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的声音哽咽了，他停了下来。

“那你悲伤的情绪有变化吗？”我问。

“一开始确实有所好转——但很奇怪，这反而让我感觉更糟糕。”

“因为悲伤才是你和盖比之间的纽带？”

约翰看上去很吃惊：“不错的推理啊，神探小姐。是的。我感觉我的痛苦才是我爱盖比的证明。如果我不再痛苦，那就意味着我已经忘记他了，意味着他对我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如果你快乐起来了，就没法继续悲伤。”

“没错，”约翰望向别处，说，“我现在也还是这么想的。”

“这两种情绪就不能并存吗？”我说，“或许正是你的悲伤——你的丧子之痛，让你能在露比出生的第一刻就那么爱她，为她的降生而感到幸福。”

我记得我接待过一个丈夫亡故的女来访者。当她在一年后重新坠入爱河时，也曾担心别人会怎么看她——这么快就另觅新欢？你不是爱了你丈夫三十年吗？——但正因为她失去了丈夫，才更懂得真爱来之不易。事实上，她的朋友和家人都为她感到高兴，所以她的顾虑并不是来自他人的评判，而是她对自己的批判——她得到的幸福会不会亵渎了她对丈夫的记忆？她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她的幸福并不会削弱她对丈夫的爱，而是一种肯定。

约翰跟我说，他发现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实：从前是玛戈想要聊关于盖比的事，而约翰不愿意；后来如果约翰非常偶然地提到了盖比，玛戈也会不开心。他们的家庭就注定要被这个悲剧所困扰吗？他们的婚姻也会一直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吗？“也许我们彼此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时刻提醒对方当时发生了什么，就像是某种病态的纪念。”

“我们需要的是，”他抬起头看着我，补充道，“想办法妥善地为这个事情收尾。”

啊，收尾。我理解约翰所说的意思，但我总是认为“收尾”只是某种错觉。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提出了著名的哀伤“五段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接受。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模型最初描述的是罹患绝症的病人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一直到几十年之后，这个模型才被应用到更广义的悲伤场景中。当一个人的生命临近尾声的时候，他确实需要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朱莉正在努力做到的那样。但对于要继续面对生活的人来说，被迫接受一些现实或许会让他们感觉更糟——就好像“都已经这么久了，我应该让它翻篇了”；“我不懂为什么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哭起来”。再说，爱与丧失，怎么可能有一个终点呢？即使有，我们会愿意走到那一步吗？深爱的代价就是会更深刻地感受到悲伤和痛苦——但这也是一种恩赐，是鲜活的生命才能拥有的恩赐。如果我们不能再体会任何情感，那我们就该为自己的将死而悲伤了。

考虑到这些问题，哀伤治疗大师威廉姆·沃登将哀伤的几个阶段替换成了“哀悼的四项任务”。在第四项任务里，目标是要把你的丧失融入生活中，与那个已经离世的人建立一种持续的联系，同时为自己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但还是有很多人为了结束困境而寻求心理治疗。他们内心呼喊着“请帮助我脱离这种感受吧”，但他们最终会发现，你要把一种情绪调到静音状态，就必须把其他情绪也调到静音状态。你想要把痛苦调成静音？那你就不得不把快乐也调成静音。

“你俩在各自的悲痛中都很孤独，在各自的喜悦中也很孤独。”我说。

在治疗中，约翰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提到让他开心的事：他的两个女儿；他的狗罗西；他又写了个非常棒的剧；又赢了一座艾美奖；和他的哥哥们一起去旅行。有时约翰会说，他都不敢相信他还能感受到快乐。盖比死后他以为余生都要活在痛苦之中了，以为自己会像个行尸走肉。但就在盖比离开他们一周之后，他已经又在和格蕾丝玩耍了，而且有那么一两秒钟他觉得自己已经缓过来了，没事了。他和女儿笑着闹着，他的笑声让自己都感到吃惊。一周之前他才失去了儿子，这笑声真的是从他自己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吗？

我告诉约翰，有一个叫做“心理免疫系统”的东西。生理上的免疫系统会帮助你的身体在受到外界侵害时及时恢复，同样，你的大脑也会帮助你从心理打击中恢复过来。哈佛的研究员丹尼尔·吉尔伯特在一系列的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应对生活中出现的挑战时——无论是遇到毁灭性的灾难（比如自己变成残疾人，或是失去所爱的人），还是一些生活中的难题（离婚，或是生病）——都比自己预想中的要表现得好。人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笑了，但他们还是会的。人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爱了，但他们也还是会的。他们会去买东西，去看电影，也会做爱，会在婚礼上跳舞。他们会在复活节时暴饮暴食，再在新年里开始节食。所有日常生活都会照常进行。约翰和格蕾丝玩耍的场景也一样，都是正常现象。

我还跟约翰分享了一个相关的概念：无常。当人们处于痛苦之中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以为这种痛苦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实际上我们的感觉就像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你在当下这一秒、这个小时、这一天里感到难过，并不意味着你在十分钟之后、在当天午后，或是下个星期里还会是那个心情。你所感受到的所有情绪——焦躁不安也好，兴高采烈也好，悲痛万分也好——变幻都在瞬息间。对约翰来说，每当盖比的生日或是特定的节日，痛苦的感觉都会袭来，或许痛苦也一直潜伏在平时生活的底色中。当他听到车里播放着某一首歌，或是脑中突然闪过一段记忆，还是会陷入暂时的绝望中。但只要换一首歌，或者思绪跳到另一段回忆时，他又可以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后沉浸在无限的喜悦中。

但我想知道，约翰和玛戈共有的喜悦是什么呢？我问约翰，如果那场车祸没有发生，他想象中自己和玛戈会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婚姻走到今天又会是怎么样呢？

“哦，得了吧，”他说，“怎么着，你认为我还能改写历史了？”他看了看窗外，看了看钟，又看了看他的球鞋——他躺到沙发上时把鞋脱了放在一边。最后他终于抬眼看着我。

“实际上，我最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有时我会想，那时我俩都还年轻，我的事业刚起步，玛戈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兼顾她自己的事业。我觉得我们会渐渐疏远了彼此的接触，就像处于这个人生阶段的许多人一样。我还想，等到两个孩子都读书了，我俩的事业都更上一层楼了，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你知道，生活或许会走上正轨，也或许不会。我以前一直都坚信玛戈就是我的另一半，我也是她的另一半，但我们却让对方如此不开心，我都忘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在她眼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或许我们早该离婚了。人们说如果失去一个孩子，婚姻就会走到终点，但或许我们正是因为失去了盖比才留在彼此身边的。”他笑了，“或许是盖比拯救了我们的婚姻。”

“或许吧，”我说，“也可能你们还在一起，是因为你俩都想要重新发现因为失去盖比而遗失的自己。或许你俩都相信你们还能再次找到对方——也可能是第一次真正发现彼此相爱的真谛。”

我想到了那个溺水的孩子的家庭。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他们有没有再要一个小孩呢？还有他们的小宝宝，当他三岁的姐姐跑出去被淹死时正由妈妈在屋里换尿布的小宝宝，现在应该上大学了。或许那对夫妇早就离婚了，各自和新的伴侣住在一起。也可能他们还在一起，比以前更坚强了。也许他们正在家附近风景宜人的小径上散步，欣赏着旧金山南部半岛的风光，一边走着一边回忆过去，缅怀他们心爱的女儿。

“有趣的是，”约翰说道，“我想现在我俩终于都准备好要谈谈有关盖比的事了。事到如今，我感觉好多了。虽然我还是感觉很糟糕，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总之这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

“反正不及对盖比的事闭口不谈来得糟糕。”我猜测道。

“你看，我说吧，你的推理能力很不错，神探……”我们相视而笑。于是他没有继续拿“神探小姐”开玩笑，不再用一个虚构的形象来保持我们之间的距离感。约翰能在他的生活中正视盖比的真实存在，也就更能正视别人的真实存在。

约翰坐了起来，显得烦躁不安。我们这次治疗已经接近尾声了。当他穿上球鞋站起来去拿手机的时候，我回想起今天一开始他说的，他告诉玛戈自己是因为压力太大才来做心理治疗的，我想到他当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约翰，”我说，“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因为压力太大才到这儿来的吗？”

“你是傻子吗？”他说，眼睛里闪着光，“我来这儿是为了谈谈玛戈和盖比。天呐，你有时真是头脑发昏。”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不再像从前那样在门边给他的“应召女郎”拿出一沓现金。这次他说：“你给我寄账单吧。我们不需要再偷偷摸摸了，我们现在是光明正大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