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斯伯格才华横溢。法官会议上，七位大法官投票决定推翻空军政策。她改变了布伦南大法官对严格审查的立场，大法官决定像对待种族问题一样对待性别问题。（事实上，她认为性别与种族类似的想法说服了布伦南的书记官杰弗里·斯通，他曾在某个深夜给大法官留下两份草稿意见——一份是狭义应用里德案的观点，另一份是提高性别歧视审查标准的广泛意见。斯通第二天上班时，发现布伦南大法官已经采纳了后者。）

然而，为了得到多数意见，布伦南经历了一场艰苦斗争。尽管你不会从里德案的一致决定中知道这一点，但事实是，在1968年这个国家选举出一位共和党总统时，最高法院就彻底改变了。里德案中的七位大法官仍在位，但尼克松总统提名填补了剩下的两个空缺。总统提名了威廉·伦奎斯特，他曾是奥康纳在斯坦福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几十年来最保守的大法官；他还提名了刘易斯·鲍威尔（lewispowell），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温文尔雅的公司律师，曾担任美国律师协会主席。这两位新晋大法官都说不上是女权主义者。即使是尼克松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也表达过对法律上女权主义严肃性的不屑。他曾在金斯伯格关于里德案的传奇诉状里写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这个“简单的小案件”中提交了“十分冗长的辩护状”。“我希望我们不要陷入一场关于女性权利漫长而感性的讨论。”事实上，金斯伯格那份60页的辩护状并没有特别长。大法官们在考虑后续的弗朗蒂罗案期间，他们的想法也有些摇摆不定。伯格希望鲍威尔严肃对待布伦南此番的自由派尝试，将自己描述为试图“遏制对女性自由的愤怒”。阿里耶·尼尔指出，女性权益项目成立的时候，人们还普遍认为所谓的女性权利是不严肃的。就连睿智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都未能说服哈里·布莱克门或沃伦·伯格严肃对待这个案件。

所以布伦南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确信他的自由派同事威廉·道格拉斯和瑟古德·马歇尔会支持金斯伯格严格审查的论点。他甚至得到了意料之外的第四票——民主党任命的拜伦·怀特。在将性别歧视审查水平提高到与种族歧视一样的讨论中，沃伦·伯格和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没有发挥作用。随后布伦南去争取“中间派”，尝试得到第五票。看起来政治立场似是而非的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似乎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布莱克门对金斯伯格的论调有些不耐烦，他再次指出她的辩护词过于长篇大论，还给她在弗朗蒂罗案中精彩的口头辩论打了一个粗野的c+。（“她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女性”，他在对各类律师的表现进行习惯性评论时提到。）

当布莱克门终于走向保守的一方，布伦南又把目光投向了老艾森豪威尔的中间派波特·斯图尔特。但就在那时，尼克松新任命的刘易斯·鲍威尔（仅上任一年）作为布伦南的对手浮出水面。在给法庭的备忘录和他最终的协同意见中，鲍威尔认为，性别平权修正案在各州还悬而未决，最高法院不能将性别提高到与种族同等的地位。

鲍威尔的意见，自弗朗蒂罗案以来已成为公开议题，再次提出他关于平权法案的辩护是否只是一种托词。事实上，他的个人笔记揭示了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弗吉尼亚绅士，对弗朗蒂罗案他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同情，甚至是完全不同意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完结案件”。他说，军队里的女性很少，统计数据也表明她们很少依赖丈夫。他认为，法律要求女性证明配偶的依赖性“也许很合理”。当然，他指出，“妇女也并非被怀疑的阶层”。他提醒自己：里德案也没有这样说。

“对男性而言，女性不可替代（感谢上帝！）”，他写信给布伦南。虽然他最终投票支持弗朗蒂罗，但他却说服法庭不应提高性别歧视审查的标准。只要刘易斯·鲍威尔在严重分派的最高法院里把握关键的第五票，政府就不需要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为何区别对待两性。

在弗朗蒂罗案中改变审查标准险些失败，充分展示了金斯伯格和女性权利项目面临的重重困难。最高法院与20世纪五十六年代传奇的民权胜利的时代渐行渐远，进入了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再也不会像对待黑人那样对待女性。法院对莎朗·弗朗蒂罗作出如下判决——从现在起，军队里的女兵将无附加条件地自动获取应得利益——投票结果为8∶1，只有保守的伦奎斯特投了反对票。布伦南写下了同等对待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的意见。但多数意见的八位法官中有四位加入了鲍威尔的意见，留给自由派布伦南的其实只有四票。弗朗蒂罗案的判决看似是一个胜利，但它其实更像是一个象征性符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弗朗蒂罗案的一个月后，最高法院依据布莱克门大法官的意见，推翻了全国的堕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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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pinter）的一种写作特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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