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tmrc的黑客们鉴别中国菜味道的本领渐入佳境，他们后来选了另一家更好的中餐馆就餐。在一次愚人节的活动中，高斯珀想要点一道他们闻所未闻的菜"bittermelon"（苦瓜）。苦瓜的形状好像是长着肉瘤的绿色美洲胡椒，它有一股强烈的让大多数人反胃的奎宁味道，但只要熬过了这一关，你还是可以接受这种味道的。出于强烈的好奇心，高斯珀决定用些酸甜味道的酱和苦瓜一起吃。于是他用中文把他要的菜写了出来。看了他点的菜，餐馆老板的女儿禁不住咯咯地笑个不停。她说：“先生，恐怕您搞错了——我爸爸说如果这么做，这道菜就成‘糖醋苦瓜’了。”高斯珀把这件事当做另一个挑战。此外，这位店主的女儿竟然不认识中文——这完全违反了一个高效的“中餐系统”的逻辑。他为此心中感到极为不快。因此，尽管他知道自己点的菜有些不伦不类，但他依旧强词夺理，告诉这个姑娘：“是的，我知道它是‘糖醋苦瓜’，我们总是在愚人节这天点‘糖醋苦瓜’来吃。”最后，餐馆老板不得不亲自出来助战。“这么做你没法吃！”他冲高斯珀大喊，“什么味道也没有！”但黑客们也毫不退让，坚持要吃他们点的这道菜，于是店主只有撤回厨房，按他们的要求去做这道“糖醋苦瓜”。

“糖醋苦瓜”做出来了，果然如店主所说令人难以下咽。洒在上面的调味酱此时散发出浓烈、恶心的气味，如果你吃的时候不小心吸入了一点，肯定会呛得大咳不止。除了通常的苦瓜味道以外，调味酱还合成了另一种化学物质，让牙齿摩擦时发出吱吱的声音，无论喝多少茶或可乐都没法冲淡这种怪味。对任何其他人来说，这种感受绝对是一场噩梦。但对这些黑客来说，这不过是“中餐系统”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种解释对普通人根本讲不通，但你却不能说它缺乏逻辑。这就是他们要找的“正确答案”。因此，每年的愚人节这天，他们都要回到这家餐馆，“强迫”店主做这道他们爱吃的“糖醋苦瓜”。

这些吃吃喝喝的过程也恰恰是黑客之间交流最为活跃的时候。中餐馆不仅给黑客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烹调系统”，而且他们周围的环境也任由自己控制。高斯珀是几个自己不吸烟，也鄙视任何吸烟者的黑客之一。他为了让自己更舒适一些，随身带了一个用电池驱动的小风扇。这个风扇其实是个常来ai实验室转悠的少年黑客胡乱拼凑出来的，它看上去好像是一枚难看的微型炸弹，是用一个从废弃的计算机上拆卸下来的降温用风扇做成的。高斯珀会把风扇放到桌子上，将烟雾轻柔地回吹给向他喷云吐雾的那些脸。有一次，在剑桥的幸运花园（luckygarden）聚餐时，黑客们邻桌坐着一个不拘小节的运动员和他的抽着香烟的女朋友。当这台小风扇将烟雾吹回他们桌子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勃然大怒。他盯着这群mit典型的、肮脏邋遢的大学生（还有他们的风扇），要求他们把电扇关掉。“没问题，只要她不吸烟就行。”这群黑客回答。就在这时，这个粗鲁的家伙直冲到他们的桌子旁，敲得盘子乱跳，连杯子里的茶水都溅了出来，他还将筷子直接插到风扇的扇叶之间。这些黑客正在思考怎样解决一个较低级的人机界面问题，在看到这一幕后，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不过，当那个运动员注意到餐馆对面坐着一个警察的时候，气焰旋即平息了。

黑客们的每次聚餐通常都是非常愉快的，这次是个例外。聚餐时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各种技术问题展开。通常，他们都会把问题打印出来带在身上，每当讨论的间隙，大家的脑袋就会一起凑到成堆印有汇编代码的打印纸旁分析、研究。有时，黑客们也会讨论“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但他们对“黑客道德”的追求也仅仅限于说说而已，因为如果继续深入讨论就会发现这个理论体系还是有些瑕疵的。否则，在对事物运转方式天生具有好奇心这一本质特征的驱使下，任何有趣的事件他们都要弄个清清楚楚才会罢休。

他们经常谈起的话题就是ibm公司在计算机领域内的“霸主”地位。格林布莱特很可能会发表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批判浪费在ibm计算机上无法计数的大量金钱（这段讲话不仅时间长而且颇具煽动性）。格林布莱特趁假期回家探亲时，看到密苏里大学的科学部门虽然声称经济十分紧张，但却每年花费400万美元维护一台和pdp-6根本没法比的ibm巨型计算机。说到名不副实的东西，mit的ibm分时系统和放在科技广场大楼第9层的那台ibm7094计算机又怎么样？完全就是一堆废物！

这些话题足以谈一顿饭的时间。不过，说说黑客们不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可能更加有助于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从不会花很多时间讨论计算机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但可能有时会提到普通人对计算机的理解是多么的错误和幼稚）。他们从不谈论体育运动。一般他们都维持着自己的情感世界和个人世界，只要他们有的话。对于一帮身体健康的大学男生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这个话题也同样吸引这个组织中的各色人群，那就是：女性。

尽管有些黑客在自己的社交圈子中相当活跃，但是，tmrc以及从事pdp计算机研究的几个灵魂人物还是将自己锁定在一种“单身模式”下。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黑客从一开始就很少与他人交往，因此，他们在公共场合经常感到浑身不自在。计算机系统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让钻研计算机系统本身充满无穷的魅力，而人与人之间那种无可救药的、随机出现的问题则正相反。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在黑客的头脑中，研究计算机的相关技术远比谈恋爱重要得多。这是一个孰重孰轻的问题。

在他们的生活中，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工作远比其他的更为重要。

“大家对计算机和与计算机有关的东西都太入迷了，他们真的没有时间（谈恋爱），”考托克后来回忆道，“随着年龄的渐长，每个人可能都觉得会有那么一天，某个女人走过来，敲敲他的头说，‘就是你了！’”这种情况在考托克本人的罗曼史中多多少少有些体现，尽管那时他已经快40岁了。在这个时期，黑客们表现得好像谈恋爱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世界中根本不存在一样。他们对中餐馆坐在邻桌的漂亮女人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的词汇表里根本就没有漂亮女人这个概念”，一个叫大卫·塞维亚的黑客后来这样解释。假如真有个女人走进了某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黑客的生活，大家可能会这样说：“某某怎么搞的……他整天神魂颠倒……”但通常，谈恋爱不会遭别人白眼，大家只是耸耸肩罢了。他们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谈论中途掉队的同伴，因为他们手头上有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要做——编写软件代码。编写代码不仅仅是一种令人痴迷的行为，它还能带来身心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项使命。你编写程序并按照黑客道德指引的方向前行，你十分清楚那些效率极其低下且奢侈浪费的事（例如谈恋爱）会耗费太多的循环，占用太多的存储空间。“即使在今天，女性也被认为是完全难以预测的，”一名pdp-6黑客在将近20年后依旧如此评论道，“一名黑客怎么能够容忍这样一种不完美的存在呢？”

如果在tmrc和科技广场大楼第9层多几名女性成员，事情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状况，不过仅有的几名女性成员也确实都和黑客走到了一起。（“是她们主动的，”一名黑客后来这样说。）像这样的女性并不多，因为这个圈子以外的人（男女都算上）对这些黑客不以为然：这些黑客的说话方式有别于常人，他们的作息时间非常古怪，他们吃的东西更加另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计算机的事情。

黑客们形成了一个孤傲的男性文化圈。令人失望的是，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位星级女性黑客。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有不少女性程序员，其中一些人也相当优秀，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像格林布莱特、高斯珀和其他男性黑客那样，将编程当做一个神圣的职业。就算社会针对女性参与重大的计算工作存在严重的文化偏见，但这也无法解释女性黑客寥寥无几这一事实。“文化上的偏见确实很强，但不会强到这种程度，”高斯珀后来是这样总结的，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基因（或“硬件”）的差异。

每次到中餐馆聚餐或在tmrc隔壁的toolroom开会，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名女性黑客参与。因此，男性黑客没有必要仔细打量女性黑客的相貌。可能格林布莱特在这一点上做得更极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参与了好几个庞大的项目，他把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以至于他的个人爱好也仅是关注自己同伴的工作进展而已。

从mit辍学后，格林布莱特在一家名为charlesadamsassociates的企业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这家企业正准备购买一台pdp-1计算机并计划为其搭建软件平台。格林布莱特白天在位于波士顿市区外“技术高速公路”（technologyhighway）附近的办公室工作，下班后便驱车30英里回到mit的机房，有时一工作就是一整夜。起初，他将住处从学生宿舍搬到剑桥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但后来因为屋子脏乱不堪，他又被赶了出来。完成了在adams公司分内的差事后，他又被ai实验室重新录用。虽然他的生活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了（他在一位退休牙医夫妇的位于贝尔蒙特的房子里过着寄宿生活），但他晚上还是经常在第9层搭个简易床休息。整洁干净的环境绝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事，因为大家都在传有关他邋遢不堪的种种事迹。（后来格林布莱特坚持说还有很多黑客比他也强不到哪儿去。）有些黑客回忆说，格林布莱特在编程工作中没有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定期洗澡，结果他身上常常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味。在ai实验室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新出现的测量嗅觉的科学标准，名为“毫布莱特”（milliblatt）。1毫布莱特或2毫布莱特所表示的气味已经非常浓烈了，而1布莱特（1布莱特=1000毫布莱特）所代表的气味则浓得难以用语言表达。这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要降低毫布莱特值，黑客们就得将格林布莱特送到20号大楼的门厅，那里有个为无意间接触到化学品的人准备的淋浴间，然后开大水龙头。

高斯珀有时也会委婉地对格林布莱特的个人卫生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他特别受不了格林布莱特用力搓手的习惯，因为这么做常常会将手上的泥屑搓下来。高斯珀将这些小泥球称为“布莱特泥球”。每当格林布莱特用过高斯珀的办公桌后，总要留下一片“布莱特泥球”，高斯珀就会大张旗鼓地用氨水将那片区域擦拭一番。有时，高斯珀也会对格林布莱特笨嘴拙舌的演讲方式、频繁的咳嗽和错误百出的拼写开开玩笑，当然更少不了取笑他口齿不清。即便如此，格林布莱特的很多表达方式已经成了黑客们的口头禅，每位黑客多多少少都会使用这样的词汇。例如，将一句话连说两遍以示强调的做法，其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格林布莱特。比如有几次他向高斯珀、考托克和萨姆森解释某件事的时候，吐字就像机关枪一样快，字字相连，然后他叹着气说：“哦，你就错在这儿，你就错在这儿”，接着又从头开始解释一遍。高斯珀和其他黑客会大笑不止，不过就像家里大人喜欢模仿婴儿的说话方式和让人大笑的不当用词一样，黑客圈中也采用了很多格林布莱特的词汇和表达方式。

尽管格林布莱特有诸多稀奇古怪的个人特质，但黑客们却对他充满敬佩。他的行事风格完全符合他对自己的定位：他是一名黑客，不是什么社会名流，没有什么事比编写代码更重要。有时候他太投入了，甚至连续6个月都找不出一点空闲时间领他在mit的工资。“如果他时不时地坐在那里，并试图向别人讲明白他在思考些什么问题、做些什么事，那他便做不出任何成绩，”高斯珀后来说。“假如他总是担心拼写错误，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代码。他做的正是他最拿手的事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好多人对他心存偏见。如果有人认为他愚蠢或不会变通，说明他们自己有问题。部分人确实持这种观点，但他们都错了。”

高斯珀可能对格林布莱特那种心无旁骛的劲头颇为折服，因为他自己坚持完成学业（他于1965年毕业）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这倒不是说他在mit最后一年的学习成绩有多么惨不忍睹，毕竟他设法让自己的成绩刚好达到了毕业的标准。问题出在他和美国海军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上。在进入mit就读前，高斯珀参加了一次公务员考试，由于成绩出众，他被录用参加全美仅有的一个学生工程开发项目。他利用暑假为海军方面工作，作为回报，海军为他支付了一半的学费，并要求他在毕业后至少还要在这个项目内工作3年。当高斯珀签约时，协议上还有一条“退出条款”，也就是如果你到研究所工作，那么该承诺可以向后顺延；假如你能让某家企业返还海军的3000美元投资，那么这个协议也就解除了。可是，高斯珀毕业那年，到研究所工作的那条出路已经被堵死了，只有一次性返还海军的全部投资才能让他顺利解约，可他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到美国海军部门工作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利用暑假为海军工作期间，他参与了一个非常倒霉的系统研究，这个项目和黑客道德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程序员被封闭在一间屋子里，根本无法接触到计算机。有时，作为对多年为海军服务的一种奖励，军方才允许一名特别听话的人进入机房，让他看看自己的程序是如何运行的。（据说，有一名女性程序员获得了这种恩赐，她在看到闪烁的灯光和呼呼旋转的磁盘以后竟然昏厥过去。）此外，高斯珀在海军部门的顶头上司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个给定的方程式中，和的对数不等于对数的和。高斯珀绝对不想在一个搞不明白为什么和的对数不等于对数的和的家伙手下做事。

接着高斯珀感觉海军方面可能更加青睐univac计算机。他认为，univac完全就是对ibm巨型计算机蹩脚的模仿，自己本身最后变成了一个四不像。他想，海军方面肯定清楚univac其实是个山寨版的巨型计算机，但他们竟然还是不管不顾地用这种计算机。整天守着这么一台计算机无异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高斯珀用计算机来研究那些前人从未涉及过的东西，那么他使用的计算机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是最好的，这一点是基本条件。到那时为止，他见过的最好的计算机就是pdp-6，他下定决心，绝不离开这种计算机半步，尤其不能因为univac这样的山寨货而放弃pdp-6。“假如我发现某种计算机产生了极其愚蠢的错误，或设计上有毛病或者其他什么问题，那我绝对从心底瞧不上它，”高斯珀后来解释说。“可是pdp-6的表现好像总是那么完美。如果发现了错误，我也愿意修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生活在pdp-6的内部。它是我们周围环境的一部分。围绕着这种机器，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无法想象没有pdp-6会是什么样子。”

高斯珀决心设法筹款还给海军，他打算通过给拥有pdp-6计算机的公司打工挣到这笔钱。他在charlesadams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前一年格林布莱特也曾在这里工作过。就这样，高斯珀终于满足了合同中的苛刻条件。而他打工的adams公司，他们的pdp-6从来也没有正常运转过（格林布莱特坚持说他负责的那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完善了），但这似乎难不倒高斯珀。让他感觉抓狂的是charlesadams公司竟然放弃了当前的项目，转而购买了一台和他原先供职的海军部门一模一样的univac计算机。

不过那时，projectmac的资金已经更加充裕了，高斯珀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工作，他几乎用不着调整自己的任何习惯，因为在adams工作期间，他每天晚上使用的就是第9层的这台pdp-6计算机。

那段时间，格林布莱特在做什么呢？他正全力以赴地编写程序代码。他参与的第一个使用pdp-6计算机的项目就是要写一个lisp编译器，让约翰·麦卡锡开发的这种最新、最好用的人工智能语言可以在pdp-6上运行。年轻的彼得·多伊奇曾经在pdp-1上开发过一个lisp编译器，但是那个版本的效率欠佳，因为pdp-1的内存空间不足，并且lisp语言使用符号进行各种操作，而符号不像数字那样可以容易地转换成二进制数，因此lisp需要占用极大的内存、空间。

有些人（尤其是高斯珀）认为lisp在pdp-6上也同样会是一个浪费时间的编译器。高斯珀那时总是特别在意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觉得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赶不上他的要求。后来他对ai实验室的那些人（包括他自己）竟然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想让计算机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且从没有将失败归咎到那几台功能不够的破机器上，而是一直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在他毕业那年，明斯基给了高斯珀一个任务，要在显示器上测试某个可视现象是双目立体的还是单目平面的。高斯珀设法在屏幕上显示出了一个巧妙的、接近苜蓿叶的形状，它至少将单目和双目效果展示了出来。可是，他还想让这台机器完成些更复杂的、超出其能力的任务，因此他只有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了。其中有一项高斯珀认为在pdp-6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开发一款lisp编译器——这种语言作为一个通过符号求值的软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它做不了什么有用的事。他认为lisp就是明斯基的一个傻念头，而格林布莱特和其他黑客都已经被迷惑住了。

不过格林布莱特考虑得更深。虽然他也认识到在pdp-6上开发lisp多少只能算是一种探索，不太具有实际效用，但是他确实看到将lisp移植到pdp-6上的必要性。lisp是一种强大的开发语言，它可以帮助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更上一层楼：利用这种语言，计算机可以完成极其困难的任务；通过这种语言，计算机甚至可以实现自我学习。那时，格林布莱特也刚刚开始对未来进行某种憧憬，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应该利用技术手段去实现黑客的梦想。于是，他和一部分人（也包括来自dec公司的考托克）开始着手在pdp-6上开发lisp了。tmrc的黑板上写满了他们设计的层次以及每层的代码。最终，这些代码终于可以在pdp-6上成功运行起来了。

格林布莱特和另一名黑客负责最核心的那部分代码。这个项目中只有两三个人在考虑“正确答案”，人数远远小于ibm称为“人浪”的那种工作方式，即一下子将好几十名程序员组织起来集中解决一个问题，而ibm这么做的结果往往不理想。此外，依靠两三个人也比只依靠一个人更具有优越性：当其中一个人即将进入其一天30小时的末尾阶段时，另一个人可以接手继续工作。这有点像是一个车轮战项目。

有了在pdp-6上运行的maclisp（因projectmac而得名），黑客们开始将这种计算机语言集成到他们的程序中，甚至连日常交流也常常会用到。例如，按照lisp的惯例，字母"p"用作谓语，它的灵感来自于黑客们常用的提问方式。假如某个人说“食物-p？”其他黑客就知道，有人问他是否想找些东西来吃。lisp语言中的专用术语"t"和"nil"分别表示"yes"和"no"。lisp语言为大家所接受丝毫没有降低黑客们对汇编语言的热爱程度，尤其是优雅的pdp-6指令集。不过正如格林布莱特（甚至还包括高斯珀）后来认识到的那样，lisp确实是一个功能强大的系统组建工具，它和提倡“亲自动手”的黑客道德可谓珠联璧合。

dec对maclisp也大感兴趣。考托克安排格林布莱特和其他黑客连夜赶到梅纳德（maynard）去编写程序、输入代码并调试。这不过是mit和dec之间很平常的一次协作，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过质疑。“正确答案”也提倡要确保任何好的程序尽可能与他人分享，因为“信息是免费的”，只有信息加速流动，世界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完成了maclisp项目以后，格林布莱特几乎是pdp-6黑客中的第一权威人物了。ai实验室新的掌门人拉塞尔·诺夫斯科是一名来自西南部的年轻人，他聘用格林布莱特来维护和改善“有机体的创造”功能，也就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不过格林布莱特的目标远不止于各种计算机系统。他被人工智能的种种概念深深吸引住了，决心使用他开发的系统在该领域做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由于他本人终生喜爱国际象棋，因此，他顺理成章地编写一些和象棋有关的程序，这些程序注定要比考托克在此方面的进展走得更远，也一定会超过全美国其他实验室的人工智能国际象棋项目所取得的成绩。

和其他货真价实的黑客一样，格林布莱特一旦下定决心去做某件事，他就会立刻动手。没有任何人要求他拿出一个建议，他没有多此一举地通知上级领导。明斯基同样没有必要仔细斟酌这个项目的相对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ai实验室刚刚组建的时候，没有相互沟通的渠道，黑客们自己就是沟通渠道。这是黑客道德的力量，格林布莱特将这种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格林布莱特曾经见过考托克编写的一个会下象棋的程序，他认为这个程序非常低级。那些和这个软件对战的人可以说基本上不会下棋：他们完全被计算机走出的每一步棋迷住了，甚至有些忘记这款游戏名字的含义就是吃掉对方的棋子。格林布莱特的程序则使用了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按照某种他认为“是一步好棋”的标准，通过试走计算出各种走法的方案。在另外两名黑客的帮助下，格林布莱特开始了一场编码闪电战。他设法争取每天4个小时的上机时间，当没有pdp-6可用的时候，他也会用纸和笔写代码。最后，他的下棋程序只用了1周时间就编完了。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他又对这个程序进行了调试，增加了功能并做了界面美化的工作。（如果格林布莱特写一篇有关他的象棋程序的论文，他最终还是会得到mit授予的学位，不过他一直没有腾出时间来写论文。）

大约在1965年左右，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一份名为“炼金术和人工智能”的臭名昭著的备忘录在mit流传开来。它的作者赫伯特·德雷福斯是位学术界人士，他将人工智能领域及在该领域工作的人贬得一文不值。对于黑客来说，他的论调极不入耳，因为计算机就是黑客笃信的行为模式，至少在他们的信息理论、公平性和行动方面都是如此。德雷福斯集中火力攻击计算机“荒谬和受限的结构”（相对于人类大脑而言）。他对准黑客命门的一击便是公然声称，没有任何一个计算机程序的国际象棋水平足以击败一个哪怕仅有10岁的孩子。

就在格林布莱特开发出了他的象棋软件（取名为"machack"）以后，mit邀请德雷福斯来和这款软件下一盘。许多黑客都围在旁边，现场观看格林布莱特的计算机替身大战这名瘦削、红脸庞、戴眼镜、自负、对计算机一脸鄙夷的对手。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者赫伯特·西蒙也观看了这次比赛，后来，他做了如下记述sup9/sup：

这场比赛十分扣人心弦。这是两名初级象棋爱好者之间的较量……德雷福斯一直特别被动，后来他看出了一步棋，可以吃掉对方的“后”。而他的对手要想化解这场攻势，则只有不断地用己方的“后”将对方的军，直到最后借将军的机会吃掉对方的“王后”。计算机丝毫不差地按照这个方案走棋。一瞬间，德雷福斯的防线崩溃了，接着，计算机在棋盘中央把他将死。

彼得·萨姆森后来回忆德雷福斯输棋后的情况：这位被击败了的批评家环顾了一下四周mit的教授和黑客（也包括获胜的格林布莱特），脸上一片茫然。为什么他们不欢呼、鼓掌或对他嘲笑一番？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德雷福斯只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份子，他们不可能理解计算机那非比寻常的本质特性，也不可能理解整天和计算机亲密接触以至于pdp-6完全变成生活中一部分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一切德雷福斯永远也不会了解。即使如明斯基本人，由于他从未亲自接受过那种每周7天、每天30小时工作制，不停地用汇编语言编写代码的洗礼，因此也无法确切体会到黑客们此时此刻的心情。那种状态是以格林布莱特和高斯珀为代表的众多黑客精神上的世外桃源，他们知道那种感觉，时时愿意回到那种状态——编码、钻研，进而把他们自己独特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至于要说服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或让外部世界的人了解他们内心独享的那种感受，甚至劝诱他们改投黑客道德的门下，黑客们觉得与其这么做，还不如享受这种状态来得有趣呢！

gi法案（bill）的正式名称是servicemen'sreadjustmentactof1944，也就是军人安置法案。该法案最先于二战末期起草生效，旨在给退伍美军军人提供免费的大学或者技校教育，以及一年的失业补助。

番茄牛肉，这道菜按字面的意思是“野蛮的茄子牛肉”。

云吞，这种食物的中文名字直译为"cloudgulp"（云雾和吞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