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两位伯特兰·罗素：一位在战争中死去，另一位则从前者的裹尸布中脱胎换骨，由一名数理逻辑学家浴火诞生出了一名神秘的共产主义者。或许，罗素心中始终紧绷着一根脆弱而神秘的神经，一开始表现为堆积如山的代数公式，后来又变为带有宗教色彩而非哲学色彩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便是《神秘主义与逻辑》。在这本书中，罗素认为神秘主义完全不合逻辑，并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随后，罗素又对科学方法大加称赞，但读来好似逻辑神秘主义。罗素继承了英国实证哲学的传统，他决心让自己的头脑坚不可摧，尽管他知道自己做不到。
或许，罗素正是通过矫枉过正来强调逻辑的优点，并使数学充满神性。1914年，在人们的印象中，罗素冷酷无情，像一个暂时获得生命的抽象物、一个长着双腿的数学公式。他告诉我们，他从没看过电影，直至在书中读到柏格森用电影比拟人类理智时，仅仅作为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他才去看了一场电影。柏格森对时间和运动的生动描述及其关于万物充满生命冲动的认识并未打动罗素，在他看来，除了数学，没有其他神祇。他对古典文学毫无好感，相反，他就像另一个斯宾塞，极力主张在教育中增加科学的分量。他深切感到，世界的苦难主要源于神秘论，源于该死的思维模糊，他认为，道德的第一定律应是清晰地思考。“与其让我或者任何其他人相信谎言，不如让世界灭亡……那是思维的宗教，世间的糟粕正在这股炽热的火焰中熊熊燃烧，直至化为灰烬。”
对清晰的追求必然将他推入数学王国。面对这门高贵学科的冷静与精准，罗素兴奋不已。
“公正地说，数学拥有的不仅仅是真理，还有至上的美——一种冷傲而朴素的美，这种美与雕塑共有，它无须诉诸人类任何柔弱的本性，也无须像绘画和音乐那般埋下华丽的陷阱，它纯粹至极，展现出一种冷峻的、唯有最伟大的艺术才能与之媲美的完美无瑕。”罗素相信，数学的进步是十九世纪盛开的最美的花朵，具体来说，“对曾经围绕数学的无穷问题的解决大概是我们的时代所能炫耀的最杰出成就”。在一个世纪里，曾经坚守数学堡垒两千年的古老几何学几乎被完全捣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世界上最古老的教材终于被取代。“在英国，孩子们还在学习欧几里得，这简直是一件丑闻。”
或许，现代数学的多数创新源于对既有定理的驳斥。罗素便喜爱那些挑战“不言自明的真理”并坚持将结论公之于众的人。听说平行线可能会在某处交汇、整体可能并不大于其某一部分，罗素便会喜形于色。他喜欢用这样的谜题来使天真的读者产生惊奇之心——偶数仅占全体整数的一半，但偶数的项目和全体整数的项目一样多，因为每一个整数自身相加都会得到一个偶数。确实，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无穷物——数学无穷数的要点所在：该整体所包含部分的项或量与整体同样多——读者如有心，便会沿着这条小道走下去。
数学的严谨与客观使罗素痴迷其中：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有永恒的真理以及绝对的知识；这些先验定理是柏拉图的“理念”，是斯宾诺莎的“永恒秩序”，是世界的本质。哲学的目标便是，通过限定自身的话语，在一切经验面前达到数学般的准确与真实，从而实现数学般的完美。“哲学命题……必定是先验的”，这位古怪的实证主义者这样说。这些命题论及的不是事物，而是各种关系，各种普遍的关系。它们独立于具体的“事实”和事件，也就是说，如果世界上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命题依然成立。比如，“如果所有的a都是b，且x是a，那么，x就是一个b”：无论a是什么，该命题都成立；它将“苏格拉底必死无疑”的古老三段论简化为一个普遍、先验的形式；如果苏格拉底不曾存在，甚至如果任何人都不曾存在，该命题依然准确无误。柏拉图和斯宾诺莎说得对：“普遍的世界也可被描述为存在的世界。存在的世界亘古不变，它按部就班、精确无误，在数学家、逻辑学家、形而上学体系构建者、所有热爱完美胜过生命的人眼里，存在的世界令人欣喜。”将一切哲学简化为数学形式，抽出所有具体的内容，并（不厌其烦地）将之压缩为数学——这就是我们这位新毕达哥拉斯的雄心抱负。
人们已经知道如何将推理符号化（正如代数中的推理一样），从而使演绎过程受到数学规则的影响……纯粹的数学完全由这样的论断构成，也就是说，如果一命题对某一事物成立，那么，另一个这样的命题对那件事物也成立。不要讨论第一命题是否真的成立，不要提及那某一事物具体指什么——这便是本质所在……因此，数学可定义为这样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里，我们从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从不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否是真的。
或许（如果有人会大胆地以自己的看法批驳这种阐述），这样的描述对数理哲学并非不公。对那些喜爱数理哲学的人来说，它就是一种精彩的游戏，保证你能像下棋一样快速地“消磨时间”；它是一种全新的单人游戏，但玩耍时务必当心外物对它的玷污。不可思议的是，在学究式地将自己的空想付诸数卷文字之后，罗素转眼便脚踏实地，开始充满激情地就战争、政府、社会主义、革命展开论战，并再未使用过《数学原理》中那些堆积如山的完美公式。显然，其他人也不曾使用过这些公式。如果要使推理有用，就必须使推理与具体事物关联，必须使推理的每一步都与具体事物保持紧密关系。抽象物只在作总结时才有用，要将它用于争辩，必须接受经验的不断检验和批评。在此，我们面临陷入经院哲学的危险，相比之下，中世纪哲学史上的巨著《神学大全》便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典范了。
有了这么一个开头，罗素似乎注定要陷入不可知论。他发现基督教中有那么多东西无法用数学来表达，于是，除了道德准则，他舍弃了基督教的一切。对那个迫害非基督徒、囚禁基督徒的社会，罗素进行了无情的讥讽。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他看不到上帝的存在；相反，是一个诙谐幽默但暴虐无道的靡菲斯特创造了这个世界。罗素认同斯宾塞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他用雄辩的语言描述了斯多葛派式的个体、物种遭到最终失败时不得不选择的屈服。我们谈论进化，谈论进步，但进步只是狂妄自大者爱用的措辞罢了，世间以消散和死亡为终结的事物组成一个无关道德是非的循环，进化也只是这一循环的一半罢了。“有人告诉我们，有机生命已经渐渐从原生动物发展为哲学家，也有人向我们保证，这样的发展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不幸的是，向我们保证的不是原生动物，而是哲学家。”“自由人”无法以幼稚的希望和人化的神祇慰藉自己，他必须时时刻刻鼓起勇气，即使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世间万物终将灭亡。然而，他不会投降；倘若不能获胜，至少能享受战斗；通过预见自己的失败，他其实早已立于那股即将毁灭它的盲目力量之上。他不会崇拜那些外在的残暴力量，这些力量通过盲目的偏执征服他，无情地摧毁他建造的每一个家、每一处文明；他崇拜内在的创造性力量，正是这股力量，使他面对失败依然奋勇抗争；正是这股力量，在至少几个世纪里提升了雕刻和绘画那羸弱的美，创造了帕特农神殿那壮丽的废墟。
这就是伯兰特·罗素的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哲学。
2.改革者
紧接着，一场狂风袭来。曾将自己埋藏在逻辑学、数学、认识论的重压之中的罗素爆发了，像一条挣脱牢笼的火舌。全世界震惊了，他们发现，在这位看似羸弱不堪、面无血色的教书匠心中，竟蕴藏着如此大的勇气，他如此热爱人类的事业。这位学者走出公式的迷阵，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向当时最为显赫的政治家们展开一场口诛笔伐，即使被赶出任教的大学，像伽利略一样被孤立在伦敦一个狭小的住所里，这样的斗争也不曾停止。怀疑罗素智慧的人都承认他的坦诚，但罗素惊人的转变令他们措手不及，使得这些原本宽容的英国人也变得咄咄逼人。我们这位和平主义者被敌人重重包围，被生他养他的祖国视为叛贼，尽管出身高贵，也无法避免被社会驱逐的厄运。同时，大战的旋涡也已逼近，一场暴风雨即将来袭。
这一叛逆之举的背后其实是对一切流血冲突的恐惧。罗素的愿望本是成为一名远离现实的知识分子，可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情之躯呵！在罗素看来，帝国的利益不值得年轻人抛头颅、洒热血，他看到，为了祖国，这些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踏上战场，奋勇拼杀，最后只落得战死沙场。罗素决心找出这场大屠杀的原因。他发现，运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分析方法可以立刻揭露出这场病症的根源，并且找到唯一的治疗方法——铲除私有财产之病源，而共产主义则是治愈之道。
罗素以友好的方式指出，一切财产都源于暴力和偷窃；在金伯利钻矿区和兰德黄金矿区，掠夺所得就在世人的眼皮底下变为合法财产。“土地私有制绝不会给社会带来任何益处。如果人类足够理性，就应颁布法令——从明日开始，土地不再私有；对地主，除给予一般生活所需之费用，不予任何补偿。”
私有财产受到国家保护，掠夺所获被法律认可，并有武器和战争做后盾，国家实在是罪大恶极；如果国家的大部分职能由合作社和生产者联合组成的辛迪加掌管，或许会更好。当今社会践踏着我们的人格和个性，生拉硬拽地将我们并入一个整齐的集体。其实，唯有安定、一致的现代生活才能让我们服从国家。
自由是至善，因为没有自由，便无所谓人格。今天，人生和知识变得如此纷繁复杂，以至于唯有通过自由讨论，我们才能顺利越过错误和偏见，获得全景视角——真理。让人们，甚至让教师们在不同的观点中开展唇枪舌剑吧，透过这些五光十色的观点，必将认识到信念的相关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人们便不会轻易诉诸武力，而仇恨和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固执的念头或教条的信念。思想和言论自由犹如一股清新的气息，终将带走“现代”人心中的病态和迷信。
我们总以为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实不然。我们的伟大试验——普及教育——才刚刚起步，而这样的教育是不能及时、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我们仿佛在建造一台设备，但我们使用的方法和技术依旧原始；教育应用来培养大脑科学思维的习惯，我们却把它看作一堆堆固有知识的传输手段。愚笨之人的显著特点便是惯于草率、武断地下结论，而科学家从不急于相信，且不经思考绝不开口。如果能在教育中更为广泛地使用科学和科学方法，知识分子的良知便会在我们心中树立起来。届时，我们便只相信手中的证据，并时刻准备推翻证据。凭借这样的方法，教育便能治愈我们的恶疾，甚至能把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塑造为新兴男女，有了他们，全新的社会才会出现。“我们性格中的本能部分具有相当大的可塑性，信仰、物质环境、社会环境、习俗制度均能将其改变。”例如，我们可以想象，教育能让我们爱艺术甚于金钱（文艺复兴时期便如此），教育还能“推动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东西，并削弱聚集于占有的冲动和欲望”。这便是发展的原则。伴随着发展这一原则出现的是新自然道德的两大戒律：一、敬重原则，即“应尽可能地推动个体和集体的生命力”；二、宽容原则，即“某个体或集体的发展应尽可能地无损于另一个体或集体”。
如果我们的学校和大学能够做到组织严密、发展运行良好，并致力于人类性格的重建，那么，便没有人类做不到的事情。这样，无须通过暴力革命或者律法条文，我们便能摆脱经济贪婪以及国与国之间的野蛮行径。与其他一切生命形式相比，人类用于壮大自己的时间要多得多，因此，人类能够驾驭它们；当人类以更为智慧的方式、使用更多时间来壮大自己时，人类甚至能够学会驾驭自身、改造自身。我们的学校便是乌托邦的开门咒语。
3.结语
当然，这一切确实过于乐观了，尽管常言道，与其误于绝望，不如失之希望。罗素在自己的社会哲学中融入了神秘主义与情感，而这两者正是罗素在讨论形而上学和宗教问题时所坚决抵制的。此外，罗素的经济和政治理论缺乏假设时的严谨细腻以及面对公理时的怀疑态度，而这些曾让他在数学和逻辑领域颇为自得。对逻辑的追求以及对“完美甚于生命”的热爱激励着他勾勒出一幅壮丽图景，但这一美景与其说能够切实地解决人生问题，不如说给予了平凡世界以理想化的慰藉。比如，如果有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艺术受到的尊重远远超过金钱，那真是可喜可贺；但是，只要国家在自然群体选择的变迁中依照经济实力而非艺术实力兴盛衰亡，那么，存在价值更大且能赢得更多赞美、更大奖赏的便是经济实力，而非艺术实力。艺术只能是从财富堆中开出的花朵，它无法替代财富，正如先有美第奇家族，才有米开朗基罗一样。
但是，对罗素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我们也无须继续吹毛求疵，因为罗素的亲身经历已对他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在俄国，他目睹了人们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付出的努力，然而，那里的社会改革试验遇到的重重困难几乎毁灭了罗素的信仰。他还失望地发现，俄国政府不肯为民主制度冒一丝风险，而罗素原本以为，民主制度就是自由哲学中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那里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压制以及对宣传渠道的绝对垄断和蓄意利用令罗素勃然大怒，但当他发现许多俄国人依然是文盲，内心竟感到一丝欣慰——在这个报纸受政府补贴的时代，阅读能力妨碍了人们获得真理。罗素还惊讶地发现，土地国有化早已被强行地（虽然纸上不这么说）改为私有制，他也渐渐明白，根据当时的形势，人民绝不会认认真真地耕耘、善待土地，除非他们能够将土地以及他们为土地付出的辛劳传承给下一代。“俄国似乎正在向一个更为庞大的法兰西、向一个自耕农大国转变，古老的封建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罗素开始懂得，这次戏剧性的转变连同伴随突变的舍身捐躯、英雄气概，原来只是俄国的1789年。
或许，在中国执教的一年里，罗素要自在许多。因为相比之下，中国的机械化程度不高，生活节奏也更慢，使人可以坐下来静心思考。而在他俯察人生之时，人生似乎也停下了前进的脚步。在茫茫人海中，我们这位哲学家获得了全新的视角。他发现，欧洲只不过是一片更广袤的大陆、一个更古老——或许也更深刻——的文化伸出的伪足，他的所有理论、演绎推理在这个泱泱大国面前转眼间化为谦卑的相对主义。罗素的体系开始松散，正如他自己写道：
我开始认识到，白种人其实并非我先前设想的那样举足轻重。如果欧洲和美洲在战争中自取灭亡，也不意味着人类的毁灭，甚至不意味着文明的终结。世上依然会有数目可观的中国人存在，且从诸多方面来看，中国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国家。它不仅人口众多，文化强盛，其国民的智力也卓尔不群。据我所知，除中国以外，世上已无其他文明拥有如此开阔的胸襟，如此脚踏实地、心甘情愿地面对现实，而不是试图将现实扭曲为特定的模样。
从英国到美国，随后又到俄国、印度和中国，如此颠沛流离，还要使自己的社会哲学思想保持原样，的确有点儿困难。这次经历让罗素懂得，他的公式容纳不下如此广大的世界，或许，世界太庞杂、太沉重，想让整个世界朝着他心中的目标快速前进，谈何容易！更何况世上有如此纷繁的人性、如此迥异的目标！如今，罗素“更老练、更明智了”，时间以及充满变数的生活使他变得老成持重；他依然深谙源于肉身的一切苦难，但他开始以成熟温和的态度面对社会改革的困难。总而言之，罗素是一个可爱的人：精通最为深刻的形而上学和最为微妙的数学，但说话朴实直白，他的语言清晰明白，然而只有诚恳者才能驾驭；他耗尽情感，将自己沉浸于思考中，却时时抱着同情之心给世界以温暖和光明，对人类充满了近乎神秘的柔情。他不是大臣，但必定是一名学者、一位绅士，与某些满口基督的基督徒相比，他更为虔诚。令人欣喜的是，罗素依然充满热忱和活力，生命的火焰在他心里熊熊燃烧。谁能预料到，在下一个十年，罗素会从幻灭中重生，变得更为睿智，使自己的名字流传千古，立于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列？
典出《圣经·旧约》，巨人歌利亚被大卫用石块砸死。——译注
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译注
《创造性进化》，第7、15、5、6、1页；纽约，1911。
《创造性进化》，第179、262页。
《物质与记忆》，第303页；伦敦，1919。
《创造性进化》，第264页。柏格森善于用比拟来代替说理，并常常夸大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区别，此处便是一例。哲学不应献媚。杰罗姆·康戈纳比较明智，他竟“由于人权宣言对人和猩猩作了清晰但无理的划分，而拒绝在宣言上签字”。
《创造性进化》，第270页。
《心力》，第11页；纽约，1920。
《创造性进化》，第9页。
参阅尼采：“存在是那些受变化之苦的人所虚构的。”（《悲剧的诞生》，第27页。）
《创造性进化》，第32页。
《创造性进化》，第31页。
《形而上学导论》，第14页。
鲁厄，《柏格森的哲学思想》，第37页；《创造性进化》，第258、12页。
詹宁斯（1868—1947），美国比较心理学家、动物行为学家。——译注
埃·比·威尔逊（1856—1939），美国动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译注
《创造性进化》，第11、35页。
对处于成长期的胚胎来说，它的器官来自三种组织层——外胚层、中胚层和内胚层中的一种。
《创造性进化》，第64、75页。
《物质和记忆》，第2章。
《创造性进化》，第89页。
《创造性进化》，第132页。
《创造性进化》，第248页。
柏格森认为，心灵感应的证据是确凿的，无可否认。他是检验欧萨皮亚·帕拉蒂诺，并在报告中表示相信这位意大利灵媒的学者之一。1913年，柏格森担任心灵研究协会主席。参见《心力》，第81页。
《创造性进化》，第271页。
鲁厄，《柏格森的哲学思想》，第47页。
读者如欲了解柏格森，完全可以如了解叔本华那样撇开各种概要性文字，而直接阅读哲学家的名作。怀尔登·卡尔的讲解有过于崇拜的味道，休·艾略特则过于贬低柏格森；两者的影响相互抵消，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形而上学导论》就像人们期待形而上学那样，明白易懂；《笑》一文虽说片面，但读来依然令人愉快，获益匪浅。
然而，柏格森的论证也并非坚不可摧：或许是因为各种类似情况的出现，柏格森会在不同的地方仓促地、机械地使用某些相似的效果（比如性或视觉）；达尔文认为，一代代反复习得的性格能够部分遗传至下一代，如果达尔文之后相关研究能够为此提供佐证，那么，达尔文学说所遇到的诸多困难便能很好地得以解决。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哲学家，他的思想对罗马天主教有重要的影响。——译注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当今公认的文化人类学先驱。——译注
罗斯米尼（1797—1855），意大利罗马天主教神父、哲学家。——译注
秦梯利（1875—1944），意大利哲学家。——译注
拉布里奥拉（1843—1904），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译注
皮科利，《贝奈戴托·克罗齐》，第72页；纽约，1922。
《美学》（英译本），第63页。
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1822—1890）根据《荷马史诗》对土耳其境内的希萨里克山丘进行了发掘，找到了被公认为早已消失、被世人遗忘的特洛伊遗址。对特洛伊遗址的分期，谢里曼认为有七个历史时代，七个“城”。——译注
《论历史》（英译本），第34页。
《论历史》（英译本），第32页。
《美学》（英译本），第1页。
卡尔，《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35页；伦敦，1917。
《美学》（英译本），第50页。
卡尔，《贝奈戴托·克罗齐的哲学》，第72页。
《美学》，第79页。
法朗士，《人生与文学》（英译本），第2卷，第113、176页。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241页；伦敦，1919。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60页。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64页。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95页。
我们并非要把罗素的数学著作推荐给外行。《数理哲学导论》开篇看似明白易懂，但数页之后，便需数学领域的专家才能领会。连《哲学问题》这本小书，尽管作者的本意是使其成为通俗读物，但读来依旧晦涩难懂，充满了认识论问题，令人捉摸不透；稍厚些的《神秘主义与逻辑》反而清晰、务实一些。《莱布尼茨哲学》对莱布尼茨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述，但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不得不忍痛割爱。阅读姊妹篇《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的读者会对心理学和物理学的某些方面有所了解。罗素著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作品较为易读，尽管这些著作的内容因作者理想破灭而难免出现混乱，却相当有趣，值得一读。《人类为什么战斗》依然是罗素献给时代的最佳宣传小册。在《自由之路》中，罗素则凭着哥伦布般的热情，重新发现了第欧根尼以来的社会哲学，并用亲切的语言对社会哲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3页；《哲学问题》，第156页。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76、75页。
托马斯·阿奎那最主要的代表作。此书将神学知识加以论证和系统化，是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教学基础。——译注
《人类为什么战斗》，第45页；纽约，1917。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76、75页。
《神秘主义与逻辑》，第106页。
《人类为什么战斗》，第134页。
《人类为什么战斗》，第101、248、156页；《神秘主义与逻辑》，第108页。
见《纽约世界》（1924年5月4日）对罗素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