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约翰·杜威

1.教育

实用主义并非不折不扣的美国哲学，因为它没有捕捉到新英格兰各州西部和南部等地的精神，而这些地方占据了美国的大部分面积。实用主义仍是浓重的道德哲学，暴露了詹姆斯的清教徒本质。詹姆斯是多变的，他此刻谈论实际效果与情况，下一刻又满怀希望，一跃跳入茫茫的天空。一开始詹姆斯还积极反对形而上学、认识论，让人们误以为他的实用主义是自然哲学或社会哲学，但最终他却几近谦卑地为信仰的理性和尊严辩护，认为每一种信仰都是可爱的、有其理性和尊严。究竟何时，哲学才能学会把这些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复杂问题交由宗教处理，把这些关于认识过程的不解之谜交由心理学解答，而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人生意义的启蒙及人类生活的协调与升华？

大环境已经万事俱备，只等约翰·杜威来满足人类的这个愿望，并勾勒出一幅能够表达美国精神的哲学图景，当时，美国已经觉醒，人们见多识广。杜威出生在“颓废的东部”（佛蒙特州的伯灵顿，1859年），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这仿佛是他为了在冒险进入新文化之前，对旧文化的一番吸收。很快，杜威接受格里利的建议，直奔西部，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1888—1889）、密歇根大学（1889—1894）和芝加哥大学（1894—1904）教授哲学。后来，杜威回到东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并任至系主任。在人生的头二十年里，佛蒙特州的环境造就了杜威纯朴的个性，即使后来名满天下，他也不改本色。生活在中西部的二十年里，杜威目睹了美国国土的广袤——沾沾自喜的东部人对此一无所知；对于美国的不足与强大，杜威已经了然于心；当他开始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付诸文字时，他向学生和读者解读了美国“诸省”那肤浅的迷信思想背后简单但又看似可靠的自然主义。正如惠特曼之诗作，杜威书写的哲学不单单属于新英格兰州，更属于整个美国大陆。

杜威第一次受到世界瞩目，是因为他在芝加哥教育学校的工作。正是在那几年里，杜威展露了其思想坚定的实验主义倾向；即使在1952年垂危之际，他仍关注着教育领域的最新进展，对“明日学校计划”依然兴趣盎然。或许，杜威最伟大的著作要数《民主与教育》。在这本书中，杜威将其多条哲学思路汇聚在一起，并将焦点对准一个目标，即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下一代。所有进步教师都承认杜威在教育领域的领袖地位，在美国，几乎找不到一所没有受过杜威影响的学校。为了对全球的学校进行改造，杜威活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他在中国待了两年，专门向那里的教师讲授教育改革问题，并在土耳其重组国立学校之时，为其政府拟了一份报告。

在斯宾塞提出在教育中增加科学比重、削减文学比重后，杜威补充道，学生甚至不应只通过书本学习科学，而应选择有用的职业，通过参加实践活动来接触科学。杜威不注重“博雅”教育，因为这个词原本指向的是“自由人”——从不工作的人——的培养；显然，这样的教育更适合过着贵族生活的有闲阶层，而不适合在工业民主社会日夜东奔西跑的普通百姓。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已被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重重包围，我们学习的东西更应该来自工作，而非书本。学究式的教育指向势利，共同工作则趋向民主。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里，学校应该是一个小型的工作间和社会群体，它应该通过实践、探索向学生教授建立合理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技术和纪律。最后，教育者应该对教育进行重新规划，教育不仅仅是成年的准备（人在成年后应停止接受教育，这种荒谬的观点便来源于此），它还意味着心灵不断成长、对人生的认识不断加深。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只能帮助我们在心灵上日益成熟，剩下的要取决于我们对经验的吸取和解读。真正的教育自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才刚刚开始，我们没有理由在生命走到尽头之前停止接受教育。

2.工具主义

杜威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进化论的全盘接受。他认为，心灵和肉体是在生存竞争中从较低等形式进化成形的器官。无论在什么领域，他都以一个进化论者的身份出现。

当笛卡尔说“如果某物质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渐渐成形的，相比于一下子以最终和完美的状态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物质，该物质的本质更容易为人想象”时，现代世界开始意识到这种即将控制整个世界的逻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便是该逻辑的最新科学成果……伽利略曾这样言及地球，“它确实是运动着的啊！”达尔文也像伽利略一样，彻底摆脱了束缚，把发生、发展和实验的观念作为提出问题、寻求解释的工具。

因此，对事物的解释不再诉诸超自然因素，而是根据事物在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杜威是一个率直的自然主义者，他不认为应该“笼统地将宇宙理想化，理性化意味着人类无力控制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发展轨迹”，他也不相信叔本华的意志论和柏格森的冲动说；他认为，我们无法否认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也不必崇信它们，它们只是人间的力量，无法毁灭人类创造、尊崇的一切。神性存在于我们的内心，而非这些中性的宇宙力量中。“曾经，智慧静默不动，却是万物运动的推动者；它是终极的善，居于物质世界偏远的边缘，在孤独寂寞中度日；如今，智慧已走下高台，在变幻无常的人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必须忠实于现实。

杜威可以说是培根、霍布斯、斯宾塞、穆勒这个谱系的传人，他与实证主义者一样，反对形而上学，视之为神学的替身。哲学那一直无法摆脱的头疼还在于，它研究的问题总是与宗教纠缠不清。“我读柏拉图的时候发现，哲学最初还或多或少地知道自己在本质上是以政治为基础的，也知道到自己的使命。它知道，哲学关乎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但它很快便迷失在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理想中。”德国哲学对宗教问题的兴趣使之偏离了哲学发展的轨道；而在英国，哲学家对社会的兴趣远远超过超自然力量。两百多年来，一场战争在唯心论与感觉论之间展开；唯心论反映了宗教专制和封建贵族的利益，感觉论则代表了对进步民主的自由信仰。

直至今日，战争仍在进行，所以，我们其实并未走出中世纪的阴霾。唯有当自然主义被广泛接纳时，人类迈入现代社会的钟声才会敲响。进入现代，并不意味着心灵要被简化为物质，而是说，人类不再从神学的角度，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对心灵和生命进行解读，并将心灵和生命看作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器官和有机体，而这些器官和有机体在环境中经历了一个作用与被作用、塑造与被塑造的过程。我们所研究的必须是反应模式，而非“意识的状态”。“我们的大脑主要是一个行为器官，而非认识世界的器官。”思想帮助人们反复适应环境，大脑同人体的四肢和牙齿一样，也是一种器官。观念则是人类想象中的与环境的接触，它好似一种实验，可随时进行调整。但这样的调整不是被动的，它不只是斯宾塞式的适应。“对环境的完全适应意味着死亡。人类一切反应的核心目的是制服环境。”哲学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认识外在世界，而是我们如何学会制服和改造外在世界以及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哲学不是对感觉和知识的分析（因为这是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是对认识和欲望的综合及协调。

要理解思想，我们必须对思想在具体情况下的发生过程进行考察。我们知道，推理不是从前提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的；有了问题，推理者会设计一个假说，该假说或许最终会成为结论，而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推理者会努力搜集各种假设；最终，他让假说接受实际观察或实验的检验。“思考的首要特点便是面对现实——调查、细查、普查、观察。”这样一来，神秘主义就会显得比较别扭了。

此外，思考还是社会性的；思考不但出现在具体情形中，还出现在特定的文化大环境中。社会是个体的产物，然而，个体又何尝不是社会的产物？风俗习惯、行为举止、文化语言好似一张大网，随时准备扑向每一个新生的婴儿，这张网出自谁之手，便将他们塑造成谁的模样。这种社会性遗传发生得如此迅速、如此彻底，以至于人们常常误以为是身体或生物上的遗传。连斯宾塞都认为康德的范畴，或者说思维习惯和思维形式来自个体，但十有八九，它们只是大人经过社会传递遗传给孩子的智识习惯。一般来说，本能的作用被夸大了，而早期训练的作用被低估了；性、好斗等人类最强大的本能已通过社会训练被大大减弱，并得到控制；而占有、好胜等其他本能却没有理由被社会影响力和教育削弱。我们必须舍弃人类本性一成不变、生存环境至高无上的观点。变化和发展没有已知的限制；一切皆有可能，除非思想作怪。

3.科学和政治

杜威把“发展”奉为人间最高美德；他把这一相对而具体的概念以及没有绝对的“善”作为自己的伦理标准。

完美不是最终目标，不断完善、不断成熟、不断美好的过程才是人生的目的……什么是坏人？——无论他曾经多么好，一旦他开始变坏，变得不再那么好，他就是坏人。什么是好人？——无论他曾经多么坏，一旦他踏上变好的道路，那么，他就是好人。如果一个人能在心里将之牢记，便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此外，做好人并不仅仅意味着服从他人、不伤害他人；无能的善叫差劲；如果我们缺乏智慧，世上一切美德都无法拯救我们。无知不是幸福，而是麻木、奴性；唯有智慧才能使我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意志自由不会违反因果关系，相反，它会通过知识启迪我们的行为。“如果说一位医生或工程师在思想或行为上是自由的，其自由程度取决于他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认识程度。或许，我们能从这里找到获取自由的金钥匙。”毕竟，我们可信任的是思想，而非本能；如今，我们生活在工业化的怀抱里，各种问题错综复杂，我们身陷其中难以自拔。为了适应这样一个日益虚假的环境，本能如何能帮助我们改造自我？

眼下，自然科学已经远远超越心理科学，我们也已经学会操控机器来制造我们需要的物品；但是，对于什么可以使可能的价值变为生活中的现实价值，我们一无所知。因此，我们依然受到习惯、偶然的支配，受到力量的支配……随着我们对大自然的控制力度越来越大、开发大自然以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越来越强，我们发现，目的的实现以及人类对价值的享用越来越没有保障、越来越不稳定。有时，我们似乎陷入矛盾之中；我们产出的越多，对它们的利用也越不确定、越不广泛。难怪卡莱尔和罗斯金给整个工业文明下了一条禁令，而托尔斯泰则声称要回归荒野。我们如何才能沉着冷静而全面地看待这些问题呢？唯一的办法便是牢记，科学发展以及科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的问题便是其中之一……道德、哲学应该回归其最初的爱——对智慧的爱中，智慧是抚育善的乳母。当哲学回到苏格拉底身边时，它那套“行头”已焕然一新：它拥有大量专门用于探究问题、检验答案的研究方法以及一整套系统知识，并支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业、法律、教育便是在哲学的安排下集中精力解决问题，这个问题便是：如何使所有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分享已经获得的一切价值？

杜威不同于大多数哲学家，他认同民主制，尽管他深知民主制的缺点。政治秩序的目的是帮助个体完全地发展自己；唯有当每一个人都能凭借各自的能力参与所在群体的政策制定和命运决定，个体的完全发展才会成为现实。物种不变，阶级便不会变；物种转化理论出现时，各阶级间才会相互流动。贵族制和君主制比民主制更有效，同时也更危险。杜威不信任国家，他希望能出现一个多元秩序，在这个多元秩序里，社会工作能够尽可能多地由自愿联合的组织完成。他发现，随着各种组织、政党、公司、工会的涌现，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调和。

随着这些组织、政党、公司、工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国家已趋向于在它们中间扮演一个调节者的角色——限制它们的行为，预防并解决争端……此外，自愿联合的组织……与政治的界限并不吻合。不论是数学家协会、化学家协会、天文学家协会，还是公司、劳工组织、教堂，都是跨越国界的，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利益是世界性的。因此，国际主义并非只能鼓舞人心，它早已成为一个事实；国际主义也不仅是多愁善感者的理想，它是一种力量。然而，这种国际利益却被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生硬地阻挠，它与国家主权观念格格不入。正是这种深入人心的主权观念，或者说教条，才是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人才的最大障碍，而唯有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会认同当今的劳动力、商业、科学、艺术、宗教的跨国界流动。

但是，唯有我们把曾成功用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态度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政治改革才能展开。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们依然处于形而上学的层次；我们凭着空洞的想法相互攻击，到头来却一无所获。要治愈我们的社会顽疾，不能依靠海量的观念以及看似恢宏的泛泛之言，如个人主义、秩序、民主制、君主制、贵族制等等，必须用具体的假说，而不是普遍适用的理论来对付每一个问题；理论都只是触须，要使生活卓有成效、不断向前，必须依赖反复的实验、不断的探索。

倘若抱着实验的态度……便能避免大量的论断、受个人气质影响的信仰以及越模糊越恢宏的观点，而代之以细致的分析、具体的探究以及对事实细节的关注。在道德、政治、教育等社会科学中，思想的进步要依靠鲜明的对比，依靠理论上的对立物，比如秩序和自由、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和功用、自发和纪律、现状和传统。物理学曾经被各种类似的“笼统”观念统治，一个观念越是模糊，便越有感染力。但是，随着实验方法的进步，问题不再是两位主张相悖的人中谁能进入该领域，而是通过逐步深入的分析，解决某一纷乱如麻的问题。我从未见过一个未经实验的观念能在最后取得胜利的例子。这样的观念无一幸免，因为它们越来越与相关环境脱节；一旦脱节，它们便失去了意义和趣味。

这便是哲学的归属。哲学应致力于用人类知识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哲学像一位腼腆的老处女，依恋着早已过时的问题和观念；“对当今难题的直接关注已经交由文学和政治学负责”。今天，哲学在各种学科的挑战中已陷入困境，这些学科一个接一个地抛弃哲学，进入一片工业化天地。哲学被孤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好像一位被遗弃的母亲，元气大伤、家徒四壁。哲学怯生生地放弃她真正关心的问题——人类及其世俗生活，来到一片叫作认识论的残垣断壁前，仿佛随时有锒铛入狱的危险，因为律法禁止人们在摇摇欲坠的危房里安身。但对我们来说，这些古老的问题早已失去了意义：“我们无心解决，我们绕道而过”；社会矛盾不断，生活变幻无常，古老的问题在这股浪潮中烟消云散。哲学必须像其他的一切那样，将自己世俗化；哲学必须脚踏实地，通过照亮人类生活来获得生存资本。

对于那些并非从事哲学专业研究，但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来说，最渴望知道的是在新的工业、政治和科学运动下，要对代代传承的人类智慧作何修改、如何取舍……未来哲学的使命便是依据时代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对人类思想进行梳理，并以明晰的方式表达出来。哲学的目标是尽其所能，成为解决这些矛盾的工具……哲学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普遍理论，能够对生命中的种种冲突进行有效的调节。

有了这样的哲学，能够坐上王位的哲学家的出现或许也指日可待了。

结语

现在如果读者能对这三套哲学思想做个小结，或许会发现，作者不顾时间先后顺序而将桑塔亚纳放在詹姆斯和杜威前面，确实更为公正。回想一下，在所有健在的思想家中，最雄辩、最敏锐的几乎无一例外拥有欧洲文化传统渊源；威廉·詹姆斯虽然在许多方面依然与欧洲传统藕断丝连，却捕捉到了一股至少属于美国东部的精神，其文字风格所体现的精神更属于整个美国；约翰·杜威，作为美国东西部的产儿，他对美国民众务实、民主的特性进行了哲学包装。显然，我们对欧洲思想的依赖已在慢慢减少，我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从事哲学、文学和科学事业。当然，这只是个开始，因为我们还年幼，还没有学会脱离欧洲祖先的帮助独立行走。但是，如果我们觉得难以超越自己，如果我们时常因为自身的肤浅、地方主义、狭隘顽固，因为对发明试验抱有不成熟的偏执和羞怯的反对而灰心丧气，我们便要牢记，英国从建国到莎士比亚诞生，经历了整整八百年；法国从建国到蒙田诞生，也是整整八百年。我们从欧洲带来的、从中挑选用于保存和效仿的，与其说是善于冥思和艺术的灵魂，不如说是具有首创精神的个人主义以及渴望进取的先驱精神；我们将全部精力用于森林的开辟、土壤的开垦，以至于没有时间来培养一种本土文学、一种成熟的哲学。

但是，我们获得了财富，而财富是艺术的准备。每一个国家，如果经过几百年的体力劳动最终获得了享受荣华富贵、闲情逸致的资本，文化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好似植物在富饶滋润的土壤上必然会生根发芽。富裕是首要的，一个民族唯有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学会哲学思考。无疑，我们的国家比一般国家的前进步伐要快许多，我们内心的骚乱也源自国家的快速发展。我们就像年轻人，因为突如其来的发育以及青春期的特殊经历而在一段时期内惴惴不安、心神不定。但是，我们会很快成熟，我们心智的发展会赶上身体发育的速度，我们的文化发展也会赶上物质繁荣的速度。或许终有一日，我们的土地上还会出现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灵魂，比柏拉图更伟大的头脑。当我们学会像尊重财富一样尊重自由时，我们也将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

1921年9月29日贺拉斯·卡伦的文章，《哲学杂志》第18卷，第534页。

罗伊斯（1855—1916），美国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著作有《哲学的宗教方面》《近代哲学精神》等。——译注

《美国的性格和思想》，第1章末尾；纽约，1921。

雨果·缪斯特伯格（1863—1916），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美国实验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先驱。——译注

桑塔亚纳在此期间所写的著作篇幅不大，主要有《三位哲学诗人》（1910，由三篇分别关于卢克莱修、但丁、歌德的经典讲稿组成）、《教条之风》（1913）、《德国哲学中的自我主义》（1916）、《美国的性格和思想》（1921）和《英伦独语》（1922）。这些作品都相当值得一读，而且读来比《理性的生活》轻松。桑塔亚纳所有作品中，数《宗教中的理性》最佳。l.p.史密斯主编、桑塔亚纳亲自编排的《乔治·桑塔亚纳小文汇编》是一本相当优秀的选文集。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5、6页。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11页。

“私生子”（naturalchild）一词在英文中的字面意思是“自然出生的孩子”。——译注

《常识中的理性》，第93页；纽约，1911。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192、298、305、308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3、6、17页。

《科学中的理性》，第318页；纽约，1906。《常识中的理性》，第96页。

桑塔亚纳在著作《地狱对话录》中，把德谟克利特塑造为一位英雄。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7、8页。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237、271页；《常识中的理性》，第189页；《教条之风》，第199页。

《科学中的理性》，第75、131、136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219、214、212页；《教条之风》，第150页；《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287、257、218—219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211页。

《教条之风》，第107页。

《宗教中的理性》，第4页；纽约，1913。

《科学中的理性》，第297页；《宗教中的理性》，第28、34页。

《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6页；《常识中的理性》，第128页；《宗教中的理性》，第27页。

《宗教中的理性》，第103、125页。

《宗教中的理性》，第137、130、172页。

参见《美国信使》，1924年1月，第74页。

《美感》，第189页；纽约，1896。《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247页。《教条之风》，第46页。《宗教中的理性》，第98、97页。

《宗教中的理性》，第240页。

《宗教中的理性》，第273页。

《科学中的理性》，第239页。《怀疑主义与动物信仰》，第54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22、6、195、41页；纽约，1915。《常识中的理性》，第57页。《科学中的理性》，第258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45、77、79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164—167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171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81页；《科学中的理性》，第255页。毫无疑问，这里指的是安东尼时代，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桑塔亚纳接受吉本和勒南的观点，即安东尼时代是政府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社会中的理性》，第87、66、69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125、124页；《科学中的理性》，第255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52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217页；《美感》，第110页。

参见赫伯特·史密斯的文章，《美国评论》，1923年3月，第195页。

《宗教中的理性》，第83页；也可参见《科学中的理性》，第233页。

《社会中的理性》，第123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252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9页。

《科学中的理性》，第237页。

参见赫伯特·史密斯的文章，《美国评论》，1923年3月，第191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28页。

《常识中的理性》，第202页。

《科学中的理性》，第89—90页。

参见玛格丽特·缪斯特伯格的文章，《美国信使》，1924年1月，第69页。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威廉·詹姆斯的弟弟。——译注

夏尔科（1825—1893），法国医学家、临床医师。也是弗洛伊德的老师，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哲学诸问题》，第25页。

如果读者有闲暇，应阅读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书，与大多数哲学著作相比，此书清晰明白。如果时间充足，应再读读《心理学原理》，必将获益匪浅。亨利·詹姆斯写过一部两卷本的自传，其中多次谈及其兄威廉。弗卢努瓦有一本书对詹姆斯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而欣兹的《反实用主义》则对詹姆斯进行了有力的批评。

哈里斯（1835—1909），美国哲学家，曾在一股复活黑格尔之风中创办《思辨哲学杂志》，创立了美国早期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圣路易学派。——译注

查尔斯·皮尔士（1839—1914），美国哲学家、化学家、逻辑学家。——译注

《实用主义》，第222、75、53、45页。

《实用主义》，第54页。

《实用主义》，第121页。

《心理学原理》，第2卷，第312页；纽约，1890。

惠特曼，《草叶集》，第61、172页；费城，1900。

《实用主义》，第6页。

《实用主义》，第298页。

《宗教经验种种》，第526页；纽约，1902。

《实用主义》，第312页。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统一，或者说一个掌管整个宇宙的定律体系，便于人类对宇宙进行解释、预测和控制。

《实用主义》，第299页。

卡伦，《威廉·詹姆斯和亨利·柏格森》，第240页。

切斯特顿语。

詹姆斯引自希腊诗歌；《实用主义》，第297页。

亨内克（1860—1921），美国音乐、美术和文学评论家。——译注

格里利（1811—1872），美国报纸编辑、政治领袖。1841年创办极具影响力的《纽约论坛报》，致力于各项改革、经济发展以及民众地位的提高。——译注

杜威最有名的著作是：《学校与社会》（1900）、《逻辑理论研究》（1903）、《伦理学》（与塔夫茨合著，1908）、《我们如何思维》（1909）、《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1910）、《民主与教育》（1913）、《明日之学校》（与女儿伊夫林合著，1915）、《实验逻辑论文集》（1916）、《创造的智慧》（1917）、《哲学的改造》（1920）以及《人性与行为》（1922）。如果想了解杜威的思想，后两部著作最为易读。

《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8页；纽约，1910。

《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17页。

《人性与行为》，第74页；纽约，1922。

《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55页。

《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21页。

《创造的智慧》，第36页；纽约，1917。

杜威，“心理伦理学”讲座，1924年9月29日。

《哲学的改造》，第140页；纽约，1920。

《哲学的改造》，第92页。

《哲学的改造》，第177、176页。

《人性与行为》，第303页。

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批评家、社会批评家。——译注

“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71页。

《哲学的改造》，第75页。

《哲学的改造》，第203、205页。

《新共和周刊》，1917年2月3日。

《创造的智慧》，第4页。

《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19页。

《创造的智慧》，第5页；《哲学的改造》，第26页；《达尔文对哲学的影响》，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