吸收、模仿发音，然后重复读音，直到第二年才用教科书。我深信，唯一像法国人一样说话——并且像法国人一样欣赏父亲喜爱的优质奶酪和葡萄酒——的方法，是在法国家庭中生活。我央求父母夏天能让我到法国一趟。

这样，我和其他留学生一起抵达了戴高乐机场。我们要在巴黎过一天，然后到全国各地的寄宿家庭中。穿过机场狭窄的走廊，走上自动扶梯，我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而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次历程有多重要。我刚踏进未知的生活，既兴奋又害怕。

带着长途飞行的倦意，我们被领进一辆公共汽车，前往“光之城”——巴黎。鼻子紧贴车窗，我弯着脖子想看到整个凯旋门。接近凯旋门的基座时，公共汽车以惊人的速度驶入车圈中。我还没有来得及欣赏它的优雅和威严，汽车已经急速转到香榭丽舍大街上。我的心在狂跳，泪珠在眼中打滚。打动我的是一种对照感：洁净雄伟的凯旋门和四周风驰电掣的汽车形成一种对比。这紧抓着我的心，久久无法散去。阳光穿过云层，照耀在荣军院金色的圆顶上。此时此刻，我渴望着将一切留在记忆中：弯曲的鹅卵石街道，悠长的警笛，土色建筑上闪烁的金光，甚至公共汽车司机的高卢人青涩气味和隔夜的酒味。

第二天，还没有在飞机时差中缓过来，我就乘火车驶向寄宿家庭。我颇感忧虑。几周前，我用最好的法语水平精心写了封介绍信——爸爸还纠正了很多文法错误——但却没有收到回信。而且，这个项目的所有孩子都与寄宿家庭有着愉快的通信往来。我最终收到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精美明信片——很明显，它曾经寄丢了。我注意到明信片上签着几个名字：多米尼克、托马斯、卢卡斯、亚瑟。这个家庭全体成员都是男性吗？多米尼克是个男性还是女性名字？我真不知将要接触的是什么家庭。

我在普罗旺斯一个叫卡尔维松（calvisson）的地区下车。实际上，这是个非常小的村庄，坐落在一条蜿蜒的乡村公路旁，距离尼姆（nimes）约半小时车程。下车后，我在人群中搜寻接待者，心中一阵惊慌。他们忘记了我吗？终于，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叫我的名字。起初，我没有听出她是叫我，因为她将maureen读为“mo’r’eene”——用卷舌音读“r”，还按法文发音方式将词末的“n”读出来。听上去，这像唱歌而不是说话。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发音方式是这个地区的普遍特征。叫我的女人带着大圆框眼镜，镜片有可口可乐瓶底那样厚。她紧张地挤过人群，手中拿着一块写着我名字的面板，和一头棕色卷发一起有节奏地弹跳着。

“欢迎！我是多米尼克。”她用法语说。于是，多米尼克成了我寄宿家庭的妈妈。她伸出双臂，圆形的身躯拥抱着我。我倾斜身子，按照传统见面礼吻她两下。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手仍旧停留在我肩上，我们只好又吻一次。“我们这里吻三次，”她带着温暖的微笑，“我们在法国南部，比巴黎人更热情。”她将我拉到一辆雪铁龙轿车中，径直驶向家里。

他们的房子是排屋中的一间。排屋位于狭窄的街道旁，每户都有明亮的绿漆门，整齐有序地嵌在金色的石灰岩墙壁上。推开门是一个小院子，院中的桌子上铺着一块鲜艳的黄色桌布，上面摆着一瓶新鲜的野花。炎热的夏日，蝉声如雷，我几乎听不清多米尼克在说什么。但这根本不重要。我已经疲惫不堪，看到新家庭的女主人后就已经很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