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约翰，”我说，“这真是太……”

“是的，是的，”他打断我，用嘲弄的口气说道，“这真是太让人伤心了，我知道。这真是太他妈叫人伤心了。遇到这种事大家都会这么说。我母亲去世的时候——‘真是太叫人伤心了’。我孩子死了——‘这真是太叫人伤心了’。这当然叫人伤心，但这么说又能改变什么呢？他们也不会起死回生。所以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这些。这也就是我没有跟你提这件事的原因。我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我这事有多叫人伤心，我也不需要看到别人难过的表情，愚蠢的怜悯之情。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件事，只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你们心理医生就喜欢分析梦境，对吧？而自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没法摆脱那个梦境，所以我想倒不如……”

约翰突然停了下来，坐直身子。

“玛戈昨晚听到我在梦中惊叫。我惊叫着醒来的时候是凌晨四点。我心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很想告诉约翰，我的表情里并没有怜悯，那是共情，是同理心，甚至也是一种关爱。但约翰不允许任何人触碰他的感情，也不允许自己的感情触动任何人，所以他在一个原本就与人隔绝的处境中更加孤立无援。失去所爱的人是一种极其孤独的体验，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面对。我想象着约翰的内心是何等伤心和孤独——无论是在六岁失去母亲时，还是失去自己六岁大的儿子时。但我当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约翰。我看得出来，用心理治疗师的话来说，此刻约翰的情绪已经“溃堤”，他的神经系统正处于超负荷状态，最好让他缓一缓。这种情况在伴侣治疗中也会遇到，如果有一方过于愤怒或伤心，那就只能把情绪宣泄出来，或暂时冷静一会儿。他（她）需要几分钟来重启自己的神经系统，然后才能继续对话。

“跟我说说你的梦吧。”我说。

约翰竟然没有回避我的提议。我发现今天约翰没有在跟我较劲，他没查看过手机，甚至都没有把手机从口袋里拿出来。他坐直身子，把腿盘起来，深吸一口气，开始叙述他的梦境。

“盖比十六岁了。我是说，他在梦里是十六岁……”

我点点头。

“他十六岁了，要考驾照。他已经期待很久了，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在加州车辆管理局的停车场里。他坐在车里，我们站在车外，他看上去充满了自信。他已经开始刮胡子了，我能看到他两颊还有些胡茬，我这才意识到他已经长大了。”说到这儿，约翰的声音哽咽了。

“看到他长大让你有什么感想？”

约翰笑笑，他说，“我感到骄傲，为他感到骄傲。同时又觉得有点难过，我也不知道，感觉他很快就要离开家去读大学了。我陪伴他的时间足够多吗？我是一个好父亲吗？我尽量忍住不哭——我是说在梦里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骄傲的眼泪，还是遗憾的眼泪，还是……天知道。先不说这些……”

约翰移开了他的目光，像是努力不要在此刻哭出来。

“我们在梦里讨论着他考完驾照之后要去干吗。他说他要和朋友们出去，我跟他说，如果他或他朋友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然后他说，‘爸，这我知道。我又不是蠢货。’就像那种十几岁孩子的语气，你知道吧。然后我又告诫他，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玩手机。”

约翰发出自嘲的笑声。“这个梦是不是很准，神探小姐？”

我没有回以笑容，只是静静地等待他回到正题。

“好吧，”他继续说道，“考官走过来，盖比和我互相竖了个拇指。以前我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他总会在走进教室之前和我互竖拇指，就像是在跟对方说，你会表现得很棒的。但这位考官总让我感觉莫名的紧张。”

“为什么呢？”我问。

“她就是给我一种不好的感觉。令人不安。我不信任她。就好像她对盖比不怀好意，她会故意不让盖比通过考试。但我还是站在那儿，看他们把车子开了出去。我看到盖比在车道尽头第一次右拐，那个弯拐得很顺利。我开始放下心来，但这时玛戈打来了电话。她说我妈妈一直打来电话，但她不知道该不该接。在梦里我母亲也还活着。我不明白为什么玛戈连这都要问我，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接起那个该死的电话呢？她有什么理由不能接那个电话呢？于是她说：‘你记得吗？我们说好的，不能接电话，除非是有人要死了。’然后，我突然想到，如果玛戈接了那个电话，可能我母亲就要死了。她会死掉的！但如果玛戈没有接那个电话，那就没有人会死——我母亲就不会死。

“于是我说，‘你做得对。无论如何都不要接电话，就让电话铃一直响着吧。’

“然后我们挂了电话，我还在车管所等着盖比。我看了看表。他们在哪儿呢？说好二十分钟后回来的。但三十分钟过去了，四十分钟过去了。考官回来了，盖比却不在。她向我走来，我知道大事不妙。

“‘我很抱歉，’考官对我说，‘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个开车时用手机的人撞上了我们。’这时我发现那个考官竟然是我母亲。我母亲在向我宣告盖比的死讯，所以她才会不停地给玛戈打电话——真的有人要死了，那个人正是盖比。有个开车时用手机的蠢货在盖比考驾照的时候撞死了他。”

“于是我问，‘肇事司机是谁？你打电话报警了没有？我要杀了那个人！’然后我母亲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才意识到那个肇事司机就是我，是我杀死了盖比。”

约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他说，在盖比死后，他和玛戈互相痛责对方。在抢救室里，玛戈对约翰咆哮道，“礼物？你说手机是天赐的礼物？盖比才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你这个蠢货！”后来，当化验报告显示肇事司机醉酒驾驶后，玛戈向约翰道了歉，但约翰知道，玛戈还是会在内心深处责怪他。因为约翰的内心深处也在责怪玛戈，觉得玛戈也有责任。如果她不是那么固执，如果她能帮忙看一下来电显示，约翰就可以两只手都握着方向盘，也就可以更快地作出反应，避开那个醉酒急转弯的司机，让整车人都脱离危险。

他说，最糟糕的是，永远都没人能说清这事究竟是谁的责任。或许那个司机无论如何都会撞上他们，又或许如果约翰他们没有因为争吵而分心，就能避开他的撞击。

这无从知晓的谜折磨着约翰。

我在想，其实这种不确定性也在折磨着所有人。你无从知晓男友为何离你而去，无从知晓你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无从知晓你是否能拯救你的孩子。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遇到过未知或不可知的情况，有时我们就是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不管怎么说，”约翰又继续说回他的梦境，“当我惊叫醒来的时候，你猜我喊的是什么？我大声喊着：‘爸——！’那是盖比说的最后一个字。玛戈听到我这样喊叫时被吓坏了，她跑去浴室哭了起来。”

“那你呢？”我问。

“什么？”

“你哭了吗？”

约翰摇了摇头。

“为什么没有？”

约翰叹了口气，就好像答案非常显而易见。“因为玛戈已经在浴室里崩溃了，那我要怎么办？和她一起崩溃吗？”

“我不知道。如果我做了那样的梦，惊叫着醒来的话，我一定会非常震惊。我可能会有非常复杂的情绪：愤怒、自责、悲伤、绝望，我可能需要释放情绪，打开舒压阀，释放一些压力。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做。或许我也会和你一样，选择麻木，尝试忽略自己的感受，让自己振作——在人们遇到无法接受的情况时，这是完全合理的反应。但我想或许在某一刻，我还是会爆发的。”

约翰摇了摇头，“你得知道，”他凝视着我，用有些激动的语气说，“我有两个女儿，我要承担家长的职责，我不能让她们失望。我不能做一个情感上不能自理的人，我不能毁了她们的童年。我不能让她们面对两个被自己儿子亡灵所困扰的父母。她们应该拥有更好的童年。发生的不幸与她们无关，那是我和玛戈的问题。我们有责任振作起来，好好照顾她们。”

我思考了一下他所说的，“为了女儿们，要振作起来”，还有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盖比，所以不能再辜负女儿们，以及他认为把自己的痛苦深锁在心底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于是我决定告诉他有关我父亲的兄弟——杰克的故事。

我父亲直到六岁的时候——也就是约翰失去母亲时的年纪，也是盖比丧生时的年纪——仍一直以为自己和姐姐是父母仅有的两个孩子。直到有一天，他在阁楼上翻箱倒柜，偶然发现了一个装着照片的盒子，照片上是一个男孩子，从出生到差不多上学年纪的照片都有。

“那是谁呀？”我父亲问他的父亲。结果那是他的哥哥，杰克，五岁的时候死于肺炎。我父亲是在杰克去世几年后才出生的。杰克这个名字从未被提起过。我的祖父母认为不谈论杰克的事情才能让自己保持振作，能好好照顾孩子们。但他们六岁大的儿子却受到了打击，感到困惑。他想要聊聊关于杰克的事——为什么父母不告诉他？杰克的衣服都去哪儿了？他的玩具呢？是不是在阁楼上和那些照片放在一起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杰克？这个有朝一日会成为我父亲的小男孩想，如果他自己在小时候去世了，父母是不是也会像这样把他忘记？

“你努力成为一个好爸爸，”我对约翰说，“但或许做一个好爸爸，也包括允许自己拥有所有正常的情绪，过正常的生活，哪怕全身心投入生活有时比逃避生活要更艰难。你可以在私底下体会自己的情绪，或是和玛戈分享，也可以到这儿来和我分享——总之你可以在成年人的圈层里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你或许就能在孩子们面前展现出更多活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的一个新方法，使得你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们。如果一直没有人提起盖比的话，孩子们也会觉得困惑。而且如果盖比在你的家里，不是像杰克那样被藏在阁楼上的盒子里，而是可以被家人提及，那对你来说，就算有时需要释放心中的愤怒，需要痛哭一场，或者只是绝望地坐一会儿，这些情绪也会变得更容易控制。”

约翰摇了摇头：“我不想像玛戈那样。她遇到再小的事也会流眼泪。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她一直都在哭，我可没办法那样过日子。就好像她一直活在过去，而在某个时间点，我作出了抉择，放下过去，继续向前。我选择了向前，但玛戈没有。”

我想象着玛戈坐在温德尔医生的沙发上，就坐在温德尔旁边，手里抱着我最喜欢的靠枕，向温德尔医生诉说着她在痛苦中感到多么孤独，而她只能独自面对，因为她丈夫把自己隔绝在封闭的世界里。然后我又想到约翰自己肯定也觉得非常孤独，看着妻子经历痛苦的折磨，却不忍直视。

“我知道表面上来看可能是这样，”我终于开口说道，“但我在想，或许玛戈这么容易哭，是因为她长久以来一直承担着双份的悲伤。她不仅为自己而哭，也把你的那份悲伤哭了出来。”

约翰紧锁着双眉，随后他垂下双目，看着自己的大腿。眼泪滴在了他的黑色设计师款牛仔裤上，起初只是几滴，很快就成了一泻千里的瀑布。眼泪掉落的速度让约翰根本来不及擦拭，最后他终于放弃了努力，这些眼泪他已经强忍了六年了。

也或许是忍了超过三十年了。

约翰哭泣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他在治疗中提到过的事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无论是他和玛戈为了要不要给女儿买个新手机而争吵，还是他来来回回和我讨价还价能不能在治疗时用手机——虽然看似都和手机有关，但都有更深层的含义。我记起了当我和儿子手拉手出现在湖人队的比赛现场时，约翰说过“这种好事可不会一直有”；还有他今天在治疗开始前说的，“你赢了，赢得了我的到场。”但或许其实是他赢了，让我此刻有幸在场。毕竟是他选择了今天来到这儿告诉我这些。

同时我还想到，当我们面对那些无法言说的痛楚，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把自己唾弃的自我从心里剥离，再塑造一个带有自恋特质的假象，把不想要的那部分自我隐藏在假象的背后。你会对自己说：“是的，悲剧确实发生了，但我没事。没有什么能伤害我，因为我很特别。我是天降的惊喜。”当约翰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是将母亲留给他的美好回忆当作盾牌，将自己保护起来，保护自己不受生活中不可预知的恐怖威胁。或许他在成人之后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安抚自己的，在盖比死后他执着于塑造自己特殊的形象，因为支撑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真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他身边都是蠢货。

约翰一边哭一边说，他来之前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不是想要来这里让自己情绪崩溃的。

但我向他保证，他这不是情绪崩溃，而是正在破茧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