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被彻底摧毁了。还有些遗留下来的小问题需要处理。铁路官员团体被并入一个综合的“纳粹公务员和官员协会”，这明显是为了组织的整齐划一。具有一般社交功能的“铁路员工俱乐部”是按照经济成分来吸引成员的，7月，该团体被“一体化”，加入了一个新的全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他工人阶级组织都随着社会民主党而垮台了。

在工会组织被摧毁以及取而代之地建立起新的纳粹体系的同时，国社党逐渐完全控制了诺特海姆的工匠协会。县工匠联盟已经友好地倾向于国社党了，因为有很多工匠大师都是纳粹分子。1933年2月，该联盟每年一度的官员选举产生了一个纳粹主席，他们在决议中还赞扬了新的希特勒政府。国社党对此并不完全满意，4月，县工匠联盟被要求“按照一体化法律”举行新选举，由此产生了完全由纳粹分子组成的执行委员会。

国社党还一体化了构成工匠联盟的每个单独的行会。4月中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恩斯特·吉尔曼在会上告知行会领导他们必须在5月2日前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导致他们特别活跃，因为每个行会都必须提出草案，与国社党协商，达成新的妥协，并且最终选出新的由纳粹控制的执行董事会。个性问题变得和意识形态一样重要了。而且，许多行会认为一旦他们“一体化”，那么纳粹分子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抽调他们的金库资金。因此，有几个行会为其成员举行了几场盛大的晚会，他们吃吃喝喝，用光了金库资金。有些行会几乎是马上就完成了一体化进程。有些则一直等到截止日期才完成。到5月初为止，诺特海姆没有一家工匠组织不是纳粹控制的了。

“一体化”零售商协会花费的时间稍微多了点儿，主要是因为现存的组织被完全摧毁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纯粹的纳粹组织——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通常的一体化。零售商人的新组织于5月2日建立，恩斯特·吉尔曼的兄弟成了领导者。卡尔·吉尔曼建议为诺特海姆县的每个商人注册，他在组织大会上宣布：

加入新联盟是自愿的，但是我们认为诺特海姆镇和县中的每个商人，只要是认为他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同伴，在面对新协会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加入。很明显，他有决心帮助重建德国经济。

劝服的过程进展得很快，但并不足以令纳粹分子满意。6月，他们采取了更为直接的策略，一次性地强迫旧的零售商人协会并入新协会，并且其成员都加入新协会。“一体化”完成了。

其他经济协会迅速地经历了相同的命运。4月18日，国家社会主义医生联盟成立了，吸收了之前的联盟。一个月后，德国牙医协会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专业牙医组织。4月还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教师联盟，最终，所有诺特海姆的教师为了保住工作都加入了。到1933年夏天为止，诺特海姆唯一没被“一体化”的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显然是社会民主党的企业，而且对城镇经济有很大的贡献。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其功能是建造廉租房。1932年，该俱乐部做成了超过60万马克的生意，减少了10%的租金，增加了其投入资本，宣布股息为5%，其成员从112人增加至128人。

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抱怨公共利益建筑俱乐部的运营糟糕。但问题是该俱乐部的主席和业务经理是重要的社会党人。因此，当收到进行“一体化”的命令时，该俱乐部操纵了选举，以确保社会党人仍旧留在有权力的职位上，但除此之外还是表达了对新政权的忠诚。不过，俱乐部特别岌岌可危，因为纳粹分子将所有的合作社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此，国社党要求得更多。8月7日，该俱乐部再次被“一体化”，恩斯特·吉尔曼自己就任主席，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从俱乐部退出了。这是他毕生的事业，但他也敏感地认为一旦俱乐部彻底解散，其他成员很可能会减少投资。

更重要的一个经济实体是诺特海姆消费者合作社，该社有1200名成员。1933年之前，纳粹分子一直在斥责这个“红色的”组织，因为该组织和当地的商人竞争。但是他们掌权之后，国社党陷入两难之地。如果彻底解散合作社，一定会相当严重地破坏城镇经济，而且会惹怒很大一群人。但是“一体化”合作社本应该被解释为作为其未来存在的保证，而且本会激怒市民们。因此，纳粹分子试了很多方法。首先，他们传播了各种各样的关于消费者合作社的邪恶谣言，寄希望于这些能削弱合作社。其次，通过任命一名纳粹委员为“管理人”，他们控制住了该组织。最后，他们暗示私营企业家，“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照管”消费者合作社。

与纳粹分子在处理城镇中的经济组织时的彻底和残酷相比，他们在对待那些爱国主义团体时非常谨慎小心。他们只创立了一个新组织——国家社会主义战争受害者协会（nskov）。之前的德国战争受害者联盟于5月解散了，与新的纳粹组织合并了，但“基弗霍伊泽战争受害者”保持了独立，不过其上级机构被“一体化”。只有两个爱国主义组织被强制解散，即“更伟大的德国联盟”和独立的男孩团体（包括童子军、志愿军和德国年轻骑士团青年部）。后者被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其他的军事和爱国主义组织中，只有“基弗霍伊泽联盟”被正式“一体化”。其他组织中都有足够多的纳粹分子，已经能够控制这些组织了，大概国社党不想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宣传似乎足以控制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恐惧和不信任而产生的更为缓慢但是相当有效的社交萎缩会摧毁作为独立实体的爱国主义团体。

同样的普遍方法可以应用于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组织——合唱团、射击协会等。大部分歌唱协会都自行解散了，而不是被“一体化”。正如一名前成员所说的：“我们俱乐部中再也没有人有时间或有兴趣来了。”在一体化之前，诺特海姆的合唱协会反映了城镇中的阶级结构。工人的歌唱俱乐部是诺特海姆的“人民合唱团”。该组织建立于1905年，当时是“工匠合唱团”，20世纪20年代由工人掌控。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三年，“人民合唱团”经常在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上唱歌。1933年4月，该团体试图清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内涵，切断了和“德国工人歌唱家联盟”的联系，并且承诺“彻底地重新定位”。对于国社党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国社党要求合唱团主任和执行委员会辞职。俱乐部中的主要人物选择彻底解散，于是该俱乐部在1933年4月22日解散了。

社交体系的另一端是城镇的上层阶级歌唱团体“歌唱五线谱”。通过迅速和悄悄地纳粹化，这一团体逃过了一劫。因此当其成员改变了其执行委员会的构成时，他们很谨慎地通知了恩斯特·吉尔曼，询问他对新领导是否有任何异议。这被认为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一体化”。

这之后不久，所有城镇中的其他歌唱俱乐部都被合并为一个叫作“1933年混合合唱团”的组织。该俱乐部将那些来自实际上专心于歌唱的所有不再起组织作用的人聚集到一起，获得了相当优秀的会员。新的俱乐部强调在这个新组织里社交地位是不重要的，只有歌唱能力是重要的。

诺特海姆的射击协会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不过它们的作用也被改变了。在1933年5月15日的联合年会上，各社团都致力于维护自身。到处都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并且高呼“万岁”。恩斯特·吉尔曼被选为荣誉会员并且立即被提名为首席队长。在接受演讲中，吉尔曼强调射击协会并不能只为娱乐而存在。他们必须鼓励军事精神。他们也必须遗弃自己的排外性。各俱乐部立即做出回应，投票支持在即将到来的射击节上向公众公开放映一个特殊的“阿道夫·希特勒射击的影片”。1933年的射击节到来时，它已经被重新命名为人民的节日，每个市民都被邀请来参加。冲锋队、党卫军和钢盔团之间进行了特别竞赛，不收取任何入场费。挂着的纳粹旗帜和旧社团旗帜一样多，最常听到的音乐就是《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简言之，射击协会只是被重新装点了。

诺特海姆另一个特殊利益社团（红十字会、博物馆社团等）在更正式的意义上被一体化了，每个社团都出现了新的纳粹执行委员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只发生在每年例会上，而且不需要什么提示就能进行。在某些情况下，刺激来自国家或者上层组织，而不是当地的国社党。唯一被特别对待的是“装饰俱乐部”，这是一个在诺特海姆森林里建造道路的社团，总体上是在试图推进城镇的园林系统。因为这个俱乐部有很多钱，所以吉尔曼对其很感兴趣。其成员们比吉尔曼的行动更快，他们把俱乐部的所有钱都投到了城区以外的一所狩猎房，然后自我解散了。

最大的特殊利益俱乐部是体育俱乐部。纳粹对此的重点是融合。该进程开始于1933年5月，当时城镇中最大的两家体育协会融合成了一家体育俱乐部“vfb”。这创造了一个八百人的“旋转和运动协会”。同时，另一家足球俱乐部（“比赛和运动”）通过吸收“诺特海姆人的游泳俱乐部”来巩固了自己。第二步于7月到来，“比赛和运动”与“旋转和运动协会”合并成了一家庞大的“诺特海姆人体育俱乐部”，其领导者是赫尔曼·登茨勒。两家社团对此都怨声载道，它们都试图保持独立，互相指责对方过去的政治罪行。但这是徒劳。登茨勒主导了这次合并，还得到了吉尔曼的支持。

因此到7月为止，所有独立的体育俱乐部都被整合成了一家。纳粹分子认为新的超级俱乐部是正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终结了“无意义的竞争”，而且形成了本地区内最强大的体育俱乐部。同时该俱乐部也是以纳粹为导向的。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参照国社党的“区块”系统，其重点就是军事体育运动。这种融合并不受所有组成单位的欢迎。就算有纳粹的努力，该俱乐部的成员还是减少了超过5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些旧俱乐部各自恢复原状，很高兴地继续他们的“无意义的竞争”。

纳粹在社交上的霸权并没有止步于惯常的协会：经济的、爱国主义的、特殊利益的。国社党还期望在宗教信仰和单纯的文化事务中占据主导权。早在第三帝国出现之前，纳粹就对宗教信仰感兴趣了。在希特勒掌权之前的那些年，城镇中的纳粹分子就是通过路德派教会来发出最强烈的呼吁的，他们最喜欢的演讲者是路德派的牧师。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六个月，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在纳粹的庆祝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城镇中的牧师经常督促诺特海姆人为希特勒祷告。就其本身而言，国社党将宗教信仰作为对抗“没有信仰的11月国家”（也就是魏玛共和国）的斗争内容之一。与社会党人的立场相比（“宗教信仰是私人事务”），纳粹分子宣称：“宗教信仰是人民的事务！”诺特海姆的路德派牧师还没有发现这是把双刃剑，他们对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不安，比如应用《罗马书》11：36来定位希特勒在纳粹革命中的角色，或者在声明中说“上帝是太阳”。

因此，当国社党开始从事“复兴教会”运动时，诺特海姆人并没有震惊。正如一份写给《哥廷根—格鲁本哈根报》的信所说的：“我们现在所卷入的革命意味着在我们德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因此，即便教会生活被卷入这场有力的改革运动也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这场运动采取的形式是试图让路德派加入“德国基督教运动”。这被描述为一场由宗教人士发起的非政治运动，这位宗教人士只是偶然间成了纳粹分子，他只是对统一和复兴新教感兴趣。诺特海姆的运动得到了很多活跃的路德派人士的支持，包括教会的两位牧师。

但是这场代表“德国基督徒”的运动绝不是当地的自发性努力。来自全国纳粹总部的指令下达到了南汉诺威—布伦瑞克大区，接下来，大区命令其下的地方小组在教会选举中推荐并且投票支持纳粹分子。通过该党的国家宣传办公室，慕尼黑也为如何开展竞选运动，包括指导演讲者的演讲题目提供了完整的指南。简而言之，这是全国纳粹分子共同的努力。

纳粹分子使用惯常的宣传方法来推进这项运动。6月，牧师雅各布斯哈根被带去参加“1910年代圆顶”的群众集会，他之前是一个受欢迎的纳粹演讲者。大约有500人出席，其中100人立即加入了这项运动。一个月后举行了第二次集会，吸引了很小一群观众。1933年7月，举行了长老会选举。在诺特海姆，德国基督教运动列出候选人名单，所有人都是纳粹分子，提名得到了“福音派男性俱乐部”和“福音派女性俱乐部”的支持。因为这是唯一的提名，所以无需选举这些候选人就自动当选了。整个区域的教会选举都是类似的结果。

支持德国基督教运动的人对他们的信仰明显都很认真，这对新教是有帮助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国社党开始认真地反宗教信仰时，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抗纳粹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并且形成了勇敢的抵抗组织。但是由于他们的盲目，在第三帝国的头几个月，他们极大地助长了纳粹主义。

在纳粹控制的前半年，唯一忍受痛苦的路德派组织是“福音派自由之友”，该组织于5月中旬解散，很可能是在“一体化”的威胁下。

在纳粹分子和诺特海姆的路德派教会关系进展顺利时，该党和城镇中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却不是这样。有个牧师是中央党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这个问题上吸引了纳粹分子的炮火。1933年3月，因为他敦促教区选民投票支持中央党，所以有两篇针对他的社论。1933年7月，这种形势恶化了，当时“天主教青年人团体”被解散，其财产和旗帜被冲锋队没收了。其他的天主教团体并没有被打扰，但是国社党仍旧预料到天主教神父的敌意。只有6%的城镇中人是天主教教徒，这是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

在学校里，诺特海姆的教师被吸收进了纳粹教师协会。为了更加有保障，1933年4月，其他的教师协会都被“一体化”。对教师的全面控制及时到来了。在纳粹眼里，比教师更重要的是控制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青年团是主要工具。希特勒青年团的主要武器是控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这一点很早就表现出来了。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都想要举行庆祝活动时，学校会让步。当出现纪律问题时，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不会被惩罚。甚至是在学业问题上，希特勒青年团也占据着统治地位。在纳粹掌权前，恩斯特·吉尔曼就直接命令高级中学校长为那些学业上“有困难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提供帮助。吉尔曼详细列出每个应该在学业问题上给予优待的希特勒青年团学生，包括早前的课程应该给予更高的分数。没什么能比这更明显地取代教师的地位了。在所有的问题上，学校当权者都表示顺从了，因为他们害怕丢掉工作。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谁在管理学校是值得质疑的——是教师们还是希特勒青年团。

希特勒青年团也因相互竞争的青年团体解散而得到帮助。到1933年夏天为止，希特勒青年团是诺特海姆唯一现存的青年团体。

城镇中的公共图书馆也被“一体化”。到5月为止，有超过500本书被焚毁（占总数量的1/4）。“非德国的、对人民来说是国外的，以及毫无价值的文学垃圾”被一系列以《我的奋斗》为首的精选图书取代。在5月初工会被迫解散的时候，自由工会的租赁图书馆关门了。

最后一个被“一体化”的（在风潮之后）文化实体就是城市乐队。为了每月的津贴，城市乐队每周都在市集广场上开音乐会。因为津贴不足，每个乐队成员也会跳舞，并且在其他时候演奏。希特勒掌权之前的年份，乐队经常在游行和集会中租借给社会民主党成员。通过这些方式，乐队明显被“布尔什维主义”侵蚀了，因此不得不消失。而且，如果城市乐队消失了，冲锋队乐队就有更干净的场地了。1933年3月初，城市乐队试图让自己适应新秩序。取代通常的“每周音乐会”，他们开始举办“每周的爱国主义音乐会”。但是这并不够。新的城市议会几乎没进行投票就切断了乐队的津贴。这令保守主义者感到失望，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周的音乐会。而且，民族主义者明显感觉到有自己的乐队的话，他们可以更为成功地与纳粹分子竞争。所以，资金很快就到了，城市乐队成为钢盔团的乐队。但是自从钢盔团不太活跃之后，该乐队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因此，钢盔团乐队每周都会在市集广场上举办音乐会。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至少在这一点上，纳粹革命是不成功的。

这次有关纳粹对城镇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侵袭的快速调查并没有包含那些与社会民主党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全都被解散了。有些干脆就不复存在了，像是工人急救协会。其他更脆弱的组织，比如“保护母亲联盟”，在办公室被侵占及财产被没收时就解体了。所有和社会民主党与自由工会相关的庞大而复杂的附属组织都被摧毁了。这终结了诺特海姆工人有组织的社交生活。

因此，到1933年为止，纳粹分子将诺特海姆大部分的社团都解散、修改、融合，或者控制住了。城镇中复杂和多样化的社交组织几乎都完全被连根拔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分子都试图填补空白，但是人们常常不会再聚到一起。或者是因为不再有俱乐部了，或者是一体化破坏了俱乐部的吸引力，再或者是人们不再有空闲或愿望去继续参加俱乐部活动了。在大部分基本的小团体中仍在继续的社交生活就是固定聚餐、啤酒和打牌之夜或在家里的小型社交聚会。

当人们开始不信任彼此的时候，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威胁。如果你不得不小心翼翼于自己所说的话，那么和其他人聚在一起谈话的价值在哪里呢？因此个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分化了。在一体化进程中，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隐居或者通过纳粹组织保持民众间的关系。在第三帝国统治的前六个月，没有任何其他的纳粹措施比一体化的影响更大了。通过这种方式，严格的阶级结构的外部环境被破坏了，诺特海姆人被塑造成了独裁者最喜欢的那种无组织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