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我们选择来到北京，是选择驶入这样一片波澜壮阔、无边无际、充满生机的水域，在这里，我们乘着更大的风浪，驶往更远的方向。/b

十年前，我住在东三环附近的松榆东里。

在小区西门，有一个麻辣烫摊儿。防雨布搭起的简易棚子，两张铁皮灶台、十来把塑料凳，一对安阳夫妻操持。每晚六点准时出摊儿，两大锅五香汤底里整齐码放着成串的鱼丸、燕饺、肺头、牛肚、面筋、海带、豆腐、藕片……就那么咕咚咕咚地熬着，发出阵阵香味，吸引了这城里的夜归人：有在附近洗衣店、大卖场上班的小姑娘，有周边网吧的男网管，有三五结伴而来的房地产中介，有刚从北京晚高峰里携着一身疲惫归家的写字楼男女，也有带着孩子来的一家三口，丈夫一坐下便要了啤酒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妈妈一边帮小孩拿串儿一边喃喃自语：最近真是太忙了，今天又加班——其实并没有人责怪她。

麻辣烫无论荤素，六角一串，童叟无欺。最后算账时吃出了零头，老板娘一概抹去只收一个整。我是常客，去得多了，也会记住另一些常客，但我们从来不交谈，只是落座后，会很有默契地把彼此爱吃的串儿往对方面前放一放。

记得是一个初秋的夜晚，我在家写完稿以后，又去吃麻辣烫。十点来钟的光景，人已不多，我斜对面坐着一个常来的年轻女孩，没怎么吃，一直在发短信。“啪！”我听到她把手机重重放下，再一抬头，女孩开始恶狠狠地吃。她吃得难看极了，像是饿了许久，几乎不看、不挑，从锅里捞起一大把串儿都不往碗里撸，直接往嘴里送。

那场面实在离奇，我和别的食客都忘了礼貌，看得目瞪口呆。然后，我看到，那女孩开始流泪，不是哭，先是大滴大滴，然后成串成串地落泪，也许是辣的，她鼻涕也流了出来，和眼泪混在一起，被她裹着食物凌乱地全部吃进嘴里。

坐在她旁边不相识的女孩放下了筷子，给她递上纸巾；对面另一个常来的中介男孩，倒了杯啤酒，搁到她面前；老板娘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默地往锅里添补食物。女孩吃了许多，吃到她开始反胃作呕，才停了下来。她胡乱擦了擦脸，叫老板娘结账，老板娘过来，对女孩摆了摆手：不用了，早点回去吧。睡个觉明天就好了。

女孩愕然，但老板娘执意不肯收钱。她走了以后，老板娘麻利地收拾好桌子，中介男孩又加了一瓶啤酒，老板蹲在棚子外抽烟，夜深人静、昏黄灯光下，我听见他悠悠叹了一句：在北京混，都不容易。

我永远不会知道，那女孩为了什么哭。但我也曾那样哭过：羞耻、决绝、不管不顾。

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因为种种原因，找了一份在当时看来是差强人意的工作，每月工资两千五百元。第一年春节，公司只发了八百元奖金，我买不起机票，只好提前请了几天假，坐了近三十个小时的火车回家过年。

八百元年终奖我全买了糕点果脯，满满装了一行李箱，家里亲戚见者有份，人人夸我有出息又懂事。吃年夜饭时，我在父母面前毫不避讳地酗酒、抽烟、夸夸其谈，说我在北京跟谁谁谁是好朋友。

刚毕业的时候，每个人也都还有热情参加同学会。那年的中学同学会，是某个男同学请客去夜店，他在老家的电信公司上班，才第一年就发了七千元年终奖，那晚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几个人，人人喝得龇牙咧嘴。请客的男同学搂住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说：还是老家舒服吧？北京有的，这里都有，大家还能经常一起出来耍。

我连干了几杯他埋单的酒，挤出一个微笑，对他说：我才不回来，留在北京要饭都不会回来。

年过完了，我要回北京——其实我也不知道回北京做什么，北京那份工作我早已是下定决心要辞的。母亲也试探性地问我：回来考个公务员，去公检法上班，家里也有关系，肯定没问题。我什么也不说，因为我心里也很乱。

母亲送我到楼下，我让她回去，她踌躇了一会儿，突然掏出两千块钱塞我手里，然后转身跑上楼，边跑边对我说：好好保重，注意身体——她也没敢看我。

等听见母亲关门的声音后，我就站在我家楼下，狠狠哭到泣不成声，一如那个哭着吃麻辣烫的女孩。

回北京后，我再也没有像那般哭过。那就是我最坏的时候，我最终挺过去了。毕竟，看着北京环路上飞速盖起的一幢幢高楼、公交车站每天都在更换的诱人海报、新闻里说又要兴建什么举行什么落地什么，我就想，只要愿意留在北京，怎么可能没有机会？

后来，我去了心心念念的时尚杂志上班、开了博客，渐渐步入正轨。有一次，我采访某个知名建筑师，对方约在我常去的一个酒吧，我熟练地点了喜欢的威士忌，建筑师坐在我对面，饶有兴趣地反问我：你很懂威士忌？我说：不算懂，但很喜欢。

也难怪。他继续问，像在你们这样儿的杂志上班的，是不是都得是富二代啊？

我笑了，回答他：我不是。我小地方来的，北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