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关于笛卡尔，其开创性和重要性方面与其说是他对确定性的主张，不如说是他用以处理古代怀疑论问题的方式。他运用的许多论证，都是经院哲学的熟悉手法，比如安瑟尔谟的“存在论证明”和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但是，笛卡尔对后来所谓的“主体性”的强调，在哲学史上具有真正的革命意义，这就是个人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就像既定教义和其他权威（包括《圣经》）那样具有权威性。尽管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令人激动。笛卡尔最终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维持了自己的信仰，他还确信自己确立了对每个人而言显而易见的东西，即周遭世界的存在。但是，他对主体性的强调，以及他运用数学方法证明理所当然之物的做法，为接下来两个世纪哲学上的诸多进步提供了基础。

strong主体性/strong是哲学中经常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的观念，如今在我们看来，它不再是个洞见，更多是个问题。但是，当它应用于笛卡尔，我们可能注意到它包括某些重要特征。最重要的是，它提升了内在、内省的地位，强调心灵是包括strong思想/strong的内在领域（应当宽泛地理解为包括所有“心灵”之物——情感、感受、欲望以及各种观念）。在最早的希腊哲学家那里，这种内在性观念并不明显，但是，随着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对灵魂观念的强调，以及早期基督教的出现，它日益变得合理，最后在奥古斯丁那里达到顶峰。不过，这种“内在”领域仍然十分有限。在笛卡尔之前，它在整个中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自那以后有了更多发展。当然，佛教甚至在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之前就发展出了这种内在性。在佛教的八正道中，就有正念和正定。此外，开悟就是这种“内在”转变的结果。

对于笛卡尔而言，主体性观念等同于内在性观念。不幸的是，这不是它的唯一内涵。主体性第二种内涵指称纯粹意见、个人信念，而非客观知识。当然，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观念可以回溯到古代人。（柏拉图常常在真正的知识与纯粹的意见之间加以区分，哪怕这些意见被证明为正确的。）第三，主体性也可以用来指称个人经验（这种经验可以设想“存在于”心灵之中），这意味着某种特定的视角及其局限。当然，对于笛卡尔来说，这种观念将超越这个视角及其局限。第四，主体性只是指称某种具体的立场，即文学中所谓的“第一人称立场。”这种含义可能被认为只是某种体裁设计（即，撰写的是“沉思”而非论文），但是，它与前三种含义相互交织，复杂难分。

最后，我们要指出，主体性还有一种含义，它不能应用于笛卡尔，这就是作为情绪、情感因而是偏见、成见的主体性观念。确实，人们可以把这些偏见视为刚才提到的“局限”，但是，在笛卡尔的叙述中，几乎从未有过对情感的信任，甚至没有提到情感（显然包括宗教信仰）在知识中的作用问题。然而，无论还有别的什么意思，笛卡尔的主体性都是强有力的个人主义，是对个人权威和自主的辩护。这种革命可能（而且必然）还不彻底，但是在笛卡尔那里，它为哲学提供了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动力。哲学的权威如今不是圣人，也不是经文，而是哲学家个人的心灵。

笛卡尔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第二个但显然也很重要的问题，关涉的是现实中的“strong我/strong”这类存在者，即“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在审察这个著名的前提时，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对“我”的不同方面加以区分，一方面是自明的、不可置疑的，另一方面则并非如此。他得出结论，就其证明而言，他只是“思考者”，或者思考的实体，而身体（以及依附于“他的”身体的东西）则是可怀疑的。这就引发了与古代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实体学说有关的问题。个体是实体即完全的存在者，还是诸多实体的结合？

笛卡尔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说，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实体的结合，即心灵和身体。然而，根据定义，既然实体是完全独立的东西，那就出现了心灵与身体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根据笛卡尔的说法，人对于自己的心灵和身体都具有清楚明白的观念，分别为思考的东西和“广延”或自然的东西。但是，笛卡尔认为，人不是仅仅像飞行员在飞船中那样居住在身体中。这两个实体之间的联结是什么呢？思想显然是与物质对象极为不同的东西。如果人们（像笛卡尔那样）假设，思想与大脑有关，大脑是这两个实体之间的联结，那么大脑以某种方式引发思想，或者说，大脑是思想的基础，这样的观念就变得更神秘了。心灵与身体是两个独立的实体，这被称为“笛卡尔的二元论”，至今仍困扰着哲学家。

人们常常指责，笛卡尔犯了极为愚蠢的错误，武断地将心灵与身体表述为两种不同的“实体”，然后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再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不应轻易地做这样的假设。心灵与身体的二元论是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发展的结果，是科学发展和新发现的对个人自主尊重的结果。心灵与身体的区分为科学提供了发展空间，它关涉的是物理世界，与宗教或道德关切并行不悖，后者关注于人类心灵、人类自由以及人类“超越”物质实在的能力，等等。这个区分也为宗教和人类自由与责任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不受科学威胁。如果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自然法”规定，无论这套自然法是由上帝还是由自然提供，那么，现代的新世界不得不兼顾两套系统，一套关涉身体，一套关涉心灵（一套为事实，一套为价值）。从笛卡尔到萨特，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远没有使两者保持安全的距离重要。

我们要感谢安东尼·傅卢在其“导论”中指出了这一点，op.cit.,p.277.

《第一哲学沉思集》写道：“如下命题：每次说‘我在’或在心灵中设想‘我在’时，它都必然是真的。”（mediationii,trans.laurencej.lafleur［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60］,p.24)。如果笛卡尔的断言被视为论证，它实际上由两个主张构成，第一个是“我思”，它是自明的；第二个是“我在”，它从第一个主张而来，根据这个假设，“如果我思考，我就存在。”笛卡尔的前提有时被简单地称作“我思”。

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构成了第三沉思的大部分内容。“存在论”证明则出现在第五沉思之中。

“cartesian”源自“笛卡尔”的拉丁文写法，它的历史非常漫长，现在应用于所有与笛卡尔有关的文献。

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包括纯粹定义问题，比如“狗是动物。”特殊环境则是那些与逻辑和学术相关的情境。然而，这些特殊环境也是充满争议的，而且有很多。比如，神启（蒙田认为它是某种可接受的确定性）会被认为属于这样的“特殊环境”吗？

不过，人们可能会认为，某些清楚明白的观念，比如对于上帝的信仰，它们之所以是“不可置疑的”，恰恰是因为情感涉及这些观念。当然，笛卡尔并没有无视这些情感。他撰写了论述情感的经典作品，即《灵魂的激情》（citethepassionsofthesoul/cite,1645—1646），他把情感分析为“动物精神的搅动”，以此将之明显与理性分离开来。

个人观念大约可以追溯到12世纪左右。

这里没有涉及技术性的实体观念。人们完全可以用当代的神经学和生理学术语来重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