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迟来的新年大扫除中，我找出了以前读研究生时的一些学习资料，那门课研究的是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我翻看着自己当时做的笔记，想起了弗兰克尔的一些生平故事。

弗兰克尔生于1905年，少年时代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高中的时候，他开始和弗洛伊德有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后来他研读医学，并将心理学和哲学相结合，四处讲学，探讨精神医疗里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他将其称为“意义疗法”。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总是趋向于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也就是他著名的“快乐原则”），而弗兰克尔则坚信人们最主要的驱动力不是以快乐为导向的，而是趋向于寻找生命的意义。

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身为一个犹太人，弗兰克尔陷入了危险的境地。虽然得到了美国签发的移民签证，但弗兰克尔不想抛下自己的父母，于是放弃了移民。一年之后，纳粹强迫弗兰克尔的妻子进行人工流产。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家人们一起被送进了集中营。三年之后，当弗兰克尔终于重获自由，他才得知自己的妻子、哥哥和父母都已经被纳粹杀害了。

在这种环境下，自由可能会让人感到绝望。毕竟对弗兰克尔和那些和他一起获释的人来说，他们所抱的希望都在重获自由的那一刻幻灭了——他们在乎的人都死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消失了。但弗兰克尔重获自由之后撰写了有关适应性和精神救赎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在书中，他不仅通过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恐怖经历阐述了他创建的“意义疗法”，还分享了“意义疗法”在更为平凡的生活中的应用。

他写道：“一个人可以被剥夺任何东西，除了这个人最后的自由——在既定的环境下选择自己抱持什么态度的自由。”

事实上，在经历了人生劫难之后，弗兰克尔选择了再婚，还生了个女儿，在学术上辛勤笔耕，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在全球各地进行演讲，直到他九十二岁离世为止。

在我的线圈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一行字：“‘反应’与‘回应’，前者是条件反射，后者是有意识的选择。”看着这些笔记，我想到了自己和温德尔的谈话。正如弗兰克尔所说，即使是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如何回应。也就是说，当约翰面对他母亲和孩子的去世，当朱莉面对绝症，当瑞塔面对遗憾的过往，当夏洛特面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他们也都有自由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不管是面对极端的痛苦经历，还是要和某个难相处的家庭成员进行交流，我想不出有哪个来访者的情况是不适用于弗兰克尔的观点的。“意义疗法”创立已经超过六十年，在今天依然适用，正如温德尔对我说的，我也可以选择——那个囚禁我的牢笼，栏杆两边都是敞开着的。

我尤其喜欢弗兰克尔书中这样一句话：“在刺激和回应之间还留有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允许我们以自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的回应方式。我们所作出的回应包含了我们的成长和自由。”

我以前从来没有为了预约治疗时间之外的事给温德尔写过邮件。但此刻，这意外的发现就像我的现实处境在平行世界中的镜像，我被震惊了，忍不住想要跟温德尔分享。我找出了他的邮箱地址，写道：“这不正是我们那天所聊到的吗？我想关键就在于要找到那个难以捉摸的‘空间’。”

几个小时之后，他回信了：

我一直都很欣赏弗兰克尔。你引用的句子非常美妙。我们周三见。

这个回答非常温德尔——热情诚恳，但又清楚地表明心理治疗仅限于面对面的前提下。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打电话时他几乎没说什么话，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却出乎意外地健谈。

但他的回复还是在我的脑中萦绕了一整个星期。我完全可以把我发现的这个句子摘抄给其他朋友，他们一定会对其大加赞赏，但效果一定和现在不一样。温德尔和我处在不同的世界里，所以他能看到一些我身边的人观察不到的东西。当然同样的，我向家人和朋友展现的那一面温德尔也不可能看得到。但就那封邮件来说，没人能像温德尔那样准确理解其背后的潜台词。

在这之后的那个星期三，温德尔在治疗时提起了那封邮件。他告诉我，他也跟他妻子分享了这段话，他还说，他妻子准备在之后的一个演讲中引用这段话。在此之前他从未提及他的妻子，我当然在很早以前已经从网络侦查中获知了有关她的一切。

“你妻子是从事什么职业的？”我问道，假装从未在领英的网站上看过她的职业档案。温德尔告诉我她在一家非营利机构工作。

“噢，有意思。”我回答道，但“有意思”三个字音调高得有些不自然。

温德尔看着我。我很快换了个话题。

有一个瞬间，我想了一下如果此刻我是治疗师那我该怎么做。有时候我很想说“我不想那么做”，但这就像是你坐在汽车后排，方向盘并不在你的手里。我还是得安心当一名来访者，这就意味着我要放弃控制的欲望。虽然有时候看上去像是来访者在控制治疗的内容，决定说什么或不说什么，确立治疗的内容和主题。但事实上治疗师会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大局——选择说什么，或不说什么；是作出回应，还是暂时搁置；注意哪些细节，或不去注意哪些细节。

在当天的治疗中，我还说起了我的父亲。我告诉温德尔他又因为心脏的状况住进医院了，虽然他现在情况稳定了，但我还是很害怕会失去他。我对他生命的脆弱有了新的认识，我开始真切地认识到他不会永远都在我身边。

“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他的世界，”我说，“我无法想象我不能再给他打电话，不能再听到他的声音，不能向他咨询建议，无法想象我俩再也不能一起为有趣的事情开怀大笑。”我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比得上跟父亲一起开怀大笑。他几乎在任何话题上都那么博学，他是那么爱我，又是那么慈祥——不仅是对我，他对每个人都非常善良。尽管父亲既睿智又风趣，但每当人们说起他，总会首先提到“他真是一个可亲的人”。

我告诉温德尔，当年在东海岸上学的时候，我非常想家，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该留在那儿。父亲从我的声音里听出了我的苦楚，于是坐上飞机，飞越三千英里，就为了和我在宿舍对面公园里的长凳上坐坐，在寒冷的冬天里听我倾诉。他就这样陪我倾诉了两天，等我感觉好多了，他才飞回家。我已经有好久没想起过这件事了。

我还跟温德尔说了上周末我儿子打完篮球比赛之后发生的事。当男孩子们跑去庆祝胜利的时候，我父亲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说他前一天刚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葬礼。在葬礼之后他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身边，那个女儿现在三十多岁，父亲走上前对她说，“你的父亲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每次我们聊天他都会说：‘我为克里斯蒂娜感到骄傲。’然后他会向我细数你所有的成就。”事实确实如此，但克里斯蒂娜却大为吃惊。

“他从来都没亲口对我说过那样的话，”她说着，瞬间泪流满面。我父亲也感到非常惊讶，但后来他意识到，其实他也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跟我聊过类似的话题。他有表达过吗？或者说他表达得足够多吗？

“所以，”我父亲在我儿子的体育馆外对我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想明确地让你知道。”他害羞地说道，显然这样的交流让他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总是习惯听别人讲，而把自己的情绪保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知道。”我说，因为父亲已经用数不清的方式表达了他为我感到的骄傲，虽然我在倾听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但那天，我忍不住揣测父亲背后的潜台词：“我已经时日不多了。”我俩站在原地，相拥而泣，尽管路过的人群禁不住要打量我们，我们也不以为意，因为我俩都知道，这是我和父亲告别的开始。

“当你正要睁开眼看世界，他的眼睛却即将闭上。”温德尔说道，我觉得这句话苦中带着甜，却又千真万确。我的觉醒正发生在一个恰当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