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小牧想了想，说：北京很大，我觉得我总能在这里做出点什么来。你呢？她也想了想，说：和你相反，在北京，我无论做成什么样，或者什么也做不出来，都没关系，它很大，容得下我。/b
母亲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正在做咖喱猪排。
咖喱比较容易做，土豆和胡萝卜均匀切成块，加橄榄油炒一炒，倒上水，再放两块调过味的日式咖喱块，慢慢炖到汤汁浓稠。和每个主妇一样，她也会在咖喱中加一些秘而不宣的调料，比如，一罐椰浆。这使得她的咖喱更为香滑。
就是猪排不太容易，她做了那么多次，依然没能完美掌握两次炸制的关键：第一次下锅若没算好时间，猪排会失去汁水，变得柴而无味；即使第一次炸得恰到好处，若不能控制好第二次的火候，猪排要么直接炸焦，要么失了脆度。总之，要做出令人赞叹的炸猪排，除了专心，还得靠一点运气。
而母亲绘声绘色的控诉，已经开始令她分心：哦哟，那个乡下女人，精刮的嘞。——母亲口中的乡下女人，是她的嫂子，安徽黄山人，父母在屯溪老街开了小家店卖土特产，做得颇有声色，说起来，家境比她们要好得多。
她天天在我和你爸爸面前唉声叹气，说这个房子划分的学区不好，小孩子送去读书是读不出来的。为了小孩子的将来，趁早把这房子卖了，添点钱去好学区重新买个房。喏，你爸爸就问她：哪里还拿得出钞票？这个乡下女人喔，早把一切都想好了，她说钱嘛，她父母可以帮忙出，搬了家我们也还是一起住，但新房要写你哥哥的名字。你听听，我和你爸爸还没死，她就着急改户主啦！
她开了免提，任由母亲在电话里哇啦哇啦——像是上海本地电台的家庭纠纷调解节目广播。她用刀背均匀而有力地拍打猪排，依然无法盖过母亲的嗓门：我一听就飙了呀！帮帮忙好不啦？！你看看你自己，再看看我儿子的德行，你们俩生出来的小孩长大了多半也还是个普通人！书嘛，有得念就好了呀！有多少能力就办多少事，你现在要搞得鸡飞狗跳、家破人亡地去换学区房，你以为小毛头将来就能当首长当马云啦？！我也很想小毛头有出息呀，可做人嘛，总要拎拎清爽，基因懂不懂？出身懂不懂？这些都是现实呀！小毛头要有出息，读什么学校都能好好读，要没那本事，学区房换到天上都没用！
裹在猪排外面的面包糠已经回潮，可以下锅炸了。母亲并没有挂电话的意思，仍在喋喋不休：我就拿你给乡下女人举例子，你看我们家囡囡，读的就是这附近的小学、中学，那她怎么就考上了好大学，怎么就进了外企？都是靠自己呀！
猪排下到锅里，迅速变色，发出诱人的滋滋声。她无法再分出耳朵和心思听母亲的抱怨，便打断了母亲：姆妈，我在烧菜呀，回头和你说好不啦？
母亲这才意犹未尽地收了声，刚要挂电话，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侬晓得伐？杨家阿婆死特了。就是以前住楼上亭子间里的那个老太婆。
“啪”！分不清是锅里的声音，还是她心底有什么坠下的声音：死了？怎么死的？
母亲闲话似的，说：还能怎么死？老死的呀！就前两天，上厕所滑了一跤就过去了，钟点工中午上门才发现的。
她的喉咙和心被越揪越紧，又不能让母亲察觉，又小心地问：那后事办好了吗？
老太婆无儿无女，还不是我们这些老街坊和居委会的人帮忙送走的。侬晓得伐？她有不少好料子的旗袍哩，哦哟，果真是个老妖精！母亲言语中毫无怜悯，倒是有几分洞悉一切的扬扬得意。
一股焦香在厨房里弥散开，转头一看，锅里那块猪排已然炸过火了。姆妈，我锅里炸着东西，先不说了！
她把火关掉，捞起那块猪排想扔进垃圾桶，猪排掉在地上，溅得地板上全是油点子。她撕了几张纸，跪在地上擦。
一滴眼泪鬼鬼祟祟地掉落下来，然后第二滴、第三滴……她最终不管不顾地瘫坐在地上，开始失声痛哭。
炸猪排配咖喱米饭，切成细丝的卷心菜拌柚子醋，就这么简单的东西，亮马桥一带任何一家日料店都做得不错，桐生浩司偏要吃她做的，也不知道这是溺爱式的撒娇还是丈夫般的占有。
她不想吃，埋着头来回拨弄右手食指上戴的一枚戒指：四克拉多的鲜绿色祖母绿，镶了一圈碎钻，很古朴的样式，却有一种年代之美——正是杨家阿婆给她的。
菲菲，你怎么不吃？吃得津津有味的浩司突然问她。
对不起，浩司，我……我没有胃口。
没关系吧？
她抬起头，眼中噙泪，一种自然而然的柔软，轻声说：我的外婆，去世了。
浩司立即坐了过来，抱住她：对不起。要不要我帮你买机票回上海？
不必了，她说。丧事都处理完了。
浩司又确认了一遍：真的没关系吗？
她擦了擦泪，露出温柔笑容，说：真的没关系，你快吃吧。
浩司很快将饭菜一扫而光，连同她的那一份。真好吃呀，浩司说，明天想吃上海馄饨，可以吗？
对不起，明天我不过来了。
桐生浩司是被她包的上海馄饨征服的。
看似很家常的芥菜鲜肉大馄饨，只用最费功夫清洗的野芥菜，再混些许上海青，快速焯水后一起细细切碎，拌入微微炒过的香菇、剔干净的五花肉馅儿，用一丁点不易察觉的榨菜星子提鲜。这绝不是母亲传授的手艺。母亲偶尔也包大馄饨，但母亲的馄饨里能吃出剁不碎的塞牙筋膜，以及大量味精鸡粉调味引起的口干舌燥——仿佛吃下去的不是馄饨，而是母亲常年的焦虑和急躁。
杨家阿婆教她用这个方子包馄饨时，她刚十二岁。
童年时，家里没地方，她常在弄堂口支两把凳子写作业，有一阵子杨家阿婆踩空楼梯崴伤了脚，要买什么东西便打开窗户央求她：菲菲，去帮阿婆跑跑腿好不啦？而她总是爽快地应下来，去帮杨阿婆把东西买好，杨阿婆把找回的零钱给她，她从来不要。小时候她没想过为什么那么听杨阿婆的吩咐，后来长大一些她明白了：身边所有人都长着一张提防的、算计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脸，唯独杨阿婆的脸，是舒缓的、平和的、令人如沐春风的。
某次杨阿婆嘱咐她买仁昌酱园的母子酱油，她几乎从杨树浦跑到了外白渡，找了十几家酱货铺才买到。杨阿婆问她怎么去了这么久，她一五一十地说：有别的酱油，或别的牌子也不敢买，阿婆是样样有规矩的人。杨阿婆很是感动，对她说：菲菲，以后你下午就在我屋里厢写作业吧，阿婆给你弄点心吃。但别让你家大人晓得，尤其是你姆妈，她要问起，你就说去同学家写作业了，千万别说在我这里，她要发火的。
她知道姆妈为什么要发火，别说她们这栋石库门房子上上下下住着的二三十口人，就连整个新康里都嫌杨家阿婆以前是拖马桶车倒马桶的。
即使生活在无望之境、即使已经一无所有，只要相信自己不在鄙视链的最底端，人就会有继续活下去的心气儿。
等她去了杨家阿婆的屋里，竟觉得这是天堂呀！八平方米不到的亭子间，收拾得纤尘不染、井井有条。西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北窗下是一张梳妆台，泛着红木特有的莹润之光，台上摆着梳子雪花膏等日用品和一台收音机，东墙则是一只五斗橱，门后靠着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折叠凳，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房间小，却不觉得逼仄，更令她印象深刻的是，杨阿婆的房里始终有一股淡淡的玉兰花香气。
在她写作业、看书的时候，杨阿婆就在房间里准备点心。有时是大馄饨，有时是酒酿圆子，有时是三丝春卷，都置备妥帖了杨阿婆才拿去楼下公共灶披间里烧。认真想想，她的确没有见过杨阿婆在午饭或晚饭时候与其他主妇一同挤在灶披间烧饭，主妇们只当倒马桶的脏老太婆自卑，却未曾想过阿婆根本是不屑。
到她稍大一点，做完作业以后，杨阿婆会让她帮忙做点心——其实是教她。女孩子一定要有一技傍身。阿婆笑眯眯地说。
她学得很快，当然是有天赋，但更多的是她已经向往杨家阿婆的生活：素净、淡然、不紧不慢、不争不抢。这些看似虚无缥缈的感觉，在一个个安宁的上海午后，在有白光或李丽华歌声漫溢的房间里，在白瓷碗中撒的那一把金黄桂花上，显现出了具体的样子。
等她也能熟练包出漂亮的馄饨，阿婆又对她讲：这些手艺，都是雕虫小技，讨自己开心的。欢喜呢，就顺便烧给别人吃吃，不能当真做的。
她十六岁的时候，阿婆又教她化妆。拉开梳妆台的抽屉，赫然是兰蔻的口红。她是看过女同学的时尚杂志才认得，换作这弄堂里的任何人，谁会相信老太婆买得起上百元的进口唇膏？阿婆一边为她描唇，一边语重心长地说：菲菲，不要学侬姆妈，一点样子没有，你以后迟早是要离开这里的。
她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点一点变得生动起来，忍不住问：阿婆，你年轻的时候很美吧？
杨家阿婆给自己也沾了点唇膏，抿了抿，笑了笑，又很认真地说：阿婆当年可是上海滩最登样的女人。
杨家阿婆说，六十年前，她叫作莎莉，是仙乐斯响当当的红舞女。一根小黄鱼（金条）才能换她一张舞票。那个年代，苦出身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运气好的，去做电影明星；运气不好的，便是去做舞女——毕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存永远是第一位。莎莉的真名、籍贯、出身，都是无人知晓的秘密，反正她兜售的只是美貌，若东西好吃又何必非要去看后厨？
莎莉很快就挣够了钱为自己在荣康里买了一栋两开间三层楼的里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但一直没有结婚。旁人问她，她说：我决计不肯倒贴任何人，也不给任何人做小老婆。
后来莎莉爱上了一个军官，只是对方在老家乡下有老婆。军官许诺她，等战争结束就回乡下办理离婚，然后迎娶她。莎莉满怀信心地等着，直等到一九四九年，军官随大部队撤离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
然后呢？她问阿婆。
没有然后了。
她似懂非懂地听完这些，总觉得有些难过：那繁华太短，而那遗憾太长。不免设想，这样的一生若搁在自己身上，能不能受得住？
杨家阿婆看穿了少女这浅显的哀愁，于是对她说：我这辈子，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规矩过下来的，很值得了。等你长成了女人，你会懂我的。
她第一次与桐生浩司去家里约会，彼时他已在她工作的店里喝了三瓶香槟。很饿呢。浩司坏笑着，顺势把脸埋进她的胸脯，她把他推开，说：有更好吃的。
亲手包的菜肉大馄饨煎得金黄焦脆，冰箱常备的鸡高汤盛出一碗，热得滚烫再撒一把碧绿的葱花，浩司狼吞虎咽地吃完，郑重地对她说：十分感谢，这是我来中国这么久，吃的最美味的一餐。
那一夜之后，浩司几乎每晚都去她工作的店里喝酒，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带着同事。就这样，他们自然而然谈起了恋爱，在休息的时候她会买些食材去浩司家里为浩司做饭。
浩司住的小区有不少日本人，但和住在望京的韩国人喜欢抱团不同，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极其低调而分散，无论男女，并不愿意在北京的任何公共场所暴露自己的国籍。只有在主打定食的家庭食堂和隐蔽在亮马桥各个写字楼里的会员制酒吧里，才有可能见到拖家带口窃窃耳语的日本主妇，或者在全是同胞的环境里放下了戒备的日本男人们。
而她所在的那家斯纳库（snack），则是全北京最负盛名的一家——多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女酒师许多也在亮马桥拥有了自己的斯纳库，招待着一波又一波像桐生浩司这样被派来北京工作的外国人。
她的老板彩香，当年在东京一边打工一边苦学日语，跟着新闻广播一个字一个字抠发音，口语生生练得比许多日本人还字正腔圆。
打拼七年，亲身从八十年代的纸醉金迷走到了九十年代的萧条肃杀。一九九六年，彩香回了国，在亮马桥开了这间斯纳库。年复一年，口耳相传，招牌越做越响。
二〇〇九年，她在豆瓣一个兴趣小组看到了彩香发布的招聘帖：北京最为悠久正规的涉外酒吧，诚招女性品酒师。要求：年轻女性，端庄优雅，懂品酒，精通日语者优先。工资视业绩每月五千元到五万元不等。
那时她刚从一本日本版权的时尚期刊辞职，毕业就去做了版权编辑，说起来都是时尚编辑，但根本比不得能挣外快、有油水可捞的时装编辑、美容编辑。干了三年，还是挣着几千块工资，跟人在管庄合租，风雨无阻朝九晚五。她烦了，什么都还好，只是不愿跟人合租。她想换一份负担得起四环内独立居住的工作，很简单，也很迫切。
去面试时，彩香用日语问她：知不知道我们的女品酒师是什么？
她说：知道，我查过斯纳库的意思。
彩香又问：为什么来应聘？
她毫不避讳地说：我需要钱。
彩香说：很好，女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我们这里，不是挣快钱、脏钱的地方，你挣的钱是通过你的能力卖出去的酒，你懂吗？
她笑了笑，说：全凭您教诲。
彩香这才将她细看一番：妆面精致，说话得体，坐姿端庄，无懈可击。彩香暗中赞叹，说：你一定能做得很好。
面试结束时，彩香用中文问她：你是哪里人？
上海人。
很好，上海姑娘，脑子清爽。
在彩香这里上班的女孩们都很安心，一来是口碑在外，知道规矩，其次是大部分的顾客都是使馆区附近上班的外派来京的外国工作人员。唯一需要小心应对的，是偶尔喝醉的客人。若是个人能力强，日语或英语流利，情商又高，品酒不俗，谈吐幽默，就常常能令他们下次再来消费，那样的客人出手阔绰，又颇有涵养；若是语言磕磕巴巴，跟人聊不下去，那只能在客人面前扮娇憨扮性感，然而即便这样，也是干不下去的。
浩司第一次来，是被老板高桥带着。高桥指名了她，又让彩香安排了一个女酒师招待浩司。她坐在浩司对面，偷偷打量这个颇似唐泽寿明的中年男子，竟有几分局促不安，手脚和眼睛都不知道搁在哪里。她暗生好感，对高桥说：高桥先生，桐生先生似乎很紧张呢，一定是我没有招待好，请您原谅！
高桥哈哈大笑，示意她的同事坐到自己身边来，让她坐到浩司旁边，又对浩司说：桐生君，这可是北京最好的品酒师，开心些！
她为浩司斟酒的时候，瞥见浩司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无端端有些失落，轻声问：桐生先生，一个人在北京，很寂寞吧？
浩司有些不好意思，说：有一点……但，主要是不习惯。这里的气候、食物、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都很不一样。但我在积极适应中。
那……桐生先生，一定很想家吧？
桐生喝了两杯威士忌，稍微轻松了些，摆摆手，说：那倒不是，其实我是主动向公司申请来北京工作的。
哦？桐生先生为什么来北京？
浩司下意识转了转左手的婚戒，意味深长地说：因为，我的家，太吵了。
她不再提问，转而乐呵呵看着高桥，他已经有些醉了。
菲菲，你是哪里人？浩司主动问她。
我是上海人。
哦？那你为什么来北京？
她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因为，我的家，太挤了。
她的家，确实太挤了。
十五平方米不到的后厢房，被母亲用布帘和简易隔板隔成了三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卧室和一个阁楼。她和母亲挤在卧室里的单人床，爷爷睡在卧室上方硬加出来的半人高阁楼里，爸爸和哥哥睡客厅。客厅里有一只双人小沙发，晚上用几张方凳拼一拼把沙发加长，再铺上木板垫上被褥，就变成一张简易双人床。屋子里，除了母亲当年陪嫁的一只对开门大衣柜、现在用来搁电视的缝纫机，没有别的家具。衣柜里放不下的衣物和家什，全用塑料袋装，扎紧以后往床下塞、衣柜顶上塞、沙发缝隙塞……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塞得到处都是，仿佛垃圾场。白天把客厅里的被褥撤走后，方凳依然拼着便是桌子，一家人坐的坐、蹲的蹲，就着隔壁灶披间常年不断的油烟味和吵闹声，习以为常地吃饭、睡觉、活着。
房子是制皂厂分给爷爷的，早年住着爷爷、奶奶、父亲及姑姑们。幸好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姑姑们纷纷嫁人搬出去后，父亲才开始四处相亲。下只角出身的女人，无论有没有姿色、路道，拼死拼活也要嫁出杨树浦，否则就是从这一个鸽子笼住进另一个鸽子笼，还得倒贴养活别人全家，图什么？所以像父亲这种下只角出身的男人，最后找到的，通常是从阜阳这样的地方招上来的纺织女工，比如母亲。
母亲是爱她的，否则不会把她生下来。八十年代管得最严的是女人的肚皮。城市工人家庭，一旦发现超生，夫妻会被双双开除。母亲意识到自己再次怀孕时已经三个多月了，厂子里太忙，忙得她忽略了一切妊娠反应。等意识到肚子里小人儿在动，母亲吓坏了，告了个病假慌慌张张逃回阜阳老家，找了妇产医院的一个熟人去检查。
还好，是女的。照完b超后，医生笑嘻嘻地告诉她，以为她知道了性别，就没那么心疼。
母亲摸着肚子，默不作声。
那准备准备就手术吧？医生作势要推她去手术室。
母亲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慌慌张张往外走：我，我……今天先不做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母亲硬是藏着掖着怀到足月才去对厂里干事打了报告。她声泪俱下、苦苦哀求，说自己早早父母双亡，兄弟姐妹也不来往，她渴望有个大家庭，还想生个女儿将来陪伴身旁，云云。两边厂子一讨论，觉得父亲母亲到底只是觉悟不高的普通工人，还是难得的熟练工，就免予开除，只由计生办重重罚了一笔款，为此，爷爷卖掉了心爱的上海牌手表。
自记事起，母亲总是焦躁不安。着急烧饭、着急上班、着急说话、着急排队，似乎只要一慢下来，她就会立即失去所剩无几的什么，比如一条贱卖的黄鱼、一张电冰箱的内购票、一丝能令生活稍稍起色的希望。
而一九九五年，被国棉十七厂遣散下岗，彻底击穿了母亲——她更加焦躁不安，并且变得凶狠刻薄。因为成天无所事事，母亲把所有的心思都用于提防左邻右舍，哪怕被占了一毛钱便宜，母亲也会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这让她对母亲越来越害怕且嫌恶。
高中时的某一天，她如常在杨家阿婆屋里白相，楼下灶披间突然爆发激烈的骂战，开始占上风的是母亲，她流利操着各种脏话一边辱骂三楼师母一边讲事体：你拧我屋里厢的水龙头偷水！明明白白的证据就在这里！
三楼师母杠了回去：什么证据？！
母亲指了一下刚贴上墙的用水分摊单：喏！白纸黑字！我屋里厢每个月的水费不超过二十八块，结果嘛这个月三十二块！你屋里厢的水费我每个月也是看的，之前都是三十六块，这个月居然只有三十二块！怎么就有那么巧的事？！我多了四块，你恰恰少了四块？！上次我水龙头忘了锁，一转身就看见你偷偷拧开放水，你当时揩了油还不承认，港吡样子，覅（上海方言，“不要”二字的缩音）面孔！把水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