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青翠的山谷中间的一个村子里歇脚吃中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他们头一次看到的洋鬼子。我决定考他们一下。

“什么叫共产党员？”我问道。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

“还有呢？”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么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外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这个答复也许过分简单化了，不过我继续问：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

“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觉得这是不可信的。谁把这一切教给他们的呢？

我后来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和遇到圣诞老人徐特立时，终于知道了是谁教给他们的。徐特立曾经担任过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在是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

事实上，那天下午我就要见到他，那是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旅队走下最后的一个山坡，踏进红色中国临时首都的时候。

一华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

一八八二—一九四一年，著名爱尔兰小说家。——译注

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著名西班牙画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