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秘密。
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可能快死了,也可能什么事也没有。不管是哪种情况,我都没必要公开这个秘密。
我的健康问题始于几年前,就在我遇到男友的几周前。至少我认为是这样的。那时我和儿子一起在度暑假,我俩和我的父母一起在夏威夷度过了惬意的一周。然而,就在我们准备返程回家的前一天晚上,我全身突然爆发了严重的皮疹,让我痛不欲生。在回程的飞机上,我全程都在给自己涂抹各种药膏,先是轮番涂抹了各种抗过敏药膏,然后又是厚厚一层消炎止痒的药膏。但我依然忍不住要去挠那些疹子,到我们落地时,我的指甲缝里已经嵌进了血痕。几天后皮疹终于退了,医生给我做了一些检查,诊断书上说这只是偶发的过敏反应,但我觉得这疹子更像是某种可怕的前兆。
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似乎一直有什么东西潜伏在我身体里,但当时我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男友身上。我确实感到乏力、虚弱,还伴有一系列不适的症状,但我跟自己说那是人过四十之后身体必然会有的变化。医生又给我做了一些检查,发现了一些符合自身免疫性疾病标准的症状,但都不足以确诊为某种特定的疾病,比如红斑狼疮。他介绍我去看一位风湿科的专科医生。那位风湿专家怀疑我得的是纤维肌痛,这个病很难通过单一的检查结果作出诊断。他只能尝试减轻我的症状,看病情是否会有所好转。所以我去公司对面的药店拿药时,记录里才会有非适应症用途的抗抑郁剂。不久之后我就成了那家药店的常客,我常取的药不仅包括治疗无名皮疹的可的松药膏、治疗不明感染的抗生素,还包括治疗心律不齐的心脏药。但医生们还是无法确诊我究竟是怎么了。我对自己分析说,这是个好兆头:因为如果我真的身患重疾,那医生肯定早就拿出定论了,所以现在没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
面对这一健康问题,我的应对策略就像当初面对那本给我带来不幸的“幸福之书”一样,我把关于健康和写作的担忧都藏在心里,默默承受着焦虑。我并不是故意对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隐瞒病情,而是不想让自己面对这件事。就像怀疑自己得了癌症却迟迟不去做筛查的内科医生一样,我发现比起正视问题,置之不理简直方便多了。我已经没力气去健身了,还莫名其妙轻了十磅。虽然体重变轻,我却感觉自己行动迟缓,身体似乎更沉重了——即便如此,我还是说服自己这一定是良性的,或许只是更年期(虽然我离更年期还很远)。
当我偶尔允许自己正视这件事的时候,我会上网搜索信息,然后发现每个症状都能指向绝症。然后我才回想起在医学院时,学生们常常会患上“医学院学生综合征”——医学院的学生总会自以为患上了自己正在学习的病症——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文献上也有记载。曾经有一天,我们在学习淋巴系统,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组人试着触摸每个人的淋巴结。有个同学把手放在我的脖子上,突然惊呼起来:“哇!”
“怎么了?”我问。
她做了个鬼脸,说:“我感觉我摸到了淋巴瘤。”
我抬起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她说得没错,我有个淋巴瘤!
然后好几个同学都过来摸了一下我的脖子,也都表示同意——我完蛋了。他们建议我最好去验一下白细胞。他们还说,让我们来给那些淋巴结做活检吧!
第二天早上上课的时候,教授也对我进行了触诊。我的淋巴结确实有点大,但仍在正常范围内。我没有得淋巴瘤,我得的就是“医学院学生综合征”。
同理,我觉得这次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内心深处,我知道对于一个曾经坚持长跑的四十岁女性来说,如果她的身体无法再坚持跑步,而且每天都会感到不适,那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我醒来的时候浑身刺痛,手指红肿像香肠,嘴唇也肿得像被蜜蜂蜇过一样。内科医生又让我做了更多的化验,有些指标显示异常,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检查结果“很古怪”。他又让我去做了核磁共振、ct和组织活检,其中有些结果也“很古怪”。他又把我送去看各种专家,尝试解释那些“古怪”的化验和扫描结果、各种先兆和症状。我拜访了无数专家,以至于我开始把自己的求医之路称作“医学探秘之旅”。
我的病确实是个谜。有一位医生认为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化验结果支持这个结论,但扫描结果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一位医生认为这是某种病毒感染(最开始是从皮疹开始的);另一位医生认为这是代谢性疾病(我的眼睛里布满了没人能够确诊的沉淀物);还有一位医生认为我患有多发性硬化(我的头部扫描显示的结果并不符合典型的多发性硬化症状,但也可能只是我的病理表现比较特殊);我还被怀疑过得的是甲状腺疾病、硬皮病,哦,对了,还有淋巴瘤——那些略为肿大的淋巴结,是不是在读医学院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病根,一直潜伏到现在?
但是,最终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是阴性的。
大约一年之后,我的症状已经发展到下巴和手都会轻微地颤抖,有一位神经科医生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症结所在。这位医生总是穿着一双绿色的牛仔靴,讲话带有浓重的意大利口音。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走进诊室,登录医院的电脑系统,留意到我看过的那一长串专家:“哇,你真的把城里所有的大夫都看了个遍,是不是?”他轻浮地说道,听上去就像是我个人生活不检点似的。然后,他跳过化验和检查,立刻给出了诊断。他认为我得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女性癔症的现代版本,表现为转换性障碍。
得了这个病之后,病人的焦虑被“转换”成神经系统的病症,例如瘫痪、平衡问题、尿失禁、失明、失聪、震颤,或是癫痫。通常症状都只是暂时的,且根源往往和心理应激源相关(有时是象征性相关)。例如,如果一个人目睹了一些创伤性的场面,比如发现自己的配偶和别人躺在床上,或是目击了一次恐怖的谋杀,那这个人可能会经历暂时性失明。如果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坠落体验,即使腿部神经在功能上并没有受到损伤,也可能感觉腿部处于瘫痪的状态。如果一个男人难以接受自己对妻子的怒火,那他幻想中对妻子挥舞的拳头可能在实际中会感觉麻木。
患有转换性障碍的人并不是装出来的,即所谓的做作性障碍。患有做作性障碍的人有一种心理需求,他们需要认为自己是有病的,他们会有意识地、千方百计地制造得病的表象。但转换性障碍的患者经历的症状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这些症状没有确凿的医学解释。这些症状似乎是由病人完全无意识的情绪困扰所造成的。
我不认为我有转换性障碍。但如果转换性障碍是在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中产生的,那我又怎么能确定呢?
转换性障碍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的古埃及。和大多数的情绪障碍一样,绝大多数的确诊者都是女性。事实上,人们曾经认为病人的症状是由于女性的子宫在体内上下游走而造成的,所以这个病后来被称为“徘徊的子宫”。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治疗的呢?他们在女性的身体周围放置令人心旷神怡的香薰或香料,摆放的位置与子宫可能游走的方向相反,人们认为这样的“治疗”能引导子宫回到正确的位置。