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程序设计方面的混乱只是一个开始。格林布莱特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商业利益已经入侵到以开放性和创造力为宗旨的文化当中来了。”在格林布莱特的黄金年代，他和他的朋友自由共享代码，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开发一个比较优秀的产品。格林布莱特说：“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们设计的网页是为了让用户必须总是单击按钮，这样他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广告’，从根本上说，最大的赢家就是给你带来最多不便的那个人。”

但是，格林布莱特不是这样的人。他属于另外一个群体：即使他们的激情在商业化大潮下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仍然相信和坚持着他们的初衷——体验探索的乐趣，自由沟通想法。他们的能力很强，影响力很大，但是，他们没有发布过一个百万美元的产品，没有成为时代的偶像。他们只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程序设计。

在第25届黑客会议上，我身边坐着的还是这些理想主义者，这个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展示出色的产品。尽管我已经好几年不参加了，不过，这种场面仍然让我记忆犹新：这些黑客在圣克鲁兹度假村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无所不谈，从经济理论到大容量数据的存储。其中很多人都是老人，尽管他们极力邀请30岁以下的人参加这个会议，但是，这些老人仍然每年都过来参加会议。

格林布莱特是会议的常客，他是美索布达米亚和mit的黑客文化传播的一个纽带。格林布莱特这段时间自诩为独立研究员。他几年前为了照顾母亲，搬到了剑桥，他母亲在2005年去世了，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他和mit的同事一直保持着联系，这几年，他一直想让projectmac的权威黑客比尔·高斯珀参加黑客会议。高斯珀非常优秀，但是，他就像一个隐士一样，总是拒绝参加会议。（高斯珀仍然在硅谷从事程序设计工作，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销售数学谜题。）格林布莱特说：“我这15年，我一直开发一个名为‘线程存储器’的程序，帮助大家理解英语。这只是一个基础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产品。”

格林布莱特觉得目前的黑客行为正在处于衰退时期。甚至“黑客”这个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含义。当我问他现在黑客行为是一种什么状态时，他立刻非常认真地说：“他们盗用了我们的术语，黑客行为已经完全变样了。”

并不是只有格林布莱特沉浸在对过去的缅怀中。1983年我第一次采访理查德·斯托曼的时候，他就为黑客文化的衰退而唏嘘不已，他认为软件的商业化是一种犯罪。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快就会以把最后的真正黑客挤出去。”

我做错什么了吗？斯托曼发起免费软件运动，与知识产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也为他赢得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他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softwarefoundation），开发了gnu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在李纳斯·托沃兹开发出linux以运行它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很多设备都安装了这两个操作系统。更重要的是，斯托曼提供了引导开源运动的知识框架，对现代软件和internet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在软件发展初期就有圣人斯托曼的引导，那么软件早蓬勃发展了。

同样出名的还有他桀骜不驯的性格。2002年，知识共享（creativecommons）结构的创始人劳伦斯·莱西格曾这样写道：“我不太了解斯托曼，但是我却知道他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人。”（斯托曼在自己的书的前言部分引用了这句话。）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么固执。我以前采访他时，他说：“我是一种死亡文化（黑客文化）的唯一幸存者，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感觉我已经死了。”现在，我们在又在中餐馆见面了，当然——他又重申了这一点。——他说：“我多么希望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就掐死自己，我们的世界是非常美好的。如果让我回到从前，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做了。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不再承受这么多痛苦。”

痛苦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孤独，这是普通的电脑迷和专业级电脑迷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1980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在评论中指出，黑客都是不善交际的失败者，他们之所以痴迷于电脑，就是希望可以避免和人们直接接触。）但是，随着黑客文化的广泛传播，他们的社交能力也得到了提高。现在，这些电脑奇人不再是失败者，而成为了市场的精英。他们不用再承受斯托曼所困扰的孤独——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变化正是斯托曼以前抱怨的商业主义所带来的。

现在，和25年前一样，斯托曼仍然是黑客主义的一个忠实信徒。他的个人网页充斥着对各种反黑客人士的抵制，例如布鲁·瑞和杰克·罗琳。他甚至和以前的合作伙伴也结怨了，其中包括托沃兹尼亚克。（斯托曼说，他不想捍卫用户的自由。）他尤其鄙视苹果公司，以及公司的封闭系统和数字版权软件。他们公司的音乐播放器使用iscrod，移动装置是igroan，全新的平板电脑是ibad。他是一个机会均等主义者。当我告诉他人们很快会在kindle上读到本书时——如我所料，斯托曼把kindle称为swindle（诈骗）——他开始变得很激动，强烈建议我要抵制电子阅读器繁琐的drm。他说：“你必须相信，自由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应得的。”尽管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他内心仍然充满激情。

李·费尔森斯坦的内心也充满激情。在本书中提到的所有人中，费尔森斯坦是唯一一个明确提出电脑革命对政治的影响的人。但是，自从他开发的osborne计算机取得成功之后，他的事业也充满波折。他在一个充满创新性的intervalresearch实验室工作了8年，但是，所有的辛苦都付之东流。另外一些看起来有点希望的项目——为老挝提供internet电话服务，由自行车发电机供电。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也都失败了。他说：“如果我总是想那些失败的事情，我就会很痛苦，所以我根本不想那些失败。”

尽管费尔森斯坦已经预见到个人电脑的飞速发展，但是他仍然希望同时出现一种民主化精神，“所有人”都拥有一台便宜的电脑，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获取信息，通过操作这些信息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并广泛传播信息。他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不过不是我预想的那样。林肯·斯蒂芬斯曾经说过：‘我看到了未来，它很有起色’，但是，我更喜欢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我看到了未来，它需要有起色。’”

费尔森斯坦觉得人们对“黑客”这个词有误解，他觉得很郁闷，不过现在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这个术语了。他说：“黑客现在被认为是处于道德边缘的人，他们更多的是倾向于做好事，而不是做坏事。所以，尽管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暂时陷入低潮，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取得了这场计算机文化变革的胜利。在费尔森斯坦看来，他正在把下一代黑客引领到正义的道路上来。最近，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在加州的山景城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名叫黑客柔道（hackerdojo）。工作室占地9500平方英尺，会员一共80人，每月的会费为100美元，他们可以使用内部网络和先进的工具（例如irreaders）。它是全国范围不断增长的‘黑客空间’的一个前哨，为那些以前与世隔绝和装备不良的黑客提供精良的设施。”他说：“我是一个柔道教练，可能你觉得我是一个令人敬重的老师，”他咧开嘴笑了，“成为了费尔森斯坦先生”。

格林布莱特、斯托曼和费尔森斯坦都把黑客行为看做一种理念。但是，保罗·格拉汉姆却把它看做一个嗡嗡作响的经济引擎。这位45岁的因特网专家，是一名狂热的工程师，他和别人共同创办了ycombinator公司，这家公司是internet创业公司的一个孵化器。公司每年举办两次美国偶像风格的真人秀节目，选择20~30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公司参加为期3个月的一个训练营，在展示他们的成果的那一天，这里挤满了天使投资商、风险投资商，以及雅虎等收购公司。

那么，格拉汉姆如何挑选最有潜力的候选人呢？很简单。候选人必须是一名黑客。格拉汉姆说：“我们非常崇尚黑客精神，所以很容易找到志趣相投的人。”他在1995年与人合作创建了viaweb，这是第一个基于web的应用程序。他说：“黑客必须要完全掌握这个系统，能够操作这个系统、让系统执行他们的命令，而且系统还要有扩展的潜力。”他说：“我们最希望达到的目标是‘世界黑客’——用户‘不仅要知道怎么操作计算机，而且还要知道和电脑相关的任何事情’。”的确，正像格拉汉姆说的，现在每个公司都想收购或投资那些由黑客经营的公司。他说：“我们跟demoday的创始人说，‘如果你太过于粉饰公司的门面，投资人就会觉得你非常愚蠢。’他们是想挑选下一个拉里和谢尔盖，而不是想找一些年轻的mba。”

格拉汉姆把黑客行为与企业家的经济效益相提并论，斯托曼对此不太认同。但是，格拉汉姆认为黑客主义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商业的威胁——他们一定能够战胜商业。依靠直觉解决问题，分散化做出决策，强调工作质量，这些都是黑客的理念，而且他们在工作中一直遵循这些理念。sierraon-line公司就没有员工与老板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那些创业公司如此，就连那些比较大型的公司也是如此。（顺便说一下，sierra公司被一个大型企业收购以后，肯·威廉姆斯就离开了公司。他在邮件里写道：“我和罗伯塔被游戏市场‘劝退’了，我们也不玩游戏了。”他是一个帆船运动爱好者，他写了3本介绍自己的航行冒险经历的书，罗伯塔正在写一本有关爱尔兰移民的散文小说。）

新一代黑客出现了，他们不再把商业看作敌人,而是把它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通过商业，他们的思想和创新之处可以传播给更多的人。以facebook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为例，他可以使4亿用户在线分享自己的个人生活。在25岁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精通企业发展的黑色艺术——他刻意地向广告商和营销商开放自己的网站。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就是一个黑客。去年，在参加未来internet企业家大会时，他对全场观众说：“我们整个时代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种黑客文化。”

为了了解他现在的情况，我到facebook的总部去拜访他，公司总部位于帕罗阿图的加州大街的一座大厦里——在1983年的时候，我也曾经在这条街上租了一间房子编写本书。令人惊讶的是，这位首席执行官经常穿着northface羊绒衫，系着领带。他跟我解释说，在即将到年底的时候，他跟自己的员工承诺，他要每天系着领带上班。对于facebook，这是一件好事——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是，他们公司的用户增加了一倍，并获利数亿美元。他说：“可能这样的着装‘很有魅力’，但是，我觉得这条领带几乎让我窒息。”

扎克伯格的这种着装风格可能不是黑客行为的黄金年代的标志，但是，他的职业道德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扎克伯格说：“我们一开始就不空谈大理论，而是连续几周的时间都攻关这个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开发出产品。每6~8周的时间，facebook就举行一次‘黑客马拉松’（hackathons），人们用一晚上的时间设计并完成一个项目。”扎克伯格说：“我们的想法是只需要一个晚上就可以开发出非常棒的产品，这也是facebook公司的一个宗旨。我们坚持的理念就是快速发展，突破障碍，做出承诺后就努力去实现。这绝对也是我的重要个性。”

在人才的竞争过程中，扎克伯格觉得那些拥有最优秀的黑客的公司一定会取得胜利。他说：“一个优秀的黑客相当于10个或20个工程师，我们尝试着去理解他们。我们想成为优秀黑客的乐园，因为公司的文化已经确立了，所以他们可以快速开发产品，专注于产品研发，他们的优秀表现一定会得到公司的认可。”

和以前的黑客不同，扎克伯格这一代黑客不需要白手起家，或者使用汇编语言操作电脑。他说：“我根本不想剖析我的电脑。”作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生代黑客，扎克伯格学习的是较高级的语言，这让他的精力集中在系统上，而不是电脑上。

例如，当他玩《忍者神龟》时，他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想象自己和神龟战斗的场面。他会创建一个社会，让这些神龟在这个虚拟的社会中相互交往。他说：“我只关心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当他开始操作电脑的时候，他不针对主板和电话系统进行编程，而是针对整个系统——例如，利用漏洞将朋友从aol的即时通信中排除出去。

和盖茨一样，扎克伯格也经常被指责有悖于黑客道德，因为他拒绝其他网站访问facebook用户贡献的信息。但是，扎克伯格觉得事实恰恰相反，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措施都是保证信息的自由流通。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信息据为己有。我觉得信息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这个世界应该更加开放，应该提供更多的信息访问途径。从我了解的资料来看（例如‘信息应该是免费的’等诸如此类的资料），这是黑客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我和黑客前辈一样，担心商业世界将压制创新，阻碍生机勃勃的文化运动。但是，黑客主义并未受到影响，它仍然存在并欣欣向荣，证明了它的灵活性和影响力。计算机图书出版商timo'reilly通过foocamp“非会议”推广黑客主义，根据他的说法，黑客文化总是能找到新的出路。（本书的新版就是o'reilly负责出版发行的，这并非巧合。）大型企业会偶然发现黑客的重大突破，并把它商品化，但是黑客会转向新领域。o'reilly说：“这就像《巴黎最后的探戈》中的情节一样，马龙·白兰度说：‘这结束了，然后又开始了。’”

o'reilly指出，对于黑客，当前最前沿的技术已经不是纯数学领域的1和0这些数字，而是实际的商业产品——他们要采取程序员以前对编译器的态度，摒弃旧观念，创造新思维，并应用这种态度来制造发电式飞机和人体器官等产品。（o'reilly出版《make》杂志，举办的制造者集会展，都颂扬了diy精神。）他说：“diy是黑客行为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他指出，但是，即使是diy领域，黑客精神也开始向企业家精神转变。现在这种转变集中在diy生物学——他们控制细胞的基因代码，就像以前的黑客操作计算机代码一样。他说：“这个阶段十分有趣。”

我问比尔·盖茨，如果让你回到十几岁的时候，你是否从事生物领域的黑客行为？盖茨说：“依靠dna合成创造人造生命，就像利用机器语言进行编程一样。”他致力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工作，这让他成为疾病和免疫学领域的教育专家。他说：“如果你想从大的方面改变世界，那么你可以从研究生物分子开始。这个领域都是一些深奥的问题，需要年轻的天才像对待个人电脑那样孜孜不倦地研究它，这个领域会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换句话说，盖茨希望黑客成为下一次革命的英雄，我觉得不错。

——史蒂文·里夫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