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象和发现中国”的交响曲震耳欲聋，那个自康梁以来数度死而复生的“大国梦想”再次苏醒，没有人怀疑中国正在通往“大国”的道路上呼啸前行。然而，经济的成长是否必然地意味着国民的繁荣？改革的利益会不会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些阶层的囊中之物？

世界上并非没有这样的先例。俄罗斯是一面镜子，拉美、菲律宾和印尼是另一些镜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符合大众利益的改革经常遇到重重障碍，难以很快地推进；另一方面，只对少数有权有势的人有利的改革，比如说权贵私有化，倒可能进行得很快，也许几天几个月就把原有的公共财产一扫而光。”

在2004年春天的一次研讨会上，吴敬琏先生做如是发言。正如很多人士所观察到的，在今后中国，一个可能发生的景象是——

跨国集团挟资本、技术和理念领先之优势，四处摘“桃子”，赫然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板块。

民营资本从高端消费品领域和中心城市且战且退，同时，利用“地利人和”之优势，率先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和垄断性行业，继续在体制转型中猎取凹地效益，此外，资本市场上的游戏和土地的囤积，则为他们在日后的竞争中拥有可交换的资源优势。在很多民营业主眼中，与跨国资本的结盟，是最理想的结局。

国有资本继续在整合中积聚，在彷徨中流失，最终成为“关键的少数”。

“红顶商人”现象不会消失，它仍然会变种存在，这是生态链中最灰色的部分，却也是某些利益交换的“润滑剂”。当公务阶层与财富阶层相互利用达成利益默契之后，公共资源和财富存量就会被以合法的程序占有，新生的财富又被新生的权力交换，而时间又会让这一切“漂白”。

在未来的利益结盟中，“经济学家游说团”只是门客或高级幕僚，当瓷器被搬走的时候，他们会先给出一个理由，然后鼓掌把搬运的声音掩盖。

从道德层面来解读这样的利益生态，已毫无意义。中国经济的成长乃至利益的配置，自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而此时此刻，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完成的一个工作只是：让所有的角色回归本位，让所有的边缘全部划清，让所有的使命回到原点，让所有的“外衣”通通剥去。

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坦言：“我们应当承认，我们是那种了解自己利益胜过了解一切、并追求自身利益的人类。”

前两天，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看到一个镜头，民国参议会为未来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而争议不休，孙中山坚持实行对总统更为限权的内阁制。有人问，孙先生是不是对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不信任。孙正色道，民主制度的前提，就是对任何一个人都不信任。

弗里德曼和孙先生的声音言犹在耳。

一位网民在“关天茶舍”的论坛上挂帖写道：“今天，当我们听到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站出来讲话的时候，便应该首先对他的动机打一个问号，然后再仔细地听他到底要说些什么。”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避免为‘权威机构’提供咨询。实际上，我也从来没有为任何政府提供咨询，我的工作和责任就是，把我的建议和批评——不管其价值有多大——公之于众。”这段话是那么地让我们神往，却又不知该如何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