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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时的想法

正如人们后来开始推动桑德拉·戴·奥康纳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最终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一样，1971年，时任州参议员的奥康纳向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致函，建议他提名一位女性填补刚刚空缺出来的最高法院席位。“您的其他选择都是极好的，”她开始夸赞，“现在是增加一位女性的绝佳时机。”

但总统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选择了与她建议的人选风格截然相反的威廉·伦奎斯特。他是奥康纳在斯坦福的同学，也是她在菲尼克斯的朋友。首要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伦奎斯特是站在保守派法律运动最前沿的人物，他给予了民权运动的种族平等基础沉重打击。这场保守派法律运动对女性平权运动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实现女性法律地位平等的运动显然依赖于种族民权运动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提名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时称其为“女性运动的瑟古德·马歇尔”。如果没有以种族平权运动为背景的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扩充解释，其他领域的平权运动也不可能取得实质进展。

确认提名阶段，伦奎斯特被发现他1952年以杰克逊大法官书记官的身份撰写的备忘录，其中记载了他建议杰克逊大法官在布朗案中应当反对消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原因。“我意识到，”伦奎斯特承认，“那是一个不被广泛认可也不人道的立场，为此我遭受了‘自由派’同行的严厉指责，但我认为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v.ferguson，1877年的裁决批准南部的种族隔离）是正确的，并且应当被再次确认。”（杰克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加入了废除种族隔离的一致性决定。）书记官卸任后，伦奎斯特与他在法学院的朋友桑德拉·奥康纳和约翰·奥康纳定居在菲尼克斯。那时，他仍然反对种族平权。当菲尼克斯计划于1964年通过一项民权法令以禁止商人有种族歧视行为时，伦奎斯特作为一名私人执业律师在听证会上作证。伦奎斯特告知市议会，在这件事情上他并没有委托人。但他希望立法者了解，法律禁止商人基于种族原因有歧视性行为的规定，虽然是出于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目的，却牺牲了店主的利益。在这件事上，伦奎斯特认为，财产权利比种族平等更为重要。

尽管伦奎斯特在各个方面都实质性地反对女性法律运动，桑德拉·奥康纳依然全心投入于支持伦奎斯特任命的活动中。她积极拥护伦奎斯特取得这一席位，纵使她原本提议将这个席位授予一位女性，这让人很自然地产生疑问：她是否真的是一名女权主义者。

起初，她似乎和许多保守的女权主义者一样，表面上是共和党人，在70年代与女权主义运动彻底决裂。反对平权修正案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就是这类人物的早期典型。她们宣扬，优秀的女性在法律不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也能表现出色。她们不需要平权修正案，因为它会伤害那些更为传统的姐妹们。她们当然也不需要像堕胎权这样的权利及其引发的道德危机。在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时，奥康纳效仿了施拉夫利模式，她依靠律师丈夫的收入生活，亲近共和党，并促使所在党任命她到男性占压倒性优势的立法机构。她扬言，一旦任何性别歧视的全男性机构许可她加入，她就不会再面临任何其他困难，这听起来非常像施拉夫利的风格。如果奥康纳真的是菲利斯·施拉夫利式的人物，那么她拥护伦奎斯特就一点也不难理解了。

但即使在她事业早期的1971年，请求尼克松总统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的做法，也多少与女权主义保守派阵营的立场存在分歧。法律职业内部存在性别歧视，是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在1971年，无论基于何种中立标准，就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而言，女性候选人较之男性也毫无竞争力，尤其对手是威廉·伦奎斯特这样有声望的人。好在奥康纳深知这一点。后来，里根总统出于政治策略于1981年任命奥康纳为大法官之后，她为维护平权行动而与她的保守派同事安东宁·斯卡利亚据理力争。在一次关于平权行动的案件会议上，她打断斯卡利亚对平权行动的抨击，反问道：“能不能不要这么做，安东宁？请你想想我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此外，在表示支持伦奎斯特之后，奥康纳立即积极推动各个领域的法律变革以追求女性平等的实现。与金斯伯格一样，她意识到女性可以借助法律解放因长久以来而被排挤、禁锢的人生。她认为她们不应当只是通过为共和党服务而获得利益恩惠。因此，她拥护一个致力于破坏女性平权进程的男性当选，仍是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事。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奥康纳承认法律有作为女性进步工具的价值，但她可能已经拿定主意，和伦奎斯特这位好友一致秉持保守理念——在任何情况下，州政府优于联邦政府，企业优于政府——比她对妇女的关注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在她进入最高法院后，在联邦制和监管问题上她的投票几乎总是与伦奎斯特一致。

或者她可能已经意识到伦奎斯特——大家普遍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公正的人——适合在最高法院这样重要的机构里任职。在她眼中，他的品行和工作能力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是她一生中做出过的至高人格评价。

高尚的管理者——公允的法官遴选制度以及公民教育——是她始终坚守的主题。当奥康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在亚利桑那州的政治时代时，民主党数十年来奉行一党政策，害怕经济变革的民主党人统治已经造成了腐败和分裂局面。人们常说，如果亚利桑那州是依靠3c［铜（copper）、棉（cotton）和柑橘（citrus）］发展经济，那么游说民主党立法机构的说客们则是依靠3b［酒（booze）、牛排（beefsteak）和金发美女（blonde）］。从堪萨斯等地新来的共和党移民很快表达了正直的政治立场，将自己描绘成有益于经济发展的积极的改革支持者。就在伦奎斯特被提名之前，奥康纳在促使立法机构重划选区以支持共和党人的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当民主党提出抗议时，基恩·普利亚姆（genepulliam）的《亚利桑那共和报》称，任何有自尊的政治党派都会如此。］尽管奥康纳在女性问题上与共和党存在分歧，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她不再相信共和党是更好的管理者。

她主动写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请求为她的朋友伦奎斯特在提名听证会上作证。伦奎斯特被提名之后的几天，她在参议院和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菲尼克斯吉瓦尼斯俱乐部演讲，赞扬伦奎斯特。与她毕生的政治策略一样，她努力结交各色人物并与熟人共事。作为一个相对默默无闻的州立法机构成员，她一反常态地得以轻而易举地参与提名确认程序。伦奎斯特和奥康纳共同的朋友——前亚利桑那州人士、后成为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的理查·克兰丁斯特（richardkleindienst），负责伦奎斯特的选任工作。她列出了所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员名单，并给他们分配“任务”——主要是联系他们所认识的人。作为亚利桑那州一家大型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她聘请该行行长谢尔曼·哈泽泰（shermanhazeltine），请他动用辐射全国的银行行长关系网来联络各州的参议员。这是一个好主意：银行行长们认识很多参议员，同时她收集了大量地方银行家写给国会众议员的信。她打印出斯坦福同学的花名册，联络那些她确信会予以支持，并愿意联系相关议员的人。奥康纳的房子很快就被这些文件堆满了。

伦奎斯特一方认为由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两位国会参议员作证足够了，因此谢绝了奥康纳出席作证的好意。然而，面对伦奎斯特在作为共和党监票人期间，要求黑人选民证明其读写水平的指控，他们还是选择启用奥康纳对这些指控进行辩护。克兰丁斯特派奥康纳开展收集无罪材料的调查工作，显然他们非常希望这些指控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1971年11月，在对伦奎斯特提名进行辩论期间，伦奎斯特本人给奥康纳写了一份备忘录，回忆起曾有一份亚利桑那司法部长关于禁止监票人要求投票人证明读写能力的法律意见。她能找到这份意见吗？这将为伦奎斯特说自己并未做此事起到有力的辩护作用。他的同事及时到场出具了这份意见。

奥康纳在调查中发现了负面文件，例如，一份伦奎斯特为地方小报写过的充斥着煽动性不实言论的法律文章，她建议伦奎斯特“不要发表”该文章。伦奎斯特曾称最高法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是一个“老好人”，并带着赞赏之情引用一份古老的最高法院意见：“刑事案件不应当被允许上诉；如果陪审团认定一个人应该被处以绞刑，那么他就应被施以绞刑。”奥康纳让他不要担心，文章尚未发表。直至伦奎斯特确定其席位之后很久，这篇文章才出现。

确认程序尘埃落定，伦奎斯特给她和约翰写了一封充满真情的感谢信，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奥康纳也给每一位帮助过伦奎斯特席位确认程序的人写了信。他们去参加了伦奎斯特的宣誓就职仪式，这对她而言，是“一个激动而感怀的时刻”，“这对最高法院的未来极其重要”，最高法院自此将会拥有一位曾反对废止种族隔离的成员。对伦奎斯特的任命无疑意义重大：在接下来的9年里，每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金斯伯格出现在最高法院，试图为女性搭建法律平等的根基时，伦奎斯特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对。

管理家务和管理州务

几个月以后，总统选举委员会的地方办公室开始对亚利桑那州竞选运动主席山姆·马迪安（sammardian）施压，要求他招募一位女性协助负责尼克松1972年的大选工作。即使总统无意消除最高法院的性别歧视，政客们仍认为，至少竞选连任的运作不应全部由男性负责。精力充沛并且足智多谋的奥康纳自然是不二人选。在致力于帮助尼克松总统连任的过程中，她走访多家地方办公室，组织各项活动，鼓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年轻的共和党人，协调地方和全国竞选活动的投票情况。她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是在竞选团队中以身份的一致性为依据进行分组，如黑人、西班牙裔和老年人等，共计13个团组。尽管她对于女性应当平等地适用亚利桑那州法律也十分关注，但女性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出现在共和党竞选的政治清单上。选举结束后，她在竞选工作中展现出的活力和才干自然引起了关注，有人询问她是否愿意加入政府机构，她拒绝了。她说，她的家人安居在菲尼克斯，丈夫约翰是律师，儿子们还在上学。

在奥康纳选择继续生活的亚利桑那州，1972年的选举使共和党人重新获得在州议会的权力，作为参议员的她也很快罢免了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随后两年中，她到达了地方立法机构的权力中心。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手中有权，可以制定自己所希望的法律”。她将自己在立法机构的岁月称作为人民的利益而推进两党合作的时期，她的履历也明确表示，她同时推动了自由派和保守派法律。在枪支管制、死刑和校车接送等领域，她采取了共和党立场，而在环境问题和双语教育方面，她又转而支持民主党一方。在社会福利问题上，她甚至试图走中间道路。

奥康纳在女性平等问题上做出了切实努力。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党派独立。虽然伦奎斯特大法官的立场是主流取向，但共和党人没有立即完全背弃女性平权的信念。只在1980年，共和党在纲领中正式撤回对平权修正案的支持。整个70年代，国家专门机构之外的无党派人士的“法律改革”运动——比如统一州法律委员——建议在家庭法等仍存在歧视传统的领域推行非歧视性制度。1973年，奥康纳领导两党通力合作，废除了亚利桑那州歧视女性的一系列法律。她对修订亚利桑那州夫妻共同财产法给予支持，修订后的法律赋予女方管理婚姻财产的权利，并删除了一些导致实质性后果的男权规则，比如，只有父亲有权就孩子的死亡或伤害提起诉讼。

尽管兼采两党的政治立场，奥康纳最为坚定的立法提案还是一个保守的议题：设置税收上限。1973年，她通过召开优秀市民会议开始倡导。到第二年，她已经提交了一份公民投票提案，提议通过修改州宪法，将州的财政支出限定在该州全部个人收入的固定比例。奥康纳努力排除万难促使提案通过。她写信给党派标志性人物——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请他联系反对的议员，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以便提案得以通过。“我相信，这项提案将为（1974年）11月的共和党选举助力”，她恳求戈德华特，并且“在亚利桑那州通过这项提案将为其他州的类似举措铺平道路”。两天以后，一贯主张避免州内立法之战的戈德华特参议员，以给亚利桑那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保顿·巴尔（burtonbarr）发电报的方式回应了奥康纳的请求。奥康纳的提案甚至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的关注，他在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的trunk’n’tusk俱乐部会议上称赞了奥康纳。那很可能是里根第一次听说她。

税收限制运动反映了保守化政治的复兴。分析人士广泛认为，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第13号减税提案对于提升罗纳德·里根的声望，使之成为总统候选人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为了实现限制税收的重大立法举措，奥康纳将自己与全国范围内最为保守的发展趋势紧密联结。巴尔——之后的共和党州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这样评价他这位近乎残酷的工作狂同事：“有桑德拉·奥康纳在，就不会有悠闲时光。”

再次退出

然而，奥康纳没有因为在推动提案的过程中付出巨大努力而参加选举。1974年选举前的几个月，多数党领袖奥康纳宣布她不会参与连任竞选，而后再一次离开了她辛苦建立的事业。奥康纳上一次离开工作岗位，是因为她的保姆辞职了。而这一次辞职，她说，是觉得一个人不应该在立法机构工作太长时间。他们太自以为是了。也可能只是她厌烦了。就在她宣布辞职之前，她厉声斥责了一位同事，这位同事对她说“你要是个男的，我就会给你一拳”。奥康纳则一反常态地回击道：“不给我一拳你就不是男人。”多年以后，当有人问起她在几乎都是男性的亚利桑那州议会的那段岁月，她叹息道：“我从不与你说的那些人为伍。”最终，税收限制提案没有被投票通过。

这一次，奥康纳依然在没有对未来作任何规划的情况下辞职。然而，这一次她是幸运的。在离开立法机构一个月之后，州法院的职位有了空缺。根据亚利桑那州法官任选制度，首先她必须赢得共和党初选。对于一位有权势的立法机构领袖而言，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衰败现象，但在经过艰难的选举战之后，她发现自己具有在法院大楼地下室主管普通刑事案件审判的能力。据说她很享受这个卑微的职位，这让她接触了各种人的情感和经历。尽管职位略显逊色，但亚利桑那州60名左右的司法部门成员都尽力让自己过得不错。奥康纳在各种司法会议中与她在司法部长办公室的老同事保罗·罗森布拉特（paulrosenblatt）重逢，彼时他是一位州法官。那时总有大型晚宴，玛丽·弗兰·奥格（maryfranogg）——一位法官的妻子——带领大家举杯庆贺、弹琴高歌，度过漫漫长夜。罗森布拉特不同意保顿·巴尔的玩笑话——“立法机构有了勤奋的奥康纳，就再也没有悠闲的时光了。”罗森布拉特说，“如果巴尔也曾见过奥康纳在‘奥格/法官的悠闲时光’围着钢琴唱歌，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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