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德·摩尔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继任者。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前几个月召开的每次聚会中，他都会坐在屋子前面，用磁带录音机和笔记本为会议做记录，以便在每月的新闻通讯中能够概括出会议的亮点。为了这个俱乐部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因为他已经看到，黑客和他们的altair计算机即将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通过共享经验和交换技巧，我们促进了前沿科技的进步，让低成本计算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他在新闻通讯稿中这样写道，并添加了自己的社评：“不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人们可能出于自娱自乐和教育的用途需要计算机。为什么大企业没有注意到这个市场？因为他们正忙着相互高价兜售这样的机器（或卖给政府部门和军方）。他们不想把计算机直接卖给普通人。我从内心深处欣赏mits公司的altair计算机所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它有三个意义：（1）可以迫使其他已经觉醒的计算机公司去满足家用低成本计算机的需求……（2）促使建立更多的本地计算机俱乐部和爱好者协会以填补技术知识的真空，（3）帮助揭开蒙在计算机上的神秘面纱……”
摩尔明确地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定位成一个信息交换中心。信息应该在俱乐部成员之间自由传递，就像在一台精心设计的计算机内无拘无束流动着的二进制位一样。“弗莱德·摩尔对共享的理解比任何人来得都要深，”戈登·弗伦奇后来回忆道。“他经常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共享，共享，再共享。”
可是，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却希望走一条和弗莱德·摩尔截然不同的路。弗莱德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具体的应用。在俱乐部最初几次聚会中他就开始强调这一点，敦促这个松散组织的成员要团结起来干点正事。至于正事到底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也许可以用计算机帮助残疾人，或者用计算机将人们的通信地址汇编成册以便抵制兵役？摩尔意识到这个俱乐部的本质似乎与政治有关，这也许不错，但是这一观点又似乎与“黑客通常不会有意地推进社会变革”的现实相矛盾，因为黑客只做黑客该做的事。摩尔对计算机系统的工作方式不那么着迷，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建立一个处处讲究共享和互助的社会体系；似乎他并没有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当做那些渴求“家酿计算机能拥有建造金字塔的力量”之人的技术大本营，而是将其当做致力于社会变革（例如他曾参与过的抵制兵役制度运动和反核组织）的一群精英。他建议通过销售蛋糕为俱乐部筹集资金，他还在新闻通讯上发表过一些精美的小诗，例如这一首：“不要牢骚满腹，也别杞人忧天/要靠我们自己/通过这个俱乐部/实现我们的梦想。”其间，多数成员会翻过来看看这个号召捐款的新闻通讯的背面，上面会画着名为“通过数字多路转接器生成的任意逻辑功能”的示意图。这便是改变世界的方式，另外还有很多比卖蛋糕有意思得多的方式。
后来，李·费尔森斯坦表示他并不认为摩尔“直接将政治引入了俱乐部，他一直保持在抗议或做出抗议的姿态这一层面上。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你也许会称为‘行动宣传（propagandaofthedeedsup/sup）’的效果”。
因此，当有个能让会议更加符合黑客自由交流精神的机会恰巧出现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当戈登·弗伦奇（他当时是社会安全局的咨询顾问）临时有事到巴尔的摩出差的时候，某些俱乐部的成员没有请摩尔担任会议主持，而要求李·费尔森斯坦来担任。李·费尔森斯坦之所以成为一名理想的人选，不仅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是一名硬件黑客，而且他还是一名有着政治观念的计算机爱好者。盛情难却，他期望自己的主持可以让这几次聚会的质量有一个显著的提升。现在，假如他能让这几次会议既保持自由的风格，又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同时继续完成他自己游击队式的硬件设计方案（直至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大功告成），并参与处于停滞状态的communitymemory概念的复苏计划（这项计划是当年夏天启动的，同时还出版一份油印刊物，名为《社区通信期刊》，这份刊物的目的是推广传播微型计算机的概念，让大家了解这种设备就是为了普通人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制造的，就像各个社区的成员使用计算机那样方便），他就可能成为硬件战线革命的领军人物。
1975年6月举行的那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成员聚会上，他第一次站在众人面前，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害怕。他后来回忆说，当有人问谁来做下次聚会的主持人时，那个m＆r电子元件商店的老板、被人称为“破烂王”的马蒂·斯珀格尔提议由李·费尔森斯坦来做，并且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成”。那感觉就像是加冕一样荣耀。尽管有些紧张，但他不能让这机会白白溜走。和以往一样，李·费尔森斯坦并不太在乎失败，他害怕的是自己连尝试一次也不敢就打退堂鼓。
他多少知道一点如何主持这样的论坛。在1968年他还是一名激进的学生时，就一直收听某个伯克利大学广播电台的“现场来电”节目。那个节目自始至终毫无章法，来电人的声音模糊不清，另外还充斥着各种嘈杂的声音。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干脆跑到那家广播电台，挥舞着手里的随身听对他们大喊：“你来听听，你来听听，你们这帮白痴！”后来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竟然开始协助这家电台整顿这档节目了，他的职责之一便是在电话接入现场之前告诉嘉宾有关注意事项。他认为主持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的工作与以往有相似之处；他要求大家不要冒昧地和任何人谈论其他人的兴趣所在。因为弗莱德·摩尔感觉，唯有这样才能凝聚会议的精神，即信息交流。于是李·费尔森斯坦为会议画了一个流程图，就好像在解决一个电路设计问题那样给这次聚会定下了一个框架。要留出一段时间，让所有与会者介绍一下他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或他们想知道些什么——这就是“消息发布”议程，类似于画一张电路图。然后是“自由讨论”议程，大家可以随意去找那些提出过有趣建议的人进行攀谈，或请他为你释疑解惑，或了解一下他是否有你想知道的信息；要么干脆找你认为有趣的人随便聊聊也无妨。这项议程结束后，也许还该有段简要的总结，或者有人想要演示某个系统或新产品；完了以后，可以再进一步“消息发布”和“自由讨论”。假如李·费尔森斯坦发现人们沉浸在第一场“自由讨论”中无法自拔时（有时候你可能因思考一个技术问题、或电路板的走线技巧等方面的课题而浑然忘我），他就会改变会议程序，取消原计划会议最后进行的第二次“自由讨论”议程。这样经过修改以后，会议的各项议程执行起来井然有序。
李·费尔森斯坦发现，自己站在一群人面前，并且这群人接受他并肯定他作为“堆栈指针”（指计算机的一个功能，依靠它来确定每项计算任务的执行顺序）所做的一切，这对他有意识地从鼹鼠洞般封闭的个人世界中走出来大有裨益。很快，随着做主持人的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他也积攒了足够的信心，向大家介绍他一直从事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的工作；站在slac这间小礼堂的前面，他一边在黑板上龙飞凤舞，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从视频显示器到硬件的可靠性，从依凡·依利希到把用户集成到设计当中的理念。这次演说融合了社会批评和技术心得，俱乐部的成员也对此赞赏有加。李·费尔森斯坦发现自己在说一些事先准备好的俏皮话方面极有天赋，因此他设立了一个小环节，用来在每次会议开始前展现一下他这方面的才能。慢慢地，他对自己俱乐部司仪的角色怡然自得：在他的心中，他就是一场黑客运动的总指挥，这群黑客对于建立一种以微处理器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
就在李·费尔森斯坦取代戈登·弗伦奇成为聚会主持人不久，麻烦缠身的弗莱德·摩尔辞去了他在俱乐部内的所有职务：出纳、秘书以及新闻通讯的编辑。他有些私人问题需要处理，他的女朋友离他而去了。对他来说，离开这里是非常令人伤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觉得这个俱乐部是他留给大家的唯一念想，不过原本期望这个俱乐部能够致力于为大众服务的梦想，至少到当时为止，已经明显不能如愿了。相反，这里有了“行动宣传”，并且更让人不安的是，某些与会者，按照摩尔后来的回忆，“专为发财而来，他们说‘哇，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我要开一家这样的公司，生产这些电路板，然后赚大把的钱……’”此外，还有些与计算机相关的社会问题摩尔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但他后来说，他已经逐渐认识到“俱乐部成员的电子知识和计算水平早已远远超过他了，因此他们才会对那些无比诱人的机器设备心驰神往。”弗莱德认为人们对技术的接纳过于盲目，并为此而郁郁寡欢。
尽管如此，他对这个俱乐部的爱没有半分减退。当他因个人原因不得不退出并回到东海岸的时候，他后来形容“那是我有生以来最伤心的一段日子。”8月中旬的那次聚会上，身材矮小、满脸忧郁的摩尔站在黑板前，把他的职责一条条写在黑板上，问谁来接替他做新闻通讯的编辑，谁来做出纳，谁来记日志……后来有个人走上前来在每一项工作后面都一一写上了“弗莱德·摩尔”。这一举动让他的心都碎了，然而他明白一切都已经结束。虽然没法跟大家讲明所有原因，但他必须让兄弟们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是我帮助大家走到了一起，让他们分享彼此的技艺和激情。”摩尔后来说。这些目的全都达到了。确实，每次聚会在大家分享小道消息和交换芯片时，无不洋溢着兴奋的情绪，迸发出热情的火花——他们正在为进入这个新世界刻苦地修炼着。在会议的“消息发布”议程中，会有人站起来说他在组装altair计算机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李·费尔森斯坦就会问：“谁能帮帮他？”然后就会有四五只手举了起来。好的，还有问题吗？接着会有人说他需要一块1702芯片。另一个人可能有一块多余的6500芯片，于是他们就会各取所需。
接下来有人会站起来发布硅谷内最新的传闻。有个长着胖乎乎脸蛋的家伙叫吉姆·沃伦，他曾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这个人是个地地道道的爆料大王，他常常在“自由讨论”期间成为焦点人物，谈论起这家或那家公司来经常口若悬河，一说就是10分钟，期间还会穿插些他自己对未来通过数字广播的方式进行计算机通信的看法。
这种小道消息的传播方式也算别有特色了。还有一个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也擅长此道，他叫丹·索科尔，是一名刚入行的工程师，在硅谷一家大型企业中担任系统测试员。他的消息短小精悍，其预言的准确性往往令人对他刮目相看（索科尔后来承认，几乎一半的消息是他自己编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不停地猜下去）。索科尔，长发，络腮胡，是数字技术的追随者。他的思想新近发生了改变，迅速接受了黑客道德的观念。受此观念的激励，他参加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他认为没有什么秘密消息不能与人分享，并且秘密越事关重大，揭秘的兴奋感也越强烈。“这儿有intel的人吗？”他可能这样问——假如没有，他就会宣布一条有关芯片的新闻，当然，此前intel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没有让硅谷内任何一家公司知道。
索科尔是一名彻头彻尾的生意人。有时他会伸手到口袋里拿出某种芯片的原型产品。有一次，据他回忆，那是一个工作日，有几个人来测试几块芯片。他们来自一家新成立的叫atari的公司。这几个人显得极其神秘，也没有说明那些芯片的功能是什么。索科尔自己检查了这些芯片：有几块上打了syntech的标志，还有些打了ami的标志。索科尔在这两家公司都有熟人，据他们透露，这些芯片是定制的部件，由atari公司设计和制造。于是他偷拿了一块芯片回家，把它放到测试板上进行全面测试。终于发现这块芯片内竟然包含一个运行最新视频游戏《pong》的程序——原来新成立的这家叫atari的公司正酝酿将这种芯片与家用计算机集成到一起来运行这款游戏。在游戏中，两个游戏玩家控制电视机屏幕上的“光拍”并试图击打一个如亮点般的“球”。索科尔在一块电路板上复制了芯片的设计，然后把电路板带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上展示给大家看。他随身还带了几块芯片，用来和其他人交换。最后他得到了一个键盘和几块ram芯片。“那时的做法百分之百属于盗窃，”他后来解释道。不过按照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理念，索科尔正在将一块纯洁的东西从压迫者的专属权中解放出来。《pong》游戏本身是纯洁的，应该属于全世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之间进行此类交换不仅不受约束，而且方便得很。
几年前，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了增效（synergy）的概念——把力量集中起来要比各个部分力量的总和还要大，这种情况无论对某一系统内共同工作的人还是自然现象都同样适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便是这一概念的典型例证。一个人的点子会激发另一个人的灵感，进而着手做一个大项目，或许还可能成立一家公司，以这个点子为基础生产产品。或者，假如某个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在altair计算机上建立一个随机数生成器，他再把代码公之于众，这样一来每个人就都能实现同样的功能了。那么下次再聚会的时候，说不定会有谁就能利用这个例程设计出一款游戏。
聚会结束后增效作用也没有停止，有几个俱乐部的成员会继续畅谈直至午夜时分。他们的聊天地点选在了校园附近一处名为"theoasis"（绿洲）的地方，此处有一个终年流水潺潺的洞口（这个地方是罗杰·梅伦推荐的；吉姆·沃伦是一个对吸烟深恶痛绝的人，他曾试图让大家到"thevillagehost"的禁烟区去聊，但是没有得到众人的响应）。这些人挤在几个狭小的木制隔间里，这里的桌子都深深地刻着几代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姓名首字母。任何一个来参会的人，包括加兰、梅伦、马什、费尔森斯坦、东皮耶和弗伦奇都深深地被会议所散发出的激情（当然还有啤酒）所鼓舞。他们展望计算机发展的未来，其中不乏怪诞得不能再怪的想法。在海阔天空的神聊中，他们甚至还打算有朝一日在用电视机屏幕做显示器的家用计算机中编写不良程序，假如以计算机的方式浏览这些东西，它们也就是不雅图片而已，因此绝对不违法。怎么从计算机的原始代码谈着谈着就变成不雅图片了？其实，这只不过是几十个荒诞不经的假想之一，然而这些想法在短短几年之内不仅变成了现实，而且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增效作用：被大家戏称为“破烂王”的马蒂·斯珀格尔对这种现象体会颇深。这位皮肤黝黑、脸上经常挂着善意笑容的中年经销商认为，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就好像你“拥有了一支私人童子军，大家互相帮助。我记得我办公室有台电传打字机出了毛病，俱乐部里有个人说他可以来检查一下。后来他不仅检查出了问题所在，而且带了个小工具箱，又给换了四五个零件，上油、润滑，还把所有的齿轮都调整了一遍。我问他‘我该付你多少钱？’他说‘不用’。”对“破烂王”来说，这就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精髓。
斯珀格尔总是留意人们都需要些什么元件，他有时会带着一盒子配件参加聚会。当李·费尔森斯坦公布了他的汤姆·斯威夫特终端计划以后，他问李·费尔森斯坦是否愿意给斯珀格尔的公司（m＆r电子公司）设计一台。嗯，其实汤姆·斯威夫特终端尚未成型，李·费尔森斯坦告诉他说，不过几年前他完成了一个调制解调器的设计（一种让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通信的设备），这个怎么样？“他可能知道调制解调器是干什么用的，不过从他的反应中还看不出来，”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说。当时调制解调器的售价在400~600美元之间，可是斯珀格尔能够制造出李·费尔森斯坦精心设计出来的pennywhistle调制解调器，标价仅为109美元。两人又将一份电路图副本送到《大众电子》杂志社的编辑莱斯·索罗门那里，索罗门在封面上还放了一张这种调制解调器的照片。
增效作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规模逐渐壮大，成员们设计或贡献各种产品，从游戏操纵杆到altair计算机用的i/o卡什么都有，他们俨然已将这个俱乐部当做新思想和早期订单的源泉了，并且这里也有人能对产品原型进行beta测试。不论什么时候，你设计出一件产品并把它带到俱乐部来，你就能得到最为专业的评判。然后你还要分发技术规范说明书以及电路图——假如还有软件，你也要公布源代码。这样一来，假如愿意并且能够理解其中的技术原理，那么每个人都能从中学到些东西进而提高自己的水平。
在这种氛围中，由于遵循黑客道德，所有人为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因此大家的工作热情十分高涨。其实，由mit的黑客建立起来的黑客道德，它的每一条原则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内都或多或少地被众人践行着。探索精神和自己动手的行为成为这里最主要的价值观。探索过程中收集到的信息以及别出心裁的设计全都免费向所有人公开，哪怕对方是“世俗社会”中的竞争者（竞争的想法对这些新成立的公司影响还不算大，因为大家是在努力按照黑客的理想建立一个产业——就是这个目标让所有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人们相信，个人计算机必将成为走进千家万户、体现着分权治理理念的使节。俱乐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你有出众的专业技能和独特的思路，你就能赢得大家的尊重。要是你看到一位17岁的少年和衣着光鲜的中年资深工程师平等地交谈更不必大惊小怪。人们评判技术上的优雅程度以及数字艺术性的目光总是锐利无比。除了以上这些，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硬件黑客从一种与众不同和贴近群众的角度去看待计算机怎样改变人民的生活。他们清楚，不出几年时间，这些便宜的机器就能变成具有实用价值的计算机了。
当然，这种信念并没有影响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钻研机器的工作当中，他们为了钻研而钻研，为了掌控这些机器而钻研，为了探求知识而钻研，也为了他们的梦想而钻研。当他们设计的电路板，或连接的总线，或不辞辛苦录入的程序第一次运行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便会在这一刻绽放出绚丽的光彩。后来，有个人形容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把火车头倒回你刚刚修好的一段铁轨上，然后以90英里的时速从这段铁轨上开过。假如铁轨不够结实，那么必将导致灾难性的出轨事故……冒烟……着火……扭曲的金属……不过要是你干得漂亮，这列火车就会撒欢儿般地呼啸而过。每秒钟会有几千次运算在那台带有你智慧结晶的机器中完成，假如梦想变成现实，你是否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你就是信息的主宰者和一个全新世界的立法者。
部分计划者也想来看看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到底有什么新奇之处。不过看了以后他们立刻就心生厌倦，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技术讨论会上激烈的辩论，感受到的是当黑客一心一意投入自己的追求时那种明亮耀眼、熊熊燃烧着的激情。《computerlib》的作者泰德·尼尔森来参加过一次聚会，他对看到的一切都大惑不解，后来他将这些衣着邋遢、头发蓬乱的俱乐部成员称为“芯片修道者，这些人对芯片痴迷得无法自拔。你就像出席了一场大家都喜欢用锤子敲敲打打的聚会。”鲍勃·阿尔布莱特几乎不参加这里的聚会，后来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说的话，我只能听懂大约四分之一……他们都是黑客。”那个和李·费尔森斯坦通过《伯克利倒钩》相识并共同参与了communitymemory项目、且和他一直保持朋友关系的朱迪·密尔顿女士有一次也顺道来看了一回。她认为大家的着眼点是纯粹的技术和猎奇，是一种为了控制计算机而控制的做法，这令她非常不满。她指出这些硬件黑客当中没有女性黑客，并对男性黑客沉迷于技术游戏并只顾追求技术力量的做法感到生气。她将自己的感受用这样一个短语来表达：“男孩和他们的玩具”。正如弗莱德·摩尔所担心的那样，对技术的迷恋可能导致盲目地滥用这种技术。
没有任何一种担心可以让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前进势头稍有停歇。这个俱乐部现在已有好几百名成员了，聚会时往往把slac的礼堂塞得满满的。对于100多名俱乐部核心成员来说，两周一次的聚会已经变成他们生活中的亮点。这些人开启的几乎是一场改革风暴，这是泰德·尼尔森本应该支持的事情。虽然ibm和其他大企业根本就没有把这些计算机俱乐部里的“乌合之众”以及他们提出的制造家用计算机的设想放在眼里，但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以及其他观念相近的人不仅钻研8080芯片本身，而且已经开始打破批处理的根基了。“我们相互补充，”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解释道。“我们建立了一个相互支持的制度。我们购买彼此的产品，这样就有效地掩盖了彼此的不足。行业制度无视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的人员对于技术这方面的知识不比任何人逊色，因为这个行业正处于萌芽阶段，我们可以任意驰骋，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莱斯·索罗门是这场运动在纽约的倡导者，他访问西海岸地区时，正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全盛时期。索罗门首先拜访了罗杰·梅伦和哈利·加兰，这两人刚刚完成了cromemco公司一件即将登上1975年11月的《大众电子》封面的产品原型——专为altair计算机使用的附加显示卡，通过这块卡可以把计算机连接到彩色电视机上，图像效果鲜艳照人。其实，梅伦和加兰将这块卡称为"dazzler"（闪耀者）。莱斯径直到了罗杰的公寓，但在将卡装到罗杰的altair计算机中之前，三个人一起去喝了几杯。当把显示卡装好，电视机打开以后，三个人真有点天旋地转的感觉了。
那时有两个运行在altair计算机上的程序可以使用dazzler。一个叫kaleidoscope，它可产生摇曳变幻的光线并能改变显示对象的形状。对索罗门来说那一刻让他激动万分，因为他亲眼看到这台在自己的帮助下才得以推向市场的计算机竟然可以控制彩色电视显示出那么多美丽奇幻的图案。
随后，他们又运行了另一个程序：《life》。这个“名为游戏，胜似游戏”的程序是由一位数学家约翰·康威编写的。mit的计算机专家比尔·高斯珀曾废寝忘食地钻研这款游戏，以至于竟然觉得游戏本身真的在产生生命。当然，在altair计算机上运行的版本远不如运行在pdp-6上的版本速度快，并且也没有那些精巧的实用程序，不过两个版本都遵循同样的规则。这台放在厨房餐桌上的机器确实能运行这款游戏。加兰又输入了几个图案。尽管莱斯·索罗门并不完全清楚这款游戏的规则，当然也不清楚其深层的哲学和数学意义，但他还是盯着那些小小的蓝星星、红星星或绿星星（dazzler用这种方式表示细胞的外观）吃掉其他的小星星，或生成更多的星星。简直是浪费时间，他想。有意思吗？
随后他开始在机器上随便做些操作，画一幅图案然后运行游戏。玩得入神之际，他无意中画了个好像大卫之星的图案（代表以色列的六角形图案）。他后来回忆道：“我开始玩游戏，观察它吃掉自己的方式。大约用了10分钟它才终止。我想，‘咦？这个有点意思——这是不是意味着犹太教能延续247代人？’于是我又画了个十字架的图案。这个图案延续了121代才算终结。这是不是意味着犹太教比基督教延续的时间更长？”于是他又画了新月形状和星星以及有其他含义的符号，他们三个（其实是四个——包括那台altair计算机）于是一起津津有味地探索起世界上宗教和民族的神秘关系来了。“有谁会在凌晨三点钟一边小酌一边还需要琢磨哲学问题？”索罗门后来说道。“计算机要琢磨。就是那台altair计算机。”
不过莱斯·索罗门还有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想要告诉大家。其中一次经历听上去极为反常，假如你没有一点想象力，一定会认为他的故事完全不可信。那年他正从事哥伦比亚史前文明方面的考古工作，那是他的一个“爱好”。这项工作需要整天待在丛林里，“在印第安向导的带领下东奔西跑，在泥土中挖掘，风餐露宿……你知道，就是为了找些古代的遗物。”莱斯·索罗门坚持说。从那些印第安人处他了解到了关于vril的关键内容，vril是一种让你只用很小的力气就能移动庞然巨物的力量。索罗门相信，正是vril的力量才使得古埃及人能够建造成金字塔。（也许，当爱德·罗伯茨认识到他的altair计算机会让每个现代人拥有万倍于每个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的力量时，他所指的就是vril。）据索罗门说，他遇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印第安巫师，问他是否能够学习这种力量。这位巫师会传授给他吗？巫师还真的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在玩《life》游戏那个醉醺醺的晚上以后，索罗门参加了一次在slac举行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聚会，在那里他得到了如贵宾般的尊敬——因为就是他才让爱德·罗伯茨的altair计算机得以名扬四海。那次聚会以后，索罗门把有关vril的那些事告诉了这些黑客，不过有些人还是半信半疑。
slac门外摆放着好多带有水泥底座的巨大橘黄色野餐桌。索罗门让俱乐部的成员把手放在一张桌子上，他自己也把手放到那张桌子上。他们只需心中默想这张桌子会离地而起。
李·费尔森斯坦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他说，‘嘿，我来做给你们看……’我们竖起耳朵听他对我们说的每句话，不折不扣地照办。有大约6个人围在桌子旁，把手放到桌子上。他也把手放到桌子上，眯着双眼说‘咱们开始吧’。桌子竟然真的向上抬起了大约1英尺！这个动作是那么和谐顺畅，就像一个正弦波那样优美。大家一点没有感觉到沉重。事情就这么发生了sup/sup。”
事后，除了索罗门本人以外，所有当事人都不敢肯定这件事真的发生过。不过，李·费尔森斯坦一向视自己的人生犹如一部石破天惊的科幻小说，他看到又一章结束了，他完全明白这次事件产生的神话般的影响。他们，也就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士兵，用他们的智慧作为武器，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幸福，在工作中践行着他们的理想——黑客道德。他们的行为就是团结起来，人人动手，毫不迟疑，共同奋斗。也正是这样的行动才得以创造出一个个奇迹，甚至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mit的黑客发现，自己对钻研计算机的渴望和坚持不懈似乎能够战胜由安全制度、身心疲劳和思想禁锢等带来的障碍，令它们消于无形。当今社会上有一种运动，旨在消除计算机业内绵延多年的基于集中管理模式的防范黑客控制理念，改变对计算机和计算机工作者的负面看法，而硬件黑客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所爆发出的总能量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些黑客们不犹豫、不退缩、克制内心的贪念，他们就能让黑客主义的理想逐渐传播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就如同将一颗珍珠投入银盆一样。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便蕴含着这种至高无上的vril力量。
托尔金（tolkien），英国作家，小说《指环王》的作者。
theaddamsfamily，拍摄于1992年。
这里是指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
背景资料简介：在《2001太空漫游》这部电影中，hal9000是一台用来控制整艘太空船的超智能电脑。在前往木星的任务中，hal发现科学家想关闭它，这也就意味着“杀死”它，于是它决定先发制人，杀害三位处于冬眠状态科学家，两名科学家被害，唯一的幸存者bowman最终设法关闭了hal电脑。在关闭的那一刻真的像杀死一个人一样，hal电脑很痛苦。最后，在它“弥留”之际，它唱起了设计者当初教它演奏的歌曲——《daisy》，充满情感，直至“死去”。
指订购和使用这块电路板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其他成员。
一种坚韧的高分子物，mylar是杜邦公司的商标。
这一词的原义是指做示范性的直接行动，以鼓舞群众进行革命，后来有时也被比作有暴力倾向的活动。
这里应该是当事者借这段夸张的故事来强调智慧的力量，又或者这个场景只是当事者所产生的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