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来考虑一下信息的性质：在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存在无数个事实，其中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对你之后理解历史事件有帮助。因为你的记忆有限而且被过滤了，所以你会倾向于记住那些事后看来与事实相符的信息，除非你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从而不得不生活在不断积累的原始信息的重负下。
下面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扭曲性回忆的经历。孩提时代的我乐于读书，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我在一个地下室里全身心地阅读各种书籍。学校关闭了，天空中落着炮弹弹片。地下室里闷得要死。我最初的焦虑主要在于如何摆脱无聊以及接下来该看什么书，sup/sup尽管我不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读什么书，但由于没有其他事可做，我倒乐得如此。我那时想成为哲学家（现在仍然想），于是我感觉需要强制性学习其他人的思想。当时的形势促使我学习关于战争和冲突的理论及基本原则，我试图深入历史，进入那个生成历史事件的巨大机器的运行中心。
奇怪的是，对我有影响的书不是某个思想家写的，而是一名记者写的：威廉·夏伊勒（williamshirer）的《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berlindiary:thejournalofaforeigncorrespondent1934~1941）。夏伊勒是一名电台记者，因《第三帝国的兴亡》（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一书而成名。我感觉这本日记提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角。我已经读过（或者了解过）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阿隆和费希特关于历史哲学及历史特性的著作，对辩证法思想有了一点模糊的概念，觉得这些理论中有一些东西要去理解。我掌握得并不多，只记得历史是存在一种逻辑的，事物在矛盾（或对立）中发展，使得人类进入更高形式的社会，诸如此类。这与我从周围听到的关于黎巴嫩战争的各种理论极为相似。直到今天，当人们问我什么书“影响了我的思维”的可笑问题时，我会让他们大吃一惊：我告诉他们《柏林日记》对我影响巨大，其教会我很多哲学和理论史的知识（虽然是在不经意间），并且也教会了我关于科学的知识，因为我学到了事前和事后解决问题这两种方式的区别。
为什么？很简单，这部日记旨在在历史事件正在发生时描述它们，而不是在事后描述。我在地下室里，历史在我面前生动地展现（炮弹的声音让我整夜无法入睡）。非理论化的历史正在我面前上演，而我正在读一个在历史进行时经历历史的人写的书。我努力在脑海中形成关于未来的电影式的画面，但却发现它不那么明晰。我认识到，假如我在历史事件发生后撰写历史事件，它们会显得更加……像历史。“之前”和“之后”，其差别显而易见。
夏伊勒有意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撰写这本书，他当时所能得到的信息没有受到接下来的结果的影响。在书中，极具启发性的评论随处可见，尤其是法国人相信希特勒只是暂时的敌人，而这就是他们缺乏准备和之后迅速投降的原因。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会发生一场浩劫。
虽然我们的记忆非常不可靠，但日记多多少少能够提供在当时发生的无法抹去的事实记录，我们因而能有一个固定的、原始的视角，并能在之后把历史事件放在它们原本的背景下研究。我想再一次强调，重要的是这种描述事件的方式。实际上，夏伊勒和他的编辑们可能有作弊行为，我所说的“作弊”是指在出版时抹去了一些事后看来对事情的发展没什么影响的元素，从而使那些有可能让公众感兴趣的部分得到加强。实际上，编辑的过程会出现严重的扭曲，尤其当一名作者被安排给一名所谓的“好编辑”的时候。尽管如此，夏伊勒的书还是赋予了我对历史演化的直觉。人们会认为，那些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端的人当时会隐约预感到要出大事，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夏伊勒的日记实际上已经成为关于不确定性的培训教程。我想成为哲学家，但当时还不知道大部分职业哲学家如何谋生。这一想法促使我去冒险（不是从事思考不确定性问题的刺激工作）和从事数学及科学研究。
出租车里的启示
下面我讲解一下第三重迷雾——学习的诅咒。我近距离观察了我的祖父，他曾是黎巴嫩国防部部长，后来成为内政部部长，在战争初期成为副总理，之后他的政治生涯就没落了。虽然处在那样的职位，但他似乎并不比他的司机米哈伊尔更能看清将发生什么。但与我祖父不同，米哈伊尔习惯以“上帝知道”作为对事件的主要评论：把看清形势这一任务推给了更高层次的存在。
显然，在预测上，聪明和掌握大量信息的人并不比出租车司机更有优势，但二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出租车司机不会认为自己与博学的人懂的一样多，实际上，他们不是专家，并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没人知晓一切，但精英思想家们认为他们比别人知道得多，因为他们是精英思想家。只要你是精英中的一员，你就会知道得比非精英多。
除了知识，还有价值值得怀疑的信息。我注意到，几乎所有人都熟悉当前事态的每一个细节。不同报纸间的重复信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多读一份报纸几乎不能了解更多新的信息。但每个人都那么急切地想熟知一切细节，他们阅读每一篇新鲜出炉的文章，收听每一个广播电台，似乎下一次报道就会向他们揭露一个惊天的答案。我发现，对于谁会见了谁、某位政客对另一位政客说了什么（以及用了什么语气），人们都如数家珍。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结群
我发现，在黎巴嫩战争期间，不同记者的观点虽然不同，但他们大都采用相同的分析路径。他们对同样的影响事件的环境因素赋予同样的重要性，并把现实按同样的方法分类。这使得柏拉图式的行为再现，因为他们喜欢把事实分割为小碎片。在过去，地中海与非地中海之间（也就是橄榄油和黄油之间）被画上了分界线，突然，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与非欧洲之间出现了分界线。分界对于人类来说是必要的，但如果分界被绝对化，使人们无法修改分界并忽略了不同范畴之间的模糊缓冲地带，这便是一种病态了。传染是罪魁祸首。如果你挑选100名有独立思想的记者，他们有独立辨别事物的能力，那么你会得到100种不同的观点。但如果让这些人用因循守旧的方式进行报道，那么观点的多样性便会大大降低：他们会分析相同的因素和原因，得出趋于相同的观点。例如，所有记者现在都会提到“喧嚣的20世纪80年代”，似乎这10年有一些尤其独特的东西。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中，记者们在所有人都疯狂追捧的毫无价值的公司的价值上又达成了一致的解释。sup/sup
如果你想知道我所说的武断分类指的是什么，看一看两极分化的政治形势吧。下一次马丁叔叔访问地球时，试着向他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些支持妇女堕胎的人反对死刑，或者试着向他解释为什么那些接受堕胎的人应该支持征税，而不是扩充军力；为什么支持性自由主义的人要反对个人经济自由。
分类总会造成复杂性的降低，这是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器，也就是我在序言中定义的柏拉图化的表现。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任何简化都可能产生爆炸性后果，因为这种做法不考虑不确定性的来源，会使我们错误地理解世界的构成。
黎巴嫩战争开始几年之后，22岁的我正在沃顿商学院念书，当时我接触到了有效市场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从证券交易中是无法获取利润的，因为金融工具自动地包含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公共信息是无用的，尤其对商人而言，因为价格已经“包含”了全部这类信息，数百万人都知道的信息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优势。于是我完全放弃了阅读报纸和看电视，这使我省出了大量的时间（比如每天一个小时或更多，这样每年积累的时间足够用来读上百本书了，一二十年后，作用就会开始显现了）。但这并不是我在本书中提出不看报纸的唯一原因，后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避免信息毒害的好处。这一论点对于不必了解商业世界的细枝末节来说是最好的借口，它最初只是我的托词，因为我发现商业世界的细节中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这些细节华而不实、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无聊。
好戏在哪里
为什么一个想成为“哲学家”或者“历史科学哲学家”的人最终却进了商学院，而且是沃顿商学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在商学院发现，不光是某个小国家的政客不知道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毕竟，小国的人也许不必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的学生们、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公民们、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很可能也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在我头脑中这不仅仅是“可能”：我从内心深处感觉到了人类在认知上的自大。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兴趣——极不可能发生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不光是衣着光鲜、精神抖擞的首席执行官才会被这些极端事件愚弄，博学的人也会。这一认知使黑天鹅现象从一个商业中的好运气或者坏运气的问题，变为一个知识与科学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现实生活中有些科学成果是无用的（它们低估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响，或者导致我们低估它），而且，它们中的许多或许实际上正在造就黑天鹅现象。
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
从沃顿商学院毕业4年半之后（体重也增加了8.75磅sup/sup）的1987年10月19日，我从纽约曼哈顿中城的投资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走回上东区的家。我走得很慢，因为我的思想处于一种迷惑的状态。
那一天在世界金融史上是一个灾难：（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更具重创性的是，它发生在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老练的时候，它发生在我们以为所有这些夸夸其谈的柏拉图化的经济学家（以及骗人的以钟形曲线为基础的方程式）能够预防或者至少预测和控制大的振荡的时候。崩盘甚至不是由于某则新闻。事件的发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的想象，如果我事先指出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那我一定会被看作疯子。它满足黑天鹅事件的条件，但当时我还不知道如何表达。
我在公园大道遇见了一位同事，正当我要与他谈话时，一名焦虑的妇女不顾一切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嗨，你们两个知道发生什么了吗？”路边的人们看上去茫然无措。之前，我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交易室里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处在事件的震撼中，震惊的人们像探照灯下的兔子一样乱跑。回家后，我的表兄亚历克西斯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邻居自杀了——从高层公寓跳了下去。对此，我一点儿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创伤可以比战争更打击人的意志。（我们可以想象，金融问题和随之而来的羞辱足以导致自杀，而战争似乎并没有如此直接。）
我害怕得不偿失的胜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确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确，我害怕目睹整个系统在我脚下崩溃。我并不真的想如此正确。我将永远记住已故的吉米·p（jimmyp.）：他在看到自己的净资产灰飞烟灭时不断半开玩笑地乞求屏幕上的价格不要再变动了。
但在当时，我意识到自己对钱根本不关心。我经历了生命中最为奇特的感受，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告诉我“我是正确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致我浑身都颤抖了起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种震撼内心的感觉。我之后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也永远不可能向那些从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描述清楚。它是一种身心的震撼，好像是快乐、骄傲和恐惧的混合体。
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为什么？
进入沃顿商学院后的一两年，我逐渐具备了一种精确但奇怪的能力：猜测罕见且出乎意料的事件，也就是处于柏拉图边界中被柏拉图化的“专家”认为“不可思议”的事件。回忆一下，在柏拉图边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不再成立，但我们不知道这一点。
由于较早决定把数量金融学作为谋生的手段，我同时成了数理专家和交易员。数理专家是一类把随机数学模型应用于金融（或者社会经济学）数据和复杂金融工具的产业科学家。不过，我是完全相反意义上的数理专家：我研究这些模型的缺陷和局限性，寻找使它们失效的柏拉图边界。我还进行投机交易，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这在数理专家当中是很少见的，因为他们被禁止“冒风险”，他们的角色只局限于分析，而不是决策。我确信我完全无法预测市场价格，并且知道其他人也无法预测，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点，或者不知道他们正在承担巨大的风险。大部分交易员都是在“轧路机前捡硬币”，他们将自己暴露在极少发生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面前，却睡得像婴儿一样，浑然不知。假如你认为自己厌恶风险、了解风险并且高度无知的话，我的工作将是你能做的唯一工作。
同时，“数理专家”（应用数学、工程学和统计学学者的综合体）所拥有的技术本领，加上对实务的深入参与，对于一个想成为哲学家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sup/sup首先，当你把20年的时间用于大规模的数据实证研究，并基于这些研究从事风险活动时，你会很容易发现现实世界的构成因素，而被洗脑的柏拉图化的“思想家”是看不见它们的。其次，它使我思考时变得有条理和系统化，从而远离了毫无价值的奇闻逸事。最后，历史的哲学和认识论（认知的哲学）似乎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是分不开的，时间序列数据是时间上的连续数据，是一种由数字而不是文字组成的历史文件。而数字是很容易在计算机中处理的，它使你清楚地感觉到历史是向前的，而不是向后的，而且比历史记录混乱得多。认识论、历史哲学和统计学旨在理解真相，研究真相产生的机制，以及区分历史中的常规和巧合。它们都探讨“人们知道什么”的问题，但它们都只能在不同的领域找到答案。
代表独立的粗话
1987年10月19日那天晚上，我一觉睡了12个小时。
我很难把这种确信的感觉告诉我的朋友，他们都由于市场崩盘而处于悲痛之中。当时的奖金与如今比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假如我的雇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及金融系统能够坚持到年底，那么我会得到一份适当的奖金。对此，有时候人们会说一声“该死的钱”。这话虽然粗俗，但能让你表现得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一个摆脱了奴役的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缓冲：你的财产不足以让你成为巨富，但足以让你自由选择一个新的职业，而不必过分担忧经济报酬，同时你也不必委曲求全。你不再对某个雇主或者就业本身产生任何理智和情感上的依赖，不再受某个人对你武断而不公平的评价的摆布。（独立对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含义：许多高收入的人变得更加谄媚，他们越来越依赖他们的客户和雇主，也更加痴迷于赚更多的钱，对此我惊诧不已。）虽然按照某些标准来说这算不上什么豪言壮语，但它实际上帮我摆脱了经济上的所有欲望。每当我把时间不是花在研究上，而是浪费在追求物质财富上时，我都会感到羞愧。请注意，在那些日子，“该死的”是挂掉电话之前的结束语。
当时，交易员在赔钱时摔坏电话是极为平常的事。有的人喜欢摔椅子、桌子或者任何能够发出声响的东西。有一次，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名交易员试图掐死我，来了4名保安才将他拖走。他当时很生气，因为我站在了他认为是他的“领地”的地方。谁会愿意放弃这样的工作呢？把这种情形与大学餐厅中单调的午餐时间比较一下吧，显然，彬彬有礼的教授们谈论最新的院系争斗的场景要乏味得多。于是我继续留在“数理”和交易行业（现在仍然是），却保证只安排最少量但极为密集（而且有趣）的工作，我只关注最具技术性的方面，从不参加商业“会议”，避免与西装革履却不读书的“成功者”为伍，并且平均每3年就休息一年，以弥补自己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留下的空白。为了慢慢提炼我的思想，我需要成为一个闲人、一个职业冥想者，我需要懒洋洋地坐在咖啡馆、远离办公桌和各种组织，我需要睡到自然醒、贪婪地阅读，而不必对任何人解释什么。我需要逐步在我的黑天鹅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豪华轿车哲学家
黎巴嫩战争和1987年的经济崩盘似乎是相同的现象。我明显感到几乎所有人在承认这些事件的影响上都有一种精神上的盲点：好像他们看不到这些庞然大物，或者迅速忘记了它们。答案就在我面前：这是一种盲目。问题不在于事件的本质，而在于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
我用下面这个故事结束这段自传性的插叙。我没有确定的专业（除了我白天的工作以外），也不想有。当鸡尾酒会上的人们问我靠什么谋生时，我总忍不住想回答：“我是一名怀疑经验主义者及闲人，主要事业是对某个思想进行非常深入的思考。”但为了省事，我干脆说我是豪华轿车司机。
在一次飞越大西洋的航班上，我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升至头等舱一位衣着华贵、精力充沛的女士旁边，她一身珠光宝气，不停地吃着坚果（可能这是低卡路里的食物），坚持只喝依云矿泉水，一路上都在读《华尔街日报》欧洲版。她一直试图用蹩脚的法语与我交谈，因为她看见我在读一本社会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书（法语的），有趣的是，这本书讲的正是社会歧视的标志。我告诉她（用英语）我是豪华轿车司机，并骄傲地坚称我只开“非常高档的”轿车。于是整个飞行途中是冰一般的沉默，虽然我能感到敌意，但起码我能安静地阅读。
令人惊叹的是，你能用一面旗子、几句演讲和一支国歌快速有效地建立一个国家；直到今天，我一直躲避“黎巴嫩人”的标签，更喜欢“黎凡特人”的称呼。
贝诺特·曼德尔布罗特（benoîtmandelbrot）在与我当时相同的年纪时有相似的经历，只是比我早近40年，他记得他在战时的经历充满了长时间痛苦的无事可做及穿插其中的短暂的极度恐惧。
我们会在第十章看到一些证明这些结群反应的巧妙的量化测试，它们显示出，在许多问题上，观点之间的差异比平均观点和真理之间的差异小得多。
1磅≈0.45千克。——编者注
我从事的领域是叫作“衍生金融商品”的复杂金融行当，从事该专业必须具备高等数学知识，而使用错误的数学方法在其中导致的错误也是最大的。这是一门新学科，使我产生足够的兴趣去攻读博士学位。注意，我无法仅仅通过赌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来建立我的职业生涯，因为没有那么多可实施交易的机会。相反，我可以通过保护我的投资组合不受大的损失来避免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于是，为了消除对随机性的依赖，我专注于复杂金融工具的技术缺陷，以及在不受稀有事件影响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机会，并且抢在我的竞争者完善技术从而使这些机会消失之前。后来，我发现了更为容易（也更不受随机性控制）地保护大投资组合不受黑天鹅现象影响的类似保险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