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君主任性

明朝皇帝的任性程度是空前的，皇帝因私欲不断违反祖制，推翻大臣建议。不论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及军事长官治理国家，还是执掌礼仪，抑或扮演夫君、皇储与祖宗的角色，皇帝都表现得很任性。在扮演家族性角色时，皇帝本应广播龙种，与皇后一同抚养太子，如果她没能诞下太子，则需要妃嫔产子。妃子应对皇帝、皇后忠心耿耿，谦虚谨慎，还要服从皇后。皇后是主妻，亦是母上，根据传统，如果并非行为不端，皇帝不应替换或废黜皇后，尤其不能以未生下皇子为由。毋庸赘言，保姆与宦官之流本不应卷入政治，无论是治理帝国抑或控制皇室，他们都不应占据一席之地。

上述每一个角色，明朝皇帝都不能胜任。我们很可能视朱元璋为始作俑者，但他可能也会对自己作为榜样产生的影响感到惊讶。他改革中央政府，为皇帝增添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职责，使得皇权更为独断。皇帝必须掌握的信息增多，其行政能力及道德影响力更强。他承袭了一种独裁趋势，史学家们自宋代便已观察到这种趋势的苗头。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宋朝皇帝与唐朝的不同，宋时的大臣不再与皇帝共坐议事。朱元璋进一步拉大了君臣间的距离，命群臣上朝觐见时跪着与他说话。朱元璋极不信任他人，经常离间群臣，从而保证他们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还运用极端手段进行大清理，惩罚方式残酷，其中便包括廷杖，后世君主亦有人效法，但都未必达到朱元璋那么极端的程度。为达目的，他树立了自己的一套行为模式，这亦为他人模仿，却不一定以相同或朱元璋所赞同的方式执行。以武宗为例，朱元璋肯定会对他在紫禁城中的放荡生活、京外的随意出行和对妇女的任意掠取大加斥责。虽然武宗并非不知道评判一名伟大皇帝的崇高标准，但他仍按自己的意志特立独行，大臣们也无法动摇皇帝的所作所为。如果武宗想要去钓鱼，他便如此行事。他想要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伟大的君主，并尽量通过与自己亲自挑选的人建立联系来达到这一目的。他的继任者也同样一意孤行，尤其是在家庭与性生活方面，但他们不像武宗那样游山玩水。世宗、万历和天启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将自己与外界隔绝，与武宗一样，他们接触的不一定是通过严格标准精挑细选的大臣。

后妃的地位与待遇亦经历了类似的变化。明朝的开国皇帝削弱了皇后的权力，禁止她临朝称制。明朝皇帝随意废黜皇后的情况出现了五次，第六次废后的尝试没能成功。这六位皇后都没能诞育皇子，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的祖制规定，皇帝不应该也不需要将无子的皇后废黜。如果皇后不能生子，那么妃嫔们可以。尽管朱元璋有可能会反对其子嗣的行为，但也可能是他为他们间接开了先河，因为朱元璋在《祖训》中阐明，只有主妻所生之子才能继承皇位。另一项举措有可能影响其继任者对待后妃的方式，即朱元璋对去世孙妃丧葬礼仪的改动。朱元璋命另一位妃子的儿子为孙妃守孝三年，他由此开创了一种模式，即把对皇室成员的现实情感置于传统礼仪规定的感情表达方式之上。他所建的私用家庙奉先殿在紫禁城之内，避开官员的视线，这是其态度的另一显现。后来，世宗为生父、生母争取权利，封赏他们应得的头衔，而不是接受大臣让他将亲生父母视为养父母的要求。尽管他咨询了大臣，且做过一番调查，但与朱元璋一样，他的个人主观意愿仍凌驾于集体客观先例之上。其他皇帝在涉及封赏后妃及其他皇室成员或宠臣时的做法与其类似，不论这些受封赏的人是死是活。

朱元璋对死去孙妃的赏赐进一步缩小了通常横亘在主妻与妾妇、生母及继母（即同父异母兄弟的母亲）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缩小从宋代便已在社会中出现，最具标志性的例证便是妃嫔生母在皇室地位的提升。宪宗和其他三位皇帝均对生母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操控礼仪为己所用，从而封赐生母，并充分利用在内宫中新修祖庙的传统来达到目的。这四位皇帝中，有一位创建了新的庙宇“奉慈殿”，其他三位则拓展了奉先殿的用途。由于他们理应是孝子的典范，如此推行自己的意志看上去无伤大雅，甚至令人赞颂。他们给予中低等级的皇室女性更多的尊重，不仅提高了妃嫔生母的地位，还允许皇后在内宫祖庙中参与祭祖仪式，以弥补她们不能参加紫禁城外太庙仪式的缺憾。但是他们这样做的另一后果，则是加大了朱元璋在内廷皇室与外廷群臣之间创造的距离。正如牟复礼（frederickmote）所说：“明太祖视整个王朝为一己之物，不与高级官员们分享。”他对皇室利益的“私有化”是明王朝的标志特征之一。

后妃的葬仪则是另一例证。从宪宗开始，皇帝、皇后与下一任皇帝的生母葬在一处。皇后仍然享有主妻的特权，因为太庙与奉先殿都执行每位皇帝一位皇后的原则，即一位皇帝的神位只有一位皇后的神位相伴。但是在紫禁城内的祖庙及北京城外的皇陵中，皇帝生母都获得了新的地位。正统礼仪要求神位安排与棺椁埋葬遵循一夫一妻，而家庙与皇陵均摆脱了这种正统要求，提供了不同的情感空间。皇帝一夫多妻者的角色又多了一层意义。丧葬风俗及对皇帝生母的尊重，不仅对皇后与嫔妃生母之间的差异起到了调节作用，对其社会地位的区别亦是如此。如前文所述，至少有五位皇帝的生母连妃子都不是，只是宫女。但这点无关紧要：如果她生下了皇位继承人，她便能够在其子统治期间成为太后，并与前任皇帝葬在一起。这是古代“母以子贵”原则的进一步实现。这句话在万贵妃身上得到了最富戏剧性的体现，这位出身卑微的保姆产下了宪宗的首位太子，并在其夫君统治期间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皇后。宪宗甚至为她创造了“皇贵妃”这个新头衔，使其离皇后更近一步，要不是群臣反对，皇帝一定会立万贵妃为后。

尽管皇后的权势被削弱，并且明文反对其临朝称制，仍有四位年长女性成功地对年轻皇帝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位祖母（英宗朝的张太后）、一位母亲（万历皇帝之母李太后）、两位保姆（宪宗万贵妃和天启皇帝保姆客氏）。但没有一例像唐玄宗及杨贵妃那样极端，尽管宪宗万贵妃、万历皇帝郑贵妃与后者有类似之处。张氏与李氏这两位最有权势的皇后只是护佑年轻皇帝成长，在她们有其他行动之前便驾崩了。而在太后死后，这两位年轻皇帝都做出了他们的监护人一定不会允许的事情。尽管孝宗张皇后在世宗继位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她不久便失去了影响力。两位张皇后及一位李皇后都不能与唐代武则天、辽代承天皇后、宋代刘皇后相比。明朝初期强势的马皇后与徐皇后亦是如此。如果说明朝在控制女性干政方面卓有成效，达到这种效果的手段便是增强男性独裁者的权力。万历及天启皇帝玩忽职守，看上去不像朱元璋那样专断独裁；但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独裁者，其独裁没有体现在对外界的治理与监管，而体现在他们如何处理私人生活。武宗、世宗、穆宗亦是如此。

至于一夫多妻制，这种制度发挥了其基本职能，即在皇后未能诞下继承者时提供子嗣。明朝十六任皇帝有十四位都是如此。只有两位皇帝由皇后诞下，即第四与第五位皇帝，不过共有六位皇后诞下太子（如果我们的信息准确无误）。朱元璋马皇后产下太子，但他登基前便去世了。建文帝的皇后亦产下太子，但朱棣篡位时，建文帝、皇后及太子都去世了。徐皇后与张皇后分别产下第四与第五位皇帝。紧急情况下继位的景泰皇帝亦有一子，但他的儿子不幸去世，他后来则被废黜。最后的皇后，即崇祯皇帝的主妻，有一个儿子，不过他登基之前明朝便灭亡了。理想状态下，皇后应该生下太子，但实际上，从史书记载来看，这种情况便很少发生。明朝进一步通过附加的规定与习惯弱化皇后的角色，并将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分离，这种分离是一夫多妻制婚姻的重要效果之一。一个极端案例是世宗，轮番宠幸数量众多的妃嫔，而另一个极端则是万历皇帝，典型的一夫三妻，即如上文所述，包括精挑细选出的却无子失宠的皇后，一名皇帝自己选出的、形成亲密关系的宠妃，还有第三位女子，尽管不受宠爱也很少与皇帝见面，她却恰巧生下了成为太子的皇子。

见［美］石康（kennethm.swope）：《赐予双刃剑：作为最高军事指挥的万历皇帝》（“bestowingthedouble–edgedsword:wanliassuprememilitarycommander”），收入鲁大维编：《文化、侍臣与竞争》，第61—115页。

这部文献的题目意为“拨正记录”。有关其他宦官作者，见张珠玉：《宦官机构司礼监》，第158页。

见陆于平（lukyu-ping）：《天女与观音：明代中国两位皇后仙者身份的视觉化，（1368—1644）》［“heavenlymistressandbodhisattva:visualizingthedivineidentitiesoftwoempressesinmingchina(1368-1644)”］（以下简作《天女与观音》），收入［加］美利亚·贝莉·博斯（meliabellibose）编：《亚洲的女性、性别与艺术，1600—1900》（citewomen，gender，andartinasiac.1600-1900/cite）。在此感谢陆博士与我分享她的文章。

见窦德士：《明代中国》，第53页；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24—225页。

李太后还产下一位公主。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35—3536页；刘若愚：《酌中志》，第5卷，第27页；夏燮：《明通鉴》，第68卷，第2671—2672页；明太祖：《皇明祖训》，第28ab页；文秉：《先拨志始》，第1卷，第1b—2a页；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64—265页；［美］黄仁宇（rayhuang）：《万历十五年》（cite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themingdynastyindecline/cite），第83—85页。更多有关出生及任命的细节，见李国祥与杨昶等编：《明实录类纂》，第615页。

见陆于平：《图画正一道之箓牒：以〈张皇后箓牒卷轴〉（1493）为案例》［“picturingcelestialcertificatesinzhengyidaoism:acasestudyoftheciteordinationscrollofempresszhang/cite（1493）”］，载《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citedaoism:religion，historyandsociety/cite）第3期（2011）：第17—48页；陆于平：《天女与观音》；［美］韩书瑞（susannaquin）：《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citepeking:templesandcitylife,1400-1900/cite），第153—161页；［加］卜正民（timothybrook）：《为权力祈祷：佛教与中国晚明社会的士绅社会形成》（citeprayingforpower:buddhismandtheformationofgentrysocietyinlate-mingchina/cite），第79页，第188—189页，第241页，第291页；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658—3659页。

1574年，万历皇帝将所有皇帝生母的神位移至奉先殿，并关闭其他前朝供奉这些神位的较小寺院；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第18卷，第209—210页；谢葆华：《明代的皇后》，第158页，第169页。1602年，一位名僧向李太后献药疗其眼疾，为了回报他，李太后让皇帝赏赐他一千两白银。见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202页；谢葆华：《从侍女到太后》，第30—31页。

见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第601页，第608页，第942页；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36页（王皇后）；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203页（残酷）。

《明史》并未提及郑贵妃在王氏死后的所作所为。见文秉：《先拨始志》，第1卷，第1ab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5卷，第20a—21b页；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37页；［英］安·帕鲁丹（annpaludan）：《明代皇陵》（citetheimperialmingtombs/cite），第143—158页。

见毛奇龄：《胜朝彤史》，第5卷，第21b—22a页；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7—29页。

王皇后只有一个孩子，即长公主。皇贵妃王氏产下了万历的皇长子及第四位公主（不幸死去）。郑贵妃则产下了第二、三、四位皇子，以及第二、六、七位公主，其中第二、四位皇子都去世了，公主中只有第七位活了下来，即下文将要提到的寿阳公主。另外四位有孩子的妃子中，有两位只有一个孩子，另外一位有两个，还有一位有三个，所以万历皇帝共有十八个孩子（1584年间隔不到两个月，三位女性分别产下第三、四、五位女儿）。见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191页，第201—202页；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第615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261页，引自《神宗实录》卷219。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3卷，第97—98页；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193页；文秉：《先拨志始》，第1卷，第1a—2a页；夏燮：《明通鉴》，第72卷，第2819页；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46—247页。

见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203页；苏丽叶：《明朝皇家婚礼》（“theimperialmarriagesofthemingdynasty”），载《远东历史文汇》（cite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cite）37（1988年3月）：第15—42页，引自谢务禄《大中国志》（citethehistoryofthegreatandrenownedmonarchyofchina/cite），第120—121页，原文为意大利语。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5卷，第133—134页；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203页（另一个版本说驸马与公主争吵之后离开皇宫）。

万历皇帝曾将吕坤的书赐予郑贵妃一份，而她再印时改书名为《闺范图说》。见刘若愚：《酌中志》，第1卷，第3—4页，引自郑贵妃的序；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48—249页。

见夏燮：《明通鉴》，第75卷，第2909—2910页；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37—3539页；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54—257页。

本节及关于魏忠贤的材料，来自我的一篇已经发表的论文；见马克梦：《雄壮的宦官：魏忠贤故事探微》（“thepotenteunuch:thestoryofweizhongxian”）（以下简作《雄壮的宦官》），载《中国文学与文化》（citejournalof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cite）1.1—2（2014）：第1—28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21卷，第548页；刘若愚：《酌中志》，第22卷，第197页。

见班固：《汉书》，第97卷下，第3990页，第3992页。

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6卷，第158—159页，第176—178页；刘若愚：《酌中志》，第16卷，第130页；第22卷，第203页；谢葆华：《从侍女到太后》，第38页，第43页。

见何梦梅：《白牡丹》，第5回，第191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6卷，第158页；方汝浩：《禅真后史》，第37回，第280页；曹去晶：《姑妄言》（1730年序），第8回。

这两位皇子是七位之中唯二存活的；九位公主中，有三位存活了下来。

朱常洛的第一位妻子1613年去世，她被追封为郭皇后。第一位妃子姓王，她产下朱由校和另一位皇子，但后者四岁时不幸夭折。王妃1619年去世，被追封为太后。下文将讨论另一位诞下皇子的妃子。

最终，朱由校还是保证了她的福利，并于1624年封她为康妃。见张廷玉：《明史》，第244卷，第6330页；第114卷，第3541页。

有关魏忠贤与客氏统治的详细研究，见窦德士：《血与史：东林党人及对其的压迫，1620—1627》（citebloodandhistoryinchina:thedonglinfactionanditsrepression,1620-1627/cite）。

刘若愚：《酌中志》，第23卷，第208—210页。

这两位宦官中，客氏原先的对食伴侣叫魏朝，他在另一位有权有势的宦官王安（1621年去世）手下办事。王安在朱常洛在位时便已权势煊赫。见张廷玉：《明史》，第305卷，第7816页。

关于魏忠贤更为翔实的讨论，可见马克梦：《雄壮的宦官》。见刘若愚：《酌中志》，第8卷，第44页；第10卷，第52—53页；第14卷，第68—70页，第72页；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3页；第305卷，第7816页，第7818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6卷，第12a页。另一则轶事则说皇帝喝醉了，船翻时失足落入水中；见宋起凤（清代前期）：《稗说》，收入《明史资料丛刊》，第2册，第61页；此书为清代前期对晚明轶事的搜集。

见沈榜（晚明）：《宛署杂记》，第9卷，第83—84页，此书有关明代北京；刘若愚：《酌中志》，第16卷，第98页；谢葆华：《从侍女到太后》，第29—32页。

见刘若愚：《酌中志》，第14卷，第75—76页；第16卷，第124—125页；窦德士：《血与史》，第41—43页。

这些数字有可能不可靠，尤其是最后成为妃嫔的“五十名”女子数量太多，难以采信。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36页；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1780年序），收入《丛书集成第三辑》，第86册，第2b—3b页；刘若愚：《酌中志》，第8卷，第44页。我的信息与文献大部分来自苏丽叶：《明代宫女》，第275—279页；亦见谢葆华：《明代的皇后》，第109—110页，第114—120页。

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2—3543页。纪昀以曾在张皇后父亲手下工作的官员张国纪及两位明朝宫廷宦官的叙述为基础，写成该传记。其中一部分与其他文献重叠，包括刘若愚的《酌中志》。见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第1b—2a页，第6b—7a页；刘若愚：《酌中志》，第8卷，第44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6卷，第10b页。

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2页；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第4a—5b页，第6ab页，第7b—8a页；刘若愚：《酌中志》，第8卷，第44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6卷，第10b页。

见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第9b页；李逊之（1618—1672年之后）：《三朝野纪》，收入《明清史料汇编·三集》，第425—426页（第3卷，第61ab页；本书有1671年序，主要记述了明朝最后三任皇帝治下的政治事件）；林延清：《明朝后妃》，第282—288页。

这位明朝宦官名为曹化淳（1568—1662），他劝说皇帝建造皇陵。他的另一个著名事迹则是为李自成打开北京城门。见纪昀：《明懿安皇后外传》，第11ab页，第12a—13a页，第13a—14a页；［美］谢正光（andrewhsieh）：《新君旧主与遗臣—读木陈道忞〈北游记〉》，载《哲学与思想》3（2003）：第186—203页。

有关魏忠贤故事更为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梦：《雄壮的宦官》。

刘若愚写道，有人曾试图将魏忠贤饿死，一名和尚则放走了魏忠贤（《酌中志》，第14卷，第68—69页）。

见长安道人：《警世阴阳梦》；匿名：《梼杌闲评》，近来学者们认为作者为李清（1602—1683）。见［美］李友仁（paulvierthaler）：《准历史与公众知识：晚明清初野史叙述的社会史》（耶鲁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该文对有关魏忠贤的文学、历史资料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在此，我感谢作者与我分享他的作品。

见刘若愚：《酌中志》，第15卷，第79页；《梼杌闲评》，第23回，第277页；第38回，第432页。

见长安道人：《警世阴阳梦》，第7回，第35—36页；《梼杌闲评》：第8回，第220—222页；刘云龙（约1595—？），托名“吴越草莽臣”：《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收入《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第747—866页；第2回，第816—817页。

见宋起凤：《稗说》，第59页，第61页，书中讲到魏忠贤向皇帝进献春药，不久皇帝便驾崩了。

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0页；第52卷，第1333页。但这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的记载矛盾；见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第18卷，第210页。书中说刘淑女的神位并未移入奉先殿。如上文所说，1536年，世宗将两位并非皇后的皇帝生母及一名并非皇后的祖母神位移入奉先殿，她们是宪宗之母周氏、孝宗之母纪氏、世宗祖母邵氏。万历皇帝给予了另外两位女性的神位相同的待遇，即其祖母，亦即隆庆帝生母杜氏、世宗第三位皇后方氏（一位继母）。

这一故事的文献来源如下：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3—3545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6卷，第12a—13b页；李清（1602—1683）：《三垣笔记》，收入李肇翔编：《四库禁书》，第3册，第2307页；叶君远：《吴梅村诗选》，第31—33页（引用吴伟业关于明末的历史轶事《绥寇纪略》）。亦见［美］李惠仪（liwai-yee）：《吴伟业诗歌中的历史与记忆》（“historyandmemoryinwuweiye’spoetry”）（以下简作《历史与记忆》），收入［荷］伊维德，李惠仪与［美］魏爱莲（ellenwidmer）合编：《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citetraumaandtranscendenceinearlyqingliterature/cite），第99—148页。

据说田妃用宫女而不用宦官来搬椅子。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3—3545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6卷，第14ab页。

这一故事的文献来源有：叶君远：《吴梅村诗选》，第25—39页；亦见张廷玉：《明史》，第120卷，第3658—3659页；朱权等：《明宫词》，第80页，第84页，第86页，第89页，第92页，第93—94页，第99页。信息均出于王誉昌：《崇祯宫词》；李惠仪：《历史与记忆》，第112—115页。

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44—3545页；第121卷，第3677—3678页；毛奇龄：《胜朝彤史》，第6卷，第15b—16a页；夏燮：《明通鉴》，第90卷，第3474页。

关于中国皇帝的角色，见［荷］艾伦·薇茵格（ellenuitzinger），《中国的皇权》（“emperorshipinchina”），收入《紫禁城：中华帝国（1644—1911）的宫廷文化》［citedeverbodenstad/theforbiddencity:courtcultureofthechineseempires/cite（cite1644-1911/cite）］，第71—91页；文中还讲到皇帝的另一角色则是最杰出的文人。

这六位皇帝是宣德、景泰、成化（宪宗）、嘉靖（世宗废黜了两位皇后）、隆庆（他将皇后送走，但没有正式废黜；见张廷玉：《明史》，第114卷，第3534页），以及万历（没能成功）。未能产下皇子并非宪宗与世宗废黜皇后的唯一理由。武宗并没有废后，只是不再见她，他最终也没有子嗣。

见苏丽叶：《明代宫女》，第384页。

另外三位皇帝包括孝宗、世宗和神宗（万历皇帝）。崇祯皇帝本有可能加入这一行列，但是他所面临的问题貌似被轻易解决了。

见牟复礼：《帝制中国》，第590—591页（也提到了奉先殿及对于皇室成员的特殊规定）。

这五位皇帝是朱祁镇/英宗（据传），朱祐樘/孝宗，朱厚照/武宗（据传），朱翊钧/万历，朱常洛/泰昌。

这句话出自《公羊传·隐公元年》。

英宗实际上由妃子所生，后来被皇后养大（如果我们相信孙妃是其生母）。其他所有皇帝都是妃嫔或宫女所生，还有两位（建文帝与嘉靖皇帝）的生母夫君本非皇帝。朱棣是一名未知妃子的儿子。建文帝是朱元璋原太子的儿子，但那位太子不幸去世。景泰皇帝（代宗）是宣德皇帝妃子所生，本不应成为皇帝。宪宗则是英宗妃子产下的。孝宗为宫女所生。隆庆皇帝是世宗妃子的儿子。万历皇帝为宫女所生，泰昌皇帝亦是如此。天启皇帝为泰昌皇帝妃子所生，而崇祯皇帝则由另一位妃子产下。

见苏丽叶：《明代宫女》，第242页；苏丽叶：《明朝灭亡时的皇室女性：1573—1644》（“womenintheimperialhouseholdatthecloseofchina’smingdynasty:1573-1644”），载《亚太视角》（citeasiapacificperspectives/cite）12.1（2013—2014年秋冬）：第35页，第133—160页；谢葆华：《明代的皇后》，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