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注重精神的希腊人相比，务实的罗马人不怎么待见哲学，因此哲学家在这个时期比较遭罪。罗马重要哲学家塞涅卡（seneca）的悲惨命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危险时代的政治家。在疯狂的皇帝卡里古拉（caligula）的统治下，他只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才勉强逃脱了死刑，他还陷入了与克劳迪乌斯的严重麻烦（塞涅卡无情地嘲笑了后者自以为的神圣性）。然而，在性情乖张的腐化皇帝尼禄统治下任职时，塞涅卡（因所谓的谋反）被勒令自杀，然后他照办了。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悲剧和不义而产生的，因此，它的持续不变的主题是强调通过理性超然于生活的荒谬的重要性。

斯多葛主义是极端的哲学，但在艰难的时代里有助于许多灵魂的安顿。在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它成了极为盛行的哲学。实际上，斯多葛学派为禁欲主义所作的辩护，以及它们关于看似非理性的世界中包含更大的合理性的洞见，后来为早期的基督徒所继承，成了基督教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最后，还有更为极端的哲学派别，即strong怀疑论/strong，它从古希腊的皮浪（pyrrho，约公元前360—约前272）流传到罗马的塞克图斯·恩披里柯（sextusempiricus，3世纪）。皮浪宣称，避免信仰是通往宁静的必经之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宁静［不动心］的观念可能来源于印度。）无疑，正如好几代怀疑论者，恩披里柯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皮浪如何差点掉落悬崖，在马群和战车中行走，又是如何饮食毫无规律、毫不在意，他之所以还能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朋友和学生的警觉。（倘若他真的活到了九十岁，这些故事无疑可以说是假的。）当然，皮浪并没有费心写下任何东西。（哲学家在实践中与自己相矛盾的程度是有所限制的。）这种徒劳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塞克图斯·恩披里柯是虽不算雄辩但充满活力的作家，是强有力的辩证法学家，据说，他还是优秀的医生。他极少下断言，但对所有人和事都进行冷酷无情的质疑。（类似于苏格拉底，怀疑论者发现，这种做法在论辩中有巨大的优势，即无需断言任何东西，同时却可以要求他人提供充足的证明和证据。）从柏拉图的老学园开始，早期的怀疑论者反对斯多葛学派（他们称这个学派的人为“教条主义者”），主张所有信仰，包括对理性的信仰，都是不满和不和谐的根源。与打着怀疑论旗号的现代运动不同，古代的怀疑论者关切的几乎完全是伦理学，而不是知识及其确证的可能性。

无论关于信仰的本性和确证有什么样的论证，怀疑主义首先是生活哲学。它首要关切的是如何生活的问题，即有没有这种生活方式，人们藉此可以应对这个世界常见的残酷、悲剧和不公正。怀疑论者主张，悬置信仰（悬搁）首先是治疗形式，是让自己超脱的方式，是宁静之道——即免于恐惧的安静和自由。因此，它完全不同于现代盛行的怀疑主义。现代怀疑主义仍存在于大学生活和各种书籍之中，被认为是关切信念之确证的令人困扰却又显然不可解决的悖论，但是，它几乎不关注这些问题的实践意味。在古代的怀疑论者看来，普遍的怀疑是智慧，是合理的生活方式。那种纯粹出于理智的怀疑主义观念，尤其是当它与教条的政治信念或宗教信念相互联系，在他们看来是伪善和荒谬的。

怀疑主义的传统，尤其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时期柏拉图学园的领导者。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他们就通过扩展苏格拉底的怀疑论（人不知道或者无法知道任何事情）的内涵，发动了对斯多葛学派的知识论的全面攻击。学园追求的既有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也有苏格拉底的方法。

或许，这种苏格拉底方法最有名的提倡者，是罗马政治家、演说家马库斯·图里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前43）。尽管他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值得欣赏的东西（有时甚至从那里借用了不少东西，相反，他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发现了许多令人嘲笑的东西），但考虑自己在公共争论中的角色，他觉得怀疑论者称许的那种对不同观点的质疑，既有吸引力，又很实用。因此，毫不奇怪，他成了修辞学和我们今天所谓的“应用伦理学”的拥护者，所谓“应用伦理学”，就是处理政治和日常事务的方法。（如果你正在售卖的房子屋顶漏水，你有义务告知买方吗？）类似于其他怀疑论者，他发起了一场严肃的运动，常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没有阐述任何哲学“体系”。因此，他是决疑术（把特定情境下做出具体论证时用到的所有原理搜集起来）的发明者，决疑术就像它之前对应的“诡辩术”，长时间以来都名声不佳。

尽管如此，在最好的苏格拉底方法的学园传统中，他们仍把知识确立为终极理想（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柏拉图的形式论开始慢慢得到复兴）。“学园派”认为斯多葛学派（以及伊壁鸠鲁学派）是“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学说都有显而易见的连续性。不过，这种“教条”也为人们得到慰藉提供了来源，即认为信仰、自足与命运相伴而行、密不可分，而且，在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斯多葛主义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后来成了基督教基本教义的看法。

相应地，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对者是希腊医生盖伦（galen，约129—约199）。（怀疑论者塞克图斯·恩披里柯也是医生——哲学家。）除了在医术和医学理论上有诸多贡献，盖伦还常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社会现象。他抱怨道，既然教师一开始就剥夺了学生的教育基础，即一个有所知的教师，那么教师又能如何进行教育呢？不过，他也质疑斯多葛学派强有力的观点，认为他们过分强调情感和品格的意愿方面。他论证道，既然情感更多是生理学问题，而不是选择问题，想要人对他的激情负责就是误导性的说法。比如，当人们观察小孩子的行为，会禁不住被小孩很早就确立品格意识打动。人有多少选择，他应如何生活，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范围是有限的。在最惨然辉煌的哲学中，人们总是能够发现这样的常识之音、实践之声。哲学在人们之间的交流中繁荣兴盛。

历史上，“希腊化”指的是亚历山大死后的时期，但是就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它也可以意指亚里士多德死后的时期。“hellenes”是古希腊人自称的名字。

理性与激情之间的争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例见kirk和raven论毕达哥拉斯的部分，第216页。）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理性与情感的辩证法为线索重写哲学史。当然，我们在此并不采用这种做法。）

citetheenchiridion/cite,viii.

拉丁文化的研究者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在公元前63年他对喀提林（catiline）的激烈谴责，他在此把自己描述为罗马的拯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