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希腊文学的研究使他爱上了雅典文化，在他的很多兴趣都渐渐褪色时，他对希腊文学的兴趣从未稍减。他曾这样写道：“一提起希腊，有教养的德国人就感觉是回到了家里。欧洲人的宗教史源自遥远的东方……但是现在在这儿的是什么呢？——是科学和艺术，是满足生活、提升并点缀生活的一切——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希腊。”有一段时间，相比基督教，黑格尔更喜欢希腊宗教，他在斯特劳斯和勒南之前写了一本《耶稣传》，在书中把耶稣写成是马利亚和约瑟的儿子，无视所有神话元素。后来他毁了这本书。
在政治方面，他也显示出叛逆精神，在他后来对现状的神化中，这种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在图宾根大学攻读牧师资格时，他和谢林曾积极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有一天清早，他还到商业中心区种下一棵“自由树”。他说：“因为大革命的洗礼，法国已从很多制度中解放出来，这些制度早就被人类精神抛诸脑后，就像人们对待自己儿时的鞋子一样，但是这些制度还会压在人类精神之上，人类精神就像其他东西一样无法幸免，这些制度就像没有生命的羽毛。”正是在那些充满希望的岁月里，“当年轻就是天堂的时候”，他和费希特一样曾玩过一种贵族气派的社会主义，将自己独特的才华投入风靡全欧洲的浪漫主义大潮。
1793年他毕业于图宾根，学位证书上说他天资高、品行好，擅长神学和语言学，但是并不擅长哲学。他开始很穷，不得不在伯尔尼和法兰克福当私人教师。这正是他酝酿变化的几年：当欧洲各国分裂时，黑格尔正聚集能量渐渐成长。1799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千五百美元，生活变得相对富裕，他也就没有再做家庭教师。他写信给谢林，问哪里最适合他生活，希望谢林能给他建议一个开销少、有很多书又有“上等啤酒”的地方。谢林建议他去耶拿——当时处于魏玛公爵统治下的耶拿是个大学城。席勒在耶拿教历史，蒂克、诺瓦利斯以及两位施莱格尔在鼓吹浪漫主义；费希特和谢林则在宣传他们的哲学思想。1801年黑格尔到了耶拿，1803年成为耶拿大学的一名教师。
1806年，拿破仑战胜普鲁士，耶拿这个学术小城也陷入混乱和恐慌，但黑格尔仍留在那里。当法国军队闯入黑格尔家中，黑格尔逃之夭夭，就像哲学家一样，带走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一时间他穷困潦倒，是歌德让克内贝尔借给他几块钱，让他暂时渡过难关。在给克内贝尔的信中，黑格尔痛苦地写道：“我已把《圣经》的话语当作我的启明星了，经验让我学到了《圣经》里的真理——‘先觅取衣食，天国才会靠近你。’”一段时期，他在班堡编辑报纸，1812年，他成为纽伦堡大学预科的校长。也许是因为那里的行政工作需要勤俭节约，冷却了他心中的浪漫主义之火，使他像拿破仑、歌德一样成为浪漫主义年代的典型遗老。在纽伦堡，黑格尔完成了他的《逻辑学》（1812—1816），这部书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却帮助他赢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在海德堡大学，他写出了他的鸿篇巨制《哲学全书》纲要（1817），正是因为这部书，1818年他转入柏林大学。从那时起直到辞世，他毫无争议地统治了哲学界，就像歌德统治文学界、贝多芬统治音乐界一样。他的生日仅比歌德晚一天，自豪的德国人为了纪念他们，每年届时会有两天假期。
有位法国人曾请黑格尔用一句话来概括哲学，让僧侣用一句话来概括基督教，黑格尔输给了那位僧侣。那位僧侣单脚站立说道：“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黑格尔宁愿用十卷书来概括哲学。当这些书写成出版时，全世界都谈论它们，他却抱怨道：“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是甚至那个人也不懂得。”他的大部分文章，大多都是他的备课笔记，就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或者更糟，是学生听他讲座记下的笔记。只有《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是他的专著，这是两部晦涩难懂的杰作，即抽象又凝练，用词专业生僻，每个陈述句都有谨慎的定语，有很多限定从句。黑格尔评价自己的作品是“为了让哲学说德语而做出的努力”。他成功了。
《逻辑学》不是对理性方法的分析，而是关于理性概念的分析。黑格尔认为，这些概念就是康德命名的范畴——存在、质量、数量、关系等等。哲学的第一要务就是剖析这些和我们的思想息息相关的基本概念。这些范畴中最具普遍性的就是关系，每个观念都是一个关系群；我们通过联系另一事物来思考某个事物，比较它们的异同。任何没有关系的观念都是空虚的，这就是所谓的“纯粹的有和无是统一的”：没有关系或质量的存在是不存在的，也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前提导致至今还在不断产生并繁衍的奇思妙想，成为研究黑格尔思想的障碍，但也成为一种诱惑。
在所有的关系中，最为普遍的是对立关系。每种思想或事物——世界上的每种观念和条件——都将走向它的对立面，然后与其结合，并形成更高、更复杂的整体。黑格尔写道，这种“辩证的运动”无处不在。这当然是一种原来就有的观点，开始于恩培多克勒，体现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亚里士多德曾写道：“知识的对立面和知识是一回事。”真理（像电子一样）是对立面的有机结合体。保守派和激进派的真理就是自由主义——心开放则手谨慎，手开放则心谨慎；我们对大问题的观点是因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不断减少而形成的；在一切可以争论的问题上，真理是中庸之论。进化运动过程中，事物不断向对立面发展，并与之融汇兼容。谢林说有一个潜在的“对立事物的统一性”；费希特说，正、反、合是一切发展和现实实在的形成方式及秘密。
不只是思想根据“辩证运动”发展演化，事物也是如此；每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对立面，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兼容合并将其对立面转化。所以，毋庸置疑，我们目前的社会体系隐藏了会自我巩固的对立面：经济蓬勃发展、资源没有被开发的时期需要奋发图强的个人主义；后来，合作性、追求共同财富的灵感被唤醒；将来，我们既看不到目前的现实，也看不到憧憬的理想，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合成体，两者的某种东西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
这个更高阶段也存在两面性，会继续向对立面发展，进而达到一个更高的组织水平、复杂程度和统一性。思想的运动因此和事物的运动相似：在任何一种运动中，都存在着辩证的发展，从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思想和存在遵循同样的规律，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是一回事。
大脑是认识这种辩证过程和统一寓于差异的必不可少的器官。心灵的作用和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差异中潜在的统一；道德的任务是统一性格和行为；政治的任务是将个人统一到国家之中；宗教的任务在于企及并感觉到绝对精神的存在，在这一绝对精神中，所有的对立面都将最终统一。在伟大存在的总和里，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主体和客体是一体的，善与恶也是一体的。上帝就是关系的体系，有意义的万物在其中运动、存在。在人类身上，绝对精神表现自我意识，然后变为绝对观念——也就是说，思想是作为绝对精神的一部分而实现自我的，思想超越了个人的局限和目的，在宇宙的纷乱中，找到潜在的万物和谐。“理性是宇宙的本质……世界的设计是绝对合理的。”
争吵和罪恶并非只是负面的想象，它们是真实的；但是从智慧的角度看，它们是趋向圆满和善良的阶段。
斗争是发展的规律；性格是建立于世界的风暴和压力之上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履行义务、责任、遭受痛苦才可能达到他的最高点。即使是痛苦也有其合理性；它是生命的象征，也是重建的激励者。激情在事物的理性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世上任何伟大的事情都是伴随着激情的”，甚至是拿破仑个人的野心客观上也对国家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生命不是因为幸福而存在，而是因为成就。“世界历史不是幸福史，幸福的时期在历史上是空白页，因为这是和谐的时期”；这种毫无生趣的生活形态对人类来说是不足取的。只有现实矛盾在发展中被解决时，才有真正的历史，就像从优柔寡断的青年步入安逸而有条不紊的成年一样。历史处于辩证运动之中，它几乎就是一系列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普通人和天才们都成为绝对精神的工具。伟大的人与其说是生育未来的人，不如说是接生未来的人。天才和别人一样将石头放到石堆上，“他们只是运气好，最后一个放上这块石头，当他把石头堆上去时，拱门就自己立住了”。“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揭示了普遍真理……但是他们了解时间——知道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这正是他们那个时代、那个世界的真理；可以说，下一辈人已在时间孕育中形成了。”
这样的历史哲学似乎导致了一个革命性的结论。辩证的发展使生活的主要准则发生了变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事物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矛盾，只有“矛盾斗争”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最深奥的政治规律就是自由——通向变革的大道畅通无阻；历史是自由的成长，国家是或者应该是有组织的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带有保守色彩：各种情况虽然必然会消失，但是都是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是绝对正确的。既然统一是发展的目的，那么秩序就成了自由的首要前提。
如果晚年的黑格尔更倾向于自己哲学中保守的寓意而不是激进的寓意，一部分原因是时代精神（用他自己的历史哲学的术语说）由于变化太多而倦怠了。1830年革命结束后，他写道：“四十年的战争和不计其数的混乱之后，一颗老迈的心终于可以高兴地看到，这一切要结束了，和平如意的时期终于要到来了。”——认为斗争是发展的辩证法的哲学家居然提倡知足——不过，作为一位年逾六旬的老人，他有权追求平静和安定。然而黑格尔思想中的矛盾太深，使其无法走向安定和平；他的下一代追随者带着辩证法分成了两派——“黑格尔右派”和“黑格尔左派”。魏斯和小费希特在存在即合理的理论里找到了天道之说的哲学证据，以及绝对服从的政治合理性。费尔巴哈、摩莱肖特、鲍威尔和马克思则回到了黑格尔青年时期的怀疑论及“更高的批判主义”，将历史哲学发展为阶级斗争理论，由黑格尔的必然性导出“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精神世界里，马克思将群众运动和生产力作为一切根本变革的根本原因，以此取代了通过时代精神决定历史发展的绝对精神。黑格尔这位帝国教授孵化了社会主义之卵。
这位老哲学家抨击那些激进分子是幻想者，他小心地将自己的早期文章藏起来。他同普鲁士政府合作，赞美政府是绝对精神的最新表现，并沐浴在学院风的阳光下。他的对手称他是“御用哲学家”。他开始认为黑格尔体系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他忘了自己的辩证法已宣告他的思想不会长久且会灭亡。“除了1830年的柏林，从没有哲学发出过这样高傲的声调，哲学皇室般的荣誉也从未如此充分地被承认和保障。”
在那些快乐的岁月里，黑格尔老得特别的快。他变得心不在焉，和故事书里的天才一样；有一次，他只穿了一只鞋就走进讲堂，他没有注意到，另一只被他落在了泥潭里。1831年，霍乱传到柏林，他身体羸弱，成为这种传染病最早的受害者之一。病了一天后，他突然安静地睡去了。正如那个时代见证了拿破仑、贝多芬和黑格尔在一年间相继出世，1827年到1832年间，德国相继失去了歌德、黑格尔和贝多芬。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德国最伟大年代最后的辉煌。
《权力意志》，第2卷，第1部分。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30页；伦敦，1883。
《纯粹理性批判》，第2卷，第27页；伦敦，1881。后面所有的引述都来自第2卷。
克里斯汀·沃尔夫（1679—1754），德国哲学家。——译注
理查森（1689—1761），英国小说家、出版家。——译注
罗伊斯，《现代哲学的精神》，第98页，1892。
所有行为的动因都是寻求享乐。
《忏悔录》第2卷，第10章，第184页。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133页；伦敦，1883。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82页；纽约，1910。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56页。
华莱士如此暗示。参见《康德》，第115页；费城，188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第13页；伦敦，1909。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译注
华莱士，《康德》，第100页。
简单说说应该读康德的哪些书。初学者很难理解康德的原著，因为他的思想里用了很多古怪复杂的术语（因此这章很少直接引用他的著作）。最简单易读的入门读物大概要数布莱克伍德哲学经典名著中华莱士的《康德》。厚一点且深奥点的是保尔森的《伊曼努尔·康德》。张伯伦的《伊曼努尔·康德》（两卷本，纽约，1914）更有趣但是有点散漫和偏题。对康德较好的评价也许可以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找到（第2卷，第1—159页）。但是，读者需自己辨别。
《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24页。
《纯粹理性批判》，“序言”，第23页。
《纯粹理性批判》，第1页。
《纯粹理性批判》，第4页。
“极端经验论”（詹姆斯、杜威等）质疑这点，反对休谟和康德的观点，认为经验既赋予我们关系和先后顺序，又赋予我们感觉和事件。
《纯粹理性批判》，第10页。
《纯粹理性批判》，第37页。如果康德没有加这后半句，他关于认识必然性的言论已然沦陷。
所以，尽管不乏英国人的现实主义倾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最终还是定义物质为“感觉永久的可能性”。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7页。
《纯粹理性批判》，第215页。
华莱士，《康德》，第82页。
海涅，《散文杂记》，第146页；费城，1876。
《实践理性批判》，第31页。
原文为法语。
《实践理性批判》，第139页。
《实践理性批判》，第19页。
《实践理性批判》，第227页。
《伦理学形而上学原理》，“序言”。
《道德形而上学》，第47页；伦敦，1990。
《实践理性批判》，第220页。
《判断力批判》，第29节。
张伯伦，《伊曼努尔·康德》，第1卷，第510页。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36页。
《大英百科全书》，词条“腓特烈·威廉二世”。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49页。
西缅（约390—459），叙利亚苦行修士。——译注
华莱士，《康德》，第40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14页；波士顿，1914。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19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58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68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21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71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68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76、77页。
《持久和平等论文集》，第76、77页。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40页。
康德的认识论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一位非常实事求是的已故科学家查尔斯·普·施泰因梅茨完全接受他的认识论。“所有我们的感官知觉都受限并依附于时空观。我们最伟大和最具批判性思维的康德否认时间和空间是经验的产物，认为它们是范畴——我们的心灵为感官知觉罩上的概念。现代物理中的相对论有着同样的结论，认为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并不存在，当对象和事件填入其中，时间和空间才因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只是知觉的形式。”（1923年，于斯克内克塔迪城一元教堂的演说。）
皮尔逊（1857—1936），英国科学家、自由思想家、统计学之父。——译注
马赫（1838—1916），奥地利籍物理学家、哲学家。——译注
亨利·庞加莱（1854—1912），法国数学家。——译注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2卷，第23页。
《实践理性批判》，第31页。
参阅杜威《德国哲学和政治学》。
保罗·李（1849—1901），德国作家、哲学家。——译注
昂特曼，《科学和革命》，第81页；芝加哥，1905。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17页。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第129页。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8页。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53页。
莱因霍尔德（1757—1823），奥地利哲学家。——译注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114页。
让·保尔·里克特（1763—1825），德国作家。——译注
张伯伦，《伊曼努尔·康德》，第1卷，第86页。
凯尔德，《黑格尔》，见《布莱克伍德哲学古典名著集》；第5—8页。有关黑格尔的生平详见凯尔德的《黑格尔》。
蒂克（1773—1853），德国作家、评论家。——译注
无情的批判，正如我们设想的一样，挑战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华莱士，《黑格尔逻辑学序言》，第16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9、13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6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8页。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1页。
凯尔德，《黑格尔》，第93页。
保尔森，《伊曼努尔·康德》，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